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是一本由胡宝国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6元，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将无同》读后感(一)：从题目说起

　　应该是士无同，更直白。

　　古代的士人研究是综合性，关联性，能反映出与日本韩国的区别，同样也是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的共通点。

　　士人的产生是农业剩余量供给，

　　是统治者配备的专职行政管理人员，

　　是地方势力派在政权中的代表，

　　是独特文化经济政治阶层的体现，

　　更是庶族地主上升途径的结构台阶。

　　士人就能让政策执行下去

　　也能将意见反映上去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策

　　有的甚至改变统治者的废立

　　《将无同》读后感(二)：古诗词历史研究的经典

　　古诗词历史研究的经典，好的关于诗词研究的书籍，非常值得推荐。

　　对于古诗词、历史、文字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反复研读，提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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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无同》读后感(三)：杂感

　　化用作者在自序里的一句话作为评价：一方面，为作者一生写的论文太少而感到可惜；另一方面，也为作者每一篇文章都是认真用心的而感到赞叹。作者极为聪明，在评价田余庆和《东晋门阀政治》的两篇文章隐约可以看到作者也是在评价自己，这就是所谓“惺惺相惜”吧。同时，文中的一句话可能评价作者很合适：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这本论文集里，最能表现作者识见的，可能就是《史记》《汉书》籍贯的一篇、汝颍名士、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这三篇，作者的洞见显露无疑。最能体现作者历史学者本色与操守的，当属纪念自己父亲的一篇。作为对自己盖棺论定和剖析心迹的，可能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教和自述这两篇。另外，对于作者的一些做法，还有待商榷。比如相关研究极少引重要成果，作者的厉害毋庸置疑，但是如果不引研究，初学者实在是无法看出推进了多少。

　　《将无同》读后感(四)：读《将无同》

　　同老的文字简练而犀利，往往三言两语而新见迭出，了无赘辞。如他对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书评，除去对田书创见的概述，也深刻认识到了田先生治史的局限，敢于直言己见而能持论执中，正是深厚学力所在，可谓书评中最为经典之作。兹举几例：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的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更大的历史变动......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

　　“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将无同》读后感(五)：如此学识和学风可能后继有人，而这样清简平实的文风可能真成了绝响了

　　

可惜天不假年，同老刚过耳顺之年就病入膏肓，这样的学识和学风可能后继有人，而这样清简平实的文风可能真成了绝响了。

同老在前言就说到自己的梦想是写出的文章能打动人心、永垂不朽，读罢这本精心编撰的文集，这些文章能否永垂不朽尚需时间检验，但完全做到了打动人心。

同老一生著述不多，学术专著只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和这本病入膏肓后朋友代编的网名同名论文集，这些文章的篇幅都不长，但都选题巧妙、论证简洁，如庖丁解牛般直指要害，绝不在细节上纠缠，可谓惜字如金、寸铁杀人的典范之作，正如同老自己所言，如果自己来写《东晋门阀政治》，可能只需要三万多字，读完这些文章，可知此言非虚。

同老治学，尤重“分寸感”，这从同老对前辈学者（钱穆、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治学风格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同老的文章，既很少理论先行，构建一个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理论框架，也不寻章摘句，做太多细节的考证，大都是从地域特色和学术风气出发，探索的也是一些中古社会及学术（尤其是史学）的脉络性问题，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证据不足时也很少猜测引申，从学术成就上讲，这样严守分寸固然少了很多奇思妙想和创见，但也避免了很多臆想武断。同老的这种治学理念，决定了所谓的“学术成果”对他而言可遇而不可求，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正是同老最大的特色。

　　《将无同》读后感(六)：不是“历史”使我们看清“现在”，是“现在”使我们更理解“历史”

历史学家胡宝国出版书籍不多，但口碑都极好，之前的著作多已绝版，寻找多处未果，今年得知其即将出新书，喜欢往外，但是拿到新书时却心里一沉，因为在序言中他说自己疾病缠身，恐不久于人世，所以把他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虽然不多，但每一篇都是用心写的。

其实岂止用心，读完整本书，感觉他更是用情，尤其后面的随笔，不管是已逝的历史学家，还是他的师长，文章都真情流露，真挚动人，且处处流露历史学家的深厚洞见，是我上半年读到最好的历史学著作。

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的学术论文和后面部分的随笔。

论文部分多是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以小见大，视角新颖，虽然是文章合集，但是我隐约感受到一条主线，就是皇权在这段时间的演变，也就是秦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逐渐从常态变为变态又回到常态。

魏晋皇权变态说出自历史学泰斗田余庆老先生，简化理解可以说是因为皇权衰落导致士族做大的“王与马共治天下”的特殊政治结构，且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其实就是对这种变态的分析和解释。

胡宝国作为他的弟子，本书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对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的书评，他在治学风格以小见大这点和田也有相似之处，甚至本书重点放在皇权由变态恢复到常态的种种迹象的考证与分析，有点对老师研究延续的意味。

下面我们来看看，胡宝国是那些独特视角来论述这段时期皇权的演变。

第一篇讲的《史记》和《汉书》籍贯及区域观念的变化，虽然两书都成书于汉代，但是史记在籍贯和区域称呼上，仍然沿用春秋战国以来的国家地域习惯，比如楚地，但是到了《汉书》，也就是汉武帝之后，随着对封国问题的解决，中央对郡的控制变强，人们的观念才逐渐变成以郡为籍贯。

这篇文章其实可以说是唯一非魏晋南北朝文章，分享这篇文章是首先向你呈现胡宝国以小见大和独特视角，从两部被人读烂的史书里竟然有了这个新洞察。

我一直强调读书，方法和视角，远比知识和结论重要。

本书花了几篇文章讲述“九品中正制”，其实九品中正制是科举制的前身，九品中正制的逐渐确实，其背后是皇权把官员的选拔从名士品评手里抢过来了，正是皇权恢复的迹象之一。

除了从选官制度，胡宝国更从南朝当时的社会学术风气来论证皇权的复归。

南朝喜欢聚书、读书，社会风气崇山知识，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也是因为皇权复兴，天下相对太平，重视知识，而知识有和做官联系在一起。简单一点说，就是以前魏晋前期做官主要看名声，这时因为皇权复兴，开始重视知识，帮助皇权治理国家，以摆脱世家大族。

