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奴隶贸易持续了这么久?

詹姆斯·奥克斯(James Oakes)

《最后的奴隶船：纽约和中部航道的尽头》

作者：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

耶鲁大学出版社，300页，30美元

1853年秋天，古巴著名奴隶贩子小萨尔瓦多·德·卡斯特罗(Salvador de Castro Jr.)来到曼哈顿，安排探险队前往中非西部购买奴隶，并将他们运往古巴出售。在那里，他遇到了何塞-安图内斯-洛佩斯-莱莫斯（José Antunes Lopes Lemos），一位经验丰富的巴西奴隶贩子，在巴西1850年结束奴隶贸易后，他把生意转移到了纽约。在最后的十年里，大约有十几个葡萄牙人和巴西人把纽约打造成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莱莫斯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们在这座城市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美国在1808年就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古巴和巴西的奴隶贩子煞费苦心地掩盖他们的活动，而这在曼哈顿下城熙攘的港口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他们雇了一个名叫威廉·瓦伦丁（William Valentine）的中间人，而瓦伦丁又雇了一个德国移民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作为队长。史密斯去了波士顿，在那里他购买了朱莉娅·莫尔顿号，这是一艘由滕格和霍尔造船公司于1846年在缅因州纽卡斯尔建造的重达200吨的船。在纽约，史密斯声称这艘船是他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卡斯特罗和莱莫斯在船上储存了木材，还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穿越大西洋并返回。史密斯告诉海关官员，他们的目的地是开普敦，其实他们并不是。尽管史密斯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他说自己是美国公民，这使得茱莉亚·莫尔顿号能够在公海上悬挂美国国旗。这将保护它不受英国镇压奴隶贸易的影响。1807年，英国议会禁止了奴隶贸易。(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是唯一一个仍然拒绝签署一项条约的国家，该条约允许英国巡洋舰拦截悬挂美国国旗的奴隶船。)一旦出海，船员们就用这些木材建造一个平台，把奴隶关在甲板下，用金属格栅盖住舱口，建造一个海上监狱，然后驶向西非中部海岸的一个奴隶港口，安布丽泽特。

安布丽泽特通常贩卖刚果王国的奴隶，而茱莉亚·莫尔顿号上的大多数俘虏很可能来自讲刚果语的社区。有时，一些人在不同非洲群体之间的暴力战争中沦为奴隶；另一些人则是自己社区内冲突和压迫的受害者。他们被卖给庞贝罗人(ponbeiros)——流动的商人——用独木舟运送，或者从内陆250英里的地方运到海岸。他们被铐上脚镣，打上烙印，关在简陋的围栏里等着上船。

大约664名非洲人被卖给了茱莉亚·莫尔顿，其中大部分是男人和男孩。为了不被英国海军发现，船员们迅速行动，俘虏一到海岸就转移到船上。一上船，他们就被脱光了衣服；男人被送到下面，而女人和孩子——不太可能反抗——被留在甲板上。仿佛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还不够，被称为中部航道的噩梦就要开始了。

在白天，这四百个人挤在奴隶甲板上，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按照船长的说法，晚上“他们在甲板上侧身躺下。” 这样的环境是出了名的容易引发疾病，茱莉亚·莫尔顿号也不例外。大约四分之一的俘虏死亡，总共150人，大部分是男性，最有可能死于痢疾等胃肠道疾病。

这艘船的目的地是古巴，到19世纪50年代，古巴是美洲非洲奴隶的最后一个主要进口国。(在过去十年中被非法运送的约22.6万名奴隶中，有16.4万名被运往古巴。)1854年6月中旬，在海上航行了45天之后，茱莉亚·莫尔顿号到达了特立尼达·德·古巴，一个位于该岛南海岸的港口。在史密斯船长发出的信号下，古巴人贩子派出船只将奴隶和船员运送上岸。古巴人随后将茱莉亚·莫尔顿号搁浅并放火焚烧，摧毁了这艘船可耻的最后一次航行的证据。

就在那时，事情出了岔子。1854年，马德里当局曾一度决定打击非法奴隶贸易，与英国结盟，希望以此抵御美国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图谋。古巴总督，改革派将军胡安-德拉-佩祖埃拉（Juan de la Pezuela）在哈瓦那逮捕并监禁了岛上几名主要的奴隶贩子，并罢免了一些腐败的地方官员。

