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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国内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属于甘肃马家窑文化。

青铜器分成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三大类。铜器花纹是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先生为当代中国创立十大铜建筑，其中，灵隐铜殿、桂林铜塔、杭州雷峰塔及钱王铜殿，代表了中国现代铜艺术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

扩展资料：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上均有许多新突破，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变具象图案为抽象纹样，大量采用天马行空的连续构图方法，使得装饰图案更为活泼，开辟了青铜器文化的新天地。

同时，在冶铸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块模、活块范、一模多范和开槽下芯法制作铸型，采用铸铆和“自锁”结构联结器物附件的新工艺，把中国青铜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青铜 延续千年的文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青铜文化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经历约1600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
中国青铜文化分布之广、范围之大是举世罕见的，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都有青铜器出土。河南安阳、郑州，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等地商代青铜器多见，陕西周原、沣镐，河南三门峡、洛阳等地西周青铜器集中。到春秋、战国时，山西的晋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湖北、湖南的楚文化，江苏、浙江的吴越文化，陕西的秦文化，都有大量青铜器，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这种辽阔的地域分布是举世无双的。
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大和历史之悠久，也是独一无二的，据史书记载自西汉神爵四年(前58年)以来，仅陕西各地出土各种青铜器即达万件之多，全国范围内，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青铜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而铅、锡的含量极少。青铜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一大奇迹，与红铜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它克服了红铜器具的固有弱点，在物理性能上起到了根本的变化。质地变得坚硬，耐磨性好，韧性高，并有持久的金属光泽。用青铜制造的刀，要比用红铜制成的刀锋利得多，青铜熔液的流动性能比红铜熔液好，利于灌入各种模子，不像红铜熔液那样稠黏，有利于铸造器型复杂、纹饰繁褥的器物。然而青铜器的铸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一整套科学的冶铸技术，包括采矿、熔炼、制模、翻范、配料、抛光等。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在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青铜器可分成生产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三大类。生产工具有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两类。农业工具主要有耒（lei）、铲、锄、镰、鱼钩等，主要用于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种类相当齐全。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斤、锛（ben），凿等，使用广泛，几乎应用于建筑、车辆、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制革，纺织等各行各业。生产工具的发展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青铜兵器常见的有戈、矛、戟、刀、弓、剑、钺（yue）、镞，甲胄等。这些兵器都是车战所必需的。车战是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车是作战的基本单位，车上有车兵，车下有步卒，戈、矛、戟、弓、矢都是车战的主要兵器。戈，用于钩杀戮击，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也是衡量当时军事技术发展提高的重要标尺。商代的戈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有銎戈三种形式，一般没有胡。西周多短胡戈，有一至三穿，以后胡加长穿就逐渐增多，有四穿的，使柄绑扎得更为牢固。商代的矛形体较大，以后逐渐向细长发展。戟是戈、矛的合体，更为先进，既能刺杀，又能钩砍，既具戈的钩击作用，又具矛的刺杀作用，是军事发展的产物。剑是短兵相接用的“匕首”，可手持和佩带，最早见于周初，到战国、秦汉普遍盛行。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钺为武器中最大者之一。钺有二个穿孔，供扎结用，安长柄后手持砸击对方。钺上纹饰为若干夔纹组成的饕餮纹，很精美。商代中期已出现铁刃铜钺，据科学分析，此铁刃系陨铁锻制而成，说明商代就把陨铁用于制作兵器了。
至于青铜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变成体现当时社会等级的“礼器”。周公“击礼作乐”以后，规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渗透到当时社会各个角落，人人都必须遵守，本来日用的青铜食器、水器、乐器等，此时又成了“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来的食器演变成了奴隶主权力的象征。
青铜礼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乐器等，器型有鼎、簋、鬲、簠（fu）、盨（xu）、敦（dui）、豆、匕、爵、角、觚（gu）、觥（gong）、尊、卣、盉（he）、勺、罍（lei）、壶、盘、匜（yi）、鉴、缶、盂等。许多青铜器都模仿各种动物进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动有趣。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牛尊、它盘，周原博物馆的折觥，宝鸡青铜馆的三足鸟、象尊，国家博物馆的鹗（xiao）尊，以及流落在美国华盛顿斯密斯博物院弗利尔博物馆的觥，日本东京白鹤美术馆的鸟卣等等，都形象逼真。
