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阿道夫(01)》是一本由手塚治虫著作，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49，页数：1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個阿道夫(01)》精选点评：

　　●画得好，深度。可就是费脑子啊

　　●在我眼中民族不过是交通落后环境封闭的副产品罢了，没什么意义。希望以后也别提什么汉族少数民族的，都是人不就得了。最好以后国籍就像工作单位一样，有好有坏，不过也别说跳个槽就成了”啥啥奸“

　　●看过留爪。

　　●手冢治虫真乃神人

　　●壯闊。。

　　●浦沢直树从这儿来

　　●7卷 完

　　●"你知道大和魂是什么样的东西吗？""就是「久候多时，终见春阳照暖，唯心事难静，如花絮纷飞」嘛。"……"非得轻视或憎恨他人才叫爱国心吗？我可不敢领教。"全七卷。

　　●史诗级。命运的开篇，大历史时代下的小人物，寥寥几笔就显沉重。

　　●手冢的弱点还是对感情的描写呀

　　《三個阿道夫(01)》读后感(一)：《辛德勒名单》的另类再现

　　自幼所阅漫画不下千余本，长期对日本漫画祖师手冢治虫的感觉就是画风简单幼稚，故事单调老套，只能骗小孩子，无外乎《阿童木》、《森林大帝》、《三目童子》之类，近日所读其80年代所作《三个阿道夫》，原系为其封面吸引，岂料细读之后欲罢不能，竟至掩卷之后仍陷入沉思状态，最大的感觉就是：手冢治虫不愧为漫画大师，鄙人有眼无珠，对他老人家当有再认识！

　　首先，作品构思极为巧妙，以三个名为阿道夫的人物串起全篇线索，其中一人为日德混血，另一人为犹太人，第三位便是鼎鼎大名的第三帝国元首，以两个小人物的恩怨纠葛加上一个二战元凶搭建框架，作品充分烘托出了战争的残酷及对人性的强烈扭曲，最为典型的就是日德混血的阿道夫从一个天真正直的少年到加入希特勒少年团后，逐渐变为凶残的纳粹党徒，最后与其幼年犹太好友反目成仇。篇末所述在战后的以巴战争中犹太人一如纳粹对待犹太人一般屠杀阿拉伯人亦是例证。其实这也正是手冢本人对战争的思考，其实有时战争的正义性是模糊的，正义往往沦为战争贩子的幌子。作品年代跨度长达四十余年，涉及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众多，却安排恰到好处，虽以悲剧结局，但让人觉得合情合理，正是作者良苦用心所在。正如传言所说，本作的确适合改编为一部好莱坞大作，绝对不逊于当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

　　其次来说说本作的画风，由于主题严肃，手冢先生基本采用写实画法，让人耳目一新。除了一些打斗场面外基本看不出手冢的影子，或许这是先生晚年的一贯画风罢，这部漫画没有华丽的技法，但却能抓住人心，让人不由产生身临其境，身处战争孤立无助的感觉，有的画面不由使人潸然泪下。同时该作还不忘表现对希特勒这类战争魔王的戏谑。时下反映战争的漫画可谓汗牛充栋，手冢先生在80年代能画出这样优秀的作品，且直接揭示战争的残酷之外还讽刺了轴心国的侵略战争，不停留在受害者的层面实属不易。手冢先生是战争的亲历者，相信他的画面的战争的真实反映，读这部作品，读者会发自内心地庆幸身处和平年代而厌恶战争，这比长篇大论的说教要管用得多。

　　这是一部严肃的教育漫画，却能让人产生一气读完的感觉，实属一大成功。或许与鄙人爱好历史有关亦未可知，强烈推荐对二战感兴趣的漫画爱好者阅读。

　　《三個阿道夫(01)》读后感(二)：<三个阿道夫>批评

　　耐着性子,拖拖拉拉终于把<3个阿道夫>7卷本看完了.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连载的作品,无论是构图分镜,具体事物描绘,脚本设计方面,手冢老师都有独到而高明之处.这些方面,许多前辈都已经分析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谈这本漫画的几个不足.

