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编的《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选录了“《读书》杂志讨论林贤志《人间鲁迅》纪要”，其中内容主要是一些学者如谢泳、钱理群、王富仁等对于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看法。我本人是一个“胡迷”，但对鲁迅先生极为尊重，所以在看完该书关于胡适的文章后，便对于其中关于研究鲁迅的文章也稍加流览，上文中林贤志的一段谈话如下：　　我没有看过《人间鲁迅》，所以不好妄加置喙，只是对于新时代（该讨论会是九八年开的，较文革乃至改革开放初期而言，还是开放些了）中仍有人对胡适及以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此不公，我便不大以为然了。百度搜索林贤志的资料，发现他被评价为“极富盛名的鲁迅研究者和鲁迅思想传承者”，四八年出生于广东。按照年龄算来，他的青年时期应该是中国正处于“大红大紫”的疯狂状态，而那时候的精神粮食，除了《鲁迅全集》外便再无其它了（《毛选》之类的不算精神粮食，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没有永久流传下去的价值），所以他对于鲁迅的态度以及研究鲁迅时的心态很可注意。本书编者谢泳在书中一篇文章《鲁迅研究之迷》中曾提及：　　由于林贤志对鲁迅很偏爱，所以他在分析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许多论战时，林贤治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这种写作姿态时下能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林贤治敢于坚持，这也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以本人微薄的经验看来，在思想上崇拜鲁迅的人一般而言对于胡适是排斥的，至于浸染鲁迅思想如此之深的林贤志先生自然也不例外，这从书中言论可见一斑，以至于学术界对于胡适地位的重新认识也会招致其反对。深究其中原委，无外乎鲁迅先生生骨子里对于那些所谓“帮闲文人”“御用文人”的反感，而这，也正好传承到林贤志先生骨子里了，以至于发言都是如此的非客观，对于文学而言，如此当然是好的，可是文学不同于学术，对于感情因素的夹杂还是少些为妙，不然得出来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对于鲁迅先生，一般人的印象是“骨头很硬”，对于他所处的那个黑暗时代极少妥协，而他自己一生的追求奋斗大部分都花在了“为民请命”上了，将其称为“民族魂”是不为过誉的。鲁迅先生的杂文，淋漓畅快，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为犀利的思想，这是我这两天读其杂文的深切体会。只是我为什么从未遇见过真正能对国计民生产生推动作用的实效性文章呢？这可能一与我读先生的文章少有关，二则可能因为先生对于这方面确实不是很注重。相较而言，读适之先生的文章，则极多对于国家发展大计、思想改革措施如何实行的看法及建议，这大概也是二位思想的极大差异所在。如此看来，鲁迅先生重在“拆台”，而适之先生则是重在“补台”（谢泳先生语），一拆一补，两位的差异性也就出来了。拆台是为了重建，是对现有政府不满的一种方式，只是拆台后呢？重建若无有序的计划，只可能是一句空话。而这又极易导致“暴力革命”，让人沉迷于其中的所有的“快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而极权方面转化（四九中共定鼎后的作为可作参考），这又与鲁迅先生一贯的“民主、民权”及“人道主义”宗旨是相违背的，从这一方面讲，鲁迅先生自己也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圆的境地。　　林贤志先生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很可费解的，从根本上来讲鲁迅先生不算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吗？他将鲁迅先生从中剔除出来，是否由于其主观原因？还是因为鲁迅先生对另一帮持不同政见的“同仁”的讥讽从而使得他也照单全收，从而导致将鲁迅高高祭在台上而独自顶礼膜拜呢？至于其他的一些与迅翁相敌对的思想行为自然也难入其法眼了。我不敢说鲁迅的精神已经过时了，因为它确实还有它存在的必要，鲁迅先生，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其价值与胡适之先生一类自由主义者不同，他的与时俗官场不同流合污，采取的一种卓然独立的批判态度，与其他自由主义者的“诤友”身份形成鲜明的对比，横眉冷对达官贵人，却又不忘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若因此而抬高其地位却贬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位，似乎过于偏狭了。鲁迅与胡适，都有其不可及之处，长处也罢，短处也罢，还是应该持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方好。　　关于鲁迅，谢泳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何以鲁迅极度反对专制，到头来却又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从而成为愚弄群众的利器呢？而胡适虽是政府的“诤友”，却从来都是两面不讨好的，这是否说明了某些问题呢？林先生对此却避而不答，一句“此乃政治学方面的问题，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便解决了。谢泳先生又提出何以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是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的，既然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是否也应该对其中所发生的红卫兵一些惨绝人寰的行为负一部分责任呢？结果林先生却说鲁迅不过只有一支笔，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能负多少责任呢？这全然与其将鲁迅思想奉为圭臬、将其它思想体系置若枉闻不相匹配，而这，我先前已经说过，与他的极度个人化、情绪化的态度是相关联的，这不是一个学者所应有的态度。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好象还主张兼容并蓄,主张白话文

