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枝可依》是一本由李零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枝可依》精选点评：

　　●来提高一下分数，和其它几本书有一些重复的，但不管哪篇写得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从马克思到奥威尔--加里曼丹

　　●动物农庄一节有意思

　　●不是知识多的人智慧就多，李零却是特例 对历史直指本质的深刻剖析，又写得浅显好读，实在不易

　　●看不懂 全当打开视野的书

　　●个人觉得这本随笔集所收录的文章可能过于专业化了点，一般都是几十页的长篇专论，作为随笔来读，显然有点吃不消。不过，本书是李先生近几年的读书心得，从中既能了解到不少专业知识，亦可见先生近年来之兴趣转向。

　　●文章集。于三联书店东四读。翻了大半，一些专门化的讨论竟看不明白，体会不到。

　　●李零先生的读书笔记。内容上比一般的随笔要专业一些，篇幅也很长。有的文章年代较远，评论中国史学的那篇，今天看来略有陈旧，但可作为史学史评论来读。着重看了先秦思想史那两篇，可见李先生对先秦古籍和《汉志》的熟悉。可与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对读。后面考古，汉学，战争，革命诸编，可见李先生于专业之外的兴趣与思考。

　　●20191130第三十本

　　●有几篇颇给力。

　　《何枝可依》读后感(一)：史学家的漫议

　　本书所收，主要是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其实就是“评书”笔记，说历史，聊考古，谈汉学，论军事，最后是讲革命。不过，一般的笔记多是丛谈琐语，李零先生的笔记却不像丛谈琐语，有些更像专论。作者说：“我是借读闲书说闲话，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学者的“闲话”和“冷眼”，自有其特别之处。

　　《何枝可依》读后感(二)：中国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洋人则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158：中国的文化心理中，我们看重的不是“古”，而是“思古之幽情”，这种“造假心理”还活在很多当代中国人的心里。它们既是很新的东西，也是很古的东西。案：关于仿古，可参看李老师的另一本书。

　　277：“珍珠港事件，罗斯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让美国挨打，为美国参战找借口，这是阴谋。” 案：对此，我只能蛤蛤蛤蛤蛤蛤蛤蛤蛤蛤蛤……

　　285：“极权主义”，本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现在却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别名（英国人最爱这么讲，奥威尔也受了传染）。案：蛤蛤蛤蛤蛤……李老师难道不知道北朝鲜？

　　总的说，我是不太容易读这本书的。“国”这个概念被过重地强调了，三句不理“美国美国”。“美国什么什么……”、“美国怎么怎么……”列不胜举不厌其烦，阴谋论味重，剑拔弩张，颇有草木皆兵之感……典型老一派五毛党作风。当然，我们都知道的，国情不同，就“国”这个概念来说，国与国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国”和美国的“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对比双方的政治制度、国家这个概念。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就说我们国家，往往包含了党、政和人民，政府即是国家，党政如果倒台国家基本玩完。这一点，人家是分开的。）两码事，把他们放在一个台面上来谈，把他们都“单一化”“具体化”地谈我是不接受的…

　　再者…东西方差异被严重地夸大，过分地“剖析”与“解读”，一上来便咔嚓嚓大刀阔斧“划清界线”。其结果就是面对一个四分五裂五马分尸的格局世界。区别认知的“对象”，本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多样性是要维护的，过分强调差异性，就没多大意思了。这也是围城，文化上的堡垒，文化上的围城。画地为牢，用书中李老师自己话来讲就是“孙悟空要保护唐僧，给他画个圈，让他坐在里面，主要是怕妖怪来了，把他师傅吃掉，这就叫画地”。

　　普世价值与战争前后关联，这点不错。政权出在枪杆中，也不用总说西方怎么怎么样伪善，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问题则出在战争是否正义。但是说普世价值的核心是宗教观就不靠谱了，普世价值最早应该溯归于雅典，没谈苏格拉底却大谈宗教，不着调。这本笔记算是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遍了。道理是说了一大堆，反战，没有方案，最终以论革命而结束。不痛不痒，看过就看过了，关于时世格局，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收获。

　　中国人讲，说宁可信其有。草木皆兵，我看到的是一位心怀忧患的愤青。

　　《何枝可依》读后感(三)：有关insideoutside的争议

　　《何枝可依》是一本随笔集，收入李零在其专业之外所写的东西，大部分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有些还留有印象，但在我“进步”了以后的背景下去读，还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周六早晨，我写信给儿子，说了我的感受，儿子很快回了信。以下是来往信件的主要内容：

　　儿子可好？

　　从图书馆借一本李零的《何枝可依》，其中有两部分东西我觉得挺好看的，一个是有关考古和历史文献的关系，所谓走出考古围城以便传播，另一个是借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引起的国外汉学反应，展示的汉学与国内史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后者，还是让我长了见识：原来听你说新清史，实际上这个问题其来有自，在整个中国史问题上都存在。

　　李零的表述有其自己的风格，没有学术性的虚头八脑。百度搜索找到这篇文章“学术科索沃”，见附件，但书中的文字还有两个部分：一是有许多注，二是有一个很长的补记，讲后续的事情。

