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是一本由程巍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4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精选点评：

　　●电子版一刷好像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章节，要二刷。

　　●读了一半，爱不释手。这是一本随时抄起来看都不会腻味的书

　　●高中时代印象最深的书之一

　　●“宁可生活在平庸的时代。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

　　●好。

　　●读有些章节像照镜子，悚然一惊，果然日光下无新鲜事

　　●呵呵，猎杀文艺青年知道分子小清新型异见分子必读

　　●这本书写得真好！这似乎是作者的博士论文，里面用文化和革命的视角，尝试对美国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进行解释，我觉得用“文化领导权”所做的这个阐释非常有意思。

　　●虎头蛇尾地看完，被介绍的时候作为“闲书”，读来发现太多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又去补充相关知识，一来二去花了三天时间，到后来感觉不能再这么看下去了。福楼拜的话可以用来概括一下，“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很多阐释其实不仅适用于60年代的欧美，更像是当今社会状况的注脚。受益匪浅。最后，开心的是我在自己陈年的硬盘里发现了这套丛书，藏着珠玉的窃喜~

　　●40年前的那场革命被表述成资产阶级内部自我更新的一次蜕皮，是中产阶级孩子对待父权和贵族精英文化的一场撒娇。似乎是这样的吧，马克思主义也好，后现代文化也罢，别人的文明一直在自我更新中，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指向更为完整的“人”。而我们这里，旧的已经打倒，新的建不起来。在这样仓促的时代中，意气风发而又莫名尴尬。如同西方的68年人，革命之后，很快转变脸谱，进入中产阶级，继续成为社会精英。我们这里的68年人，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被权力玩弄。上山下乡、知青返城、高考无门、招工、下岗……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读后感(一)：炒外国的冷饭

　　60年代的话题真多，看60年代的角度也真多。60年代的学生运动虽然没有动摇什么，但是留下大量文学、音乐、电影的遗产。也给全世界（包括当时在大洋彼岸抽中国特色风的我们）留下了40多年还没聊尽的话题。

　　历史的联想和历史的隐喻是被当代传媒方式决定的人类的思考方式。反思，总会有些新东西出来的。

　　作者语言是不传统的学术用语，是一种带着翻译腔的私人语言，没有一句是直接表达观点的。所以看仔细，才能看出作者在说什么。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读后感(二)：赵一凡、周小仪推荐语

　　本书题材新颖，方法独特，是有关60年代文化运动的一次大胆的“文化研究”尝试。作者以文化革命立题，在政治经济学与语言符号学的学科交叉边界上，出色展示文化研究的崭新思路，提出一套有效的跨学科解释方案。其最具挑战性的见解，是认为60年代西方新左派学生运动及其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实践，实乃资产阶级政冶革命与经济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历史延续。作者将黑格尔的历史形态学、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综合成一个历史阐释框架，提供了关于60年代文化革命的一种历史阐释。

　　——赵一凡

　　本书是一部有关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比较深入的研究专著。不仅涉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理沦文献，而且提出了十分独到的观点，认为这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来完成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场革命”，“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这一结论打开了我们理解60年代革命之性质的全新视野，并且对理解当今的理沦流派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均有不小的启示。

　　——周小仪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读后感(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这本书讨论的是六十年代运动（尤其是美国的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使资产阶级年轻一代对文化领导权的逐渐掌握，按照作者自己的解释，思路如下：

　　最表层：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的阶级矛盾；

　　第二层：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的代际冲突；

　　第三层：六十年代反叛五十年代的时代冲突；

　　第四层：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体现的是一种地区冲突；

　　第五层：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

　　最深层：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最终回到了阶级冲突。

　　演繹推導的部分固然很精彩，但是與其說是歷史性的討論，不如說是政治性的，或者更不如說是文學性的討論，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雖然作者以貶低的口吻說這場運動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們與所謂革命的調情把戲”，但事實上在敘述整場運動的過程中，始終能見的還是作者對運動的激賞。

　　至于說現實意義，我觉得从某个层面上，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发展程度，现在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都不无相似，所以，像60年代的这种运动，也就有其参考之处。当然就我个人的兴趣爱好，自然也只是出于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要借着阅读，短暂地“与革命调调情”罢了。