青铜乐器有铙（nao）、钟、镈（bo）、铎、句耀（gou diao）、錞（chun）于、铃、鼓等。天子可用钟四组，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士一组。钟是由钲（zheng）发展而来的，有编钟、甬钟、钮钟、特钟之分，其大小依次递减，具有不同的音律。 青铜花纹多在器盖、颈、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几何形、动物形和人事活动三大类。几何纹主要有弦纹、乳钉纹、云雷纹、重环纹、三角纹等。动物纹有饕餮（tao tie）纹、夔（kui）纹、龙纹、蟠虺（pan hui）纹、凤鸟纹、象纹、鱼纹、龟纹、蝉纹、蚕纹等。人物纹饰主要有宴乐纹、狩猎纹、武射和战争场面等。
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花纹的艺术风格也有演变。商代早期的铜器除素面外，已铸造饕餮纹、夔纹等。到商代中期(即从武丁到祖甲)饕餮纹、夔纹、鸟纹、龙纹、圆滑纹、联珠纹、乳钉纹等，成了流行纹饰。同时新出现了用云雷纹衬地的复杂花纹，其风格圆浑、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青铜纹饰更为繁褥细腻，饕餮纹变化多端，形状各异，往往配以浮雕的龙、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动物形象，显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从每幅图案花纹的总体看，似虎，似牛，又似兕（si）。从局部看，有的似龙，有的似鸟。这种整体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谐和地统一于整体之中，动中有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另外，夔纹、蝉纹、蚕纹、涡纹、小鸟纹、瓦棱纹和乳钉纹等，一般都用云雷纹衬地，层次多，线条细，典雅富丽。
西周青铜器花纹分为三期。早期(从武王到昭王)饕餮纹仍占主要地位，但花纹种类增加厂。新出现了成条的长鸟纹和单个大鸟纹，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纹，构图复杂，纹理细腻。中期(从穆王到夷王)新出现了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等，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绝迹，饕餮纹成了附饰，鸟纹的身子与尾巴逐渐分离。晚期(从厉王到幽王)，以环带纹、重环纹和瓦纹为主，配以弦纹、蟠龙纹、双头兽纹和窃曲纹等，花纹风格流畅、浑朴。到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的艺术风格又有所变化。
春秋早期花纹粗疏简陋，战国则精巧细腻、繁褥纤细。以往的宗教神秘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动态的和灵巧的动物形象增多了，并新出现了宴乐、射箭、狩猎、战斗等图案。如四川博物馆藏的水陆攻战壶，陕西凤翔博物馆藏的宴乐狩猎纹壶等，画面丰满，人物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装饰在青铜器上各种各样的纹饰，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都有极高的价值。如周原博物馆珍藏的刖刑奴隶守门鼎。口下饰窃曲纹，四棱各铸一条顾首卷尾的爬龙，方座后面和两侧均有方格窗，座前有双扇门，可以启闭。门栓为一砍腿的刖刑奴隶。四座足外伸呈曲尺状，上铸钩喙怪兽。它是西周房屋建筑科技和当时刑法的再现，非常有价值。
青铜器具上铸刻的文字，称铭文或金文。这种文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价值、文字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上。金文是研究商周历史文化的第—手资料，皆是真实事件的实录。郭沫若说：“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也还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藉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80页）郭沫若第一个利用金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对商周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作了科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果。他依据铭文所记的奴隶可以买卖、赏赐等事实，得出了商周是奴隶社会的结论。
西周时的金文急剧增多，内容更为丰富。武王灭商时的利簋，32字，记载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丰簋铸铭76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达122字，记载了成王营建东者口洛邑的事。恭王时期的曶（hu）鼎有铭410字，记载了五个奴隶相当于—匹马加一束丝，或等于百锊的价格；同时期的墙盘铭文284字，前段记载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位周天子的功绩，后段记载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经历。同时期的卫盉、朕匜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件重器，其中30件有铭文。卫盉铭文132字，记载了交换土地、刑罚和诉讼。朕匜腹底和盖里有铭文157字，记载曶的下属牧牛违背誓言，被鞭打1000下。经过宽赦，改为500下，罚铜300锾（合汉代125斤）。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律文书。字体优美，亦是书法杰作。宣王时期的多友鼎287字，记载了“宣王中兴”时期征伐严狁的详细情况。同时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所记材料胜似一篇《尚书》。又如最近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每件都有长篇铭文，总字数3000多字，是历年来出土西周窖藏青铜器铭文最多的一次。其中来盘铭文有372字，仅次于毛公鼎。宣王四十二年来鼎铭文280字，四十三年来鼎铭文310字，这些长篇铭文记载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孝王、厉王等12王的事迹，而盘铭中把孝王写作考王，厉王称为刺王，这当是在西周时期的真实称谓。同时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来鼎铭文，证实《史记·周本纪》宣王在位年数四十六年是正确的。
铭文的书体，在商代与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扣晚期，特别是孝王、夷王以后的铭文，字体变得长方，笔道均匀，结构和谐、精到，章法布局严谨规整。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向多样化发展，并将铭文安排在器物的显著部位。文体多用韵文，惯用瘦长体，笔道纤细。在吴越还出现了鸟虫书，书写自由，可以随意增笔减画。秦国文字沿袭了西周的金文书体，经过改造，逐步发展为小篆。秦北私府椭量(方升)，上有秦始皇诏书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诏文系后补刻，已是标准的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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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用失蜡法可以。详见这三篇文章：