　　1.人物性格的突然转换

　　三个阿道夫之一的阿道夫.考夫曼是日德混血儿.漫画第一次出现时,他也表现出对日本的好感,从后面的情节看他有严重的恋母情结.他和阿道夫.卡米尔的友谊也是真实的.在其被父亲强行送回德国上希特勒少年团时,他也表现出了抗拒,并表示要一辈子留在日本.在德国初期,与母亲的通信依然表示出喜欢日本的倾向.这种趋势一直到做希特勒秘书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可是在中断与母亲的通信后(这个中断很奇怪),他突然就无比崇拜德国,后来甚至对母亲放弃德国国籍生气.当然,可以解释为德国战争处处胜利(攻占巴黎一幕),雅利安血统的荣耀云云,可幼年期的印象不是会影响一生的么？

　　另一个性格难以理解之处是考夫曼杀害卡米尔的父亲.事后的负罪感很低.甚至还写信让卡米尔接收爱丽莎,信中依然友好.从全篇来看考夫曼并非完全狠毒之辈.说起来,一个人的第一次杀戮大概是一生的梦魇.但是在考夫曼这里,事后只出现一次(穿越北冰洋时的幻觉),对卡米尔父亲的印象甚至不及犹太人行军时被杀害的那个小提琴大师.

　　2.一些奇怪的情节和人物设置

　　佐尔格这段情节好像很突兀.也不符合史实.仿佛是硬生生插入一个历史人物一样,本多芳男可以交给日本当时国内活动的其他组织,结果大概是佐尔格名气大,手冢老师才用他的吧.但是这样就破坏的历史的真实性.至于佐尔格被捕后的哭泣更是匪夷所思了.

　　穿越北极这段情节是不可能的.当时技术不行.我觉得可以让考夫曼提早出发,经过北非,中东,中亚回日本,这样也方便和之后考夫曼参加巴勒斯坦游击队相呼应.

　　战后,卡米尔和考夫曼的决斗也很奇怪.好像是加速完结的样子.

　　兰普这个人很怪,一开始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文件(为此死了个女儿),可是在与峠草平争斗受伤回德国后,好像就没下文了,直到德国快战败了才让考夫曼去日本夺回.这文件到底重不重要？!

　　然后兰普在德国杀了希特勒,接着就消失了......再无下文,连wiki的编写者都无言了(その後の消息は描かれていない之后就再无消息),那此人物之前的描写如此详细又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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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瑕不掩瑜,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印象.整本作品的优点还是很多的,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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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想了一下,AHS非纯正雅利安血统也不要的,其实手冢老爷子可以把考夫曼画成前妻生的孩子,前妻产后感染死亡,实际由由季江这位继母抚养长大.这样就很好地协调了日本与德国突然转换身份感的突兀

　　《三個阿道夫(01)》读后感(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很多人不喜欢汉娜.阿伦特，因为她在那场著名的审批中，最终把艾希曼描述成了平凡的恶，甚至有替罪人辩护的嫌疑。

　　可汉娜.阿伦特，还有桑格塔都是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记。谈论这些沉重的话题，多少成为一种时兴，或者一种装逼的境界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辛德勒名单的时代，毕业之后又看了朗读者对于德意志罪恶的忏悔之作。

　　几年前，还因为看朗读者时思郁人对人的恶意，而被当成了装逼犯一样的人物。仅仅是因为一个女人的事情而已...

　　人对人的恶意，是多么可怖的东西。

　　其实现代性的大屠杀，意识形态一书前言当中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描述，以及对德国哲学的了解，经济上的历史学派，佛里德曼身为一个犹太人，解释犹太人当中的左派与右派的心理、历史、宗教的可能原因，伯林传记当中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些复国热情。

　　这些零星的东西，都是些让人很惆怅的东西

　　尼采与瓦格纳的相争，人性太人性

　　这个国家在加尔布雷斯的描述下，经济危机成了骆驼上最后的那根稻草，彻底点燃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让一个在施密特眼下，没完没了的里尔克的浪漫主义以及民主乱象下的德国，重新站起来，打破拿破仑的神话，建立统一帝国的神奇。

