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一本由裴宜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精选点评：

　　●革命失败就叫叛乱，从地理的角度解释了华北平原的不稳定，其他农民起义能否类比？修建类似于南水北调的工程会否从深层次影响当地区人的心理状态？

　　●读得真累！为抗击天灾人祸，村民组织起了中小型集体武装攻防联盟。中国北方的农民起义主要反征税的政府，南方则主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当然求生存是农运最重要的动机，不必然和“反动”、“叛乱”联系，也不必然和宗教、民间信仰联系。主要问题——农运的动机与组织形式，产生的深层原因。

　　●乍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分析浮于表面，只是看到环境问题，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不痛不痒。却无力触及环境变迁的深层次原因，相比之马俊亚的研究，高下立判。洋人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想图书馆里这本书还是我弄丢了赔的……裴宜理的掠夺性策略和防卫性策略当然说了两个好故事，但两个个案的逻辑之间的演化关系好像没有真正建立。而且国家在整个论述中基本是缺席的。所以这本书的作用更多地在于提出了一对好概念，并且在农民运动史观之外有种“回归常识”的意义。以及，读完了才发现我找的是国家的治理运动的逻辑，她说的是农民运动的生存逻辑，差太远了基本用不上啊。

　　●读捻军一章。基本没有尝试诉诸理论，叙事脉络清晰，对例子和引文的选取十分擅长。

　　●研究组织结构，

　　●好书啊，了解黄淮海的历史，风土人情，性格特征好资料。

　　●读过一点，国外汉学界对事件发生的生态学背景所做的分析很好，恰到好处。国内相对来说落后些，近几年兴起的环境史学，貌似又把生态环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人为地扩大，有点走向环境决定论的危险。

　　●裴氏反对过度地强调外来的人和力量在农民叛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淮北地区的洪涝灾害、旱地农业、政府行政能力的薄弱等一系列自然、社会环境因素迫使农民以多种方式进行策略性反应。溺女婴导致单身男性过剩，加之流动迁移增加集体行动与群体冲突的可能，于是生出掠夺性与防卫性两种富有侵略色彩的生存策略，相互包含、制约：晚清捻党与宗教会社无涉，无论是掠夺财物还是社区设防皆与协调一致的反政府运动相左；民国红枪党承袭义和团的信仰与仪式，从防卫性的抗税逐步转向土匪化，其造反动力只是维护受威胁的资源。由于叛乱者从未有过改变掌控地区的基本经济/政治结构的意愿而表现出顽固保守的倾向，中共农运组织者一面视情况将联合地方权力把持者、锄奸手段并用，一面减租减息，倡导互助合作，纵然过程中出现反复，仍成功将农民导向更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

　　●小时候学近代史，不理解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他们的革命不够彻底”，其实未必是什么历史局限性，而是因为，和农民相比，他们的境况要好得多，还没有到不反抗不能活的地步。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后感(一)：淮北或者华北

　　因为出生在这一片土地上，而选择了读这本书。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乾隆爷当年给我们这里题的词，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可否认，哪里的名声确实不好。但，我想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环境。而是有着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后感(二)：生态和地理的重要性

　　这本书研究的不是华北而是淮北的Rebels [in North China]，主要对象是淮北的捻军和红枪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作者要研究的问题是“造反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前言），希望找出“一次造反与下一次造反之间的真正关系”，以理解中国农民的造反传统对共产党革命成功所起的作用。

　　淮北地区造反积习已久，这种持久性的叛乱只有通过生态学的方法才可以解释。这种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能够解释在某些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持久的传统”，强调了“农民叛乱模式的联续性”（p. 17）。又谈到了叛乱的两种策略：一种是掠夺性策略，以1851年后的捻军为代表；一种是防卫性策略，以20世纪初的红枪会为代表。

　　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采用了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持续地叛乱，其结论部分提到了西西里的黑手党[地方名流，裁判功能]和陕西边区、江西山区。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后感(三)：淮北农民问题的另类解读

　　首先，这本书的书名似乎不妥，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河南、安徽的淮北地区，“华北”范围太广，不如“淮北”来的贴切。而恰恰也正是这一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给整个河南、安徽带来的颇为不佳的名声，就是在同为打工的各地民工间也存有此种排斥感。

　　以上海为例，何以四川、湖北等地之外来务工者即使不开小店，也本本分分务工为生，而来自上述河南、安徽淮北地区的务工者却往往男人在外面偷窃诈骗，而女人却怀抱婴儿兜售黄碟？吾非有意此书的社会学研究，而是透过本书对此问题的历史原因深感兴趣。

　　西方学者对于历史问题，远比中国学者更为关注环境因素，此书作者也不例外。其以为河防的溃败，导致淮北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此地区问题重生。而在作者论述的背后，也不难看到“东方专制主义治水论”的影响。至于作者论点是否合理，尚有不同意见。

　　而在建国后治淮治黄取得成功的今天，为何仍然长期存在淮北农民的外出乞讨、乡村宗教的普遍性、以阜阳为例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淮北外出务工者名声之差？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和本书所言仍颇为相似。但个人以为原因不同，此为人口过渡增长加之以历史文化影响导致的现象。不过，淮北农民问题仍当引起高度重视，唐末蔡州荼毒天下之惨剧仍当警醒。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读后感(四)：蔡少卿老师的学生

　　裴宜理教授在1978年后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访学，相当于也拜入了蔡少卿老师的门下，蔡老师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秘密组织的权威，裴宜理的这本著作翻译过来也编入在蔡老师主编的那套丛书里。

　　书在当时是很不错的研究，裴宜理现在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本人的研究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研究主体以中国农民革命、工人运动、抗争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为主。在美国汉学界也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

　　这里有几个分享的小故事

　　1.裴宜理受到过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影响，Tilly在斯坦福组建过一个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以研究社会抗争和政治运动为主，成员有塔罗、麦克亚当等人，裴宜理以研究中国革命和政治运动作为成员参与其中。这是一个临时松散的研究团队，后来出了几本抗争政治学的权威著作，影响较大。蒂利本人的研究著作中没有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案例，但蒂利的理论成果是主流，裴宜理也承认Tilly在研讨小组中对她的影响较大，使她关注中国革命与其他地区的不同点，以提供新的解释。

　　2.裴宜理与斯考切波。提到革命研究，不得不提的就是斯考切波和她那本有名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不过裴宜理在后来实际上委婉批评过斯考切波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解读不靠谱（参见郭台辉老师对裴宜理的专访）。至于这一点，大家见仁见智，不防碍两人的水准。不过两人虽然都在哈佛，但两人好像没有什么来往。

　　3.裴宜理和于建嵘关系不错。于建嵘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访问学者，在午餐会上讲了关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分析，后来也一直在做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算是国内较早关注抗争政治的学者。在会上遇到了哈佛燕京的人员，后来被介绍到裴宜理，裴邀请于建嵘到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后来陪同裴到安源做了几次调查，裴也写出了《安源》那本书。

　　4.裴宜理2019年在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中国研究高级研讨班，后来联系举办过三届，主要是国内政治社会学的一些优秀专家在一起商讨，也有博士和年轻老师参与，作为哈佛燕京短期访学项目的一个选拔方式，不过后来停办了，不知为何。裴宜理老师倒是还会经常到国内来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