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谈话录》是一本由[伊朗] 拉明·贾汉贝格鲁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50元，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伯林谈话录》精选点评：

　　●受益匪浅，果然我哲学思维超级差……

　　●一个几乎不看理论的朋友，读此书读得津津有味……

　　●对伯林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

　　●挺有意思的。作家，思想家，音乐家，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话。太带劲了。

　　●可以看看。

　　●翻译的也不错，思想史的简本

　　●其中一些话震聋发聩，绝对值得一读。

　　●伯林

　　●欢乐多

　　●写的很不错，较为宏观，很多概念解释的很清晰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一)：伯林的炒冷饭

　　整本书基本都是拉明·贾汉贝格鲁简短提问，然后伯林回答。虽然谈不上敷衍，但有时总感觉伯林颇有些意兴阑珊的味道，相当程度上都是在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此外，还常常有诸如“贾：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伯：我认为没有什么现代性的特征。我不知道谈论现代性的特征是什么意思。”此类不来电的鸡同鸭讲的情况……

　　贾汉贝格鲁问题不少，却鲜有追问和反问。就好像两个拳手在拳台上你一下我一下地出刺拳，重拳都不大看得到，组合拳更成奢望。所以虽然偶有闪光点，但整本书的基调已经沉闷下来。

　　伯林是整个谈话的主角没错，但贾汉贝格鲁大体上扮演的是一个提问的学生角色，而非一个有足够分量来讨论乃至辩论的同行。若非如此，或许还有可能从伯林那里挖出些更新鲜、更有意思的东西来呢。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二)：读着挺好玩

　　关于这本书我没什么好说三道四的，作者的提问只占微不足道的篇幅，其实全是以塞亚·伯林的回忆性文字，对生涯的回忆、对哲学故人的回忆，对自己学说与观点的回忆，也许你可以不同意他对某个哲学家的判断或他的某个观点，但因为他提到的往往只是几句或一小段，不可能构成你批判或反对的目标。所以你就当在听一个走过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哲学老人的回忆性闲谈。

　　所以里面涉及的人、哲学观点非常多，信息非常密集，你得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停下来思索，对照你阅读记忆中那位伯林提到的哲学家。于是我读得很慢，不到二百页的书读了三天。

　　我第一次碰到这本书是二零零二年冬天（？）去苏州给诗人长岛做一个诗歌方面的访谈，上洗手间时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于是蹲在马桶上读了很久。次年回到贵阳，在西西弗书店买到此书，从书上所作笔记来看，似乎是在火车上第一遍读完它，里面的画线很潦草，只有在摇晃的火车上才能画出这样的线条。有意思的是，我此次重读，除了认同上次所画的大部份片断之外，又增加了不少新画线。可见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很正确。

　　以塞亚·伯林，1909年生于俄罗斯的里加，后随家人迁到英国，读牛津大学，1941到1945年到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1957年获爵士封号，1957到1967年在牛津大学教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1966到1975年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第一任院长，1974到1978年为不列颠学会会长。这个一生行好运的犹太人是个多元论者，政治思想家、思想史家，深受维柯与赫尔德的影响。

　　拉明·贾汉贝格鲁，伊朗哲学家，1974年迁居法国，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后执教于多伦多大学，著作有《甘地：非暴力之源》、《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现代人》，另有与乔治·斯坦因等人的谈话录，看来是个喜欢挨江湖大佬们跑的家伙。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三)：伯林谈话录

　　算起来这是读过的关于伯林的第三本书了，前两本是《俄国思想家》和《伯林传》

　　伯林确实是个很奇特的学者，一生没有什么主要著作，

　　其思想都是散见于历次演讲和访问中

　　以他自己的刺猬和狐狸的说法划分，他自己当是一只大大的狐狸

　　缺少一个完备的体系，缺少一个核心的原则，在这本访谈录中体现的也很充分

　　他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讲述了自己对诸多学者的观点

　　后者主要是分两部分，先是围绕着政治哲学史来阐述自己对诸多思想家的观点，

　　然后是一些自己的个人印象，以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主。

　　里面涉及的人物非常多，大多是一些评论和个人意见，

　　如果对政治哲学缺乏足够了解的话，，可能读起来会有些吃力

　　我就跳过了很多小节，但是对于自己有所了解的那部分，

　　看看伯林的评论很有帮助，对于整个政治哲学的发展也有了解

　　比如伯林在议论了启蒙运动之后，接着介绍了欧洲的反启蒙运动

　　指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科学与理性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某些问题可能会有不止一个正确答案。启蒙主义者是伟大的解放者，

　　然而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可能表现出教条主义的倾向，太偏狭，也太简单化了

　　这个反启蒙运动以前我就没有听说过，很感兴趣

　　让我意外的一节是关于阿伦特的叙述，伯林有极苛刻的批评

　　说她的著作是“乱七八糟的形而上学大杂烩”，

　　恰好第八期读书上还有篇文章猛夸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理论

　　伯林在这里却大力驳斥这一观点，两相对照，倒也有趣。

　　还有什么呢，嗯，最后一章对俄罗斯作家的一些议论挺有意思的，

　　比如关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嫌他浅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西化，背叛了俄罗斯精神

　　革命分子嫌他不够左，反动派却又骂他是邪恶的激进分子，

　　呵呵，这个人真的有够冤，不过伯林却对他评价甚高，

　　甚至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是理想中的农民，屠格涅夫笔下才是真正现实中的农民

　　其他还有好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有一句话我想有必要转述一下，论及英国政治改革的时候，

　　伯林说既要读柏克的书，也要读托马斯潘恩的书，这样学习才有收获，

　　在政治学和论理学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狂热地固执少数简单的观点（尽管是至理名言），

