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初以来就有个基本结论，谓之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且不说这个结论是不是在给新朝廷找补入关的合理性，毕竟黄仁宇似乎是同意的，否则他不会从万历年间切入。甚且，他的视角还要广阔，把万历十五年和无敌舰队征讨英国横向比较。但我们又看到，在他笔下的处处细节中，万历不过是紫禁城里的一个囚徒。即如万历之荒嬉，我们今天有了心理学知识的支持，也可以理解，也可以相信，万历绝非正史文字里那种沉湎酒色不顾国家安危的昏君，坏也没坏到哪里去。

按照常识，一个囚徒的能动性极为有限，或者干脆说，一个囚徒毫无施加影响力的可能。我们也不难接受，万历其实就是个寻常人，他的苦恼和挣扎，和我们并无二致。这样，问题就来了：明神宗朱翊钧到底怎么了？

有明一代到了万历时，帝国早就脱离了朱元璋设计的轨道，官僚制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简言之就是支应对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捅漏子不出乱子就是上上大吉。张居正执政时，何其不可一世呼风唤雨，死后却立即遭到清算，如海瑞戚继光李贽，或者是欲改造社会，却落得个师心自用的评语，或者是在官僚体制下，无从施展平生大志，或者是无法求得思想上的独立和个性的独立快意。究其原因，都在于上上下下都一致认为，不出乱子是最好的，上述的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恰恰无一不是找麻烦的主儿。

黄仁宇在书中详述了万历的成长过程。因为正德嘉靖两朝和群臣的全面对抗闹得不可开交，耗到他们驾崩才能改弦更张，总结经验，万历从小的教育就是刻意为之，就是要把他导向无善无恶没有个人意志总之不会找麻烦的极致。担任这项艰巨任务的，却是张居正。由一个后来捅出大明王朝大漏子的人来把一个孩子引向合乎祖宗家法的至善之境，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反讽。可见这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众意所在，不能再有一个给大家捣乱的主儿了。径言之，当时环境要求万历的，也不过就是一个“活着的祖宗”。

后代说万历疏于政务，殊不知这恰恰是吹毛求疵，有人需要他给帝国指引前进的方向吗？有人需要他开创帝国的新时代吗？你能希望一个活着的祖宗做什么呢？明史记载，万历后期，官员递补只能靠抽签。但反过来看，如果人事这样的大问题其实在官僚体制中都有惯例，又何必责怪万历不加过问？他的所谓遴选官员，也只不过是在排第一的官员名字上画圈而已。问题在于，有这个圈和没有这个圈还真的那么重要吗？

既然身为木偶，万历就自然被取消了属于正常人的乐趣。黄仁宇说，万历一面拒绝参加朝会，一面在宫中与太监掷银叶为乐。作者感叹，这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人在百无聊赖中消耗生命。体制把人压制到了毫无生趣的地步，万历的生理欲望自然要寻找别的出口。后代史家指责万历，很大一条罪状是贪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起了很不好的带头作用。但是说开了，大明王朝立国200余年，除了开国的前30年，因为严厉打击贪污，吏治尚称清明，剩下的100多年，官场又是如何？大臣做得，万历为何做不得？

更加麻烦的是，对于万历的教育，看上去是完全失败的，他以自己的聪明，发现了被官僚制度的奥秘。黄仁宇先生把这个奥秘称为“有阴有阳”，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我们的这位宫中囚徒没有那个本事去利用官僚制度的“阴阳”，更不用说大事更张，完全重起炉灶，他只是一味地消极对抗。比如说臣下批评，拿万历的私生活做文章，他一眼就看出这是“讪君卖直”，道德绑架挑动议题煽动舆情，达到博取忠臣的名声捞取更大政治利益的目的，但除了关上门对内阁大臣们吐槽一番之外，他拿不出任何办法，那种天子一怒流血漂杵的场景，只在戏台上才能看到。

其实对付这种臣下，正确的做法也有：一则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改正些小错误意思一下，大家就会称颂上有贤君下有直臣，这有唐太宗为先例；二则耍泼皮，这有正德的先例，叫做“一脚踢到楼上”，对那个不识相的臣子明升暗降加官晋级发到外省，图个耳根清静。至于嘉靖在大礼议时玩的那套拉一派打一派，谁有反对意见就集体受杖血肉横飞，听上去虽然让人后脊梁发冷，也难免折辱士大夫的诟病，但不能不说也算是“靖浮言”的狠手段。这些都是历代积累下来的经验，但万历一没有演技，二没有胆量，不肯采取。他的方式是耍赖，或者叫“无为”，让臣下的意见烂在办公桌上。后来他想立自己最喜欢的常洵为皇储，臣子依旧反对，他也依旧耍赖，而且耍赖的方式反复无常很不让人以为然，这样拖来拖去，酿出了国本问题。我们知道，国本问题其实是晚明“三大案”的最初诱因，而“三大案”把帝国的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开启了你死我活的党争，在耗竭帝国最后的能量之后，最终断送了国祚。

太祖和永乐是强人，没有“费厄泼赖”精神，有的是胆大泼天的个性，会耍诈老奸巨猾；但万历面对的是已经转轨的帝国，他的个性里没有改变体制的那一条。他唯独会做的就是不发表任何意见。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官僚制度中，很多问题似是而非，是需要一个人最终拍板的。这个人拍板的人就是领导。作为领导之上的领导，政治的核心，他的任务就是在半现实半虚幻中，发挥他半人半神的神秘力量，把无理转化为有理。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政治里有那种所谓东方政治的特点，那相当一部分便是这种神秘权力，而不是时时处处做重要批示。万历不肯拍板，这又意味着两个结果，一则所有重大问题都失去了最终裁断，黄仁宇先生说，万历拒绝上朝理政，群臣就已经怀疑他能否正常视事。民间甚至传说万历吸食鸦片，也不是没有群众心理学上的根据，这已经不是一个好兆头。二则万历消极怠工，那些马尾巴功能的问题就没有了最终的裁断，在帝国特殊的语境下，就演变成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关键，关于马尾巴问题的不同解释，就变成官员之间相互拼死攻击的由头。帝国已经丢掉了立国精神，可谓失去灵魂；现在官员之间又互相拆台，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又好比全身抽羊角风，前景就很有些不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