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是一本由钱伟长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020-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读后感(一)：小书里的大家风采

　　

以前每年都会安排一两次出国游，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不能外出，于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到国内和周边游。去不了东京迪士尼，江油的方特中心尽显中国特色；不能去柬埔寨，在德阳石刻公园一样可以领会雕塑的魅力；看不了大海，青城山下的小溪也可以任由孩子嬉戏。不自觉中发现国内有很多名胜古迹、游乐项目好不逊色于国外，再加上国内对疫情的控制能力远超欧美其他国家，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重燃爱国主义热情的好时候。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这本书属于大家小书系列，“大家”一是指书的作者是大家，二是指书给大家看的。本书的作者是钱伟长，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而这本书的起源仅是作为父亲的钱伟长发现孩子并不了解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发明，基于这个目的作者潜心研究古籍、查找资料，历时3年时间终于完成中国的科学发明。而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国外疫情泛滥，而国内经济逐步恢复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在应对突发公共事情上面的能力，也钦佩于医护人员、科研人员打败病毒的能力。我国曾经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强国，而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再次建设世界强国。

从我们从小的记忆里，说起中国的发明就是“四大发明”，而其他的发明却一时说不出来。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老祖宗在农业科学、水利工程、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建筑等方面有杰出的贡献，甚至赶超欧美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仅仅算是里面的一部分。早在西汉时期，氾胜之就总结出“区田法”，推广“雪汁治种、收成常倍”的经验，并著有第一本农事科学巨著。我们现在虽然在使用的阳历历法，但早在3000年前就有了历法的记载，并且我们的历法更加准确。在建筑方面，更是连绵不绝、根基深厚：瑰丽的牌坊、崇高的佛塔、恬静的院落、奇巧的桥梁和宏阔的殿堂。

看完这本书，忍不住对上小学的孩子推荐，原来我们的祖国有这么多的伟大的科学发明。中华5000年历史上涌现出的科学家虽然不能一一记住，但是觉不能小觑中国的文化沉淀。虽然现在我们在某些方面落后于欧美国家，但是只要我们和下一代一起努力，绝对能够再次绽放中国风采。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读后感(二)：知古论今，中国科技创新再踏征程

说起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估计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四大发明，也就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不过这个概念却来源于西方学者，即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将之发扬光大。四大发明当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全部。虽然中国历史上对科学技术似乎并不那么看重，比如成语“奇技淫巧”，指的就是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但却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技术；或者说，也就只有寥寥几种而已。

要知道，最初的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人类认识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一开始就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而中国古代除了有所谓的“四大发明”，还有公输班这样的能工巧匠，还有墨家这样在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派，当然还有如华佗这样很早就创制和使用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的医生；其他，诸如农业科技、水利工程、数学、天文历法、机械等方面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可见，首先就能批驳的一点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技术”，肯定是一种谬论。

那么，中国古代到底都曾经产生过哪些科学技术呢？，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他认为：“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这样的说法是否过于绝对姑且不说，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学术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较为全面、详细的考察与研究却是事实。

不过，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确实对科学技术不怎么看重，或者仅仅重视它们能否用于军事、能否用于征战。那些古代的能工巧匠，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中比起那些帝王将相，所占的分量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科学创造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往往被看作是“雕虫小技”，认为是不务正业——读书、做官才是正统。当今，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且在具体的发展、应用中所迈出的步伐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虽然尚不能比肩那些传统科技大国，但显然已经不容忽视。

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究竟都曾经取得过哪些成就呢？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忙于本职工作之余，也潜心创作了一本“小书”，对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进行了一番回顾。虽然只是一本科普书，但钱伟长这位大科学家却非常认真，甚至还找出了每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中西方或其他文明古国达到同样水平的时间，以及很多技术的传播路线。

这些曾经产生过重大作用的科学技术，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其标杆作用却依然会值得肯定，而且肯定还会激励着今天的中国人，更加致力于在科技创新中投入更大的精力、更多的努力，以此来对人类作出更有力的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读后感(三)：几千年科技发展史，中国人曾做得更早、更好，曾位居领跑者的行列

