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曌执政时期“酷吏政治”的真实情况】

“酷吏”与“良吏”对应，专指采取残酷方式进行统治的官吏，自《史记》开始，纪传体史书皆有“酷吏传”部分。

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部分，起初在《唐会要》这样记载：“载初元年九月，来俊臣主制大狱。每鞫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围炙以火。绝其餱粮，至有抽衣絮以敢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制书赦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吏尽杀之，然后宣示。公卿入朝，默遭收捕，故每出必与家人诀曰，不知重见否。其月，于都城丽景门内，别置推事院，谓之新开狱。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王宏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首先，这里“作大枷，凡有十号”的内容，没有明说具体操作，虽然看起来令人畏惧，但只是侧面描写，无法让人知道真实情况。令人恶心的描述程度只到“每鞫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围炙以火。”而“绝其餱粮，至有抽衣絮以敢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也只是表述囚犯的生活和卫生条件，并不指具体刑罚。再者，从这一句“每有制书赦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吏尽杀之，然后宣示。”可以看出，武曌当时做出过补救措施，但是来俊臣自作主张，违背武曌的制令，由此不能将“丽景门”和“酷吏政治”造成的不良后果全部归结于武曌。 《旧唐书》除了与以上相似的记载，又加上这样几句：“复有铁笼头连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囚人无贵贱，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矣。”在《旧唐书》基础上，《新唐书》又一次加上几句：“索元礼......作铁笼赩囚首，加以楔，至脑裂死。又横木关手足转之，号“晒翅”。或纺囚梁上，缒石于头。”到了《资治通鉴》更详细地添加这样几句：“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

从《唐会要》到《旧唐书》，再到《新唐书》乃至《资治通鉴》，按照成书时间顺序，可以看出，史学家对武曌执政时期“酷吏传”部分的描述，呈现越来越详细、恶心的趋势。《唐会要》全书摘录唐代记录，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有加工成分，《新唐书》与《资治通鉴》成书时间，距离武周已经过去300年有余。依据历史批判法，时间越靠后的记录，可信程度越低，越偏离历史事实。况且《新唐书》与《资治通鉴》成书于理学大盛的宋代，对女性要求更为严苛，对女性当政者的打击也更加严重。为了杜绝女性参政，深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奴役，封建史学家无所不用其极地妖魔化武曌，例如编造武曌谋杀安定、李弘两位亲生子女，虐杀王、萧二人的谎言等等。因此，对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政治”，当然大肆渲染严重程度，营造恐怖气氛，甚至编造不实记录，怎么可能凭良心按事实编纂史书。

再者，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让现代人感觉无法接受的“酷吏政治”都太过普遍。可以参见汉武帝时期的“张汤”、“郅都”等人，以及明代的“锦衣卫”，还有西方中世纪刑罚。暂且不论距离较远的时代，这里提及一下中宗时期五王的下场，其中两位《旧唐书》这样记载：“（桓）彦范赴流所，行至贵州，利贞遇之于途，乃令左右执缚，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时年五十四。” “袁恕己...…寻为周利贞所逼，饮野葛汁数升，恕己常服黄金，饵毒发，愤闷，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尽，竟不死，乃击杀之。”被后世所认为“懦弱”的中宗李显，尚且允许酷吏残害功臣，可见这些手段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相当普遍。

那么，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政治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先来看看当事人怎么说吧。在来俊臣、万国俊所著堪称“就怕鬼畜有文化”的《罗织经》中，最接近具体刑罚的记载不过是： “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士不耐辱，人患株亲，罚人伐其不甘。人不言罪，加其罪逾彼；证不可得，伪其证率真。”但在这段文字中，来俊臣只是阐明原理和技巧，而且多半运用心理学原理进行恐吓，完全没有记录刑罚的具体操作。另外，从丽景门成功活着走出的人，比如狄仁杰、魏元忠等，也算是当事人。魏元忠当时还有能力恐吓侯思止：知道“白司马”和“孟青”是什么意思吗？（“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旧唐书》）这说明神智相当清醒，身体状况并无大碍。而且魏元忠死于707年，在此之后继续活了15年，显然没有留下后遗症。狄仁杰先承认了谋反，酷吏们暂且没有管他，之后王德寿要求狄仁杰牵连杨执柔，狄仁杰以头触柱相要挟，王德寿的反应是“惧而止之”（《旧唐书》）。王德寿作为酷吏之一，偶见血光，竟然吓得“惧而止之”，如此胆小，还怎么刑讯他人？从这两件事例，可以反映出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政治”简直不痛不痒的闹剧。