　　顺便说这本书的作者程巍，他的文字是相当流畅，有时候反而显得过于流畅了，令阅读者的关注焦点变成了单纯的阅读快感和文字游戏，这样对于一本严肃著作来说，并非全然好事，有时候会快速地读过了三四页然后不得不返回来重新看他想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这点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症状还算轻微，话说我上次看的那本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也是他翻译的，那简直就是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当然这点上桑塔格自己本身的文本也比较啰唆……）。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读后感(四)：谁的文化领导权

　　某国师候选人在某场合说过：抓住大学就抓到了一切。以此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岭南之地开“新学“之风，开始进行了一场继20年代的政治北伐与80年代经济北伐后的文化北伐。读了这本书后我充分理解了这位国师候选人的苦心孤诣。

　　该书以1968年巴黎5月风暴为代表的60年代西方大学生造反运动为研究主题，最早知道这一运动大概是从哪篇不算正式的介绍古典语文学的论著得到的：在这一运动中作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希腊文、拉丁文被请出了中学课堂与大学必修课表。仅此而已，最多认为这是伟大革命导师们革命输出波及之至。

　　但是在这本书里以文化领导权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微妙地位为核心，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其大意是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成功夺得了文化领导权，又通过法国革命成功夺得政治、经济领导权。但法国革命的暴力血腥使其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破产，不久后在欧陆出现了贵族性质的保守派浪漫主义运动，贵族从资产阶级夺回了文化领导权，由此形成政治经济领导权在资产阶级，而文化领导权却在贵族的这一奇特形象。作者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音乐演奏厅里资产阶级们沉醉在作为贵族时代遗物——莫扎特的音乐，这仿佛在进行一场宗教仪式，即资产阶级表达对贵族文化的顶礼膜拜以及变相承认其无法创造自己的文化。而在英国，情况则相对特殊，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获得经济领导权，1832年选举改革获得政治领导权，为此贵族们诚惶诚恐，于是抓住牛津、剑桥这一贵族大本营，通过其打造出一批风度优雅的贵族们以让资产阶级模仿，虽然途径与欧陆不大一样，但同样是贵族成功夺到了文化领导权。到了20世纪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贵族和无产阶级合谋丑化资产阶级。因此在资产阶级内部你形成了一种“他性”。60年代的这场学生运动便是一场这些文化自卑的资产阶级的孩子们起来对抗传授贵族文化的本垒——大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综合型大学，以清除这一“他性”。最终结果便是代表资产阶级性质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成功取代贵族文化，并帮助资产阶级取得了普世人格：民主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白领取代小资产阶级、全球化取代西方化、殖民化。资本主义最终完全以自己的面貌像世人展现自己，也就是进入了其成熟的晚期阶段。

　　作者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运动理论经，以19、20世纪的历史文化为纬，展现了一幅蔚为大观的图景。但我仍然要问：19世纪时文化领导权真的在贵族手中们？

　　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贵族。作者对此是处于一种模糊界定状态，说西方的大学长期讲授的是贵族时代（或更宽广古代）文化固然不错，但讲授者就能说是贵族吗？作者对此用了文化贵族、精神贵族等概念，这也固然不错，但样的人能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吗？

　　其次，作者也提到在真正的贵族时代，贵族们在文化修养方面显得与大众没太多区别，同样粗鲁。这倒怪了，那这样又何来”夺回“文化领导权之说？

　　最后，怎么能不加区分的把欧洲的原创性经典文化（当然，是相对的原创）笼统归到贵族文化？

　　如前所说，作者是理论为经，历史为纬。作者将文化贴上了阶级标签，并认为其要与阶级政治、经济地位相符，当不相符时，作者便运用了黑格尔的理论来说明。后者体现了理论运用成功的一面，前者则体现了失败的一面（毋宁说是各自理论本身档次就不同）。再退一步说，法国革命后资产阶级真的取得了所谓政治经济领导权了吗？事实是法国革命所做的恰恰是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从黎塞留到路易十四绝对主义国家建构的未竟之业，拿破仑则是基本完成者。以文化连续性观之，在欧洲文化仍然处于思想家辈出的青春期时，无论谁获得政治经济领导权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基本样貌与潮流。到60年代，学生造反反对传授古典文化（广义上的古典），大众文化随之取得主导地位，从本质而言是时无英雄的结果。而作者将此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继承了书中的那些文化贵族们：一切不好的都是资产阶级的。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读后感(五)：教育竞争对维 稳的启示——《中产阶级的孩子》一书延伸