　　

1929年，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钱钟书先生数学只考了15分。

无独有偶，1931年，钱伟长以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不过，与钱钟书不同的是，入校后不久，因“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物，转学物理系。

入学考试物理5分，这个转系的决定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啊。

当然，我最佩服钱伟长先生的还不是转系这件事。

我最佩服钱伟长先生的，是他花费三年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编写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现更名《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钱伟长先生的儿子钱元凯先生称它为“一本父亲写给我的书”。

据钱元凯先生回忆，“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父亲把一本薄薄的小书放在我的面前，缓缓地说：‘3年前你埋怨我没有给你讲过中国的科学发明，今天我讲给你。’”

父子间的一次对话，让钱伟长先生得知自己的孩子无从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于是，钱伟长先生萌生出自已收集整理的念头。钱伟长先生尽可能采用原始的材料，如《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史籍的记载，查阅核实相关信息，最终编写完成了这本《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

钱伟长先生说：“我给你这本书，是希望你和你们这一代人，能从中受到启发、受到鼓舞，长大以后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再次建设成世界强国！”

读钱伟长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非常感动。除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外，钱伟长先生从农业科学、水利工程、天文、历法、机械、建筑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进行了整理总结，并辅以图画，让读者有更加具体深刻的了解。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强国，中国人的智慧体现在方方面面。就比如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它既是世界建筑奇迹，又既是中国土石结构建筑的伟大代表，更是中国人智慧的完美体现，炎黄子孙的骄傲。

前几天，有朋友在朋友圈发消息感慨说现在的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出差一趟居然当天往返，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据古书记载，祖先“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这是交通工具最初的灵感来源。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飞蓬”是一种草，枝叶大而根浅，当有风吹过时，能够将它连根拔起，整株草会随风旋转。

在古诗词中，“飞蓬”一用来形容人的头发很乱；二用来形容人的漂泊无定。

如《诗经》中的《卫风·伯兮》中有一句：“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意思是自从丈夫东行后，我便没有了梳妆打扮的兴致，头发散乱像飞蓬。）意思是形容头发很乱；

再如王维的《使至塞上》中，“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取的就是漂泊无定的意思。

古人受到随风起舞的飞蓬启发，开始制造车子。

英国人尼特姆考证的结论是：约在4500年到3500年前这一段长时期中，中国发明了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辆车子。

钱伟长先生在《交通工具》一节中提到，从中国古代文字“车”的形状可以看出，公元前1400多年到公元前1100多年间，当时的车子已经有了车厢、车辕和两个轮子，是构造相当完备的交通运输工具了。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大到水利工程，小到农耕锄具，每一桩每一件都在告诉我们，在人类几千的科技发展史中，我们中国人曾经做得更早、更好，曾位居领跑者的行列。或者我们的脚步曾短暂落后，但是我们的步伐从未停滞。

这是一本系统介绍我国历史上重要科学发明的科普历史读物，它让我对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有了更加详细更加具体的认识，同时，也让我更加为我的祖国骄傲自豪。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在美国时的合影1972年，钱伟长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发问：“1949年以来，中国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呢？” 钱伟长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落后、多么贫穷，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1972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时，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钱伟长先生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七名科学家中的一员，这无疑是对钱伟长先生最直接的肯定。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读后感(四)：“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文章和谈话摘登

　　

编者按 钱伟长同志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提出的非线型偏微分方程，被国际誉为“钱氏摄动法”。他是力学家，被海外媒体誉为力学之父。同时，他又是教育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缅怀和追思这位科学巨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辑录了《钱伟长文章和谈话摘登》，本报特编发摘登部分内容，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2005年本报独家专访钱伟长 本报记者 赵洪波 摄

青年钱伟长资料图片钱伟长正在伏案工作资料图片钱伟长和孩子们在一起。资料图片钱伟长在教学资料图片

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和我国人民并没有把这些光辉的发明和创造（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等———编者注）占为一己所有，秘不示人，或作为向外侵略的资本。相反，我们的祖先毫不吝啬地把这些伟大的发明贡献给全人类，为今日全人类的文明奠定了一部分必要的基础。———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1951年第61期