从茱莉亚·莫尔顿号上下船的490名非洲人在港口附近的一个糖庄圣卡洛斯被西班牙当局拦截。但是这些被释放者，正如他们所知，并没有完全被解放。相反，他们被拍卖给了当地的糖种植园主，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与此同时，史密斯船长和船员们回到了纽约。 到了那里，大副因为没有得到报酬而心生怨恨，向地方检察官出卖了船长。史密斯因违反1800年的一项法律被审判、定罪，并被判处两年监禁。该法律规定，美国公民或居民参与外国奴隶贸易是犯罪行为。审判是一个重大的丑闻，产生了大部分我们拥有的关于茱莉亚·莫尔顿号航行的文件。

约翰·哈里斯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经过研究的新书《最后的奴隶船：纽约和中部航道的尽头》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它有许多优点，其中有一个过于谦虚的副标题。曼哈顿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哈里斯对“三角贸易”的描述，将读者从古巴无缝地带到了纽约、中非西部、古巴，然后再回到纽约(早期还顺便去了巴西)。哈里斯提出了（即使只是含蓄地）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即历史学家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这是一本关于大事的小书。

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44)中，提出了美国革命带来的财富的历史性逆转。威廉姆斯认为，在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利润被证明是资助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关键。但当美国人获得独立后，他们打破了英国帝国主义的贸易限制，削弱了他们的效力。英国资本家很快皈依了自由贸易，并开始谴责西印度的“垄断”，指责他们利用重商主义保护来人为地维持奴隶经济的运转。在威廉姆斯的叙述中，资本家反对奴隶制是出于贪婪，而非人道。

这个分为两部分的故事被称为威廉姆斯理论，尽管它已经引发了数十年的争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幸存了下来，尽管形式有所改变。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对18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不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世界上第一次废奴运动是美国革命的结果，尤其是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和英国，尽管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资本家开始攻击奴隶制度。

威廉姆斯的论文无法解释的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奴隶经济的戏剧性复兴。毫无疑问，18世纪后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不仅仅是资本家突然反对奴隶制的例子。相反，正如列奥纳多·马奎斯（Leonardo Marques）在他对美国压制奴隶贸易努力的杰出调查中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时代创造了一个矛盾的世界，同时鼓励和废除了奴隶制。1

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给美国的奴隶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州接着一个州废除奴隶贸易，18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第一个开始积极镇压奴隶贸易的国家。北方各州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废除奴隶制的州。从这些人中，出现了一个政治上活跃的自由黑人社区，他们后来成为反奴隶制运动的领袖。与此同时，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承诺限制奴隶制的扩张，为最终允许五个自由州加入联邦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北方”的发明。但是南方种植园州的奴隶制也受到了革命的冲击。在独立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到英国，再也没有成为奴隶。烟草和靛蓝种植园遭受了毁灭性的衰退，这反过来引发了一波解放运动，并在上南部建立了自由的黑人社区。

这些解放倾向很快就受到了抑制，部分是由于革命本身所释放的力量。英国和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奴隶劳动产品的消费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糖、咖啡、可可，尤其是棉花，这导致了对非洲奴隶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国革命后的几十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持续的摧毁奴隶制的努力，从美国北部和海地开始，同时在巴西、古巴、波多黎各和美国南部出现了奴隶制的戏剧性复兴——“第二次奴隶制。”

所有试图制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努力都是在这一矛盾中进行的。因此，美国奴隶贸易的历史，是在面对反对奴隶贸易的坚决努力时，采取重大行动遏制奴隶贸易的故事。哈里斯的书很好地阐明了这两种趋势。他指出，奴隶贸易“因努力阻止而变得不可磨灭。”

1794年和1800年，国会将美国船员或船只参与外国奴隶贸易定为犯罪。1808年，美国禁止所有奴隶进口，1818年至1820年间，美国将奴隶交易定义为海盗行为，并处以死刑。此后，侵犯人权的行为很少发生，非洲奴隶也很少被偷运到美国。

但这并没有终止美国参与奴隶贸易。美国的造船业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在美国造船厂建造的船只——例如著名的巴尔的摩快船队——开始主导大西洋贸易，包括非法奴隶贸易。而且总有一些美国人愿意违法，在非法的奴隶航行中担任船长和船员。