　　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及采冶业
　　商周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当时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它们的出土，不仅再现了古代中国青铜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古代工匠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的研究，对揭示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研究冶金史的学者多偏重于对青铜铸造工艺的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随着铸造作坊、尤其是采矿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手段的改进，模拟实验的进行，为深入探索这个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填补了冶金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采冶遗址的发现 商周青铜的成分主要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金，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铜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测定表明，各地铸造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商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就与中原青铜器的铜料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明显不同。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林西大井等地都发现了采矿与冶炼遗址，大多为东周时期遗存，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上限可到西周，下限则可延至汉代以后。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采掘时开拓的竖井、平巷、采矿工具、提升与排水用具及铜矿石。铜绿山古铜矿的采掘工作是在大理岩与火成岩之间的破碎带中进行的，采掘时开拓的成组井巷中架设了相当完整的木质框架支护，深距地表四、五十米。（见彩图[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古矿井遗址]）另两个地点则利用岩石的裂缝沿矿脉进行采掘，不用或很少使用木质支护。在跨度大的采空区内，则保留“工”字形矿柱为支护。麻阳九曲湾有一条巷道斜长140米,垂直深度约80米。有的是采用露天开采。在铜绿山和大井，矿井附近都有冶炼遗址，说明采掘的铜矿石就在采场附近冶炼。
　　铜绿山发现的10座炼铜竖炉都用土夯筑而成，可分炉基、炉缸和炉身3个部分。炉缸的截面多为长方形,设有金门。大井发现的12座炼铜炉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种炼炉的截面呈椭圆形或马蹄形，直径0.8～1.2米，金门作拱形，朝西北方向，高0.2米，宽0.1米；另一种则被称为多孔串窑式（有许多圆孔和弯曲的孔道），直径1.5～2米。这些炼炉的周围都有木炭、孔雀石、碎矿用的石砧、石球、冶炼时排放的大量炉渣及陶质生活用具等。由炼铜原料可知，当时的冶炼工艺是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大井的冶炼遗址出土有马头形的陶质鼓风管，表明已能用人工鼓风掌握炉温。模拟实验证明，用春秋时期的这种竖炉炼铜，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和间断放铜，具有较高的熔炼能力。铜绿山遗址的炉渣多冷凝成薄片状,酸度适宜，含铜量仅为0.7％，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冶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周时代冶铜竖炉 铜绿山出土]
　　铸铜作坊 商周时代的都邑遗址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作坊址内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青铜器和铜锭、铜渣以及与铸铜生产有关的其他遗存。这些作坊址的发现说明商周王室及诸侯所用的青铜器大多是就地生产的。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商代早期铸铜作坊内，熔铜的坩埚系用草拌泥制成。陶范与铜器一致，均为素面。出土铜爵据电子探针测定，含铜92％、锡7％,铜锡比例与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配比十分接近。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分别在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北地。熔铜工具除有草拌泥制作的坩埚外，还用外敷草泥的陶质大口缸或大口尊。不过从大型铜鼎的发现看，也有使用熔铜炉的可能。不少陶范上都刻有花纹。这两个作坊除生产青铜礼器外，南关外铸铜作坊中还出土不少青铜，紫荆山北的作坊则出土不少刀、镞，因而被认为是铸铜手工业中出现分工迹象的反映。
　　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西周时代的洛阳庞家沟铸铜遗址和新郑郑韩故城、侯马牛村古城南郊的东周铸铜作坊，都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铸造场所。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大批陶范及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和用具。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熔铜炉若按残壁的弧度推算,直径约在60～70厘米。另有一种土坑式的熔炉,直径1米，深0.5～1米。洛阳庞家沟发现的熔铜工具有3种，其中大型熔铜炉的内径160厘米，壁厚30～35厘米,并设有鼓风口。洛阳、新郑、侯马等地作坊中都发现陶质的鼓风管，说明熔铜炉具备较好的熔化能力。用这样大型的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情况是适应的。
