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革命者》是一本由[美] 伊登·梅迪纳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控制论革命者》读后感(一)：超越赛博朋克

　　智利社会主义变革中使用的控制论科学，开启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科技实践面向：相对于从上到下式的指令式控制，自下而上的，鼓励基层进行自组织，并且加快横向交流的方式要优越的多。在2020年的今天，电脑网络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如空气一般的事实；而对于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却依旧停留在扩建越来越大的计算机集群，停留在增加更多的摄像头和其他监测设施的方向上。技术应该是手段而不是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好的服务于人，如何以人类的福祉本身为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我们应该在回顾智利实践之后，重新思考的问题。

　　《控制论革命者》读后感(二)：一点想法

此书中的故事应当不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知，却是一段不容遗忘的历史。尤其是在互联网企业走向垄断、“赛博朋克”盛极一时的时候，有多少人知道cyberpunk那个cyber来源于cybernetics？哲学有时候很反智，让某些法国人意大利人来评价Cybersyn估计不会得到什么好反应，可是全书本身都是在强调科技和政治之间的密不可分，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提出过的。

阿尔都塞告诫我们，“不要把生产关系当作是纯技术的关系或法律关系”，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却还没有进入许多反对或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脑子。控制论学者比尔倒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直接在技术设计上就避免过度集权并在中心和去中心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在理论上很困难，但或许在实践上反而简单。事实上的工人参与度不足，或许在劳动者素质有一定提高以后也能改善。

不论如何，在短暂的几年内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好了。比尔控制论提出的“极度复杂系统”或许也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多元决定之类哲学思考有所启发。可惜智利的社会主义本身也夭于军事政变，让议会民主和纯粹科学的神话在科技与政治事实上的紧密联系前粉碎吧。希望下一次，类似的实验能有一个好的结局。

　　《控制论革命者》读后感(三)：《控制论革命者》中译本序

文 | 邱林川

这是个特别的国度。没有她，今日世界应当会非常不同。

今日世界是信息科技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的世界。在这个科技网络覆盖的世界里，有人说，成王败寇、弱肉强食，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这些人往往言必称硅谷，把美国看成世界发展、科技进步的终极归宿。

我们要关注的这个特别国度，即《控制论革命者》的发生之处，是南半球的智利。她在地理位置上与硅谷恰恰相反，在南美与北美相对应的西部海岸。不仅如此，本书聚焦的是1970年到1973年左翼执政时期的智利。在政治谱系上，她也与支撑硅谷模式的北美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属于冷战时期与西方阵营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若无从前的智利，恐怕就没有今天的硅谷，今日世界也因此会十分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一来智利是世界主要产铜国，光纤通信技术普及以前，各国通信体系主要依靠铜缆。可以说，没有智利的铜，当年先由英国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通信网络（主要是电报电话）估计要大打折扣。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第一代网民，很可能也不会有第一波20世纪90年代的科网股泡沫，因为那时人们上网必须用MODEM（调制解调器）将个人电脑接入铜缆电话网。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若无智利的铜，恐难有硅谷的第一桶金。

二来智利堪称世界新自由主义发祥地。这是大卫·哈维（David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出的看法。新自由主义提倡私有化、“大市场、小政府”、减少管制资本、限制工人组织。这套理论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但在当时凯恩斯主义主导的西方国家长期无人问津。直到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民选产生的阿连德政府，实施军事独裁，才有了靠枪杆子打出的首个新自由主义政权。可以说，没有智利这个“后门”，新自由主义学说也许至今仍找不到进入核心权力结构的途径。那也就没有后来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以及当今与金融资本高度结合的硅谷模式了。

智利1973年“9·11”政变造成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入狱。集中营的酷刑令人发指。野蛮的恐怖使皮诺切特军事独裁得以延续十余年，催生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也终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Cybersyn。

这本书正是讲述Cybersyn的故事，一个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互联网传奇，一段西方媒体与硅谷精英选择遗忘，甚至努力掩盖的历史。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原来资本逻辑与科技网络并非天然合体；原来美国曾扮演过如此不光彩的角色，介入推翻民选政府，阻碍科技进步。假如智利1973年政变失败，我们今天熟知的互联网史恐怕要推倒重写。这是智利这个国度之于今日世界的第三点特别之处。