在美国、非洲、巴西和加勒比的奴隶种植园之间的贸易中，三角的三条腿中的两条在技术上是合法的。例如，美国船员和船只可以与中非西部或巴西自由贸易。但是一旦美国人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就可以把货物和船只卖给当地的奴隶贩子，这些奴隶贩子在外国的支持下完成了三角地带的第三条非法通道——将非洲奴隶运送到美洲。一些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对厚颜无耻地逃避美国法律感到愤怒，而另一些人则视而不见。部分问题在于，美国官员的首要任务从来就不是关闭奴隶贸易，而是保护美国公民的合法贸易。

尽管如此，对奴隶贸易的限制仍在稳步收紧。法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认真镇压它。1842年，美国与英国签订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要求美国加强其非洲中队，以更可靠地打击美国的非法贸易。几年后，葡萄牙人加紧了镇压中非西部奴隶贸易的努力，英国人也是如此。1850年，部分由于英国海军的压力，巴西最终采取了有效措施结束了自己的奴隶贸易。主要的巴西和葡萄牙商人逃到了古巴，但在1854年，改革者佩祖埃拉把他们赶出了古巴，他们再次逃亡，这次是逃到了纽约。

曼哈顿下城的十几名巴西和葡萄牙贩毒者，被称为葡萄牙公司，依赖于他们不同伙伴的独特优势。古巴的种植园主是非洲奴隶的热心买家，他们有能力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他们还享有政治关系，这使他们在不时的镇压中免受地方当局的伤害。古巴人依赖巴西人作为投资者，也依赖他们与中非西部奴隶贩子的广泛联系。生活在中非西部的商人也同样重要，他们不仅是奴隶的供应者，而且是“货物”的主人，一旦航行失败，他们要为最大的损失负责。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越来越强烈的遏制奴隶贸易的努力。

在纽约，葡萄牙人通过美国中间人来伪装他们的船只所有权，比如朱莉娅·莫尔顿号，他们付钱给美国公民购买船只和物资，并雇佣“傀儡”美国船长，这些美国船长可以合法地在美国国旗下驾驶船只。那时，纽约是西半球最繁忙的港口，是商人们的家园，他们的贸易伙伴遍布各地，包括古巴和中非西部。在这里，西班牙的黄金可以通过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进行洗钱，然后再投资到名义上的美国船只上，从事看似合法的商业活动。

尽管奴隶交易是非法的，但负责管理的当局面临着一些障碍。哈里斯认为，由于美国不愿意与英国签署一项允许英国海军拦截悬挂美国国旗的奴隶船的条约，遏制活动受到了阻碍，用一位前美国海军军官的话来说，理由是这样做将“与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 相悖。但这类条约的记录并不令人鼓舞。尽管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签署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条约，但古巴和巴西的奴隶贸易依然蓬勃发展，而对美国的奴隶贸易却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被有效地关闭了。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大多数非法奴隶船悬挂着西班牙、葡萄牙或巴西国旗航行，尽管条约允许英国人登上这些船只。

19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国旗越来越多地用于古巴奴隶贸易，这迫使英国依靠一个间谍网络来揭露那些使用假美国证件航行的船只的真正所有者。如果他们不能合法登上美国船只，英国至少可以向美国海军提供非法奴隶交易的文件。埃米利奥·桑切斯(Emilio Sanchez)就是这样的间谍之一。他出生于古巴，是纽约的佣金商人，对纽约的航运业务了如指掌，在古巴有可靠的家庭关系。桑切斯既聪明又谨慎。他在曼哈顿下城的商人圈里很有名气，他通过明察秋毫地搜罗商业报刊，和与熟人闲聊来收集信息。他用密码把情报传递给了英国驻纽约领事爱德华·阿奇博尔德（Edward Archibald）。1859年至1862年间，桑切斯为英国人提供了大西洋盆地77%奴隶航行的信息。

尽管精明的间谍和坚持不懈的检察官做出了努力，但事实证明，要关闭这一交易并不容易。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的法规没有“设备条款”，该条款本可以更容易地根据船只被装备用于奴隶交易的证据来给商人定罪。由于美国法律将美国人的奴隶交易定为犯罪，被起诉的移民常常声称他们没有入籍。有些人甚至在法庭上假装不会说英语。被定罪的奴隶贩子的船只被出售，而不是被摧毁，通常那些被没收船只的奴隶贩子又重新购买这些船只。结果，正如沃伦·霍华德（Warren Howard）很久以前所证明的那样，大多数被起诉的奴隶贩子从来没有受到惩罚。2