　　苗圃铸铜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都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范窑和道路、工作台面等遗迹。各个作坊址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陶范可以拼对成套。从陶范的型腔可知，有铸礼器的，也有铸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或其他装饰品的。侯马铸铜作坊中还铸造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空首布以及铜带钩等物品。
　　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 3类。陶范的原料主要是粘土和砂子，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由于陶土的耐火度高，易于透气，来源又极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运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一大特点。造形简单的工具、兵器等用单范或双合范铸造，一范可使用多次。青铜容器则用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铸造一件器物。石范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江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不多，都是铸造刀、镞等小件器物的模具。金属模具有铜范和铁范两种。山东临淄发现的铜范是铸造青铜铸币“齐法化”的模具。河北兴隆发现的铁范则是铸造铁工具的铸范。
　　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成就 铸造一件青铜器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工序。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在泥模上削出范芯或另外制作范芯，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即为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为防止陶土干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缩裂和变形，陶土中粘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理。外范和范芯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烘范窑中烘烤，使之脱水和定型。经常是出窑后趁热进行浇铸。大件器物需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一次浇铸完成的，俗称浑铸法。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商代已经使用分铸法，东周时期分铸法的使用更加熟练。商代和西周铜器的装饰纹样多在泥模上雕刻，有的在外范上加工，东周时期有的采用花纹印版在模上捺印，有些可能是将印出花纹的泥片贴附在模胎之上，提高了工效。铸造一件铜鬲,需用4块外范和1块范芯,一件铜爵则需16块陶范。曾侯乙墓钟架中层的一件甬钟，铸造时共用了136块陶范。
　　青铜乐器的铸造集中地反映了商周时期铸造工艺所达到的成就。据研究,无论商钟还是周钟,都有良好的音响效果。对曾侯乙编钟进行的检测知道，钟体的合金成分中锡占12.5～14.6％，铅一般为1～3％。这个配比与《考工记》所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实验表明，钟体含锡量低于13％时，发出的声音单调、尖锐；含锡量太高则钟体易碎。同时,适当的含铅量有利于钟音的衰减和音色的改变,含铅量过低则衰减缓慢，含铅过量则音色恶化。古代工匠在实践中摸索出配料的合理比例，并掌握了热处理等工艺来控制和改善钟的音响,铸造了这一套总音域达5个八度，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的编钟。
　　东周时期已出现叠铸技术。据研究，临淄发现的铸造“齐法化”的长方形铜质模具是翻制泥范用的。将若干烘烤过的陶范叠装起来，浇注时铜汁通过中间的直浇道，流向每一层半月形的内浇道而到达齐刀的范腔之中，一次可浇铸十几个或更多的铸件。
　　春秋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这种工艺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烘烧后黄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铸铜汁。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鼎表面的兽头及足、耳等附件，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等都是用失蜡法铸成的。此外，研究者对下寺楚墓所出55号铜鼎的鼎足和曾侯乙墓冰的龙头等部位的焊料进行研究，认为是有金属锡焊接的。
　　[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铜鼎的铸出孔焊接附件]
　　商周青铜器的表面除了有装饰纹样外，还出现了镶嵌玉或绿松石的“铜镶玉”技术。在商代，这种技术主要用在兵器和小件装饰品上。到了东周时代，这种镶嵌术进一步运用在大型铜容器上，并往往与新出现的金银错、嵌红铜、鎏金等新技术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不同色彩互相对比，使青铜器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
　　对吴越铜剑进行的研究发现，铸剑时在剑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两锷则用含锡量19％左右的铜合金。使用不同成分铜合金的直接效果是既保证了两锷的锋利，又增强了格斗时剑体中脊的抗震性能，刚柔相济，不易折断。
　　在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装饰性很强的几何形花纹。对这种花纹的形成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硫化物腐蚀出来的，有人则认为是使用不同的铜合金嵌出的：基体用的是锡青铜，花纹则是锡、铜及铁的合金。由于合金成分和含量不同，所以呈色也不一样，磨砺时因硬度不同而微有凹陷，显示隐花图案（见彩图[越王勾践剑]、[鄂君启节]）。虽然看法不同，但研究者一致认为，当时的铸剑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参考书目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史》编写组：《中国古 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

