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是一本由费约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5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唤醒中国》精选点评：

　　●再读

　　●国家觉醒、民族觉醒、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理性的政治技巧见于从时尚到文学到建筑等等各种现代性的载体上。

　　●回头看到初心

　　●是好的、野心勃勃的研究，奈何翻译太差。人名问题不说了，长句经常漏宾语。作者受安德森和白鲁恂影响，前半部分看上去是要做想像的共同体在中国，行文优美，很有巧思，但是：思想史部分写得太过缠绕又有故意裁切的嫌疑；把文学作品引入分析，时间线跳跃，又暴露了对文学史脉络把握的浅尝辄止。在作者对党国宣传部展开分析之前的文本中，无时无刻不显现出一种富有同情的轻慢，尽管也许并不是有意为之。还是周锡瑞一语中的啊：相反地，近来某些成果使我担忧的是文化研究反映出舒德逊 （Michael Schudson）已经在社会学中警告过的同样的问题。用舒德逊的话说：“从文化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常常包含着一个从强调现实由社会构成的观点到一个强调现实由文化或符号构成的观点（似乎这是一个发生在社会之外的过程）的下滑过程”。海外汉学通病。

　　●眼光犀利，洞见深邃，富有启发

　　●虎头豹尾；中间好像有点虚：）开头分析狮子画，好玩；结尾很有力！！为啥之前没充分展开！总之想分析的很多，但过分倚重引用其它著作、我又不可能去看那么些个原文嘛，于是本书自身对很多方面都显得仅仅点到为止 不过瘾哟：（

　　●this translation is in general readable. but far from perfect. there are some serious distortions throughout the book.

　　●似乎可以改名叫以党治国是如何形成的(⌒▽⌒)

　　●观点和实践交错的写法，很值得借鉴。国共的宣传都与一元化体制密切相关，但与政党组织的关系还有些模糊，可能与视域限制有关。对代表制国家的新理解也可以继续切入群众路线。

　　●又一本跳跃性相当大的著作，怎么才能掌握这种论述技巧呢?

　　《唤醒中国》读后感(一)：一些人名的还原与修订

　　欢迎指正追加

　　中文版序 Humphrey Hawksley 当为郝思礼；Richard Bernstein 当为白礼博；Ross Munro 当为孟儒

　　序 John Fincher 当为傅因初；Beverly Hooper 当为胡碧薇；Pauline Keating 当为纪保宁；Warren Sun 当为孙万国；Tim Wright 当为韦立德；Maurice Meisner 当为马思乐；Arthur Waldron 当为林蔚；Joseph Levenson 当为列文森；Harold Isaacs 当为伊罗生；Mabel Lee 当为陈顺妍

　　正文

　　18 H. Woodhead 当为伍德海；Rodney Gilbert 当为甘露德

　　22 Frederic Lee 当为李宝贵

　　45 Ralph Croizier 当为郭适

　　77 J. S. Whitewright 当为怀恩光

　　113 Peter Zarrow 当为沙培德

　　138 Bonnie Mcdougall 当为杜博妮

　　141 Leo Lee 当为李欧梵

　　161 W.Somerset Maugham 当为毛姆

　　171 Edwin Joshua Dukes 当为杜克

　　172 Isabella Bird 至少得加个译注“毕晓普夫人”

　　199 Charles Denby 当为田夏礼，田贝的儿子

　　203 J. C. keyte 当为祈仰德

　　211 M. Wildon 当为韦礼德

　　227页之后的订正放在了读书笔记里

　　《唤醒中国》读后感(二)：【转】李恭忠：“唤醒中国”的政治文化史

　　《读书》 2001年08期

　　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出版于1996年，曾获得1998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奖励中国研究佳作的列文森奖。这本专著可谓是有意识地用新文化史方法来研究民国政治史的第一个代表性成果。他的研究围绕着晚清民国政治宣传中反复出现的“觉醒/唤醒(awakening)”意象展开。“awakening”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不及物和及物两种用法，前者是主体自身的“觉醒”，而后者则是主体去“唤醒”其他人。费约翰指出，这个词的语义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的“自我觉醒”向马基雅维利式的“唤醒民族”转化的过程。这个语义转化过程，伴随着政治上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的规训式党治国家的转变，两者互为表里，最终奠定了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党国体制的理论根基。——刘文楠

　　《唤醒中国》读后感(三)：集体主义的民主与自由

　　《唤醒中国》标题很大，其实看全名《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可以看出其主要阐述的是国民革命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而又偏重于政治文化史，侧重于20世纪国民革命中中国觉醒这一理想的发生、发展、演化以及后续。

