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方法》是一本由林毅夫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1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经济学方法》精选点评：

　　●2019

　　●林老师的东西总是那么经典

　　●我想在读一下。。

　　●大二以下可以看看，大二以上的就没必要了吧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领悟经济学的本体，并怀有“常无”的心态。

　　●那些演讲有些多余……

　　●读通了，也就学到了，林老师的方法很有借鉴意义……

　　●economic sense

　　●挺受启发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授人以渔，有时候并非授者不愿，而是着实不易。老林时不时喜欢秀点儒道心禅，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就是牛逼啊。

　　《论经济学方法》读后感(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林老师是个相当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生于台湾，却为未来能全力与经济学的发展特特以台湾军官的身份偷渡大陆，最后得以成为一代北大名师。（哈哈，不管真的假得，国人在搞真人崇拜的时候，给加上点神秘的色彩是惯用手法，不过名师倒确实是名师。）

　　第一次在21世纪经济报上读到林毅夫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观点”的访谈，立即被他缜密的逻辑推论吸引，尽管只是一篇访问，但不管是什么问题，林老师总能最终归到中心上，像个太级高手。（这个不是说他像政客般说话啊，是赞美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偶然得了这本小册子，更是从中获得了不少林式思维法，受益非浅，想想还是要整理成笔记，以强化记忆。

　　孔子说“忠恕”，老子说“无为”，释迦牟尼说“空”，那么林老师就说“一分析，三归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用一个观点贯穿思维方式的全部方面。所谓一分析就是，按照现实情况，分析经济现象中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的特点，决策者目前面临的约束，假设在其实现理性选择的条件下，决策方案有哪些，各个方案的具体机会成本是多少。三归纳则是将经济现象放在历史中，放在同类事件中，以及放在与其共生的各种现象中去分析归纳。而由此出发再衍生到一个重要的治学精神就是“常无”，从前识中了解治学的方法，在现实中使用理论研究方法再得出“可道之道”，再用观察现实以求理论不被“证伪”，暂时接受不被证伪的理论，但依旧保持其“道可道，非常道”的心态，而在实际变化的社会中不断观察各种经济现象，保持从“渐悟到顿悟”再从“顿悟到渐悟”的生生循环的研究过程中去。

　　以上是我从林老师的方法论中吸取出来的精髓。

　　至于，具体的各个闪光点，就用摘录的形式摘在下面了……

　　《论经济学方法》读后感(二)：Notes: 林氏经济学方法论

　　《论经济学方法》是林氏经济学的治学方法论，对话体，非常值得一看。

　　小结分成3部分看法：理论部分，本体与虚无，经济学家。

　　一、理论部分

　　（1）理论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不管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逻辑体系）。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

　　（2）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

　　-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

　　-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

　　(3) 理论成立的条件

　　-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或者说是自洽的，逻辑推论必须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也就是理论推论和经验现象的外洽。这是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理论是被证实还是被证伪？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

　　-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数学的使用保证了经济学理论的内部逻辑性，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数学的严谨性和有用性（relevance ）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二. 方法论部分--本体与常无

　　-稳定偏好的假设：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认为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来看，人类的偏好是稳定有序的：无论人们在种族、出身、性别、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有多大，反应在同一种基本需求上，他们在偏好上的表现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基于这种稳定偏好的差异，贝克尔恨自然地将传统上只用于分析经济现象的最优化原则扩展到人类几乎所有行为的分析上来，并取得巨大成功。

　　-理性人假设：林不仅认同贝克尔稳定偏好的假设，进一步认为理性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的“本体”，并把这个“本体”概括为“一个人在做决策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做出他认为最佳的选择”。

　　-经济学的本体：林认为，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性标志，就在于是否坚持理性人假设这个“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

　　-经济学的常无：真正将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和贝克尔思想区分开的是“常无”的思想的提出。理性不仅是最优化原则，任何决策者都是在一定限定条件下去做最优化选择的。因此，要理解一个经济现象，首先就必须搞清楚现象产生背后的决策者所面临的一系列决策条件，然后才能从决策者面临的限定条件出发，去思考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机制和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摒弃一切固有的理论和思维模式的束缚，也就是“常无”心态。