　　不知你看过没有？我想买一本。

　　儿子很快回信：

　　啊这是一场著名的学术论争。巫鸿的事情几乎是中西学术论争的教科书级案例，涉及从学术路数到学术体制之间方方面面的差异性。比如说那篇“毁灭性的评论”，出来以后反而受到很多西方同行的批评，认为这一评论犯了种族主义的错误。客观上给巫鸿解了围。再比如说巫鸿的答辩文章在原刊物上不能发表，因为西方人不喜欢来回斗来斗去的事情。最后还是由国内的某学者牵线，才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平台发表。

　　这个问题我跟这边的一个白人学者聊过几句，他觉得中国人尊崇学术界人士的态度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学者会有粉丝，大家会关注学者之间打来打去的事情，这些在美国学界是没有这么大影响力的。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学者的特殊社会地位，这正是“士大夫”属性在中国社会中留下的痕迹之一。

　　至于学术路数的事情，在这边很快就感觉到了。然而他们说的Insider和Outsider二元论，我很不赞同。事实上现在的状况是一个四象限的状态，一个是身份属性上的Insider/Outsider，一个是精神认知上的Insider/Outsider。前者决定了一个人是“岸上的人”还是“身处洪流中的人”，后者则决定了“你是在为这个整体考虑，还是在做世界公民”。当然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学者应该满足身份上的Insider，同时精神上介于Insider和Outsider之间（保持批判精神，但又能做到不反社会）。然而这些年的情况是，很多人（尤其是学术界与传媒之间地带的人士）完全变成了认知上的Outsider状态，以放逐者自命。与此相应的，Insider的认知也变得越来越强化，将一切批判思维都诉诸于“给敌对势力提供借口”，仿佛任何精神上的fallout心态都会对民族造成巨大损害似的。我和这边的导师聊过这些琐事，她也觉得国内的事情有点不可思议。

　　这本书我可以给你下单啦，你下周哪天在学校？我让京东送到学校去。

　　《何枝可依》读后感(四)：客观而开放的“偏见”

　　对李零，以前有些偏见，觉得他的学术态度太过于“游艺”，所以面对卓越一而再的推荐，我都选择略过。

　　翻到这本《何枝可依》，我只被其中关于巫鸿《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那篇评论性文章所吸引，以及他和田晓菲的舌战。

　　应该说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对李零的看法，《学术科索沃》之提法，果然也是有些戏谑和潮流心在，说他是老愤青亦不为过。

　　该文堪称也是一扇窗，让我辈艺术史后学讶然发现，心中仰望的前辈大作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中，是于一片质疑声中经受着东西方不同学术“规范”考量和论争的。从态度之中立和思维之敏捷等角度来看，李零是年轻态且富有包容心的。

　　《学术科索沃》以观者的视域罗列西方学者的批评如下：

　　其一，对于巫鸿《纪念碑性》一书，用“纪念性”为主线来概括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中，多种艺术形式（陶器、玉器、铜器、石刻、建筑）的发展，西方学者认为“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

　　其二，该书的写作手法属于主题先行，或“以论代史”，况且所涉及的艺术形式无论来源与延续，往往是并行发展而非巫鸿所安排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西方学者认为“勉强”；

　　其三，西方之monument与东方之“纪念物”概念有别，前者多指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形式，而后者却可以扩大至“器物”概念。西方学者认为“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之用法对西方语言有“亵渎”；

　　其四，时间上，巫鸿用晚期史料讲早期历史，不讲历史变化。空间上，巫鸿外部不讲“跨文化研究”内部不讲“地区多元性”，其“中国”概念太模糊。此外，以“九鼎传说”作早期“纪念碑性”的象征，是犯了以考古之“足”适文献之“履”的大忌。

　　李零认为西方学者的批评并不仅仅是针对巫鸿，更包括巫鸿来自中国的未割断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习惯。

　　首先就是“器物”进入“纪念性”之概念范畴的合理语境，盖因唐以前地上遗存的缺失所致，以及“纪念性”从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中解放出来的进步意义已经被后现代艺术研究领域所接受。

　　其次，《纪念碑性》一书的写作方式更倾向主题描述法而非细节描述法，以罗森《中国古代之谜》之类细节描述法取胜的艺术史著作作为标杆考量《纪念碑性》，形同于以“工笔”品评“写意”。

　　并且，东西方所各自持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研究范式和“规矩”不同（这种分歧大概可归纳为“insides”与“outsides”之间的争执），故西方艺术史学界对东方学者研究方法难免存有“偏见”，如：

　　时间上免谈“连续性”；地理上反对“大一统”的“中国”概念；“三代”的虚构及传说时代的伪造；文献只有晚期有效性，早期要纳入“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考古不受文献约束，视知觉大于书本文献……

　　在文末，通过夏含夷与鲁惟一合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导言中关于“疑古”与“信古”之争所引出的“偏见”见解，二人指出“我们有‘偏见’，他们也有‘偏见’，彼此的偏见不一样（相映成趣），谁的偏见也不一定比谁少。”李零总结道：“这才是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夏含夷之《温故知新录》前言亦写：“偏见最容易发现偏见。我有一个看法，西方学者的意见，即使我们不能赞同，它对我们的学术也仍有好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孤陋寡闻，往往正是有效的解毒剂。”

　　为着这样一种学术态度，李零便“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