　　中国觉醒乃是一个为现当代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祖上阔过，乃是无数fq们所孜孜不倦借以自慰的超好话题，传统文化神圣不可侵犯，简直成了许多人的信条。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到底如何，又究竟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的传承究竟为何，所谓汉族，作为一个民族，是否有一个真实的民族概念。即使在文化传承论甚嚣尘上，奉为经典的今天，其实很多解释也未尽合理。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书上来。20世纪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真正开始形成的世纪，即使在古代，即有夷夏之辩，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却始于此。天朝帝国的衰落，引发了对国家强大的诉求，而对内统治的削弱，被干隆压抑下来的民族纷争再起，加之西方思潮的影响，国家的诉求转而引发了民族自强之声。

　　孙大炮应时而生，站到了这场变革的最前沿。一个民族自强、国家自立、中国富强的理想压在其肩头，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使得这套理想以及变革思路在广大人民看起来遥不可及，与己无关。西风东渐，影响的仅仅是部分所谓精英群体而已。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觉醒才变成了“唤醒中国”，即一部分清醒过来的精英群体来唤醒更为广大的民众。

　　正是因为如此，唤醒中国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广义的征服的过程，这部分精英群体，用自己所了解的西方的文化，去征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繁衍多年的传统文化，征服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启蒙的过程。

　　正由于这种隐含的暴力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暴力包括文化暴力与军事暴力，唤醒中国这场运动当时需要一个偶像，这个偶像需要有着强大人格魅力、非凡的见识、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诸如拿破仑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孙大炮。

　　孙中山反清提出的口号首先是五族共和，这是一个带有严重的民族倾向的话语，它即迎合了中国长期的反异族传统，又合乎了当时的向西方学习到潮流。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五族共和，毕竟这种口号只能长一时之气，民族主义可以在一个时期动员起来人，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民族主义煽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架构这个国家，如何去经营这个国家。

　　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两派精英为此喋喋不休。中国是一个有着大一统传统的国家，似乎大一统顺利成章。然而，当时正是西风压倒东风之时，尤其在这一帮洋墨水喝了不少的精英分子看起来，联邦制似乎更为先进。然而，民族主义的思潮必定伴随着大一统的梦想，欧洲无数的国王，无不想着恢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孙中山也不例外，他利用这种风尚，击倒了地方势力的梦想，陈炯明这个名字，长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教科书上，遭到青年的唾弃。

　　从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走来，精英们梦想着建立一个按西方模式架构的所谓自由与民主的国家。这个梦想，一直延续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那场风波，就是这个想法的变异怪胎。后来有人拿孙中山作为自由派的偶像，事实上，早期的国民党及其前身，确实有着不少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不包括孙中山。唤醒中国，永远是唤醒，孙中山作为唤醒者，如果强调自由主义，岂不应顺应而睡。孙大炮是党治国家的坚实拥护者，所谓训政，即为此公之提。甚至还有在今天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可笑的向领袖效忠。他从来也不相信民主与共和之下的当时中国，有走向迅速向世界强国发展的可能。事实上，孙大炮本来就是黑社会出身，思想中有这些，一点不足为奇。孙中山反帝，而又自觉不自觉的延续那一条帝制的集权式道路。

　　不少无知青年看到了现在的台湾，就认为国民党的架构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其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国民党。没有当日孙中山联俄联共后对国民党组织的改组，国民党也就是一个奇形怪状不伦不类的东西。在外来势力的扶助下，国民党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目标，进而开始了对党内的净化。净化的后来，国民党有将目标指向了昔日的盟友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被迫出走，后来这个人有亲手葬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唤醒中国，就是这样一种在集权与集体主义的大旗下，喊着民主与自由的口号，又排斥着自由主义者，以一党领导一国，以一民族建立一国，以中央压倒地方，以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精英团体唤起沉睡的民众，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路走了下来。

　　《唤醒中国》读后感(四)：《唤醒中国》中的政治文化史探究

　　费约翰在其《唤醒中国》一书中，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诸多层面引入到政治史的研究中，使其书成为了一本别开生面的史学著作。他将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引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来，是十分少见的。通过该书，我们能够厘清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以及阶级斗争的话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总的说来，这是一种政治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当前国内史学界正有人尝试用这种方法去重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它侧重的是近代史上各种符号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是一本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式的著作。费约翰在其书中引用“来源庞杂、数量丰富的历史档案、文学作品、宣传时文等，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诸如文学、艺术、考古、地理、人种、教育等等方方面面的细腻描述，将繁多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部别开生面的完整解读国民革命历史的另类大作。”费约翰试图通过综合多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新颖的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在西方汉学界，尚没有人综合性地写出一部有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诸问题的史学著作。而费约翰有这样的野心，他的目的便是把时尚、建筑、小说、诗歌等物质的和精神的诸多层面的元素引入到政治史的研究之中。对他而言，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唤醒中国》一书就是中国近代史写作手法上一种新的的尝试与创造。