　　春秋战国青铜器
　　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县擂鼓墩等地出土的铜器群等。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代表器物有长沙、寿县等地出土的楚器，陕县后川出土的魏器等。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到了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②地域风格的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矿井遗址体现了东周时代青铜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
　　bronze smelting techniqu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现代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约4800年,经检验，是用锡青铜铸成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人们已能用石范和陶范铸造简陋的工具和武器。商代早期的铜爵,所用铸型由多块陶范和泥芯组成，有的壁厚仅2毫米。铸造技术已达一定水平。商代中期已使用锡青铜和铅青铜两种合金，能铸造重80千克的大鼎。具有中国特色的组合陶范铸造工艺在此期间大体已经形成。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分铸法（先铸器件再接铸附件，或者先铸附件再与器体铸接），以获得复杂的器形，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的柱和就是铸接于器体上的。 的多次铸接更为典型。它的提梁、盖纽采用了多种铸接方式，分两次从五个部位，将七个部件和体接铸成一体。铸型工艺也已规范化。椭圆形容器多采取三等分或六等分的分型方式，方形、长方形容器以对角线的延长线为界，采用四等分或八等分。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礼器、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大型铸件用直径达600～800毫米的竖炉熔铜，由槽道浇注。重要器物的合金配比也初步形成规范。
　　西周时期陶范铸造进一步推广，中期以后形成独特的风格，出现许多新的器形、纹饰。有些器内铸有专篇铭文。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铜质芯撑的普遍使用。铜器足部从与铜器内腔相通改为封闭式等。
　　商周时期制作陶范的泥料，都由含砂粘土或用粘土和砂配制而成，经挖取、破碎、筛选、混和、陈腐、揉制和存性等多道工序（有时还经淘洗和加砂），使泥料具有良好的塑性和复印性，能翻铸出极细的花纹。多数陶范的焙烧温度在700～800℃之间，实际仍为土质，属于土范。后期的某些陶范火候较高，质硬发青，接近半陶质或陶质。早期的陶范用单一的泥料，西周时期已有面料和背料之分。为改善型芯的退让性和透气性，芯料中的含砂量明显增多，颗粒较粗，后期并掺入多量的植物纤维或熟料。
　　铸范的制作非常精细，分型面开设榫卯，用来定位。最初的铸型只有一个型腔,在商代中期已有一型能铸7～9件的镞范。多数陶范只能使用一次,但山西侯马春秋铸铜作坊所出镢范，可以重复使用十余次。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工艺措施，铸件表面质量，特别是一些精品，纹饰清晰美观，铸缝极窄，铸造缺陷很少，达到了良好的技艺水平。
　　据多年来对数以千计的出土实物所作科学考察，证明商周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的，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能获得如四羊尊和曾侯乙甬钟那样极其复杂的器形，关键在于铸接工艺和分范合铸等技法的娴熟使用，因而形成商周陶范铸造的技艺特色。
　　青铜生产工具是构成青铜时代生产力的一大要素。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青铜手工工具有刀、锥、凿、斧、锛、削、钻、锯等。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云南等省相继发现大量商周青铜农具，有耒、耜、、、锄、铲、耨、镰等器类。正是在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失蜡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有显著的改进,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浑铸、分铸、蜡铸、软焊、硬焊、锻造等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陶范铸造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薄壁和超薄壁铸件的铸造，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剑首的同心圆薄壁构造厚仅0.2～0.4毫米。随着金属工艺的进步和铁工具的使用，错金银、鎏金、线刻等装饰技术在战国时期应用甚广，使一部分器物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虎噬鹿器座等更加富丽堂皇。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器物趋于素朴，讲求实用。货币、带钩等类器件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一型多用、叠铸、锚链铸造等工艺的发展。在此期间，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记载显著增多，如《考工记》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荀子?疆国篇》提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吕氏春秋》说：“金柔锡柔,合两柔以为刚”,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铸造匠师们对合金熔炼、铸造和使用性能已取得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记载是《考工记》所载“六齐”法则。实物分析和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比“六齐”记载更为丰富，鼎合金配比早在商代晚期已初步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物如编钟、铜剑和铜镜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严格，并已广泛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六齐”揭示了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相应变化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如果战国时期的青铜技术可以达到如此水平，那么我们出土的文物中应该有很多精致的小东西，而不是象现在几乎全是硕大的鼎之类（制作洒杯的技术离你所谓的制造针管应当还有相当的差距）
第二：中医虽然也用针，但是针炙的“针”，而不是带针管的针。

