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是一本由（美）吉特林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31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200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精选点评：

　　●最近看的书基本都是讲媒介如何参与社会现实的构建。素材丰富，案例典型，美中不足就是论述结构混乱（如果能读原著或许就是不同的感觉吧，sigh）。

　　●天真的我曾认为自己是个左派，但粗浅的了解后觉得左派是傻逼。当我再一次自以为是的信奉自由主义时。又觉得右派挺呵呵。转了一圈吃喝拉撒毫无变化，我连自己都没办法改变，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没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了，所谓的自我剖析都是没事闲的。我才是最傻逼的那个。

　　●从霸权理论切入解释媒介组织进行常规操作

　　●和现在的occupy还有点像啊

　　●…这个翻译看得我好累，弃了哈

　　●这是我很少有读两次的专业书，其实是因为要写文献回顾啦。刚开始读觉得真的很像人类学的书，但是因为研究媒体，我觉得还是说这是一本传播学的书比较适合。后来发现它竟然是一个社会学家写的！！对专业书还是无感，所以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诶诶诶。

　　●关于新闻生产著作的三部之一。

　　●挺有意思的~

　　●为了毕业论文看的，太久之前，基本上不记得什么了，回家再找出来看看

　　●屎翻译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读后感(一)：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翻译很烂吗？

　　太忧郁，很多地方翻译的非常差劲，句子语序不通顺，用词不准确。

　　我看到策划人、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成员都是华丽丽的牛人，而且重点是目前似乎只有这一个翻译版本，但是为什么翻译成这个shi样子！

　　校对是来搞笑的吗？？？？？

　　这是吐槽贴，这不是书评。

　　这是吐槽贴，这不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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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读后感(二)：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之关系

　　十年前看的第一遍，十年后为写论文看第二遍。

　　理论基础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作为新左派分子的吉特林通过两条线索详尽分析了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一是60年代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如何被媒体框架所琐碎化、极端化、边缘化的过程，以及是如何分化抗议组织以及他们的共同目标，同时突出游行的暴力化程度；较为清晰地呈现了运动的开始、过程、结果以及对于《纽约时报》、CBS等媒体组织内部的细致分析。 二是大众传媒为何采用这种新闻报道的框架去报道社会运动，这与“文化霸权”理念下，大众传媒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密不可分。这项研究，结合了英国文化研究与美国经验研究的方法，是两种研究方法的折中。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读后感(三)：媒介啊媒介

　　咬牙读了一遍，只得了一些大体的想法。对SDS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不了解，很难深入地把握这次反文化运动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书中的一些结论性文字还是可以窥探一小角。

　　对于媒体对SDS的报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者并没有给出定论，简单的因果关系显得太武断和懒惰了些。媒体、运动、政治、社会环境在一个场里共同作用，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对待事物时，必须把它放在它所属的语境中才能看清它的意义。

　　对于个人来说，对直接经验之外的领域更加依赖于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媒体是个人的镜子，个人在这面镜子里发现自我。个人在发现自我的同时被社会化。“围绕着你的活动所散发出的各种形象，构成了你个人的意义所在，也决定了你何以为你。”有些人习惯性地躲进多数人的圈子里，部分人仍然坚持自我。于是出现了主流和非主流，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鸿沟可能是阶级也可能是文化标志。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依赖大众文化而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媒介的框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媒介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言说和超越认知的。媒介框架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是新闻记者中“不可言说”的公开的秘密。媒介框架有好有坏。它保证记者们能够快速、常规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同时，它也是一个过滤器，霸权是过滤网，过滤掉一些东西。因此，呈现在受众眼前的信息是经过加工的产品。

　　媒介架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能从受众本身改变才能减少媒介架构的过滤作用。因此，在信息社会中，公众的媒介素养必不可少。

　　作者认为媒介框架的原则与霸权有着一些关系。“霸权是专门针对统治阶级借助意识形态，通过塑造普遍意见来行使统治权的一个概念。”首先，在霸权理论中，被统治阶级也并非就是消极的接受者，也有一定的主导作用。霸权的力量前提是公众的承认，这也是霸权的动机。其次，单一功能的统治阶级是不存在的，而是一个为谋求共同利益和合法权威的集团联合体。最后，霸权推崇的意识形态并非是现成的且保持不变，“统治阶级需要吸收一些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现实观，并加以驯化。”