　　我不是一个文科生，阅读有限

　　可《现代性的大屠杀》，《集权主义的起源》还有北一辉的著作读起来，也当真是让人触目惊心，震惊不已。

　　其实，震惊的不是那些早已经知道的事实。

　　而是很多著作当中发自内心的真诚，日本的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当然让人很愤怒。可，当你试图去理解这种民族主义的情怀时，你也能真心感到对方在数百年屈辱感下的那种力图恢复自己民族自尊心的迫切希望，以及真诚之心。

　　至于思想史上的争论，伯林与施特劳斯的那场关于多元主义与一元主义的争论，则多少有些过于学理。

　　那场战争，历史的因素，人为的因素、经济的崩溃，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对长期民主乱象的憎恶，民族主义以及集权式的反动主义的崛起，解释的理论、著作，多到不可思议。

　　甚至没有时间去一一过目

　　法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学家、意识形态的研究者，以及像手冢一样饱受战争摧残，经历过战时以及冷战的那一代人，都卷入了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当中去。

　　相比较下来，村上这类战后美国占领区的一代，以及之后直树那一代迷恋6070年代美国文化的人，思考的问题，就绝不再如此沉重。

　　话题都集中在，伊拉克战争是否正义的类似的法理学问题当中去。

　　如手冢、阿伦特、桑格塔这一代人的努力，是否是有意义的？时间一旦过去，高效率的屠杀是否会重演？还是会像马尔萨斯式的预言一样，资源与人口以及科技进步的偶尔不平衡，以及全球经济神秘周期性的发作，而引起的这些东西，像一个诅咒一样，套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这一直是没答案的问题。仅凭我的努力，是想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这样，望着这种终极问题，多半只能安慰自己，洗洗睡吧，想太多了，孩子。

　　可，还是忍不住去看，去想。

　　闲着也是闲着，只能这样想吧...08年的危机，说实话，也许有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去研究这些问题。

　　就像反恐战争养活了一堆法理学学者一样的道理....

　　回头一望，又写了一篇不知所云的东西。

　　也许想表达的，正是这种对所思考问题完完全全的不明所以...

　　《三個阿道夫(01)》读后感(四)：再思考纳粹上台的“过程”

　　以前我写一篇文章《再谈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反思问题》（文章地址：），表述了我对德日两国反思上的一些看法，并且我在文章中指出在反思二战史方面，德国被分裂并不是其劣势，而是优势，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几年里，德国并不反思二战，史书上极力回避德军的暴行，80%的民众依然支持纳粹，一些原纳粹军官还在西德政府里任职。原因就在于，二战一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矛盾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消失的旧敌已经不重要，眼前的“新”敌才是要紧的，双方都急于拉拢德国支持自己的一方。相较之下，日本被美国独占，为了讨好美国，以换取美国政治上的信任，日本赶紧与法西斯划清界线，在战后初期并不乏谴责法西斯的电影上映。所以德日两国对二战的反思的演变，并非一步到位的，而是有着一段复杂的演绎过程。

　　那篇文章虽然写得很长，但我个人总觉得好像有哪些内容还未表达出来，有必要再补充一下。看了战后德国民众依然亲纳粹的心态，我觉得应该从纳粹为什么会上台、并最终深得人心开始说起。

　　一：对纳粹上台“过程”的思考

　　我们都说德国民众把票投给纳粹是错误的，然而这个错误很大程度上是以后世的道义来看，并且有事后神算的成分。

　　德国人选择纳粹，并非悲剧的“起点”，应该再往前看。首先，德国人把票投给纳粹，意味着几点事实：

　　一：纳粹是合法候选人，有被选择的权利。

　　二：德国民众是合法选民，有选择的权利。

　　三：纳粹上台走的是合法程序（至少是表面上的合法）。

　　当然纳粹上台的过程事实上并不完全合法，它有太多的走后门和腐败因素，但它表面文章是做好了的，这意味着你不能剥夺纳粹被选的权利，你可以认为德国民众不是合格的选民、但不能认为他们不合法，你不能践踏法律取消纳粹党参选的资格。