胡适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居功至伟！是鲁迅他们所不能比的，他的天赋不光是文字，还涉及到其他方面。蒋界石多次向他求教！
胡适为人宽和，文笔也最为顺畅！是继梁启超之后中国又一位思想启蒙者，他领导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共党的关系，不容异己，对思想家 不尊重，所以他去了台湾！
胡适一生都在反对独裁专制！

那位伟人曾经说过：“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则是彻头彻尾的。” ——如果伟人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的话，那么他对手的看法或许更值得借鉴。然而蒋公介石也这样评价胡：“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节选自“《蒋,介,石日记》1960年10月13日篇”。不仅政坛如此，文坛也一样。比如真正的傲骨文豪鲁迅，也长期对胡适笔伐不断。

看来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是共党还是国党，大家都对此人都是十分鄙夷。那么胡究竟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能引发如此之多的众怒呢？

有人说胡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满了各种吃喝嫖赌的往事，在国破家亡之际还成天喝得烂醉四处嫖娼放纵，足可见其人格破产。——但以上此类缺点，还仅仅是个人问题而已。在笔者看来这些个人作风问题根本不是胡身上最大的黑点，甚至比起胡所造的孽来说，他这些烂喝烂嫖的行为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是“高尚”了。胡真正的问题在于：彻彻底底地出卖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彻彻底底地站在侵略者的一边。在如何危害中国这件事上，他比洋人做得更绝更彻底，他就像一个彻底臣服在侵略者脚下的阴险老奴，送上利刃，以方便对方一刀刀将中华文明凌迟处死。

胡言行之恶毒，旷古绝今。胡之言行，使之比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更加没有底线。

在日本侵略者强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胡适发表文章对此不平等条约大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从中看到了乐观的未来和美好的希望。同时他还提出，中国东三省应该交出去，由“国际社会”共同管理。 ——倘若如此，就还罢了。胡适还特别贴心地为日本侵略者出谋划策。他甚至先于日本人提出了从文化上彻底消灭和征服中国的方案。

在《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他说：“仅仅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够的，日本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只有一个法子可行，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家园被侵略者破门而入时，胡适立刻体贴地站在门边，微笑着给侵略者递上了一把刀，并耐心指点着对方如何更好地屠灭自己的同胞。

2005年《参考消息》东京站记者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展示了资料里胡适的当年言论居然和今天的某些网络大V如出一辙。胡表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激烈化，是刺激日本出兵东三省的主要原因。爱国运动参与者的癫狂情绪是导致日本侵略的罪魁祸首。” --这种结论和那些声称“强奸案中的受害者长得太漂亮是导致被强奸的主要原因”，或“美国对华挑起贸易战，是因为中国的爱国者太高调了”、“孟晚舟被扣，是因为华为技术进步太快，刺激到了美国”…等等结论一样无耻和卑劣。
就连德高望重的周总理在总结此人时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摘自（《周,恩,来,选,集》下册第358页）。

毛泽东对胡适没有好感。
其实，蒋介石对胡适也没有好感。
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没有什么“不幸”，“痛悼”诸如的字样，似有幸灾乐祸之意。
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这段评论有褒有贬，算是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最客观”的评论了。
其实蒋介石内心对胡适的感受，贬远大于褒。
蒋的日记中骂胡适的内容俯拾即是，用词如：“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甚至骂胡适为“胡说”、“狐仙”、“无赖”、“可耻”、“可耻之极”、“政客”、“无耻政客”、“反动派”、“反对革命之学者”、“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
尽管如此，蒋在台湾也没有发动对胡适的批判运动。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批评甚至谩骂，在蒋生前始终也没有外传，所以台湾的帮闲文人们也始终不知道他们的领袖有过这样的“最高指示”。
蒋介石对胡适始终有拉有打，维持了双方关系基本正常，长期没有破裂。
在“雷震案”宣判结束后，蒋本来也可以对胡适拉在“雷震案”中一勺烩的，但蒋却张罗着在自己的官邸给胡适做七十大寿，场面甚是盛大，令胡适颇为感动。
胡适死前16天，即1962年2月8日，农历新年期间，胡适夫妇还应邀到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
蒋介石曾说：
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1960年9月8日)
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所以在表面上对胡适礼遇有加，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粉刷他那个虚假的“民主体制”。
有人称蒋介石谓“伪君子”也，由此也可见一斑。
只是，笔者不知“伪君子”与“真小人”孰优孰劣？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给胡适的挽联是：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一生只有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而没公开纳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