　　-常无和常有必须有机结合，“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常无方法："一分析，三归纳"

　　quot;一分析"指的是要了解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里面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它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

　　在找到谁是决策者以后，怎样来理解一个决策者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和各种选择的本质特性呢？主要依赖的是归纳方法。

　　当代横向归纳法，以探讨不同国家、地点的相同现象背后的共同原因。

　　历史纵向归纳法，从同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现象的变化的先后次序去探索现象发生的原因。

　　quot;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也就是将一时一地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分析，归纳出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个同时发生的现象。

　　-当碰到几个同时并列的因素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想想看，这几个并列的变量的特性是什么，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它们不是等价的。抓住外生变量才能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点。

　　三.经济学家部分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四种能力和一种心态：这四种能力，首先是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其次，观察一个现象时要有能力很快掌握住和这个现象相关的决策者是谁以及决策者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各种选择的特性；第三，要有能力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第四，要有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的能力。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这是一位学者所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

　　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应该透过对人的理性的掌握和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来倡导一个制度环境使每一个人的理性选择也同时达到社会理性的目标。

　　-经济学家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为"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经济学大师"。

　　一位好的"经济学教授"必须对现有的理论、文献非常的熟悉，能作很好的归纳、总结，并能够很好的讲解。如果对现有的文献不熟悉、理解的不透彻，那就不是好的"经济学教授"。

　　一位"经济学家"则要求能够根据新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对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和"经济学大师"相比，"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一个个小理论，从每一个小理论来看是内部逻辑自洽，而且理论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也是一致的，但是每个理论之间经常会打架，无法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

　　quot;经济学大师"的贡献则是创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包容很多新的小理论，这些小理论分开来可以解释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的现象，合起来则成为一个 "一以贯之"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论经济学方法》读后感(三)：汪丁丁：道不远人——评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

　　久违了，如此清新而平易的经济学方法论！多年以来，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方法论语言，统统是西方社会的，从属于那里发生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为了解决那里的问题而发生的流变与论争，以及如此而来的问题意识和基于问题意识的对理论模型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传统的重建，需要在阅读西方理论、以西方语言阐释西方理论、以本土语言阐释西方理论、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对话这样四个环节上同时努力，才可能实现。毅夫与学生们的对话，收录在这里，对我而言，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学家以本土语言阐释的西方理论和以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努力，已经比20世纪末有了更可赞美的进展。

　　以上所说的那篇“对话”，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另一篇重要的文字，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即2002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005年刊登于著名的英文刊物Kyklos）。关于“自生能力”概念，我曾在以前对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另一著作的评论中，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故而，这篇评论的重点，如它的标题所示，是经济学方法论，而且是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

　　人类的知识，根据罗素的论证，不外乎三种来源：其一为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个人知识传统”；其二为间接经验（indirect 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社会知识传统”；其三为内省经验（inspected experience）所得，累积而成“形而上学传统”。罗素此一分类法，略显肤浅，却不妨当做知识理论的起点。这里出现了三个可能的起点，其中，直接经验是最直接的起点。在中国语境里，它被表述为每一位中国人的直接体验。

　　每一位中国人，只要活着，就有直接体验。注意，罗素原文为“经验”，不包含汉语“体验”所意味的悟性。基于生活经验，每一位中国人都可以进行许茨（A.Schutz）所谓的“二次建构”，即从经验上升为知识的建构，从而形成个人知识传统。知识不同于经验，因为它是一套概念，用来把经验归纳分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后者被装入前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被人们接受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各种经验之间是否相互冲突，尽管这是任何理论得以拓展其解释力的前提之一。问题的关键，就我的阅读而言，叔本华最早意识到这一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各种经验（内容）如何恰到好处地被归纳到我们的各种概念（形式）当中。这就是所谓“判断力”问题，在康德那里，它是所谓“第三批判”的主题。我的理解是，对叔本华而言，它应当是“第一批判”的主题。

　　也是在判断力问题上，汉语所谓“体验”与英文所谓“经验”，二者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中国思想传统里，身体，是作为经验与领悟的载体而发挥其中介作用的。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传统里，需等到梅洛-庞蒂发表《知觉现象学》之后，才确立其合法地位。由体验而领悟，汉语谓之“体悟”。天与人，知与行，理与心，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原本就是合一的，原本就不是截然两分的。唯其如此，体悟与感通才是可能的。