然而，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政治”真的造成臣子们惶恐不安，不敢说话吗？《唐会要》记载王宏义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王宏义既然有胆子调侃“丽景门”，也可见臣子言论自由。《唐会要》“酷吏”部分还记载了几次臣子针对酷吏的劝谏：“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来俊臣等用法严酷，上疏曰......”；“麟台正字陈子昂上书曰......”；“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曰......”；“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曰......”；“监察御史魏靖上疏曰......”。总共四人四大段的劝谏，劝谏具体内容太长，这里就不引用了。但对字数进行统计可知，《唐会要》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部分总共2962字，这四段劝谏内容总共1726字，占比例58.3%（一半以上）。换言之，《唐会要》的“酷吏”部分竟然长篇大论在写武曌执政时期的朝臣如何针对酷吏进行劝谏。而且，这四人都没有因当时劝谏丢掉性命：陈子昂死于公元700年（“酷吏政治”早已结束于697年）；徐坚死于开元年间；韦嗣立死于开元年间；魏靖卒年不详，但此人后来还参与编写《永嘉集》。由此看来，《唐会要》“酷吏”部分反而成为武周朝堂言论自由的证明。但在之后《旧唐书》、《新唐书》的“酷吏传”故意删掉这些劝谏的记载，同样也是为了更进一步抹黑和妖魔化武曌。

附带一提，与“酷吏政治”齐名的“铜匦”通常被认为是武曌执政时期的暴政之一，关于“铜匦”的告密功能，则是许多人最大的误解。《旧唐书》记载：“（垂拱元年）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由此可见，设置铜匦的目的是调查民意，铜匦的效果则是“人间善恶事多知悉。”而在《旧唐书》后面还有详细记载：垂拱初年，令熔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谏匦，有言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匦，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 “收天下表疏”当然是设置铜匦的目的，至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只是铜匦带来的意外。那么，这些意外是否带来很大不良后果？这些“不逞之徒”是否只是少数份子呢？可以仔细分析“铜匦”的四格：东面，用来自荐求官（许求官爵）和拍马屁（上赋颂），完全与告密无关；南面，用来给统治者挑错误，针对皇帝本人，完全与告密无关；西面，用来申冤，本就可以中和“酷吏政治”的有害后果；北面，用来通知统治者“超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玄象灾变），以及对外战争策略（有军谋秘策者投之，这句文言文的理解，不是投之者（主语）告知哪里有军事密谋，而是投之者（主语）自己的军事策略）。由此可见，“铜匦”的四格，只有一格稍有告密功能，而且另一部分功能完全对政治有益；另外三格，完全与告密无关。因此，铜匦四格的功能完全可以决定，其中“不逞之徒，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只是极少数份子，并未造成大的不良影响。

还有，整个酷吏政治阶段，武曌通过任用贤臣，对酷吏政治进行了相对制衡。《旧唐书》记载：“然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 “豫、博起兵之后”指的是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可见，在武曌执政的前两年，早已对酷吏政治做出限制。同时也在这一年（“时越王贞称兵汝南事败，缘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狄仁杰向武曌进谏：“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曌采纳了这个建议，将六七百人、五千口免去死罪，改为流放（“特敕原之，配流丰州。”——《旧唐书》狄仁杰传）。再者，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曌称帝的第一年），在《旧唐书·杜景检传》中记载：景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理制狱，时人称云：“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死。”综上可知，武曌一直通过任用贤臣，对酷吏权力做出制衡。

另外，武曌执政21年间，频繁进行大赦，可以有效中和“酷吏政治”的不利影响。通过《旧唐书》、《新唐书》本纪统计：《旧唐书》记载武曌执政21年间大赦24次，《新唐书》则记载大赦28次。平均0.75-0.875年大赦一次，这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相比，都是非常高的比例。 此外，《新唐书》还记载一次“赦囚”和6次“虑囚”，“赦囚”是指赦免囚犯，“虑囚”是指考察有无冤狱，武曌每一次“大赦”、“赦囚”和“虑囚”，都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综上所述，武曌执政时期的酷吏政治远没有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只是被后世封建史学家刻意夸大丑化。再者，武曌实行酷吏政治的原因，恰恰是因以女性身份称帝在封建社会受到了过多阻碍。那些封建士大夫率先不肯放过武曌，武曌才无法放过他们，被迫无奈实行酷吏政治。

——南葶苈子于2021-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