　　我想各位看到这里时，应该已经有一些思考了（特别是纳粹是“候选人”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切入探讨。从政治方面，作为国家，你给予了纳粹参选的资格，就应该维护它被选择的权利，如果你不想让纳粹被选，就不应该让它存在于候选人名单中，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在中日发生政治摩擦的时候，我国也不会让一个叫嚣“东京大屠杀”的脑残有机会成为民众支持的目标，在非理性的时刻，你不能要求人民作出理性的选择，如果让民众的疯狂成为国家决策，那很大程度上是领导层的错。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德国人选择纳粹，在法律上、以及“选择”这一行为的本身，并没有任何错误。

　　可是，这个选择，最终造成了悲剧，被选上台的政党惹出麻烦，这不是德国才会有的事，美国、英国也会，可是美英不会因此让自己的国家瞬间从民主变成独裁，正所谓“亡羊补牢”，选错了领导人，再等几年把领导人轰下台就是了，有时候不用等他任期结束，直接叫他滚蛋，如尼克松就是这样，所以德国一定在某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才会产生悲剧。

　　我们再回顾一下纳粹得到支持的原因和时代背景。纳粹党虽然以种族主义而闻名，但我们要知道，民众是现实的，再专制的政府，也得许诺让民众肚子填饱，再空头的支票也要提前开好。

　　纳粹上台前夕，西方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倒闭、破产、自杀天天有之，各国人民都需要救世主，所以美国人选了胡佛，感到失望后把他踢下台，再选了罗斯福，数十年后的今天，雷曼兄弟破产了，又再掀起金融风暴，美国人民又需要救世主，所以选了奥观海。

　　美国人民真的个个有“远见”、有“高见”吗？显然不是，这是对救世主的期望和崇拜，需要超人和英雄来拯救自己的小人物心态。

　　奥观海之所以上台，并非他真的比竞争对手“能干”，很大部分得利于他的演讲口才能打动人心、以及各种围绕着他的政治包装（尤其他是黑人这点是化劣势为优势，让美国人民颇有“新鲜感”）。

　　候选人口才好，民众也就对他有了“信心”（很莫名奇妙），然后把票投给他。

　　那时的德国人民，也需要超人、英雄、救世主，因为他们饿了，所以他们选择了口才不逊于奥观海的希特勒。看看《意志的胜利》一片，希特勒的演讲水平还是挺可以的，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我这个外国人看了都不免有点受“蛊惑”，要是在现场受氛围感染的话，那还说不定都当场申请入党了，难怪某作家说他反对拿破仑，但拿破仑的军队从他眼前走过的话，或许他会就会受引诱入伍了。

　　因此，纳粹的当选（不是“上台”），德国人无需在法律上、甚至道德上负任何责任，这只不过是在合法的程序中，由合法的选民选择了合法的候选人罢。

　　（插句题外话，人性需要崇拜的目标、需要有偶像，所以崇拜娱乐明星并没什么不好的，这是一种美德，远高尚于崇拜政治人物。）

　　二：对人性“平庸的恶”的思考

　　需要英雄是可悲的，但这本身并没有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所谓“目光长远”，饿了就赶紧找吃的，有人许诺给你食物你就感激涕零，这才是人性的普遍之处。

　　问题在于，你需要英雄，但你能不能盲从“英雄”？当“英雄”犯错时，你有没有义务批评他？或者说，人性为什么会如此的盲从于“英雄”？如此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纳粹的确是德国人民选上台的，可是，纳粹党也不过是得票率最高而已，对于政党选举而言，这很正常，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一样的正常，在野党得票党相对不高可都在议会里工作着，德国共产党也有席位，纳粹“党”根本没资本搞独裁，问题并不是出在了纳粹党“当选”这一点上。