第一次听说Cybersyn是2005年，从我的老师埃马努埃尔·卡斯特利斯（ManuelCastells）那里。阿连德执政时期，他就在智利工作。73年政变，他也因此遭到放逐。不记得为什么他跟我提到Cybersyn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非常诧异：真有这么个“史前”的互联网？如何了解这个项目当年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老师的回应是：你不懂西班牙语，还是耐心等待英文研究成果吧。

这一等就是十年。伊登·梅迪纳的这本惊世之作终于问世，再经IT工程师熊节之手从英文译为中文。今天的读者比当年的我真是幸运很多。

本书基于扎实严谨的历史研究，有丰富细致的档案资料基础，还有对当事人进行的访谈。其中有的关键人物已经辞世。这些材料因而弥足珍贵。

除了史料价值，《控制论革命者》更重要之处是它的史识。作者书写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科技史，让有志改造互联网文化的读者有更全面、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以后我们谈论网络，不用再言必称硅谷，也不用讳言社会主义。让来自智利的光，帮我们照亮前路。

再次感谢译者的辛勤劳动！

　　《控制论革命者》读后感(四)：对计划经济和中心决策的再思考

可能是因为有太多政治相关的关键词吧，这本书从我完成翻译到正式出版，又花了两年时间。无论如何，在吕新雨、赵月枝、吴靖、王洪喆、邱林川几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辛勤工作之下，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1970年代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的一个跨时代的科技-社会实验，终于被完整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2019年在华东师大组织的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1920至19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中，米塞斯和卡普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国家尺度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行性。在当时的通信与计算技术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论断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二战后控制论、通信技术、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否能对“国家尺度的经济计算”这一难题发起冲击？

历史上普遍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原因很简单：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没有能力在国家尺度上高效地采集、处理、使用数据。第一，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在发生什么，数据量太大了，国家没有能力获取所有这些数据。第二，即便获取了如此大量的数据，国家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得出有效的结论。第三，即便得到了有效的结论，国家也没有能力将决策快速实施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三个问题，在智利的Cybersyn项目中都有涉及，《控制论革命者》全面阐述了当时智利项目遭遇的困难和妥协。

2019年，马云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一个国家[尺度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站在马云的角度，这种在国家尺度下获取、处理、使用数据的能力，在淘宝、支付宝的意义上，已经完全具备了。那么，在更大的范围内呢？

今年的新冠疫情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突然发现，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当今中国的技术-社会条件下，国家完全有能力获取、处理、使用全国范围的经济和民生数据，使全社会的运作——比之“自由市场”——更加高效、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祉。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冠疫情让我们所有人的手机上都多了一个“健康码”。本质上，健康码就是一个国家主导的、中心化的决策机制，这个中心化的决策机制事无巨细地了解每个人去了哪里、接触了什么人，决定每个人能否进入一栋大楼、登上一架飞机。这个中心化的机制，非常有效地阻断了疫情的传播。

使这种中心化决策机制成为可能的，有几个关键的技术进步。首先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包括3G/4G全面覆盖和智能手机的廉价普及），使数据获取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个民生细节。然后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实时传输、存储、清洗、转换、综合、分析成为可能。再然后是社交网络应用、尤其是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使得“扫码”成为一个心理上普遍认可的行为。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社会心理各个层面准备到位，才让“健康码”这种中心化防疫决策机制得以如此顺利地推行。

我的一些在美国西海岸的朋友一直致力于研究去中心化的技术趋势（包括区块链、SOLID等），我最近开始觉得，他们对“去中心化”的痴迷很可能走错了方向。在美国的技术-社会上下文中，既没有一个心理上值得信任的“中心”（政府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也没有实际上支持国家尺度上数据采集、处理、应用“中心”所需的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社会心理的准备，所以美国的技术社区会如此痴迷于“去中心化”的技术发展方向。然而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技术-社会上下文中，“去中心化”是否仍是一个必要的、甚至重要的技术方向，站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基础上，恐怕很有必要重新审视。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当整个IT行业以硅谷马首是瞻，Cybersyn这个异类让我们看到硅谷之外、美国之外的另一段IT历史。作为一个参照系，Cybersyn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提出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短命的Cybersyn（正如被CIA密谋推翻的短命的智利社会主义政权）没能给出答案，但能让后来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本身就是莫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