　　经济学是西学之一种，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当然也就始终沉浸在西方思想传统里，不自知，亦不能自拔。一旦我们需要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原理于中国社会实践时，就遭遇了原本沉浸在东方思想传统里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难免产生冲突。这一思想冲突的经济学表现，就是我们阅读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时常有的“隔靴搔痒”之感。从这一个“隔”字，也就产生了中国社会科学传统重建的学术冲动。

　　毅夫概括的经济学方法，他以“四能力与一心态”要之，罗列在这本文集的67页：（1）行为主体。经济学能力的第一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经济现象迅速辨识其行为主体，即回答“谁做决策？”这一问题。（2）约束条件。经济学能力的第二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主体行为，迅速辨识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及各类方案的机会成本，即回答“成本几何？”这一问题。（3）理论模型。经济学能力的第三项训练是就已经辨识的行为主体及约束条件建构一套逻辑关系，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目标——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可以有多重目标。不仅一石二鸟，而且一石多鸟。因此，如贝克尔反复指出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每一特定场合，指出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标——回答“哪些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以及“这些变量怎样集结为效用函数？”这类问题。又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受到多层次的条件的约束——包括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无意识世界”的约束，以致我们往往难以判断一项行为究竟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故而，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设——在给定的认知约束与信息约束下，对给定的目标和情境，建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参阅38页以后对盛柳刚同学提问的回答）。关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当他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时，我的行为是否理性就要依赖于我对他人理性选择的回应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认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我的理性行为的约束条件。这导致博弈论框架内的经济行为分析，其特例，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其当代拓展，就是主观博弈分析。（4）数据检验。这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极端重视的能力，也是毅夫所论经济学能力的第四项训练，其哲学基础是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一方面，对遍历陈述的否证在于发现反例；另一方面，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端赖于它是否能够推演出否证自身的检验条件。

　　以上所论“四能力”之外，在这本书里，毅夫还多次论述了“一心态”——以“常无”的心态对待一切理论。我觉得这一心态十分关键，读者不可掉以轻心，以为不过反映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承接着上面关于理论建模和数据检验两项能力训练的探讨，让我首先引述毅夫在67页的一段阐释：“……但是，能不能从构建模型中体味出千变万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东西，能不能将这一部分认识转化为真正存于心里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知道’和‘悟道’的差别所在。……‘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这段阐释，恰与我在上面介绍的中国思想传统的“体悟”、沟通为同一观念。

　　不要被任何既有理论束缚了视野和思想，这是毅夫阐释的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最要之点：“……‘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任何已经写出来的理论都是对‘道’在先前一定条件之下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会开始变成愚笨的人，……‘常无，欲以观其妙’，心里不能执著于任何现有的理论……”（18页）从日常经济分析和许多具体的理论建模及其数据检验出发，感悟经济分析之“道”。这一黑格尔式的“殊相—共相”辩证过程，被毅夫和他的学生们称为“渐修”与“顿悟”，或者，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过程（65页）。

　　直觉，西方思想传统里有笛卡尔的几何般精确的定义：从前提推演出结论，每一环节的论证都了然于心，这一过程反复多次，最终可以从前提未经思考而达到结论，就表现为“直觉”（参阅笛卡尔《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笛卡尔的定义，就我所知，实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传统可以提供的最接近东方智慧的定义。当然，西方思想传统里还有神秘主义的潜流，与东方智慧不仅相匹，而且根本上就是同源的，所谓“静以通天下所感”的直觉，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直觉。

　　但是这一从“渐修”到“顿悟”的过程，若要有所大成，殊非易事。故而，毅夫在140—141页这样论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要成为大师，就必须从内心里关心人、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处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破万卷书，顶多也只能达到‘多学而识’而不会成为大师。……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由是，古往今来成就大学问者，诚如静安先生所言，无不经历过求学三境界之第一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受到这一境界的感召，安能坚守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寂寞并且终于获得“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呢？

　　道之不远人，尤道心之合一也。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如毅夫所论，持“常无”之心态，从“常有”之观察入微，感悟其通理，终可成就对经济学整体的贡献。