其实后来的唐朝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有类似的作用，就是皇权通过科举，启用寒族，利用他们摆脱对贵族的依赖，甚至是打击贵族。

东晋时期还出现士人从会稽向健康（当时的首都）聚集的现象，甚至连僧人也从会稽流向，就连墓志也发现，有地位的人从原来的死后埋于家乡变成埋在健康。总之，政治文化经济宗教中心都向质检科转移。种种迹象表明，皇权复兴带来控制力加强的表现，导致各种群体和资源都要流向权力中心，其实今天亦不例外。

胡宝国都是从一些特殊视角来论述本书论文的的主线，也就是魏晋南北朝后期皇权的逐渐复兴，方法视角都比较新颖，也是现在历史的一种新趋势。

本书的后半部分多是随笔、书评，但是里面洞见和金句迭出，写田余庆的文章尤其好，我摘抄一部分和你分享。

经验来看，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在”，倒是“现在”常常使得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

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克服自已的弱点。因为你的优势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弱点如果不被克服就会妨碍进步。这个认识看似合理,其实是有些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馀庆先生也是如此。杰出的学者并不是没有弱点,他们也不是因为克服了弱点才变得杰出。他们之所以有杰出贡献,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将无同》读后感(七)：读书当用心——观@王荣欣 短评有感

　　

读罢同老此书后，准备写个短评，却在评论区发现一则有趣的评论：写了一堆却不知道在说什么。全文如下：

多篇论文大谈经学，不知何故。《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说北方学者崇尚博通的风气与东汉古文经学有关。南方学者学问不广博，古文经学在南方不流行。唐长孺指出，永嘉之乱后，南方重义理，上承魏晋玄学新风；北方继承汉代传统，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纬。（《山中六朝史》第413页引用）第59页说“唐长孺先生曾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他指出：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另一篇论文第133页又说，“唐先生之所以要把南人中的南解释成河南地区……玄学思潮恰恰是兴起于河南地区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有些可疑”。前恭后倨。第219页第四节地方社会的变化，似与标题《从会稽到建康——江左人士与皇权》中要论述的“皇权”无关。

读完评论，大抵能感觉到这位读者的着眼点在于唐先生与同老关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学风的讨论的异同上。但是，同样读完同老论文的我，却认为同老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既清晰又有分寸，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想先从认真阅读的角度梳理一下同老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文章：《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

反驳“南北为河南北”

《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载褚裒、孙盛和支道林关于南人、北人学术风格的讨论，是文章的切入点。

以往学者引这段对话讨论南北学风时都将三人口中的“南北”认为是南北朝之南北。

唐长孺则提出：

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

同老不赞成唐先生将”南北“解释为大河南北，他加以反驳的方法是通过逐条分析当时人口中”南北“的指代来归纳出结论。所谓当时，是指汉末三国到魏晋（东晋）。

这是把特定名词放在特定时空中的语境中，得出当时人的用语习惯，来反驳唐先生对南北的解释。

南北学风

接下来，同老开始讨论南北学风问题。他先从东汉开始谈起，认为北方（或者说中原）学者崇尚博通，与他们的学术兴趣从先前的“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有关。这种转向也造成了“家学”——累世传一经，在北方的衰落。

相对于学术中心的北方而言，边缘地区，比如南方（江南），并未立刻跟上这一转向。南方依旧是以“家学”传承和“今文经学”为主。

这就造成了东汉到三国的南北学风的差异：

总之，汉魏以来崇尚“博通”的学者多在北方，而世传今文经学的南方学者依然是固守家学。

紧接着：

以上关于南北学问博通与否的讨论，都是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如果不局限于此，而是着眼于一个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我们就会感受到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地区士人对博与通的追求有愈来俞超出经学范围的倾向。······其时玄学名士中也不乏博通之士······

这里，是从经学领域崇尚博通的风气联系到整体的学术风气，在进一步明确北人学问“渊综广博”风格的同时，也暗示着后来玄学的兴盛与这种风气有关。

但在谈玄学之前，同老先引入了“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这一论题。他说：

关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一说，向来缺乏详细讨论。研究者大都以为“清通简要”就是指玄学而言。唐先生之所以要把“南人”中的“南”解释为河南地区，也正是因为他把“清通简要”等同于玄学了，而玄学思潮恰恰是兴起于河南地区的。

同老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玄学追求“简要”的倾向，本是东汉以来具有普遍性的学术思潮。因此，就不能说凡有“简要”特征的学问就一定是指玄学、就一定是受了玄学影响。

他进一步说：

孙盛所说的“清通简要”既然是相对于“渊综广博”而言，那么其含义就不应该是指玄学。······按刘孝标的解释，南人之所以能够“清通简要”，就在于知识少，因少而精，即所谓“学寡则易核”。他并没有将其与玄学联系起来。

可以看出，同老把“南人”指为传承“家学”、专习今文经学的远离当时学术中心的学者。唐先生则将“南人”指为居于学术中心（中原）、由儒入玄后的学者。这是二人在“南北”所指问题时的差异。

现在，我们可以聊聊评论中对同老“前恭后倨”的批评。

这是一个无聊的话题。（《汉代政治文化中心》）同老赞扬唐先生“敏锐地发现了河南的重要性，······“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时，非常审慎，仅仅是强调唐先生注意到“河南”即中原是当时学术的中心这一点而已。没有过多的去讲唐先生对“南北”的看法。

同老在当时也许已经不认同唐先生对“南北”的看法，但是他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唐先生的文章，所以夸赞其中自认为合理的地方是很自然的。这与在后来写成的讨论“南北学风”的文章中，反驳唐先生关于“南北”指代的看法，有什么冲突呢？