　　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1951年第61期

　　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钱伟长《笃学重教自良师》（1994年），《光明日报》1994年9月8日

　　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编者注）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备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8-209页

　　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9页

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其实我出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我是想学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怀念钱穆先叔》（2000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83页

　　从大处而言，一个民族若失去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时，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不要以为我们有12亿人民，就可以永远地站立起来了，事情绝非如此。……所以不要以为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就永远地有出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谈大学生的学习》（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32-133页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都知道，若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的尊严，更不会有一个民族中个人的一切。———《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

　　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又逃到何方？———《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力学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力学，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讲好力学，国家需要，我就上了讲台。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钱伟长《身体力行克尽厥责》，《科技日报》1995年6月15日

　　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23页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36-137，140页

　　在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中，不能说个个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不像话的知识分子，善于抬轿子，善于溜须拍马。 　　我们有没有资产阶级意识？我说有。我们现在的确要考虑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但要有古代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像张骞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好样的，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2卷第1期

　　科学家自身要坚持高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要追求科学真理，但是更要爱国、热爱中华民族，也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从事研究，也要讲究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科学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科学家做研究也应该对社会发展有真正的推动作用。二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懂一点哲学。哲学很重要，很多学问做深了，都会碰到哲学问题。数学是这样，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都是这样。所以科学家一定要研究一点哲学，要懂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很难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三是要锐意创新。我认为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创新，革新某个学科的根本思想；二是方法的创新，包括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三是开拓已有思想和方法的新应用领域。不管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努力在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钱伟长《科学基金对繁荣科学至关重要》，《科学时报》2006年5月25日

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经过激烈的争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编者注）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因为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也就是后来传开的“三钱”的来历。在这一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和情系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精神，真正体会到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大业中建言有纳，议政有途，大有可为。———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那时候学校的情况很惨，这样提出来后，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46页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页

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当然是指教书，这个“书”是形象的东西，不能仅仅指教书本；一般的教学，可以没有书，也能教。育是指以身作则地育人，要做好这些事情，必须团结起来。不团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95页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模型”的意义。因为“模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模型”，通过抓“模型”，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1996年），《思想理论教育》1996年专辑一

　　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里，过去若干年以来，鼓励了很多同学去背书，中、小学生都是靠背书过日子。……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的就只能进一般的中学。因此，只能有三个错别字，这样刚刚197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了，当然你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谈学习方法》（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36-39页

　　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8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谈到教师问题时，我就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教师的提高，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主要靠做科研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积极有效的方法。———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就提出拆除“四垛墙”。这“四垛墙”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的质量，并不仅仅是用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的总和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知识，组织这些知识为某一个特定的生产服务。因此，过多地、过分繁琐地进行教学，灌输给学生以百科全书那样多的知识，并不能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钱伟长《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社会科学、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着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现代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将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4-205页

　　搞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懂得一点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也要懂一点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末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4页

　　我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学科交割界即将会消除，它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科学的结合，就是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钱伟长《学科的融合将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光明日报》1998年6月16日

　　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公民必须有的修养和知识，也就是“通识”。———钱伟长《中、小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1986年），《群言》1986年第3期

　　现在大学里有两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能爬的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光靠专业是站不住的。———《和青年朋友们谈学习问题》（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33页

　　大学教育的思想必须改变，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希望学生毕业后在某一专业范围内什么都懂，如果照这种思想，读八年大学也不够，学校主要教会学生自学能力，将来边学边工作，工作到老学到老———《科技新发展对今后各方面的影响》（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85-186页

　　专业人员历史知识没有，地理知识没有，很危险哪！———《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问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30-231页

　　我们应该重视文史哲经济法律和一些理工科的通才训练，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将来并不停留在本专业的工作上，而是有大量毕业生是用来充实干部队伍，和充任各级行政工作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2-203页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搞了重点中小学校或重点班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使命就应该完成了。若再搞下去，危害性就会越来越大。———钱伟长《中小学的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应该取消》，《光明日报》1984年7月31日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 本文首发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6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