　　在刘平看来，费书与其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史或思想史，还不如称之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化史，书中涉及的许多方面，如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的浸染，如建筑、绘画、时尚、文学、伦理、地理学和人种学等研究视角，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将这些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化的元素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视角是新颖的也是比较少见的，没有宏大的视野以及深厚的史学功底很难把握。所以，费著《唤醒中国》的叙事模式具有典型的意义，尽管这本书充斥着后现代主义以及符号学等哲学化的话语，并且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史学领域也不是多新鲜的事。但是，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对国民大革命的研究中来，则是极其少见的。通过费氏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国民大革命时期整个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话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费氏书的主题叫“唤醒中国”，即是说中国正在“沉睡”，那么，如何唤醒中国——用文化和革命。所谓的文化即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比如广州中山纪念堂里的狮子画像，表明雄狮就要觉醒；比如中山装的推广与提倡，让人想到改朝换代时的易服色、改正朔，它是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的象征；比如教育中国人不要随地吐痰，是告诉我们做一个文明的中国人等等。在画、服装、建筑等符号的背后所隐喻的是要唤醒中国，让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地球上一个伟大、文明的国度。至于革命，即是国民大革命。在国民革命中，“唤醒中国”是革命的既定目标，同时，“唤醒中国”也是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对于国共两党而言，“唤醒中国”是他们的共同任务，尽管两党的革命理念存在差别，但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一样的，即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民主国家，而这对中国影响深远。

　　在写作这本书时，费约翰规避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试图用政治文化史的路径来研究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他拒绝以传统叙事方法为模本，开辟了近代中国历史新的分析途径。费约翰在书中“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道德规范、人种学、治国策，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纪律、组织和语言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中国觉醒过程中革命和渐进两方面的对称，该书阐述了上述每一个类别的发展，包括艺术和建筑、博物馆和医学、小说与散文刊物以及宣传、政治制度和群众组织领域的当代状况”。[3](P10)很明显，费约翰描述中国这段历史的每个元素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的符号，这是一种新文化史的叙事手法，他将新文化史融入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给人一种“另类”的感觉。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新文化史如果脱离了与政治的关系，就会显得很干涩。因为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就撇不开与政治的关系，缺乏政治史的新文化史无疑是缺乏深度和高度的。因此，将政治史和新文化史相结合是势在必行的，当前史学界的一个趋势是政治史的重新回归，融入到新文化史研究的之中，将新文化史和政治史有效地结合，形成了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的研究视角——政治文化史。费约翰将一个个文化的符号和政治联系起来，写出了一部国民革命的政治文化史。费氏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与新文化史研究的优秀学者休恩·亨特的成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的书名十分的相似，而且在写作手法上也是惊人的一致，休恩·亨特的研究重点从“最初设想的‘政治革命的社会基础’转向了‘政治行为规则’和各种新‘符号实践’，这本书也从‘政治的社会史’写成了一部政治文化史。这或许可以视为西方史学主潮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一个象征。”费约翰的研究视角和休恩·亨特有异曲同工之妙。

　　《唤醒中国》读后感(五)：“觉醒/唤醒”：中国党治国家理念的构建过程

　　按：这本书很好，但看书评发觉很多读者可能并没跟上作者思路，老实说这本书我读三遍以上了，才刚刚品出味道来。等我慢慢把笔记上传吧。我同时看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本，中译本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有些地方我觉得还是译得不太到位，所以以下引文里的译文是我加工过的，跟中译本不是完全一样，页码也是统一标的英文本。

　　导言：

　　3：“awakening”有及物和不及物两层意思，前者是主体自身的“觉醒”，而后者则是主体去“唤醒”其他对象。“因此，问题就在于解释从一种含义的‘awakening’向另一种含义的转变，从不及物含义向及物含义的转变，并追溯民族觉醒观念的制度化经过，分析它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督之下。”

　　6 “我的研究是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道德规范、人种学（ethnography)、治国策(statecraft)，以及政治制度构建、规训（disciplining）、组织和修辞论调（rhetoric）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中国觉醒过程中渐进（evolutionary）和革命（revolutionary）两方面的对称，以上每种类别的发展都通过当时各个领域当时的发展来展现，包括艺术和建筑、博物馆和医药、小说和散文、新闻和宣传、政治制度和民众组织。”