学术讨论，本就是有同有异、有取有舍，这不是“前恭后倨”。

　　《将无同》读后感(八)：张兢兢：政治实体？族类观念？——六朝民族史研究省思

　　胡宝国先生的新著《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一书收录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三十篇文章，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许多论题都有自己独到而精深的见解，而为笔者所关注的是其中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视角。如《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一文对南北地域界限以及“南人”“北人”的辨析，注重从时代变迁与个人语境还原人群称谓的意涵，这种思路对解释中古时期的族群现象也同样适用。借此机会，谈谈笔者对六朝民族史研究的某些思考。 “民族”概念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引入中国后，古代的“华夏”与周边的“四夷”便被赋予了“民族实体”的含义，对现代民族进行溯源式的研究，实现与古代各种区域人群的对接，复原各民族在历史上分布、迁徙、交流、融合的演变特征，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二十世纪末，兴起了“历史记忆”“主观认同”“政治实体”等研究新潮，对各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取向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六朝民族史的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陈寅恪、周一良等，至本世纪初的鲁西奇、罗新等，呈现出从“民族实体”的传统范式向“政治实体”论转变的趋势。民族史学者从族属源流、分布迁徙、经济结构、社会形态、文化习俗、民族政策、阶级斗争、民族融合、地区开发等线索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因种种内在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逐渐受到质疑，出现了对“民族”本质的重新思考。基于政治史的视角阐释“民族”，无论是象征王朝国家的“华夏”，还是未纳入统治的蛮、越、俚、獠等“非华夏”，都被视为以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各种“政治体”，“政治体”属性越来越多地被提倡运用于六朝民族史的研究。 其实，即使是提出以“文化”分别“民族”这一重大命题的陈寅恪，在考证东晋南朝各种人的族称与族属时就有言，“古史民族名称，其界说颇涉混淆，不易确定”（《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则已经感到族称与特定文化人群难以一一对应，且族称彼此之间无明确界限。这一困惑在关于“山越”族属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学界对此的认识始终存在较大分歧：刘芝祥、井上晃、吕思勉、唐长孺、川本芳昭等主张山越的主体是逃入山中的汉族，即使有古越人后裔，也已相当程度的汉化；叶国庆、陈可畏、川胜义雄、胡守为、施光明等则坚持认为山越就是居于山地的古越人后裔，其民族性尚存，属于非汉民族。这场论争备受关注且旷日持久，导致六朝民族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山越”一枝独秀的现象。虽然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唐长孺等淡化“山越”民族性的主张，强调了其脱离政府控制的政治性，与后来的“政治实体”论者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这一思路被鲁西奇、胡鸿等应用于“蛮”的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蛮”与“山越”一样不具备民族性，本质上都是非华夏统治的政治体，从根本上瓦解了分类溯源的民族史研究范式。 在“政治实体”这一新的话语体系中，纠缠不清的族源问题看似不复存在了，然而过分强调“蛮”“山越”等非华夏人群的同质性，似乎又掩盖了这些族群称谓本身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及范畴。即以“山越”而论，按《三国志》所载，其分布范围不出孙吴扬州界域，而与“山越”互称的“山贼”“山寇”“贼”，却遍布孙吴全境，荆、扬、交、广所在皆有。换言之，二者的边界是不同的。如果像鲁西奇认为的那样，“山越”之名是官府士人对居住于山区、不服“王化”的土著人群赋予的“非我族类”之歧视性称谓（《“越”与“百越”：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何以使用范围仅限于扬州？显然在时人的认知中，扬州的“山贼”区别于他处的“山贼”。《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称丹阳郡的“幽邃民人”与“逋亡宿恶”：“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东晋以前，江东社会普遍继承了先秦以来越人轻悍好勇的风气，即使被陈寅恪称为“文化士族”的吴郡四姓，在孙吴一代不仅拥有大量私人武装，并且出掌军权，对武力的重视远胜过对文化的兴趣。可想而知，居于山林中的丹阳“民人”势必保留了更多越俗，《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称丹阳宣城县“盗贼”所谓“椎髻鸟语”之词恐非虚言，连质疑“鸟语”记载真实性的吕思勉，也承认“华人之入越地者”，“大率椎髻，不足为异”（《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山越”条），这恰恰印证了越地旧俗的存在。于是，扬州九郡的“山贼”被冠以“山越”之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秦汉时代越人自江东至岭南遍布东南沿海区域，覆盖了孙吴扬、交、广三州之地，但岭南的交广二州却绝无山越踪迹。谭其骧指出：“秦、汉时南越国人即俚人，而俚之所以不见于《史》、《汉》者，以其时中原人与俚相处犹暂，未尝熟知其种族名，故率以泛指南人之‘蛮’、‘越’称之也。”