　　右派思想是固守自己选择的对象，不允许中途反悔，纳粹时代的德国这种“右”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德国人选择希特勒这个救世主，是深信他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需求，希特勒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凭着他的经济天才，让德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于是德国人就停止了思考，认为只要把事情交给希特勒这个超级大救星就一定没错，维护政府就是爱国，听从政府的命令“不添乱”就是爱国的最大体现，元首和政府永远是正确的、不能批评的、不可质疑的。

　　这种停止思考的祸害，就在于希特勒一旦疯了，所有人就会跟着他疯，有这种平庸的恶中，民众拒绝思考问题，一切让领导人来作决定，让领导人随意地用各种思想塞进自己的脑袋里，并不加反抗地引以为荣，领导人叫你去爱，你就去爱，领导人叫你去恨，你就去恨，领导人告诉你这样做就是荣誉，你就认为这样做就是荣誉，领导人叫你仇视犹太人，你就仇视犹太人，领导人是明君，民众就是良民，领导人是昏君，民众就是暴民。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性是有弱点的，人也是会变的，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办到一生都英明，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唐玄宗、李元昊、梁武帝这种前期英明、后期昏庸的君主，所以我们才常常感叹“啊！要是某某皇帝在某某时刻退位那就完美了”。

　　正因如此，民主社会才严格规定，每一个领导人，只能领导本国几年，时间一到就得交出权柄。

　　希特勒在1931-1938年期间，他对德国人民而言，算得上一个“明主”，几年内就实现了“赶英超美”，振兴了经济，举办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德意志”（即吞并奥地利、捷克，尽管这等同于侵略）。

　　在这八年里，尽管希特勒有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但当时整个欧洲都在为他疯狂，也难怪乎邱吉尔盛赞他是“世纪伟人”，要是希特勒此时下台的话，不知得被史学家吹到什么份上去。

　　可历史没有假如，希特勒还在任上，还在当皇帝，还在统治着“德意志”（不是“德国”），还在践踏着异己者的尊严，还在元首的表达就是人民的表达，还在元首的决定就是人民的决定……而相应的，德国人民还在盲目地膜拜着这个邪教教主。

　　不久后，希特勒亲手毁掉了他创造的成果和粉饰的太平，德国变得支离破碎，敢于提出异议的德国人都被处死了，还有不少人外逃了，剩下的德国人民依然“无怨无悔”，经过了长期的洗脑，领袖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种概念已经深入了他们的心灵，爱思考的德国人已经变得不会思考。

　　汉娜·阿伦特认为，恶具有平凡性，纳粹人员的品质并不比普通人更卑劣，屁股决定脑袋，处在什么位置上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差学生只会是差家长和差老师的结晶，你没成为恶魔，只因你没有呆在使你成为恶魔的环境中，一旦你生在了地狱里，你也不会比纳粹更好（所以犹太人强大起来后，他们迫害起阿拉伯人时手段比纳粹更恶毒）。

　　恶的平庸性就在于“停止思考”。常见的“平庸的恶”有：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权力使人腐败、金钱是万恶的、我不干别人也会干、我爱国所以不对政府的任何政策投反对票、老祖宗会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照这传统制度做就一定没错……

　　以上这些概念，其背后都是属于思想上的不负责任，在行恶的过程中不加思考，并混淆了主语。权力使人腐败，但“建设”也是通过权力行使的。金钱是万恶的，那么捐款资助一个患了绝症的孩子，也是万恶的吗？这是典型的主次不分。

　　我们都谴责越战，无论受害国越南，还是中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当然还包括美国自己，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越战，认为它是不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美国人民选出了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及其幕僚发动了越南战争，而越战的结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

　　民主社会不代表“永远不犯错”，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对错误的修正能力，如麦卡锡时代对共产党进行了疯狂迫害，用一种堪比纳粹的手段对和共产主义“扯上关系”的人进行排挤，甚至不加审判地判刑，这无疑是对美国的法律和制度的极大摧残，美国几乎走向了独裁专制。但麦卡锡恰恰正是美国社会自己踢下去的，美国社会迅速地修正了这一错误，避免自己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度，当中的原因，既有政治斗争的问题，也有新闻记者拒绝沉默、和普通民众并不停止思考的责任感，这点同样值得我们去反思。