　　这本书中谈到了一个似乎不那么合乎常理的事实——发动游行示威活动，带来60年代美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恰好不在于社会的中下层上，而恰好在于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那么为什么运动的主体在中产阶级身上呢？ 在书中，社会下层事实上成为了坚实的美国传统的维护者。我们排除文化因素对下层民众的教化作用，仅仅把我们的关注落在他们所处的地位上，我们会发现： 恰好是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才需要更努力地学习，他们比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更需要制度的依托和依靠。他们反抗制度的成本将会比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更高。如果反抗制度对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意味着力比多的释放和压抑的舒展。那么对下层民众的孩子们说则无异于自寻死路，把自己的力比多释放在自己的美好的未来上。他们不仅会失去大学的入场券，他们还可能会失去相应的大公司对他们的资助，因此，他们受到一种向上爬的动力的驱使，恰恰更需要制度的依托。 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则相反，大学和优质的工作对他们许多人而言则是命中注定。他们的造反活动也只会被长辈当做为市民社会的日常活动，或者是年轻时代的叛逆来对待。他们的反叛几乎不存在成本，他们根本不需要大学资助和资格与信用审查。这就为他们大搞破坏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这种先决条件也为激发他们反抗提供了基础。这种反抗的基础使得他们在面临下层民众的悲惨状况时感到内心愧疚，面临努力学习的下层民众的孩子，他们的内心事实上充满了负罪感。这种负罪感还通过不存在于下层民众的孩子中的丰富的政治集会，参加左翼运动和阅读左翼书籍中被进一步激化。 事实上，观察我们今天的教育状况，我们也可以发现与作者的这种观点相一致的地方。大部分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孩子，他们虽然处于中产阶级的位置，但是他们的未来依然需要依托于高考。他们的家庭状况和他们所处的高考片区不允许他们在政治上投入太多关注，他们也需要谨慎地面对制度。反抗可能会断送这些孩子们的未来，而应试教育本身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加上国内对舆论，知识分子的严格管控，加上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所具有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加之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充分，等等因素，使得他们的未来与他们对制度的态度被牢牢地绑架在一起。这对于每一位必须参加高考的学生而言都是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放开我们对教育的管制，减轻学生上大学的压力，那么可能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它可能会强化高考优势地区的考生对大学资源的垄断，而对于下层民众而言，考上大学就比原来更难了。对于考的上的而言，他们会如同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样充满负罪感，他们可能还会在业余时间受到政治活动的影响，他们对制度的依赖性降低了。这就产生了反抗的基础。尽管反抗的树苗要茁壮成长可能很难，但是一旦成长起来，这棵树苗将会萌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反抗力。对制度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破坏性。 对于下层民众的孩子而言，他们本身一开始就需要面对一个努力的人生，但在教育改革以后，相反，他们的地位，或者说他们的机会恰好在不断下降，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上升了。他们更多人会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理产生绝望，还有人会抱着极端的反社会的思想，这讲会在变革社会中显得十分危险。而这危险的一切来源都是源自于教育制度的变动，而不是源自于教育制度的不变。 在如果我们无法保证教育变革时期的制度安全，那么，这些孩子恰好将会断送我们的改革历程，变革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整体。利益再分配将会导致许多不稳定的变化。在美国，这场运动的是踩在美国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稳定的社会制度上，针对美国的文化领导权进行的，尽管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条件则与美国的大相径庭。这种运动则是在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和社会问题日益突显的社会中发生的。文化领导权的社会运动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可能最开始会成为一场针对制度的力比多的释放。而随着力比多的释放而来的，的不仅仅是孩子们本身的压力，还有整个社会中包含的许多的不稳定的政治因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教育改革的问题呢？ 我们的教育改革应该严格地以对制度的依托为基础。大学文凭和竞争意识是比思想政治课程更能够起到稳定制度的作用。但是站在改革的大立场来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非改不可的话如，诸如教育模式上存在很大问题的话，比如说知识的异质性和抽象性，还有知识的死板性，这一点我们是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对竞争的强调，因为这是他们对制度的依托感的来源。在竞争方面，我们恰好应该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公平，或者甚至于增加就业的最终机会。正如《情感堵塞》的民主德国的现状一样，这些人（参加高考的学生）需要一种精神麻醉，来减缓他们的力比多的释放。这最终反而能够起到稳定制度，稳定社会，甚至能够提升我国教育的质量。 以上均为个人胡扯，望广大网友提出真知洞见，以纠鄙人之浅观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