政治也侵入其中。历届民主党政府在履行美国的条约义务方面所做的努力微乎其微。19世纪50年代，支持奴隶制的扩张主义者认为，遏制奴隶贸易的唯一方法是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岛。民主党人(相当不真诚地)问道，只要古巴仍由一个容忍野蛮贸易的反动君主制统治，美国能做些什么呢? 哈里斯认为，其结果是削弱了起诉贸易商或执行制止条约的意愿。

更有力的政治挑战来自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纽约参议员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等政客抨击民主党试图将责任推到西班牙身上，而真正的问题是，通过民主党运作的“奴隶力量”控制了联邦政府的所有三个部门。苏厄德和其他共和党人提出了加强检察官权力的法案，但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这些法案通常都以失败告终。从1854年开始，亚伯拉罕·林肯在许多演讲中呼吁联邦政府更积极地镇压奴隶贸易，正如1860年共和党的政纲所做的那样。

在共和党人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加强了美国海军在非洲海岸和加勒比地区的巡逻，导致1859年至1860年扣押了20艘奴隶船。但这也是葡萄牙公司活动的高峰期，所以虽然更多的奴隶贩子被抓，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却逃脱了。

1861年，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并控制了国会两院，这一切都改变了。林肯当选总统后不久，他的政府就与英国谈判达成了一项镇压条约，该条约在1862年初很容易就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政府积极起诉奴隶贩子，特别关注纽约市。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船长纳撒尼尔·戈登(Nathaniel Gordon)被判有罪，他从事非法奴隶交易已有十多年。尽管1820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对此类罪行判处死刑，但从来没有奴隶贩子被判处死刑。对戈登的起诉是在布坎南政府时期发起的，但林肯决心以他为榜样，拒绝了所有饶戈登一命的请求。效果立竿见影。1862年，他被处决，葡萄牙公司的成员急忙关闭了他们的公司，逃离了该国。美国对奴隶贸易的参与实际上被关闭了。

有几年，古巴商人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继续贩卖非洲奴隶。但英国和美国的共同压力使西班牙和古巴越来越孤立。古巴的保守派改革者，希望抵制外国干预，保护奴隶制本身，开始认真镇压非法奴隶贸易。最后，西班牙的自由主义改革者撤回了他们国家的支持，从而结束了长达350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在《最后的奴隶船》中讲述的故事，很容易看起来像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更古老、更宏大历史的一个相对较小的注脚。一群从巴西和古巴逃亡的叛逆奴隶贩子，设法在纽约恢复了他们的生意，但短短几年之后，他们又被赶出了另一个城镇。“本世纪中叶的贸易，” 哈里斯承认，“在某些方面一直是脆弱的。” 但是，让他的书如此有价值的是，他能够利用奴隶贸易的最后一个黑暗时代，作为一扇窗口，来了解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包括国际外交、帝国的傲慢、犯罪阴谋、金融诡计和政治冲突。

这最后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哈里斯是一位罕见的历史学家，他既陶醉于复杂和矛盾之中，又能写出清晰而扣人心弦的叙述。在这个故事中有明显的反面人物，但英雄并不完全是英雄。毫无疑问，英国人利用他们强大的外交和军事力量领导世界镇压奴隶贸易。但与此同时，哈里斯指出，“英国人通过在非洲海岸贩卖奴隶商品和进口大量古巴糖间接地帮助了贸易。”

美国也是如此。它的纺织制造商和消费者对奴隶劳工的产品构成了一个似乎无法满足的市场，而它的政府则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两股强大力量共同创造了强大的动力，使被奴役的非洲人的贸易得以继续。然而，美国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立法遏制奴隶贸易的国家，面对迅速发展的棉花经济，联邦政府在1820年有效地关闭了奴隶的进口。哈里斯恰当地总结道：“事实证明，美国对奴隶贸易及其最终的镇压都至关重要。”

另一个结论似乎不可避免。奴隶贸易并非自行消亡；它必须被杀死。这需要持续的政治反对，才能克服强大的经济刺激，使奴隶贩子继续做生意。奴隶制本身也是如此。

1．列奥纳多·马奎斯，《美国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到美洲，1776-1867》(耶鲁大学出版社，2021)。

2．华伦·S.霍华德（Warren S. Howard），《美国奴隶与联邦法，1837-1862》(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

《纽约书评》2021/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