　　美国社会勇于为自己的错误负责，而德国人民则坚决跟着元首走，这就是两国人民都需要食物、都需要大救星、都崇拜英雄，但美国没有沦为独裁国度、而德国不幸地走向了独裁的重要因素，这一悲剧的起因，并不在于救星“当选”的那一刻。

　　恶是平庸性的，它与道德修养、文化学历没有必然联系，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当今，培养纳粹只需要五天足矣（我重复引用这一段内容已经N遍了），传销组织这种经济邪教永远有市场，大学生同样会成为邪教教徒，处在独裁体制中，就像吸毒上瘾一样，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它给了你荣誉感、使命感、团结感、征服感，可你无需动脑子思考，这些快感就一拥而来，尽管这些都只是幻觉。

　　三：对“平庸的恶”进行再思考

　　停止思考，往往连带着推卸责任。没有负罪感的人“问心无愧”，有一丝负罪感的人则找理由为自己的恶行辩护。

　　军人常用所谓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自己辩护，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问题是它往往成了奴性的借口，刽子手往往用这句没有思想的话来推卸自己的责任，领导叫你干坏事，然后你想着这是领导人的命令，我照办就是了，反正是领导人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这是“没办法”的、“不得已”的、“被迫”的、“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的，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干了坏事。

　　汉娜·阿伦特评价纳粹份子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魔，而是一个“可怕的正常人”。他乏味、没有判断力，讲究客套的对应，对权威绝对服从。他并不愚蠢，但完全没有思想。这种恶的形成纳粹体制需要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平庸的恶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为什么说艾希曼“没有思想”。我们认为艾希曼只是纳粹的一个工具，但要思考一下的是，“工具”是什么？刀子就是工具，刀子很锋利，可以杀人，可刀子自己不会思考问题，凶手让它杀人它就杀人，医生让它救人它就救人。而艾希曼是人，他本来有思考能力、有选择的权利，但他停止了思考，所以他成了没有思想的“工具”，艾希曼诚恳地、认真地、敬业地完成了领导人的意志，纳粹就是由千万个艾希曼组成的。

　　成为工具很可悲，但并不可怜，更不是“士兵为了混口饭吃情有可原”。平庸的恶只是恶的一种，它只是相对于极端的恶的另一种存在，它们同属于“恶”的种类，既然是恶，就不代表能被“原谅”。

　　德国统一后，判处一个前东德的士兵有罪，因为他射杀了一个企图翻越柏林墙的平民。士兵辩护称自己“迫于”命令不得已而开枪射杀，但是法庭方面反驳他可以在杀人与良知之间做选择：“长官只命令你开枪，并没命令你必须射杀人！”

　　你要想到一点，在谴责军人的时候，得意识到军人“也是人”，军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军人的暴行往往跳过了三层道德。其一是“当事者”军人自己没有制止暴行，其二是“旁观者”民众没有反对这股罪恶，其三是民众继续为军队提供人力物力。

　　不能否认的是，有些平庸的恶行是具有灰调的，它很难操控。最典型的是，有人拿着刀子对准你的脖子，叫你杀了另一个人，然后你为了活命，照办了，事后拼命找借口自我安慰，而不是反省。

　　别人的死，好过自己的疼，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择杀死无辜者以求自保，这种行为经常被视为品德败坏，但其实它只能说是平庸，只说能当局者不是“圣人”，这与道德修养无必然关系，再仁慈善良的人，也可能会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这是人性中“恶”的自然体现。

　　二战时不是每个人都迷信希特勒，也的确有不少人是出于另一些原因参与了反犹，除了丹麦，大多欧洲国家都疯狂地屠杀犹太人，撇开纳粹本身不说，法国、波兰、罗马尼亚、苏联等地带尤为残忍（题外：美国在得知犹太大屠杀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故意暂不公布资料），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人都把责任推在纳粹身上，说自己是被迫的才当了帮凶，不参与就会被纳粹“好看”，毫无反省之意（当然欧洲有反映这一题材的影片，如《孩子们，再见》等等）。