（《粤东初民考》）“俚”，始见于孙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长。恃在山险，不用王法。”“俚”的出现，是孙吴经营岭南的结果，自此在王朝史家的认知中，岭南土著人群脱离了“越”的族类范畴。然则成书晚于《南州异物志》的《三国志》中却未见到“俚”称，岭南地区惟有“高凉渠帅”“郁林夷贼”“苍梧建陵贼”“揭阳县贼”“交阯九真夷贼”等，可见“俚”作为岭南非华夏人群的族类专称，在孙吴西晋时代尚不明确。尽管如此，岭南诸郡县“贼”“夷贼”之别于“山越”，则确凿无疑，惟其族类特征有待辨明。 与岭南情形相似的是《三国志》对荆州非华夏人群的表述：“武陵蛮夷”“五谿蛮夷”“五谿夷”“桂阳湞阳贼”“长沙贼”及长沙郡的“山寇”“山贼”、零陵郡的“山贼”。对照《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这些人群大抵可以划属“蛮”这一族类：“武陵蛮”“五溪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盖“蛮”作为长江中游非华夏族类的专称，至迟形成于《后汉书》成书的刘宋时代，而晚于《三国志》成书的西晋时代。《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夷民”“夷新兵”的记载，魏晋官印中也有许多册封长江中游“蛮夷”的印文，结合《三国志》关于孙吴多次用兵“武陵蛮夷”等荆州土著人群的记载，可知随着双方接触与联系日增，这些山民不再被视为普通的“贼”，而带上了具有族群内涵的称呼，但其族类特征尚未被识别之前，暂时赋予了“蛮夷”“夷”这类非华夏族群的一般性称谓，而非冠以“越”这种特定的族类名称。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孙吴西晋时人的眼中，荆州诸郡县“蛮夷”“贼”同样有别于“山越”。 放眼孙吴全境内的非华夏人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记载最详细的是扬州，其次是荆州，再其次是交广，但就其数量而言应是反向的，政府与非华夏人群交涉的程度和当地与首都的距离是成反比的，而族类的认知与书写也表现为类似的圈层结构。首先是核心区域扬州的三吴地区，作为政权支柱的吴姓大族，这些华夏化程度最高的人群早已自认华夏族类，甚至成为族类书写规则的制定者。其次是扬州山区没有完成华夏化的土著，相对于体制内的吴人而言，他们身上保留着更多的“越”特征，很容易被前者识别，当然也不排除前者刻意夸大两者间的差异，建构“合法”与“不合法”的需要，但不论如何“山越”作为扬州山区族类专称的特殊意义是为孙吴西晋时人所认可的。再次是荆州武陵山区的“蛮夷”与广州南部滨海区域的“俚”，前者是除了山越以外，孙吴最大规模讨伐的南方土著人群，其族群性异于华夏自易被感知；后者由于孙权屡屡耀兵海外、乐于海外征伐，《南州异物志》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广州俚人的发现亦非偶然，不过因为距离遥远，孙吴与广州土著人群产生的联系尚少，时“俚”称之不见用于正史官书也属正常。最后，在以上这些已知的不同程度上具备族类性质的人群以外，南方广大地区非华夏统治的那些未知族群性的人群，则被目之为“贼”这样简单化的方式处理。 总之，站在孙吴政权的立场上，无论“山越”还是“武陵蛮夷”抑或“广州俚人”，都是抗拒统治、不服王化的“贼”。因为越人的华夏化进程相对南方其他地区而言较早，孙吴一代“山越”问题基本解决，所以“山越”未入后来的正史“四夷”传，没有经过像长江中游的“蛮”那般复杂的谱系建构。正是这样的原因，从而在现代引发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族属争议，当然也为传统的六朝民族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则一旦从“民族实体”论走向另一个极端“政治实体”论，造成泛化的“共性”“本质”研究，无异于堵上了“具体”“个别”研究之路。 通过对“山越”等孙吴时代族类概念的初步解析，不难发现其内涵并非近年来流行的“政治实体”论所能完全解释得通的。东晋南朝继“山越”之后，“蛮”“俚”“獠”成为南方非华夏族类的主角。随着建康政权不断向西部、南部山区拓展统治空间，王朝史家的族类识别不断深入，族群分类更加细化，“蛮”“俚”“獠”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蛮”，吕春盛认为这一概念从秦汉时四方异族的通称到魏晋南北朝时逐渐缩小范围，狭义地专指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异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及其概念之演变》）。然而六朝“蛮”称的使用范围仍遍及南方各地，只是相对集中于长江中游一带，那么“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需要从不同区域、不同语境、不同称谓组合等多视角的解释。相对于“山越”“蛮”而言，“俚”“獠”的研究更是始终停留在族属源流、社会文化、民族关系等传统视域徘徊不前，特别是作为“民族实体”的“俚”与“獠”，二者边界及相互关系是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陈寅恪曾推论：“凡史籍之止言獠或夷獠联文，而属于梁益地域者，盖獠之专名初义。伯起书之所谓獠，当即指此。至属于广越诸州范围，有所谓獠，或以夷獠俚獠等连缀为词者，当即伯起书之俚也。”（《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此说虽产生一定反响，但无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囿于“民族实体”的范畴，均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从“政治实体”论着眼，“俚”“獠”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无法解释。 一味强调“政治实体”的共性，不仅会抹去不同族群的个性，而且族群概念本身的内涵也被无限放大了。众所周知，六朝时代由于战乱逃亡、大族荫庇等原因引发的户籍人口流失现象非常严重，这些脱籍的人是否都被时人归入“蛮”“越”等族类范畴，还有待商榷。如果说，“政治实体”论揭示了中古时期“民族”现象共同的本质，那么，“族类观念”说则为各“民族”内涵的差异性提供了一条思考的路径。若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庶几可更接近中古“民族”的真相。