　　6 本书旨在展现这一从“自发”的自我觉醒向“马基雅维利式”（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民族唤醒转变的过程。“首先，本书概述了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氛围，尤其是那些培养了进步、启蒙、‘觉悟’世界新秩序等观念的方面。接着是‘觉悟’的观念从觉悟到‘大同’这一普遍秩序转向觉悟到某个单一民族理念的过程。从一个民族的理念，我们转向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观念，从单一国家的观念转向单一政党的理念，从单一政党的理念转向先觉的领袖的单一、绝对的声音。（7）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权力的运作。于是，我们从现代自我的觉醒而始，到1920年代广东的国民革命运动结束。”

　　第一章 觉醒与被唤醒

　　对“觉醒/唤醒”观念的文化史分析，考察这一概念与政治、训导（tutelage，既是政治的又是宗教的）、启蒙（殖民主义、黑格尔、西方比喻）、历史（觉醒与进步的关系，博物馆化，对旧风俗的态度表现了是否觉醒）、幻想小说（对觉醒后处境的想象）等主题的关系。最后用拿破仑和龙的觉醒的隐喻来描述领袖与民众之间的辨证关系（领袖需要民众的拥护，民众需要领袖的指导）。“觉醒/唤醒”的母题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梁启超是梦想家，孙、毛则是实行者。

　　第二章 一个世界、一个中国：从伦理觉醒到民族解放

　　康有为的个人世界观危机，解决方法是确立个人的“公民”身份，建立“公德”的观念。这一身份不是自然产生的，是觉醒的结果。他提出的问题是“自我（self）”和“国族（nation）”的联系如何在伦理上建构起来，他的答案是以“礼”为入手处，把因风俗差异而间隔开的人联系起来，见其《大同书》。

　　问题是如何实现“大同”，也即伦理意义上的普遍性共同体？康有为提出要以国家为中介（statist nationalism)，国家是“大同”和排他性地方主义之间的必要过渡。与之相对的则是章炳麟的antistatist nationalism，他更倾向于从地方主义中构建共同体认同，后者是支持地方自治的。与康相似，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用公民意识代替种族认同。而孙中山更进一步，试图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合法性根基在种族（ethnicity）。但无论怎么说，梁和孙都认为国族（nation）应该高于任何其他伦理共同体。

　　作为公民和爱国者的自我：爱国之情应从何而来？陈独秀认为应先有可爱之国，李大钊认为应先有爱国者。孙中山认为这种感情是天生的。五四小说，把浪漫之情和爱国之情混在一起，茅盾的小说《幻灭》，觉醒的过程中充满了负面的个人情绪。而对被囚禁的主体的反思（娜拉出走后怎么样？）也体现出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因此鲁迅提出问题：觉醒是否必然带来解放和出路？

　　第三章 一个中国，一个民族：民族志中的不平等论述

　　这章考察了“中国人”形象的构建过程，所谓“民族性”的问题。

　　本章开始引用了查特吉的观点：后殖民民族主义是一种“derivative discourse（派生性话语）”，它和东方主义一样是本质论的，因此具有同构性，换句话说，隐含着某种“自我殖民”的权力关系。105 从这个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就遵循了东方主义的逻辑，试图通过礼仪提高民族地位，因为他接受了英帝国的殖民知识构建，英国人武力的优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印象（从文明变为野蛮），因此，可以说是国家的失败造成了国民的失败。

　　接受这种知识构建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人怎么了？”这个问题，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梁启超、巴金、老舍等，“中国人”和“狗”的借喻。民族主义者重新发现“中国”，重建关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包括地图、民族志、风俗、女性、平民（未受精英污染）。由此引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是西化的新民还是内地朴实的百姓？民族主义者和殖民者都做出本质主义的思考，想把“中国性”固定为一种标本，加以批判或保存。（145）

　　第四章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

　　这章讨论对国体问题的争论，到底应该是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

　　开始提出政治语言和语言政治的问题，支持广东政府的军事首领陈炯明被一套新的列宁主义语汇重新定义，被贴上“封建军阀“的标签，并被指责与“帝国主义”相勾结。

　　孙中山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因此要用规训去克服这种离心趋势。他政治设计中的“自治”指的是地方党治，强调的是县一级的“自治”，反对省级士绅联省自治的倾向，而后者则是晚清以来中央政府衰落的产物。（166）在孙中山的设计中，“地方自治”只是“地方行政”的意思，地方精英有管理权，但没有参政权。

　　在这套统一国家的话语中，地方主义=分裂=反动，军阀成为分裂中国的罪魁，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因此自诩为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治革命，但是后来其实演变为打破地方精英自治倾向的社会革命。（166-167）所谓的“阶级斗争”其实是彻底改造地方行政的社会结构，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的党治国家。（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