　　特别是犹太委员会，当中的犹太领导人为了自保给纳粹提供了名单，汉娜·阿伦特曾特别批评过这一点（有人走极端，以“不提供名单就代表不会死那么多人吗”来反驳阿伦特，这种反驳本身就混淆和偷换了概念，用数量来作道德判断，将“受害人数”和“屠杀行为”混为一谈，拒绝正视犹太领导人“提供名单”的这一行为本身）。

　　前阵子网上热议要不要扶持老人，也是属于平庸的恶，将做好事与“横祸”混为一谈，并理直气壮地将“横祸”当作自己不做好事的借口。

　　你的“不得已”，有可理解之处，但是不是就能够成为自己事后“不反省”的借口？

　　二战时正因有那么多的平庸，才会有那么多的恶行。当时的世界弥漫着恶的平庸性，德国本土对纳粹恶的消极态度，很快“感染”了周边国家，并迅速扩展到了整个欧洲，结果大家都混淆了基本的道德，让整个时代变得混乱。而事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是纳粹党甚至是希特勒一人的错。面对德国人民，我们并没有道德上的优势。光指责纳粹是不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加思考的恶行。

　　如果你觉得上边这段话很拗口，那么说直白点，网上人肉搜索引起的对无辜者的危害，当事人很受伤，而作为加害者的集体，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大家都认为自己不是责任者，这本身就很平庸、很有问题。

　　当然，我讨论这些，绝不是在说我的道德感很高，事实上，我也无法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平庸的恶人，更无法说自己就一定不会成为一个“纳粹”，十年前我为911庆祝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很可怕，那一刻我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可是，能意识到时，努力让自己有思考能力，不是很好吗？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奥立弗·斯通，觉得他太左了，但斯通有句话是说得很有道理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看管好你的政府，别让它乱来，最后毁了自己的国家！

　　当年的德国人，并没有尽到公民的责任看管好自己的政府，反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沦为了国家机器的零件，这才是悲剧所在。

　　“服从”并不等于“同意”，《晚安，好运》中的记者也说到，“不同意”不等于“不忠诚”。然而这两个概念往往被混为一谈，一些人端出“被迫的”为自己的恶行辩护，阿伦特不留情面地指出，“被迫”的前提是“不认同”。

　　二战时的日本，反对战争和不服从于政府就是“非国民”（即我们中国的“卖国贼”），但反战和“不同意”的人士，真的不爱自己的故乡吗？讲述二战的日本动画片《赤足的小元》，主角的父亲曾这样说过：“我们现在的政府有病，他们全是一群疯子和变态，需要人民为它去死，他们说我‘不爱国’，但我引以为荣，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掠夺和杀戮，根本就不对！如果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挺身而出与土匪政府干到底……这才是真正有勇气的爱国者，孩子, 不要被政府驯服，保持清醒和斗志。”影片后半部再度痛批日本政府的虚伪，在广岛遭受核爆后，美军警告日方再不停战就往长崎扔原子弹，但日本政府只会鼓吹爱国主义，丝毫不关心自己的子民，美军为了逼迫天皇尽快投降才再扔了原子弹，所以日本政府必须负上很大责任。看到这里，谁爱国，谁不爱国，一目了然。

　　我们再总结一下主题：德国人选择纳粹，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需求，都没有任何错误。德国人错在了，他们选择了纳粹后，放弃了自由，停止了思考，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了元首，让元首代替全体民众去做决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一种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逃避，一种“平庸的恶”。

　　四：对种族主义的思考

　　种族主义是战争的最大祸根之一，它往往被大加煽动、然后再被领导者所利用，内可巩固自己的组织，外可践踏别人的尊严。

　　可是，种族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用血统吗？可是在法庭上，争夺财产时，撕咬得最凶的，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的，有多少不是所谓“血浓于水”的亲人？他们是亲生兄弟姐妹、亲生父母孩子，但整起对方时，比“外人”来更狠毒、更冷血、更无情。