　　《将无同》读后感(九)：于溯：中朝往事——两晋官私书写中的建国史

　　古代政权的诞生，总要伴随权诈血腥，对相关史事的叙述，则常有讳莫如深和绘声绘色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在西晋永嘉之乱、衣冠渡江之初，王导建议启动修史工程，以追记“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的伟业。还是王导，在明帝问晋何以得天下时，却拿司马懿诛夷名族、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作答，把明帝吓得“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可见西晋的创业史，也同样自带两种切入方式。不过常理来说，所谓讳莫如深者，是官修本朝史的品格；所谓绘声绘色者，是野史小说家的路数。但西晋创业史在这一点上，却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

　　一 两晋官修史事业都起步于开国之前，最终的结果却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开端和结局，都不寻常。 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249），应璩很快受诏典著作。嘉平六年司马师（254）废曹芳，又有王沈受诏典著作。这两次史官任命都发生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点上，其选员对司马氏而言，则一个是政敌的异见者，一个已是己方亲信。这说明在推进魏晋革命进程的同时，司马氏也对历史将如何书写这一进程保有高度敏感，并作了具体的干预。王沈最终修成的《魏书》，今虽不存，但其中对废曹芳事件的记载尚可见于《三国志》裴注，其立场完全是司马氏的。因此可以说，曹魏末年的国史修撰，名义上是魏修魏史，实质上已经是晋修晋史了，西晋创业史的初步形态，就在官修《魏书》中。 西晋建国后，修《晋书》就提上了日程。《晋书》在起年问题上纠缠了很久，最终确定取泰始元年（265）。《晋书》体例的确定，可能导致《魏书》要作对应的增改，所以到元康年间，史官还在同时“草魏、晋纪传”。总之，在中朝，西晋创业史是通过《魏书》《晋书》联合完成的。但《晋书》只完成到三祖纪，就被动乱打断，而三祖纪并各种记注，亦在永嘉之乱中下落不明。 因此建兴年间（313-316），有人出于对“旧事荡灭”的焦虑，倡议坐镇建康的司马睿重修国史，但当时江左草创，司马睿无暇顾及于此。不过到了建武元年（317）十一月，经王导提议，江左设置了史官，至少在形式上做出重修中朝史的姿态了。江左对修史态度的转变，应该和时局的变化有关。本年晋愍帝被俘，帝位虚悬；南阳王司马保控据秦州，颇有号召力；而司马睿自保东南，正在为登基作全面准备。在这么一个“三家分晋”的非常时期，江左突然关心起修中朝史、修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恐怕是意识到晋史在兹，能营造一种晋统不绝而在兹的效果，这正是当时司马睿、王导迫切希望天下州县和各路割据看到的。 所以与西晋不同，东晋修史的起点，不在曲护篡杀，而在自明统绪。换言之，对于修史，中朝要的是史，江左要的是修。由于关注点不同，当然也加之局势始终不稳定，东晋政府既未像西晋那样组织过修史大纲问题的讨论，也没有留下责修、规划方面的记载，修撰进度亦断续无常，中间还发生过史官倾轧、剽窃的丑闻，最后“竟无一家之史”的结果，当与这种组织不力有关。 不过，东晋史职设置延续不废，前后史官王隐、干宝、朱凤、虞预、邓粲、孙盛、徐广、王韶之等人，各自写有一种晋史。如果从修史动因、物质支持、资料来源这些影响史书本质的要素来看，这几家晋书也不能概视为私修；但它们既不前后递接，又非统一体例，显然也不是官修史预期的结果。 总之，相对于中朝时期，江左政府对国史编写的关注和干预都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有限，不仅体现在组织动员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把控上。后人称晋武帝之失政“并见前书”，“诚有玷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即是指东晋诸家晋史而言。所谓不敢蔽，其实还是没有导致不敢书的压力所致。像孙盛作为本朝史官，甚至去记载夏侯太妃与小吏牛钦私通而生司马睿的传闻，其无所避忌如此。至于日益久远的晋三祖建国往事，自然也就逐渐脱敏。如诸家晋史可以直叙蒋济参与高平陵政变之后的受骗感：

　　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故以熙为后。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干宝《晋纪》）

　　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孙盛《晋阳秋》）

　　可以直说王经死因：

　　（司马昭）曰：“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干宝《晋纪》）

　　也可以反过来指责当年王沈《魏书》“多为时讳，非实录也”。这也可见“为时讳”的标准已然下降不少。 东晋重修创业史，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弱管理的环境，还是一个弱文献的环境。西晋官修史和各种记注在永嘉之乱中丢失，江左并没有接收到这批国史，时过境迁，文献又不足徵，在建康重构中朝往事，谈何容易。东晋诸家晋书中，王隐、干宝、朱凤、虞预、孙盛五史都从司马懿写起，这里面干、朱、虞生长江南，孙盛过江时只有十岁，中朝往事对他们而言，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地理上都有隔膜。所以东晋史官中，成年过江又有些家学的王隐，优势就格外突出，乃至成了同事剽窃的对象。但王隐的史料来源也无非是其父的“私录”，而他父亲也不过是个历阳令，远离洛阳官场，又兼门第寒微，从未进入世族累代婚宦结成的社交网络，信息来源亦有限。这样的个人条件，和当年王沈作为历史参与者而修魏史、陆机据秘书而修晋史相比，差距太大。总之，东晋人修西晋史，已经不可能太多指望一手资料，处理听闻甚至辗转听闻而来的信息，在史官工作中应该占有相当比例。 由于诸家晋书已经亡佚，今日已不可能再做史源分析。但是一般来说，有丰富档案支撑的史书多具备准确的时间线、数据、履历表和文书；而据回忆、传闻、访谈而形成的记述，则多体现出情节化的特征，并且在内容取向上有对秘闻的偏好、在叙述方式上有对细节性和戏剧性的追求。后一种特性，在残存诸史佚文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如其叙司马懿诈杀牛金：

　　宣帝既㓕公孙渊，还，作榼两口，二种酒，持着马上。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与牛金。金饮而死。（王隐《晋书》）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酖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孙盛《晋阳秋》）

　　叙山涛识破司马懿诈曹爽：

　　（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虞预《晋书》）

　　叙司马懿梦王凌、贾逵为疠而死：

　　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淩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淩、逵为疠，甚恶之，遂薨。（干宝《晋纪》）

　　叙诸葛诞麾下宁死不降：

　　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干宝《晋纪》）

　　叙曹髦事件的善后：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干宝《晋纪》）

　　这就使晋史有了些小说家言的味道，“绘声绘色”起来。我们现在把好用小说家言视为唐修《晋书》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唐修《晋书》既以臧荣绪《晋书》为基础，臧书又以东晋诸家晋史尤其是王隐《晋书》为远源，那么这个小说家言的特点，可以说在远源中早有痕迹。 “绘声绘色”，其实是对“讳莫如深”的一种反弹。一旦进入弱管控和弱文献的环境，反弹就有了契机。从悲观的角度说，这可能意味着“裴郎学”进入了历史。但是从乐观的角度说，在具体事件的真实性之上，更有一层社会记忆的真实，绘声绘色者虽然鱼龙混杂，却并不妨害这一层真实。 二 魏晋杂传盛兴，有一人之史，一类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倘合而观之，则可谓又是一种“魏书”“晋书”。其事在魏晋间者，笔触也会碰到司马氏的创业过程。比如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记载：

　　安定皇甫谧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这个正始九年的梦，就出于皇甫谧自己的记录。皇甫谧之子因永嘉之乱迁居荆州，而习凿齿正是襄阳人，他后来能读到皇甫谧的书，或是由此机缘。这也可见私人著述散在人间，复本多而流动性强，扛灾变能力要胜于官修官藏。 从皇甫谧所述，不难品出高平陵政变突发带给社会的错愕和震怖，但它被包裹于虚设之梦兆、假拟之问答、故托之廋辞，恐怕还是话题过于敏感，只能隐晦处理。按理说，“大时代”并不是杂传这种体裁的主题，而且既然事涉敏感，更不必纵笔犯险。但是，魏晋间杂传却有很独特的一种，是利用作传来为政治“错误”洗白。如钟会为其母作传云：

　　是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沉醉，会兄侍中毓宴还，言其事。夫人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相国宣文侯始举兵，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何能无忧？“答曰：“大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大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果如其言，一时称明。