　　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

　　这是一个标准的狐狸的原则，呵呵，刺猬们大概不会这么想，

　　不过对于大多数缺乏足够理解力和创造力的人来讲

　　遵循狐狸的原则比遵循刺猬的原则要安全的多，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这个世界，呵呵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四)：“伟人”不等于“好人”（外一则）

　　“伟人”不等于“好人”

　　——蠹鱼笔记（6）

　　□/徐强

　　伟人也可能是坏人。按照我的定义，斯大林便是个伟人。他是迄今有过的最糟糕的人之一，但是他使俄国发生了没有他就不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即使其后果令人毛骨悚然。希特勒和其他一些大人物都是伟人。戴高乐是伟人，他大大地改变了法国的面貌，但他跟别的伟人不大一样。凡是伟人都留下了历久不变的影响。（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

　　【蠹鱼案】伯林这段话本来属于常识，但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心里还是深有感触。我想这和我接受过的教育有关。大人们从小就对我循循善诱：所谓“伟人”，就是光辉伟大的人物，在他身上集结了人类的一切优点，他是智慧、美德、光明、正义与力量的化身，他洁白无暇，纯净如水，光芒万丈，一贯正确，而且神圣不可侵犯……一直到我长大成人，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我才改变了对“伟人”的看法。“伟人”不等于“好人”，他可能是暴君，可能是魔鬼，也可能是刽子手，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有可能在人间制造灾难。我觉得大人们对我的教育是失败的，他们在我的内心竖立起一尊又一尊偶像，到头来却要我亲手把这些偶像一尊又一尊地打碎。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伟人”的概念呢？

　　极权主义害怕质疑

　　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是让人们回答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压制他们。你作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你不容许人们对法规、舆论或制度表示怀疑。要消除头脑中经常带个问号的老习惯，那是心存不轨的迹象。（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

　　【蠹鱼案】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的一切进步，无不基于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激发了求知的欲望。人们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答问题，在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过程中，逐渐向真理接近。极权主义害怕人们质疑，害怕人们提出问题，因为它宣称它已经找到了真理，它就是真理的化身，人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无条件地服从。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就连“腹诽”也会成为罪状。在与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的一次对话中，伯林精辟地指出：“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所幸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不甘心做木偶的智者，像一根根“能思想的苇草”，编织着一个又一个智慧的问号，开人心智，启人耳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没有他们发出的熠熠星光，人类的夜空将是漆黑一片。

　　《伯林谈话录》读后感(五)：书摘

　　文化相对主义和人权

　　贾：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性原则两者是矛盾的吗？

　　伯：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被过分夸大了。据我了解，没有哪一种文化缺少善与恶、真与假的概念。比如勇敢，可以说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个社会中，都是一种值得赞美的行为。因此一般性的价值观是有的，这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事实，莱布尼兹称为事实的真理而不是原理性的真理。不同时空的芸芸众生，绝大多数人都共同拥有某些价值观，不论这些价值观是否自觉明晰，也不论它们在态度、举止和行动上的表现如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你确实了解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各个完整的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运用想象“进入”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设想你自己置身于他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怎样认知世界并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即使你对所观察到的东西很反感(全部了解当然并不等于全部谅解)，也肯定会减少盲目的偏执和狂热。想象会产生狂热，但通过想象洞察了不同于自己的境况，结果必定能减少狂热。拿纳粹来说吧(一个极端的例子)。人们说，纳粹分子是疯子，是神经错乱者。我看，这样说太随便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足道了。纳粹分子被人用口头及书面文字向他们鼓吹，引诱他们相信存在着劣等人——他们尤异于有害的动物，危及了真正的文化(即德意志的或北欧的文化)的墓础。“存在着劣等人”，这是一个纯然虚假的命题，在经验上可以证明是虚假的，纯粹是胡说。但是，因为有人告诉你存在着这样的劣等人，你又信任那些说教者，那么你就会相信这个命题。更进一步，你就形成这么一种思想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很合理的)：必须灭绝犹太人。这种判断不是出自神经错乱，也不是简单的非理性的憎恨或轻蔑，或者说是攻击倾向(虽然这样的憎恨和倾向会助长这种判断)。古往今来许多冲突和暴行就是这样引起的，真是太习以为常了。这些情绪被系统化为荒谬绝伦的信念，经过演说家和著作家有组织地鼓吹，那就不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命题，而是叙述清晰的学说，造成了犯罪，导致可怕的残杀和惨烈的灾难。我认为，人们在把一个有思考力的人称为疯子或神经错乱者时务必小心谨慎。迫害并不是来自神经错乱，而产生于把骇人听闻的谬误深信为真理，进而导致罄竹难书的恶果。如果人们希望阻止盲目的狂热所造成的灾害，必须力图理解信念中的理智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的根源；必须力图向那些狂热者说明他们是错误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投入反对他们的战争的行列中去，而说服工作还要继续进行。有些宗教运动也是很容易并很快导致战争。它们忽视人们信念中共同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教导的，理性的方法，通向真理的道路，要与人们自己的价值观相分离，这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命运是极其重要的。就此而论，西方哲学的中心传统是权利。诗人海涅很久以前说过，人们不应轻视谦卑的教授所做的研究工作，应该重视而不应低估教授的这种能力。与他的朋友马克思不同，海涅相信是康德导致了罗伯斯庇尔。了解自己及他人，懂得理性的方法，掌握作为知识和全部科学基础的证据，以及力图验证直观确定性，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人权这个观念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正义、对幸福的追求、真诚、爱——这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为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职业、身份的成员的利益。满足这些要求，保护人们这些要求不被忽视或否认，都是正当的。有些东西是人之为人所必然要求的，不管他们是法国人、德国人或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只要他们是过着人的生活的男人和女人。P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