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房契上的历史》是一本由宗绪盛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1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读后感(一)：道是“无言”却有言

今天的人们虽然未必能够弄得清楚“房契”的确切含义，却可以找到一个类似意义的说法，也即“房屋产权证”，或是最新的说法“不动产权证”。

房契，也即房屋买卖双方所签订的约定及其拥有该房产的证明。不同历史时期，房契有着不同的形式、内容及种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今天的“不动产权证”外页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外，在其右上角写有不动产登记抵押权、异地登记、查封登记等登记类型；内页内容规定了权利人、证件种类、证件号、共有情况、权利人类型、登记原因、使用期限、取得价格等。而清代、民国时候的房契，内容最完整、经过官方认可的房契称为“红契”；买卖房地产成交时双方订立的契据，因为一般书写在白纸上，相对方钤有官府红印的“红契”而言，俗称为“白契”。作为一种凭证，房契能够明析产权归属，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对于一座房屋来说，房契存在的价值不言而喻；而对于宏观历史来说，房契又具有了承载历史见证的更多内涵。或许，这就是热衷于民国文献书刊收藏与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宗绪盛之所以对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讲述的是位于北京前门长巷上三条四十六号的一座房屋的26份房契的故事，这些房契涵盖了房屋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的买卖变迁，时间最早的一份是在清代乾隆四十五年，也即1780年订立的，也是所有11份乾隆时期的房地契中最为“规范”的一份“白契”；时间最晚的一份则已经到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通过介绍前门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的26份老房契，作者以点带面地“还原”了清朝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二百年间北京城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

房契虽然不是人，但却也是会“说话”的，因为房契上一般包括立卖契人，卖产缘由，卖产的位置、大小、多少，买产人姓名，房地价格，立约保证，中保人姓名，立契日期，相关人员的签名画押，以往历年房地交易的契纸及买卖双方姓名，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可以说，和今天的不动产权证相比，清代的房契在内容上也还是相当完备的。特别是由于会注明历年房地交易的契纸及买卖双方姓名等情况，可以让后来的人对房屋变迁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握，这也就是说房契之所以会“说话”的原因所在。

看似枯燥无味的房契，其实还可以透露出很多有用的历史信息。比如，对于北京前门长巷上三条四十六号的这座房产而言，在1780年交易时，“时值估价共卖银一千两整”；“第一次”交易三个月后，由于被大火烧毁，虽然“只剩空地一块”，居然仍然卖了“纹银五百两正”；在1788年卖出时，虽然与房主买时的价格加新修房屋价格总值平价，却等于是“白住”了三年；而这座房产在1948年卖出时，虽然值“金圆券两万元整”，其实几无什么价值——仅仅过了3个月，金圆券贬值超过两万倍，2万元的金圆券只值一元，连一个玉米窝头都买不下；而到了建国初期，则是通过“实物折银”的方式完成了交易、实现了保值。从这一点来看，谁敢说一张“房契”不会“说话”呢？不仅会“说”，而且“说”的内容还真不少！

所以正如《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这本书的书封上所言，“一纸房契见证宏观历史，独特视角折射朝代变迁”，所言确实不虚！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读后感(二)：房契中的百年老宅兴衰史

从古到今，房产都是家庭的重要资产，而房产交易也是家庭的大事。做交易通常都需要合法的凭据作为证明文件，现代的房产交易法律文件是购房合同，在古代就是房契。现代的购房合同总会详细规定各种权益条款，而古代不管房产多大，只一纸房契、几百个字就完成了交易，可见小小的房契有多大的分量。

热衷于民国文献收藏和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宗绪盛，曾在机缘巧合之下，从旧货商贩手中收购了一叠老房契。这些老房契共26份，记录了北京城前门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从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将近两百年的交易过程。

在《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这本书中，宗绪盛整理了这26份老房契，添加了相关说明，并补充了一些其他特殊时期或特殊身份人员参与的房契资料，让人一窥这座老宅在两百年间的兴衰。

从一张房契中，可以了解到买卖双方的姓名和交易价格，判断房产的价值；如果有同一房产的一系列连续的房契，就可以从中看到房产价值的变化趋势，甚至可以从文件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反推古代房产交易管理方式的沿革和社会状态的变化。《写在房契上的历史》就是这样以小见大，从一纸房契中看房产交易的演变。

从北京城前门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来看，在乾隆年间，是这座老宅在两百年里价值最高的阶段。最初这座老宅的破旧房产交易价为1000两白银，老房子遭遇火灾被烧毁后，空地交易还要500两白银，其后买主又花费3500两白银建起了总共22间房的新宅子，新宅转手仍然卖到4000两白银。

平均来看，这座老宅每间房子均价差不多182两白银，182两白银已经足够在同时买一座6-8间房的小院子。从这个价位来看，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是货真价实的豪宅，而且交易方能够“一手收清”、“契明价足”，必然都是富贵之辈。