　　此传是甘露二年（257）钟会因生母张氏亡故而作，但重点还是借张氏之口，说清高平陵政变时钟会自己的历史问题。 这类传记，最精彩的要推夏侯湛为外祖母辛宪英所作的一篇。辛氏是辛毗之女，羊祜之姑，活了七十九岁。夏侯湛在她的传记中主要写了三事：一、辛毗虽然是曹魏元老，辛家却早看出魏主不德、其祚不昌。二、曹爽专权骄奢，辛敞高平陵之变时奔赴曹爽，只是尽为臣之义。三、辛羊两家早看出钟会要作乱，羊琇随钟会伐蜀，情所不愿，只是奉命不得不去。所以这个传记借一长寿老妇把两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都说明白了，十分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有“贤媛”一门。贤媛一门收正始以下至西晋事凡十一条，其中许允妻三条，李丰女两条，诸葛诞女一条，王经母一条，这些女性，全部出自魏晋之交颠簸在大时代风浪中的家族。而且她们的“贤点”也十分特别，所贤乃在政治洞见，正如钟母和辛宪英一样。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条目的史源有可能是类似《辛宪英传》这样的传记。盖女性身处内闱，言论少为外知，通过她们完成家族政治史书写，反而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世说》有自身的结构和主题安排，来源总杂的素材一旦收编，也就“世说”化、同质化了。贤媛是这样，像傅玄记述傅嘏拒交何晏、邓飏、夏侯玄事，编入“识鉴”一门，也是这样。这种主题标签，很容易让人忽略傅家人为什么在意这件事、写下这一笔。遭司马氏大清洗而覆灭的家族，在《世说》中男为名士，女为贤媛；政治恐怖下急切洗白的话术，在《世说》中成了人物品鉴的清言。一旦失去史源的肃杀底色，那些本来如履薄冰、谨慎周延、不能有一字说错的记述，也就变成了纯粹的佚事。西晋的历史见证者留在杂传中的大时代痕迹，也许比官修史有更多的过江机会，但过江之后，却面临着被新兴的阅读趣味改造的命运。 三 官修国史，本来是以建构全新的历史记忆为目标。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一开始就受到了当权者的高度重视，得到了人事、制度上的周密安排，但却因为永嘉之乱而完全偏离了原有的规划。新的政治环境和文献环境，使东晋诸家晋史呈现出独特的品格，它们虽为官修而相对少避忌，虽少避忌而未必征实，虽未必征实，却未必没有呈现出某种真实的社会记忆。 永嘉前的私人著述，也多少参与了创业史的书写，其中以女性为传主、以政治洗白为目的的别传，尤有特色。但是这些记述后来被不同性质的著述再收录，适应新的主题需求，面貌发生了变化。像《辛宪英传》在唐修《晋书》中节入列女传，对读者而言，即使大体事实不变，它也不再能释放出在原初的政治环境、文本环境中去阅读的所能得到的信息了。 总之，无论官私，西晋人留下的记述，在东晋人手里多少发生了一些形变。形变的记忆纽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朝往事”的一部分。换言之，留下来的“中朝往事”，是文献环境和政治环境共同造就的。近年来，史料批判研究在中古史领域备受重视，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强调政治对历史书写的干预作用。然而，决定历史书写方式的除了政治环境外，还有文献环境，我们对前者的分析常常不惜复杂化，对后者的理解却常常简单化，尤其忽视了弱文献环境对历史面貌的塑造能力。 在弱文献环境的影响下，佚事型史料成为晋史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认为这是唐修《晋书》的特征，是它使用《世说新语》等小说素材所致，同时这类史料也被认为真实度不高。但是，东晋诸家晋史中已有大量佚事型史料，《世说》中的条目，反而很多是源自这些史籍的。佚事和档案，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史料来源，以及修史的不同组织方式。相比起官方档案，佚事是社会记忆更好的载体，而且具有强大的传播和繁殖能力。它可以播在人口，非必借纸笔流传，也可以在传播中衍生出诸多变体，事实层面的真实，反不是这类史料的第一要义。总之，中古史料的复杂性，在于每一种史料可能都是主观与客观，有意与无意，口传与笔授，不同目的，不同时地形成的信息的拼接与组合。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中朝往事”才奇妙地拥有了血腥恐怖与风流蕴藉两张面孔。

　　《将无同》读后感(十)：段彬：从会稽到建康——新见材料中的太原王氏

　　现身的太原王氏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东晋初年的会稽（今绍兴），号为“东土”，是中原士族南渡后首选的膏腴沃土、山水佳处。士族们常常在建康（今南京）为官从政，在会稽置产兴业，以致当时的建康、会稽二城，在某种程度上恰似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上海、或者北洋时期北京——天津的共轭关系。 不过到了东晋末年，曾经“群贤毕至”、“歌风蹈雅”的会稽，开始出现一种空心化的趋势，大量的士人或者“季世慕荣”、或者“才为时求”，放弃了在会稽的“幽栖”生活，逐渐移居建康。胡宝国先生的《从会稽到建康——江左人士与皇权》一文，正是针对这一现象的考察。 近日由西泠印社出版的《金陵碑刻精华》一书中，刊录了南京新出的东晋王洵墓志，这是该墓志首次公之于世。志主王洵，是东晋五大门阀家族之一太原王氏的重要代表人物王承的后代。王洵墓志中详细地记录了其家在会稽、建康两地的墓区位置，正可与“从会稽到建康”的历史态势相呼应。 有关江左太原王氏的碑铭，历史文献中曾提及过两例。《世说新语·品藻篇》云：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

　　可见当时太原王氏（至少“王东海”本人）的墓葬前应当立有碑。这里的“王东海”，即志主王洵之曾祖，墓志中称之为“东海府君承”；“王中郎”则是志主王洵的从伯，墓志中称作“平北使君坦之”。这位“王中郎”本人的《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并序》，也全文收录在了《文馆词林》之中。 在考古实物方面，南京地区出土的东晋南朝士族墓志，向为学界所瞩目。数十年来，在南京象山、石子岗、司家山、郭家山等地，曾多次发现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琅邪颜氏、太原温氏等士族的家族墓葬，并伴随有多方墓志出土。然而门第显赫的太原王氏，却始终没有发现碑志实物。如今，王洵墓志的面世弥补了这一缺憾。 据《金陵碑刻精华》介绍，王洵墓志为砖质，高四十二厘米，宽五十九厘米，时代为东晋隆安元年（397）。为便于讨论，现将墓志拓片及全文迻录如下：