　　用语言吗？可是，为什么相同的语言，很多时候反而使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为什么很多人高喊种族主义却对饥饿、受难、患上绝症的同胞如此漠不关心？为什么电灯这种“外国人”的东西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为什么“中国人”发明的纸张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且不说内战之类，就谈“欺实马”和那几个拼爹的，还有最近热议的要不要扶老人的话题……卷入这些事中的，可都是同语言、同种族的人，但都彼此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

　　如今已经有大量的史料和科学证明，希特勒身上至少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按照这个标准，他在当时是属于应该被“灭绝”的族群。希特勒本人真的不知道这点吗？他恶整犹太人的时候，真的完全是出于自己口中的种族优劣论吗？他只不过利用犹太人的问题，来赢得政治上的支持罢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整个欧洲都不喜欢犹太人，这股歧视由来已久、难以调和，所以他下了反犹令后，大多欧洲国家都很积极地配合反犹（除了丹麦），整个西方世界都手脚不干净，战争结束后，大家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他们嘴上都骂纳粹，但心底都知道自己亏待了犹太人，而犹太人也明白他们和欧洲人已经合不来，所以犹太人想另找家园，而西方人也乐意看到祸水朝东流，让阿拉伯人来承担他们种下的恶果，所以联合国厚颜无耻地批准犹太人在别人的家园建国，而犹太人也因此践踏了巴勒斯坦人的尊严。

　　五：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纵观全文，我讨论的似乎不是德国，而是人性。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人性不抱希望，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战争，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用武力而不是和平，几千年过去了，人性真的“进步”了吗？

　　也许有人会问，思考了这些，“有什么用”？又不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有用”与“没用”，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改变别人，不等于“有用”。希特勒未成为暴君前，他也曾经是个追求艺术、为生计而奔波的善良孩子，恶魔并非“天生”的。

　　如果整天说“没用”的话，那“活着”又有何用？什么事都不做是最好的，停止你看、听、说话的功能，每天只吃饭，照样可以过完你的一生，你再多的娱乐、再多的思考、再多的维护生命，也改变不了你终究会死亡的事实，生命与和平一样，并非“永恒”，你的努力和快乐，都是“没用”的。

　　我认为战争是不会消失的，人性中总有一种征服他人的欲望，大至战争，小至吵嘴，让对方屈服能使自己得到快感，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在战争中毁灭。

　　可是，不永久的和平，同样值得我们去捍卫，数十年的安宁，总好过几年的纷乱吧？

　　二战只打了几年，可它带来的灾难却无法估量，而极权主义对德意志文化的摧残，同样说不清、道不明。德国和日本的强大，无需用武力的方式，用和平的方式他们照样走在前列，依然可以暴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可以用资源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富强。所以说，二战，是一场很二的战争。

　　我不觉得参与反战活动、看了几部反战片，就能阻止人类愚蠢的战争。可是，在我内心深处，也许有这样的一个天真幼稚的想法：多一个反战的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也许某天发生战乱时，我能幸运地碰到一个仁慈的人，被他所拯救，世上多一个拉贝、辛德勒，多一间卢旺达饭店，你碰到幸运的机率就多了“一点”。

　　：声明一下，本人对“平庸的恶”产生研究兴趣，与《生死朗读》无关，我不喜欢将这种思考当作“潮流”。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很有见地，但她也是普通人，观点应该被尊重，但不能当作“圣典”，相反，不断地完善和修正这些理论，大概才是阿伦特原意看到的，所以她在自己后期的作品中，收录了大量反对她的言论。“平庸的恶”并不等于“无罪”，相反它最恶，比以作恶为乐的行为更具有破坏性，这是阿伦特生前强调的，也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并加以捍卫的。

　　2：在此纪念“平庸的善”、“年轻不是借口”的反战女学生索菲·朔尔。

　　附：校内网上关于“删帖”的一段对话——

　　甲：管理员也只是奉命行事，为了混口饭吃而已。不用这么刻薄！

　　乙：杀犹太人的德国士兵也是混口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