　　霸权在新闻体制中的运作体现在为通常的新闻规定必须要报道的事件制定标准的假定。“霸权制度通过判断消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来实现对各种冲突的调节。”

　　说到底，这本书还是讲媒介的影响力。媒介通过符号建构文化意义，个人、组织、社会通过解构而获得属于本身的意义。对个人来说，不要盲目地穿上媒介为你做的新衣，表演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角色。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读后感(四)：全世界都在看

　　这是一本我一直以来都很想看的书，可以认为是有关新闻生产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其他两部分别是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和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通过这次阅读，我对媒体，对新闻专业主义，对客观性又进行了一些思考。

　　在序言里，吉特林写道：“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完成了这本书，这种心情实在不可言宣。想象一下，当你感到别人眼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或者别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你却认为是那样的时候，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对于公众来说，这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已经成为他们对媒介形象的一次普遍体验”。是啊，当意识到客观性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塔奇曼），几乎是无法达到的时候；当体会到新闻媒体都遵循这一套叙事框架，利用这个框架来选择报道对象和选择如何进行报道的时候，我已经无法理直气壮地说，新闻是客观的，新闻是一门发现真相的职业。真实情况与媒介呈现给我们的情况往往是不一样的，就像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所说的，媒体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人们借助于大众媒介来获得情感体验，体验媒介正在讲述的故事，并通过对这种体验来获得对于世界的认识。

　　我也更加赞同和理解贺碧霄的那句话，就像西方所有的政治学说都能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源头一样，传播学者们也都可以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找到问题的源头。很多传播学问题都是延续着杜威李普曼之争而来的。

　　在这本书中，首先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吉特林关于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与19世纪90年代的“民粹主义小农场主运动”的区别的论述。是啊，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媒体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就包括形成了大的媒介集团。19世纪90年代的运动拥有自己的且发行量可观的报纸，而新左派运动面对的却是“晚间电视新闻、通讯社报道以及新闻从业者对于‘客观’的解释”。美国新闻业有三种模式——鼓吹模式、托管模式和市场模式。其中，托管模式，顾名思义，是指受公众之托、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的新闻发布。可是，在如今媒介资源如此集中的情况下，正如吉特林所展示的那样，很多新闻得不到媒体的报道，抑或以或多或少歪曲的形式进行报道，以托管模式自诩的媒体如何自圆其说，保持其自身的合法性？

　　而后，吉特林谈到了媒体报道对运动的影响，其中媒体在塑造公众人物中的作用，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作者指出“至少从19世纪30年代大众商业媒介开始，个人就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为了便于报道抑或其他目的，媒体会倾向于在运动中找到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核心人物”，如果这个运动中尚未出现这样的人物，那么媒体或主动制造这样的人物。通过经常性的曝光，他或她逐渐成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公众人物”。在作为书中主要案例的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但媒体制造出来的“公众人物”，因其领导权力来源的非正规性，已经渐渐脱离了其组织成员。这些都加速了组织的涣散和瓦解。

　　媒体在制造“公众人物”方面的作用，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也进行过相关的探讨，并表达出深深的忧虑。布尔迪厄指出，电视降低了进入某些场，如哲学场、司法场等的入场权，它可以把以行业的内部标准衡量根本没有支付入场权的人冠为社会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等等。这无疑地损害了其他场域的独立性。这些被媒体冠为“社会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的人充当了类似于“掮客”的角色，他们活跃在媒体与学术界之间，他们向媒体解释其专业却不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他们善于同媒体打交道，从而使自己获得在学界内部难以获得的声望和利益。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吉特林着重论述了霸权在新闻体制中的运作。这里的霸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帝国主义霸权”不同，其思想源于葛兰西，并得到了雷蒙德和霍尔的发展。由于我没有读过相关作品，在看这章的时候稍感吃力，因此也不敢妄加评述。