　　并州太原郡晉陽縣都郷吉遷/里太(“太”字为衍文)前太子太傅功曹王洵，字季/仁，妻阮。以隆安元年九月廿七/日㘸石子堽北。東北隣梁王司/馬龢墓，相去里餘；西次道/。曽祖墓在㑹稽山陰縣南郷池/中里地意山。祖、従祖楊州使君述/、従伯平北使君坦之、叔叅軍乂之/墓同在一域内。府君墓别在茅朁/山，在大墓東去里餘，過一垷淂一墓/便是，秦望山在墓之東南二/里。洵是東海府君承之曾孫，郎中/府君延之孫，府君尚書中兵郎/諱寅之。洵是苐三子，兄苐七人，外/氏性阮。

　　王洵墓志拓片（引自《金陵碑刻精华》）

　　由于《金陵碑刻精华》对墓志的基本情况介绍较为简单，并未涉及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地点、墓葬环境等信息，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墓志本身的内容展开分析。 在墓志文体尚未定型的东晋，王洵墓志的行文结构颇为独特。读罢全文，该志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志文中记录了若干的地名，包括志主的郡望、葬地、四代以来亲属的葬地，以及与葬地相邻的地标，这些内容占据了墓志铭的大半篇幅。接下来，我们不妨以这一系列的地名为线索，对王洵墓志及其所处的时代展开考察。

　　消失的吉迁里 志文开头称王洵的籍贯是“并州太原郡晋阳县都乡吉迁里”，作为太原王氏的郡望所在，太原晋阳等地自无疑义，这里提到的基层地名“吉迁里”，却屡见于东晋南北朝各地的墓志中，值得我们稍做分析。

　　查检文献，所谓“吉迁”并无特殊的出典，可见“吉迁”二字的字面含义，便是其命名缘由。“吉”自然寄托了吉祥的寓意，“迁”在古代则既有迁徙、又有升迁之义。那么吉迁里的命名应当与哪一种含义有关呢？ 《邺都里坊补遗》一文曾分析：“吉迁里是北朝墓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里坊名称之一。……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历经近三百年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轮番入主中原。除统治者为强化治安，有计划地大规模强徙移民外，百姓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寻找安身之地。家居里坊命名为吉迁里，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望。” 通观上表所列的二十余处“吉迁里”，目前所知较早的例子，出自东晋中期，且东晋南朝的吉迁里，全部是南渡侨民对北方原籍地名的追忆。除了刘怀民墓志外，其他墓志的出土地也全部位于南京。同时期的十六国北朝墓志中，则未见有吉迁里字样，刘宋后期以降，吉迁里也不再见于南朝墓志中。也就是说，早期自称为某某吉迁里人的墓主们，皆是江左的流寓侨民。可见“吉迁”的命名，应当确与人口迁徙有关。 中原的原籍本是侨民们背井离乡的起点，而非南渡后的终点。按照逻辑，祈望乔迁大吉的“吉迁里”之名，出现在南渡后的新家园才比较合理，可事实上，吉迁里却全部出现在大迁徙前的中原故地，实在颇为蹊跷。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侨民故乡的所谓吉迁里，最初未必是真实存在的地名，或许只是侨民后代们追述原籍时，日渐趋同的符号化表述？恰如明清至民国时期，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大槐树”“枣林庄”“杨柳巷”等原籍记忆，如同滚雪球一般扩展到各地家族的族谱中。经过百年以上的时代积淀，吉迁里在河北、关中的部分地区逐渐化虚为实（事实上，山西洪洞“大槐树”也经历过“从无到有”的实土化转变）。因此到了北朝后期，才开始出现零星几处以“吉迁里”为卒、葬地（而非原籍地）的记述。 不过，各地的吉迁里也未必全部实现了实土化。一个颇为有力的证据是，就笔者所知，数量远超南北朝墓志的唐代墓志中，竟无一例出现过“吉迁里”之名。如果吉迁里真的是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真实地名，它们又是如何凭空消失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恐怕是，真实存在过的吉迁里，原本就不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复杂混乱的南北大迁徙不复存在，失去社会心理需要的吉迁里之名也就此消失于碑志之中。 藏宝图式的墓志 王洵墓所在的位置“石子岗北”，即今南京雨花台附近的丘陵地区。自孙吴以来，这一带便是建业（建康）重要的墓葬区。《三国志》记载：“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可惜王洵墓志出土地的具体位置不详，无法进一步缩小其范围。根据东晋士族在建康聚族而葬的风气推测，晋末开始活跃于建康朝廷中枢的太原王氏，应是将王氏家族在都城的墓区确定在了石子岗。 墓志中，该墓“东北邻梁王司马和墓，相去里余”的标识，不禁令人想起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鲁潜墓志。在当年的曹操墓真伪大辩论中，这方对曹操高陵身份的确认起到重要作用的鲁潜墓志，成为正反双方皆引为己用的论据。鲁潜墓志的镌刻时间是后赵建武十一年（345），与王洵墓志相差约半个世纪。当时有人质疑鲁潜墓志为伪刻的理由之一，便是该志通篇皆是地标参照，似乎是“留给别人的路标牌”。王洵墓志的出土，可与鲁潜墓志的写法相对照，且二志形状也基本相同。如此，或可为鲁潜墓志的考辨提供一例同类旁证。至于梁王司马和，为晋元帝曾孙，其卒年为太元十七年（392），去世时间仅早于王洵五年。因此当王洵下葬之时，将新修成不久的梁王墓作为附近地标，亦属自然之事。

　　鲁潜墓志（引自《文化安丰》）

　　除梁王墓外，王洵墓还有一处位置参照，即“西次道”。这里所说的“道”，结合地理环境来看，应当便是从石子岗以北的朱雀航直通建康西南各地的大道。因六朝时期的长江岸线距石子岗丘陵很近，山水之间，仅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出现在墓志中的地标性道路，当无其他选择。此道北接建康宣阳门、大司马门之御道，南通渡江要津采石矶。梁代还曾在越城与石子岗之间的路段上修建过“国门”，以壮观瞻。王洵墓位于石子岗北，应当距梁代国门的位置非常近。 2019年，南京西街小学考古工地发现一处环壕高台遗址，这里被推测为是越城的旧址，越城东南方向还发现了一条南朝道路遗址，呈东北——西南走向，保留有当时的车辙痕迹和东侧路沟。而梁代的国门正在越城东南，所以这处道路遗址，很有可能便是王洵墓志中提到的道路之孑遗。