到了嘉庆年间，这座宅子的价钱跌了不少，只能卖到一千两银子了。当然，这多少还算正常的价格范围。到了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座原本的豪宅价格一落千丈，从8200多块大洋的价位，跌到了两万金圆券，几乎是白给，甚至再过了3个月，两万金圆券贬值到玉米窝头都买不到。民生如此艰难，豪宅不过是泡影，让人唏嘘。

从这本书里，还可以了解古代房契的内容，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

在清代，白契和红契是房地契约最基本的两种形式。

白契是买卖双方订立的契据，一般写在白纸上，包括买卖双方姓名，卖产缘由，房产位置、大小、房间数等详细信息，中保人姓名、立约保证、立约日期等。由相关见证人作证，相关人员签字画押，正式生效。

红契是买面双方完成交易后，拿着白契去官方缴纳税款后，经官府盖章得到的，包括盖了章的白契和粘贴在白契上的半幅契尾，另外半幅契尾由官府部门存查。

到了民国时代，房产交易的管理部门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买契、卖契、建筑契、投税契比较常见。业主如果要添建房屋，需要向财政局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立投税契，写明房屋数量、地址等信息，财政局核实后，业主交完税，发给正式的印契，由建筑契和投税契组成一套完整的房屋添建的完税证明。

由于政权交替频繁，管理部门变更多，导致一些房契上盖章数量非常多。其中一份房契上，共有16枚印章，时间跨度12年，还包含了“北平特别市赋税稽征所”这个仅仅存在了15个月的管理部门的钤印，也属于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了。

2020.08.27雾凇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读后感(三)：在老房契中窥探历史的变迁

现在的我们住在高楼大厦中，如果是本地人，可能会知道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如果不是本地人，或许只知道这里现在是一栋楼房，对它的曾经、它的周边一无所知。现在想来，除非是一些被保护的古迹，否则在我们的身边很难再看到有关历史的痕迹。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是一本通过介绍北京前门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的26份老房契，来告诉我们，清朝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近二百年间北京城的历史变迁，虽然我们无法真正切切的读到发生在这个住宅中的点滴故事，但是却能通过房契中的字眼来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正如这本书上所说：“没有了胡同，特别是没有了‘成片’的胡同，北京就没有了‘魂’，就不是完整的北京城。长巷上二条胡同46号老房契，似乎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些。”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的作者宗绪盛热衷于民国文献书刊的收藏与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26份老房契也是他偶然买到，作为历史文物的热爱者，当他拿到这份保留的还算完整的老房契时，他耐下性子一张一张阅读，一张一张研究，把他从房契上理解到的内容一一分享给读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曾经发生在北京城的一些事情。

房契的变更。

房契，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房产证，如今有了网络，什么资料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查询，办理证件也没有那么麻烦，然而，以前的买卖可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从乾隆年间的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的房契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以前的买卖分为白契和红契。白契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意向书，是由交易双方协商拟订，有中人作保并签名盖章的契约，其内容包括交易的性质、产业的数量或面积、坐落地点、价格、交易条件等。但是，如果要让这个住宅买卖合法，则需要去官方办理红契， 向官府交税叫“税契 ”，经过官府的盖章，则这次交易才属于合法合规。

这种交易的模式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民国后，对于清朝时候的房屋，要求到官府盖章，领取新的房契，此后的房契的样式简便很多，不过办理的单位却多了很多，更增加了各类契税。

2.房价的变更。

同样的房子，在不同的年代，房价的差别其实还挺大。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的住宅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住宅，并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买得起的。像这样的住宅，往往需要至少3000-4000两的白银。不过，随着清朝的没落，这个住宅一方面频繁的更换了主人，另一方面由4000两白银直接跌到了1000两白银。当然，房价也会有起落，再到民国期间，这个住宅卖到了7800块大洋。

7800块大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普通一户人家的月收入为16块大洋，四合院瓦房每间平均130块大洋，小洋楼每间均价400块大洋，7800块大洋买这块住宅可以说是大手笔，同时，也可以民国时期，在一定的时间内，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也有人愿意花大价钱来购房。

而如今，长巷上二条四十六号的住宅已不复存在，不过，这条巷子上的福建汀州会馆北馆依存，已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通过这里的变迁，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如果有机会去长巷上二条走走，或许能有更深的感触。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读后感(四)：静止的房契，流动的历史

何冰、郝蕾主演的46集电视连续剧《情满四合院》热播后，老北京的四合院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稍加注意，我们就可知道北京的四合院藏身胡同中，《情满四合院》的一处外景地就位于北京南城一个名叫长巷二条的胡同。

长巷二条坐落在北京正阳门（前门）外，隶属于前门东南的长巷胡同地区。长巷地区由西向东次第排列一共有五条胡同(长巷头条、长巷二条、长巷三条、长巷四条及长巷五条)，这五条胡同走向呈扇面状往东南偏斜，最后在一个叫桥湾的地方汇合。对于讲究正南正北的北京胡同而言，少有而奇特。

