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朝的开国者之一，唐太宗的统帅能力，以及在他统治期间的文治武功，与历代贤君明主相比毫不逊色，而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胸襟宽阔、开明大度、容人之量都是任何其他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他的这些特点不仅展现在为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上，也影响了其后的唐朝皇帝，使得唐朝中前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开明，才开创了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篇章，唐代也成为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为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李世民随父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晋阳起兵，反抗隋朝的残暴统治。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而后逼李渊禅位于己，次年（627年）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与其大臣房玄龄、魏征等人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相反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了。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定下“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下臣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宿敌，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他希望唐太宗能够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此两点息息相关。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归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

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文章来源：开明君主－唐太宗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