　　南京西街小学考古工地出土南朝道路遗址的位置（根据“天地图”卫星影像改绘）

　　接下来，王洵墓志中详细列举了自曾祖以来家族成员在会稽的葬地位置。回顾前代，与王洵同族的西晋太原王浚之妻华芳墓志中，也记述了王氏旧“墓在本国晋阳城北二里”；其祖“墓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比从曾祖代郡府君墓，南邻从祖东平府君墓”；其父“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西比武陵王卫将军，东比从祖司空京陵穆侯墓”。不难看出，华芳墓志详细记述了王浚父祖葬地、以及重视附近地标的写法，与王洵墓志可谓如出一辙。王氏之外，小有名气的东晋泰宁元年（323）谢鲲墓志中，也有“在阳大家墓東北四丈。……旧墓在荥阳”等语，可见这种墓志书写的习惯早已有之。且王洵与华芳等人的一个共同点是，本人与父祖未能葬于一地，华芳葬于远离祖辈的幽州，而王洵可能也是王承直系子孙中，第一位没有归葬会稽的成员。所以标记、区分新旧墓葬的位置，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家族记忆。 张学锋先生曾分析：“洛阳周围出土墓志的西晋墓，其墓主人没有一个是洛阳本地人。同样，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带有墓志的西晋墓，其墓主人的籍贯也多不在墓葬的所在地。”东晋南渡后，情况依然如此，“迄今为止江南地区发现的六朝墓志，除苏州张陵山吴郡张镇墓志等极个别的事例外，志主均非葬地的土著，只是到了南朝时期，才出现了个别江南土著的墓志。从这些现象来看，墓志形成时期的墓志，标识墓葬以便今后归葬故里的意义依然是主要的，换句话说，在随葬墓志尚未成为葬俗的一部分之前，不需迁葬的坟墓是不需要墓志的。”（张学锋、陈刚：《孙吴、东晋的都城空间与葬地》）这正是王洵墓志们对旧墓位置记录甚详的时代背景。 从王洵墓志的叙述可知，自王承南渡后，其家族的墓区分为两处：一处是王洵的曾祖王承、祖父王延、从祖王述、从伯王坦之、叔王乂之等人所葬的地意山墓区，另一处则是王洵的父亲王寅之所葬的茅朁山墓区，两处墓地相距仅一里余（志文中所谓“大墓”，或指曾祖王承墓），其间相隔一座小山（若墓志中“垷”字识别无误，当为“岘”之通假，岘即小山，至今仍为浙江常见的山名用字）。 另外，据正史记载可知，归葬会稽的太原王氏并非只有王承一家。《晋书·王恭传》记载了王蕴在会稽，王忱（志主王洵的从兄弟）前来拜墓之事。可见与王洵同宗的王蕴的祖墓也在会稽。 查检地志，墓志中出现的三处山名地意山、茅朁山、秦望山，前两处皆无迹可寻，唯有秦望山的位置十分明确。传世文献中，秦望山之名首见于晋宋之间孔晔的《会稽记》，与王洵墓志大体同时。郦道元《水经注》抄撮该书，对秦望山如此描述：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涉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隥孤危，径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礁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馀之旧都也。

　　作为会稽山中最为显目的山峰，自唐以来，历代文人对秦望山吟咏不辍，其地名未曾转移。至于地意山和茅朁山，依据王洵墓志对里程、地貌的描述以及秦望山附近的山势，笔者推断地意、茅朁二山的位置大致如下图所示。

　　地意山、茅朁山位置推测（根据谷歌地形图改绘）

　　结语 ：谁是凶手？ 通读王洵墓志，其文体结构不同于后世的成熟墓志，措辞中充斥着口语化的表达，志砖的书法、刻工也略显粗糙，文中甚至出现了衍文（“前太子太傅”之前的“太”字）和错别字（“外氏性阮”的“性”字）。总的来讲，王洵所处的时代，墓志的物质形态与文体尚未定型。 虽然这方草创期的墓志对王洵本人的生平介绍甚少，但是“隆安元年九月”的葬期，却让人不禁联想到当时风云诡谲的建康时局。 王洵虽出身于太原王氏，但自其祖、父、叔父以来，三代人皆不见于正史，与其从祖王述、王坦之、王国宝一家的历史出镜率相比，判若云泥，可谓是强宗之中的弱支。不过，作为会稽王妃的同辈兄弟，王洵最终以太子太傅（即会稽王司马道子）功曹之位终其一生，可见其生前的政治立场，和他那位以“谗谀”著称的从兄弟王国宝一样，属于司马道子一派。王国宝“参管朝权，威震内外”之际，史称其“兄弟贵盛，当时莫比”，同宗同党的王洵，想必也借此形势，鸡犬升天，走上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隆安元年四月，在桓玄、殷仲堪等实力派的支持下，太原王氏中另一派的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剑指金陵。为求自保，司马道子迅速变脸，把旧日亲信王国宝当做了挡箭牌，付之廷尉赐死。国宝从弟王绪，亦被斩于建康市。同样是国宝从兄弟的王洵，恰巧也死于当年。暗潮涌动之下，谁是凶手？究竟是司马道子对国宝余党的清算？还是王恭、桓玄一派的政治操作？抑或仅仅是偶然的时间巧合？恐怕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了。 王洵死后第二年，兵败的王恭也被斩于建康。王洵死后五年，权臣桓玄将王国宝遗留的家属悉数发配到烟瘴之地交州。王洵死后七年，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者刘裕登场了。桓玄被刘裕击败后，“中兴第一名士”王承在江东仅存的嫡系王愉“既桓氏之婿，父子宠贵，又尝轻侮刘裕，心不自安，潜结司州刺史温详，图谋作乱，事泄被诛，子孙十余人皆伏法。”江东太原王氏的时代，落下了最后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