长巷二条作为老北京无数胡同之一，也曾人烟辐凑，商贾云集，兴盛一时，这里会馆众多，显贵出没，它的繁华只从盛时房价高居不下即可见一斑。 “里有仁风春色溥，家余德泽吉星临”, 一副不起眼的对联也可看出此地之人文郁盛。会馆更是遍布各处。对联、会馆之外，尚有民国以来知名艺人在此居住，也给长巷二条带来远近闻名的知名度。比如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深受观众喜爱的赵丽蓉。

俱往矣，长巷二条的美好往昔早已随着云烟逝去，隐没在历史深处，难得留下几许沧桑背影。然而，天不负人，总有蛛丝马迹可寻。只要去追寻，历史总会显露一点多彩的底色。

《写在房契上的历史》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这本书讲的是房契，今天的人们早已不知房契为何物。房契这种古旧的“纸片子”也难觅踪影。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本书作者宗绪盛与长巷二条46号的老房契结下不解的缘份。因缘际会，也才有了这本奇书。

长巷二条46号，一个微观地理座标。从乾隆四十五年到建国初期1950年，历经200余年。26份沉甸甸的房契。这些老物件中隐藏着历史，它不会述说，只等着有人去揭开。《写在房契上的历史》就讲了这样一个追寻往昔的故事。故事的链条有时断开，有时似乎足够清晰，却失却细节，有时在普通的文字中透出椎心的变故，有时又显露出劫后余生的喜悦。

一切从房契的含义开始。房契是房屋买卖双方所签订的约定及其拥有该房产的证明。不同时期，房契有不同的形式、内容和种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承载着不同的经济、法律、建筑、文化、民俗和社会变迁信息，记载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一套完整的房契一般包括白契、投税契和契尾。白契，是在买卖房地产成交时双方订立的契据，因一般书写在白纸上，相对于官方钤有官府红印的红契而言，俗称之为白契。红契一般由买卖双方手写的白契、官方统一印刷的官纸和契尾组成。房地产交易买卖双方成交后，由买主执白契到官府注册，按国家关于房地产交易税率规定缴纳成交款的一定比例的税款，官府则填发一种“契尾”的契纸，具体填明业主的姓名、房地坐落位置等项。契尾分为两幅，前半粘在白契上，由官方在白契上钤盖官印后交纳税人收执，作为完税和管业凭证，由此使一纸白契变为了被政府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的红契。契尾的后半幅留官府存查。

长巷二条46号，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推进中，先后多次易手。一个让人额外关注的易手原因是原房主乏用，就是经济紧张，手头缺钱，不得不忍痛卖房。于中也可约略看出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出脱自己的宅院。

在二个多世纪的时间长河中，房契经管部门也几经更改。顺治时归都察院管辖，到了乾隆年间则转到布政使门下，此后较为稳定，直至清末没再变过。民国时期，先后有土地局和财政局管辖该项事务。从第五份房契开始出现了房牙和总甲字样，牙行参与房屋买卖，而总甲指的是清代实行的保甲制度的保甲长，于此可见房屋买卖参与人的多寡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

本文所说的这套房子，最初是22间半的破烂旧房，卖价1000两。买卖双方极尽郑重之能事，买家在文中写有“绝卖”，文后更是写上“卖契永远存照”，以示绝不反悔。交易手续一应俱全之外，卖房人、知情人、中保人、说合人都在白契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房屋易手后，经历了一次大火，房主把这座火烧空地又卖与他人，买主陈英重新盖了新宅院。在仅仅八年的时间就多次转手，历经王氏兄弟、盛斗南、陈英、汪肯堂四户人家，依稀有了沧桑之貌。在此后更长时期内，也发生过加盖的插曲。但总的来看，这座老宅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一张张小小房契虽不说话，却从中隐约透露出时代的巨变。我们仅从房价上就可看出端倪，乾隆时价值1000两白银的破旧院落，烧成空地，还是卖了500两，此后陈英卖了自己新盖的宅院后转手就是4000两。而到嘉庆时期，跌至1000两，而到了民国又卖到8000多大洋，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鲁迅买过一座老屋六间的小四合院，花了800大洋，两相一比较，长巷二条46号的地理位置优越性立刻凸显。此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再没到过这个高价。最后一次新中国的交易，是以布结算的，契约上注明“言明卖价五福布玖拾染匹，除归还前借伍拾捌匹外，其余笔下交足，并无论欠少。”之所以用布来结算，是当时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币值和市场物价趋于稳定所采取的措施。

这一切变化都隐藏在静止的文字中。这些房契上冷冰冰的文字，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喜悦与悲伤。小小纸片承载了沉重的历史，以轻盈的媒介。长巷二条46号的主人，几经更换，共同演绎了一段值得追寻的历史。

长巷二条，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转眼到了2019年5月，部分开始拆迁改造。那些留下的，仍然诉说着沧桑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