　　总之，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读后感(五)：社会运动、媒体、政府

　　作者吉特林以一个左派的视角去回顾了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并阐释了学生运动与媒体间的互动关系。全书的逻辑起点是：大众媒体为公众提供世界的图景，而这个图景不是世界的镜像，而是经过选择、加工处理的如哈哈镜影射出的镜像。在60年代学生运动开始之初，媒体并不重视运动，继而开始关注运动，接着与之合作，最后以固定的模式来对运动加以表现，这些模式的性质与倾向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媒体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运动。作者认为，政治运动中的各种要素也会对媒体的内容报道产生影响。在学生运动与媒体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之下，作者意在呈现出社会远动、媒体、政府三者间的角力关系。

　　社会运动vs媒体

　　出于不同的利益目的，社会运动与媒体互相需要。媒体寻求抢眼的新闻，社会运动需要知名度与支持。社会运动与媒体相互需要，但究竟是休戚与共还是肝胆楚越，取决于运动的成员、媒介制度和政府之间的角力——为报道的内容、为界定运动及其周围政治现实的本质而明争暗斗——共同构成了决定社会运动与媒体友敌关系的具体"时刻"。

　　早期的运动规模尚小，不懂得制造戏剧性的角色和不寻常的活动。直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了反战示威活动后，媒体才开始将之作为爆炸性的新闻予以报道，意外的关注让运动的领导人看到了大众媒体对运动宣传的作用。之后，反战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例如：用三个持有征兵卡的和平主义者的自焚来吸引媒体的报道，借以吸引公众的关注。媒体报道的惯用手法中，只关注事件、关注“推动事件发展的事实”，而不是其内在条件和需要解释的内容。宣传往往有背离运动领导者的初衷，但是“有人说你糟糕就意味着会有其他人说‘如果他们说你糟糕，那你一定非常优秀’”。

　　媒体有着内在的潜规则，这些规则通过补充新成员、评价、升职和一些日常的控制技巧来传达给记者。吉特林将之称为组织的霸权艺术，记者在受潜规则制约时没不到规约只看到了报道的自主。编辑的的政治设想和策略、新闻产品的传统新闻价值和技术因素的结合以及记者独特的报道方式，这三者才共同构成了一篇完整的报道。媒体有着自己惯用的解读方式，诺曼.莫里森的五角大楼自杀事件，被解读为个人经历所致，报道被放到个人传记的语境中去解读，解构掉了自杀的象征性意义与其背后一个群体的形象。

　　媒体vs政府

　　在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分析中，吉特林借用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作为这部分的分析框架。（霸权即指统治阶级（或联盟）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这是一个对大众的操纵，使他们对既有秩序形成任何的过程。）统治阶级联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塑造意识形态的机构来表达他们共同的语言，并确保对现实的所有争论不会超越他们允许的界限。

　　大众媒介是生产意识形态，实现霸权的重镇，自然成为角力中心。甘斯认为：”新闻作为信息，由新闻工作者——它们即是官僚商业组织的雇员，同时也是专业人员——将他们手头上的资料经过概括、加工和修改，使之符合大众的口味，并传递给受众。然后由于新闻具有社会影响力，新闻工作者经常会面临来自团队和个人（包括受众）的压力，唯恐这些力量会影响到他们、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的公司和所在的群体组织……新闻来源、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不过，与其说他们是功能上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不如说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新闻的生产是一个权力系统。

　　在媒体内部，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主流媒体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需要在维护现行制度的前提下维持媒体的运转，因为他们现有的权力和名望来源于此。为了维持媒体内部的观点的统一，人员的选拔与淘汰、薪金标准、工作预算等方法都是潜在的规约雇员的工具。在媒体外部，白宫、联邦通讯委员会、国会和其分支机构的管制和政治压力下，媒体之能在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此外，作为重要的消息源，官方可以垄断信息，同时还可以借助于“背景”来宣传政府的观点：包括谎言、令人半信半疑的事实和策略性的省略。

　　新闻媒体存在的合法性是客观性，这种想象中的客观性是媒体赢利的基础也是政府利用媒体的前提。在公众的严重缺乏”客观性“的媒体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客观性“只存在与想象之中，在于媒体的对客观性气氛的营造。但是媒体有着秉持自我利益考量的解释习惯与信息处理手段（例如：对新闻事实的选取、对戏剧性人物而非真正核心人物的关注、对运动群体平庸化、极端化的报道处理等等）。在官方内部意见统一稳定的情况下，媒体总会将看似能够威胁并动摇社会秩序的行为——如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暴乱、政治挑衅——都可能会以证明核心霸权主义固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