所以，我觉得你提问有“问题”，不太明白你的真实目的。。。。。。

针管是做不出来的

那会中医就及少有注射

不能

青铜工艺是商周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楼主。。

商朝手工业的发展。商朝的手工业已很发达，青铜冶铸、制陶和玉石雕刻业都有很大发展，已有各种行业的作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青铜的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它是商朝文明的标志。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青铜器的制造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起码有采矿、冶炼、制模、浇铸和修整几道工序。根据商朝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当时奴隶工匠把铜和锡、铅等一起放在1000°C左右的高温冶炼青铜时，已能掌握多种金属尬发恰当的比例，这种铜合金既易溶解，又有一定硬度，适合于制造各种器具。3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掌握获得1000°C左中高温的技术，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司母戊鼎是1938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挖掘出土的，这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而得名。鼎腹长方形，四周有盘龙纹，上竖两只耳，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鼎高1.32米，长1.1米，宽80厘米，重875公斤。因为这个鼎大得可以当作马槽，所以当地人民称之为“马槽鼎”。此鼎形状雄伟，花纹秀丽。铸造工艺主要有制范和浇铸两道工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是商朝青铜冶铸工艺的杰作，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当时每个坩埚只能熔炼12.5公斤青铜熔液。总之，商朝的劳动人民发展了生产，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商代司母戊方鼎是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的标志。原因是其重量大，其铸造必然是由多个熔炉，很多人配合来完成的。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情。

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 几乎都是青铜器

当然不是，铸造业是一种手工业部门，而文明在这是指一种文化，我国从商周时期开始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就是青铜文化的开始，而当时是奴隶制社会，手工业部门是强制劳动的，集体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