　　《论经济学方法》读后感(四)：notes：《论经济学方法》

　　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新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纷纷以解体而告终，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当代经济学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而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自亚当•斯密开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直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力。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对他（她）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抽象；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说明一个决策者如何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她）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社会现象。由于同一社会在不同的时代，或是同一时代在不同的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会不同，因此，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

　　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

　　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或摒弃

　　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时，这是对理论工作者得挑战，也是一个大好机会

　　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

　　“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论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及物质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

　　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并不是现象本身。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所揭示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在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带有艺术的成分。

　　大部分人把理论当成了真理

　　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写在纸上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我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

　　理论不是真理，在决策者是理性的本体论下，每一个决策都会改变下个决策的条件，所以有可能到下个阶段，或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就不能用它来解释了

　　不能够从约束条件是不是真实本身来说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现象有解释力。

　　在理论模型中要包含哪些变量，你必须对要解释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

　　经济学家使用的这种研究出发点，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传统上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里的许多和人的选择有关的现象。

　　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模型，甚至任何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模型，都只是人类行为本身的某一侧面的一个剪影，而不是人类行为本身。

　　任何大的理论体系都是以一个不变的终极行为动机为目标，而其他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则是可变的。

　　临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握、运用那些绘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为了学会画大师画过的画。

　　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心人、关心社会、关心历史。

　　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启发，但我们不能完全被历史经验束缚，应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

　　儒家的理学里，有“五伦”之说，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间要有信。

　　单单有对现象的关注，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的“渐修”，如果没有“顿悟”的飞跃，并不一定能够直指人心。

　　在提出了一个理论后，还要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也就是需要将这个理论作各种推论，然后看这些推论是否和各种已知的和新收集的经验事实一致

　　其实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新的经验现象的新理论时，通常是这位经济学家先悟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外生变量，然后才根据这个变量来构建和其他给定的外生变量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靠某些模型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

　　《中庸》里把“知”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

　　要达到豁然贯通，必须在心里有一定的追求，要去了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经济学所学为何，这些问题必须时常放在心里。

　　如果平常对各种条件、环境、选择对象的特性非常注意，在观察新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从已知之理去推测未知之理，从已知的现象去推测未知的现象

　　“知道”就是把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悟道”则是把经济学的本体变成思维的方式。“知”是放在口里面的，你会说；“悟”是放在心里面的，“悟”是“吾心”，也就是说，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这样思维了。

　　不仅学习现有的理论要有“常无”的心态，直接去考察事实时也必须有不受现有理论束缚的“常无”之心。

　　王阳明在还是小孩时写了一首诗：“山高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山高月更阔。”

　　只要有心去学，从任何时间开始都不迟，从“困而知之”变成“学而知之”嘛！等到一旦豁然贯通以后，对现象的骨骼和枝节就会一览无余了，就可以掌握全局，变成和“生而知之”一样了。

　　“三十而立，四是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主张用劫富济贫的方法去帮助穷人，那会牺牲效率，最后穷人也得不到好处

　　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应该通过对人的理性的掌握和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来倡导一个制度环境，使每一个人的理性选择也同时达到社会理性的目标。

　　穷人可以用来赚钱的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而富人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资本

　　我国有句成语“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对穷人的救济、扶持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只是扬汤止沸，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最大良心在于推动一个让每个人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的增加的时候也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制度环境。

　　《老残游记》当中有一句话:"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必须从改变决定内生变量的外生变量着手

　　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收入分配等

　　在外生变量中还要分可变动的外生变量和不可变的外生变量，要有效地改变内生变量，只能从可变的外生变量中着手。

　　一个变量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并非一直不变，必须根据要分析的问题以及所在的环境、条件等而定。

　　把别人的理论学得再好，顶多也只能成为一位好教授，无法成为一位领导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

　　我国大学里的经济学系在教学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研究者在写论文时，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理论，或是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

　　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

　　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在读经典文献时，如果只关心观点而不从方法论上去揣摩，则只能说是看热闹。

　　历史纵向归纳法即《大学》上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某一具体工作岗位上的专业技能。

　　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会跟着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起来叫文化。

　　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导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就不会有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也就没有公司治理的问题。

　　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

　　没有比较优势、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尼等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则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

　　按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