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本由林蘊暉著作，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HK$240，页数：7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精选点评：

　　●閱於2019-2019

　　●差强人意，高饶和整胡风两章写得细，后面几章简直历史教科书，整体偏大而全，结构脉络不够清晰，完全是照本宣科，水准中上，但太碎，有几处看得想骂娘。

　　●有略重复之嫌

　　●可读性一般，党八股味较浓。叙多论少，以本末为主，编年为辅。书后的“大事记”有参考价值，重大事件有：1953年新税制、韩战停战、梁漱溟九天九地说（顶牛真

　　●读的实际上是第六卷：砸烂旧世界，卜伟华著，奈何没有条目也建不了。仅以此作为记录。这是一个仍要为时代所讳的时代。

　　●问题挺多，太关注高层了。。。

　　●1、史笔、行文、视角与内地学术界那堆庸常的论文别无二致，完全沿照官修历史的口径与思路去写史，充满了知网泛滥的僵化、死板、枯燥的气息，读来直欲掩鼻。2、过度引用，甚至到了疯狂抄书的地步，连最起码的总结与提炼都不肯做，简直像是仓促赶制出的作品。3、金观涛先生引领的“国人写国史”的意图令人心潮澎湃，但这一卷完全辜负了笔者优越的治史条件，也辜负了国人的期待，致使这一项目与大陆学术泡沫产物相比不遑多让。

　　●想着睡前把五十年代的也给补一补，没曾想能如此无聊，像看维基百科一样，看到说林蕴晖所撰的另一卷也很坑，决定一并跳过了

　　●以前对57年反右及以后的运动比较关心，其实53~55也很精彩，公有制的跃进，高饶事件，梁漱溟，批胡适，斗胡风。外交那一章写得有点左，连带苏联朝鲜形象一并美化。

　　● 真假我没法判断。但是，臆测来说，我觉得比较可信，也有启发。原因就在于，作者力图描绘因果串接，多从生长的历史事件。而且，作品也没有将中共测算无疑化，而是将其描绘为不断摸索中，修正政策，而一半人为冒进，一半又被迫的出发了一些历史事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读后感(一)：值得一读的历史

　　把这1953-1955三四年的历史写成六百多页的东西，没点东西是不可能让人往下读的。整体的叙述还是很充分的，尤其是前面几个部分，对总路线、农业农村政策的叙述，写得很全面，经常把国内各个地方的情况都写了显得繁琐些，但是这样的书繁一点好，不适合简约概括。后面讲军队、外交什么的就没什么意思了，基本是高中历史书的细节补充。

　　我对“高饶事件”“胡风事件”比较感兴趣。以前没看过这么详细的来龙去脉全讲清楚的叙述，觉得新鲜。这两个事件也算是比较核心的事件，很反映当时的情况。

　　高岗简直是个项羽现代版，这种性格在小说里是很讨喜的，自大得有点坦诚，太过嚣张被人抓到把柄被毛当了弃子，然后又自杀给自己还添了很多悲情。

　　“胡风”案看了是真有启发，胡风真是不要命，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面敢上三十万言书，条条痛陈文学现状，真是感动了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中国文学欠胡风太多。

　　的确，很多冤假错案在八九十年代陆续被平反了，好像还了一个公道。事情就在“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这种氛围中被淡化，没人再去了解当时案件的焦点。显然 政治路线上错误已经扭转过来了，但是其他方面呢？血像是白流了一样。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读后感(二)：别了，新民主主义。

　　豆瓣很多书评批评毛独断，原著里也对毛强推改造和建设做否定。但我觉得毛还是看得长远。

　　刘十分推祟的新民主主义固然好，但那个环境下注定不会被采用:

　　一是外部环境险恶、解决台湾需要强大国防

　　二是中苏关系未必长期蜜月，毛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老大哥沙文主义尿性的深恶痛绝注定中苏关系长不了。如果不趁早要援助，打下重工业基础则也许后患无穷。

　　况且毛的决定对改开也作用深远:如果没有毛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勒紧裤腰带工业化。那么中国不一定能迅速造出镇国重器两弹一星、 不一定能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一定能有强大的动员力、甚至不一定会有广大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而这些些都是改革、自主开放的资本。毛是用一代人的时间为中国的改开富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无心插柳柳成荫)

　　刘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不但在当吋不能迅速创造这些姿本，等到中苏关系破裂(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 CPC不会取得政权后还容忍毛熊骑在脖子上)，很容易被帝国主义控制经济命脉。

　　总之，那个能给你兔几十上百年的时间平安积累,再从轻工业起步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今天固然还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但这个曾鼓舞了一代人梦想的名字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別了，新民主主义。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读后感(三)：一些想法

　　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共和国史第二卷，叙述了1953-1955年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历史。

　　解放战争的进程快于预期，极大增强了毛对于自身判断和民众力量的信心。随着大陆战事平息，毛的关注点转向建国，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发展生产的过程，而是要建设一个领袖意志和理论预设相互交织和依托的理想国。

　　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策略，这是毛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必然结论，所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即是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要提出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毛起初相信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极大提高生产力，为建设工业国创造条件，但在阶级斗争的氛围中，这样的路线导致一哄而上、狂飙突进，从而导致饿殍遍野、举步维艰，但这一切并未能“驳倒”毛对于自己理念的坚持。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然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但当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愿景，几乎被等同于农民心目中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社会时，手段和目的之间难以被清晰界定，领袖的思维界限成为全民族思维的界限，导致集体失明失语失能

　　“两点论”和“重点论”是毛屡试不爽的法宝，毛向来喜欢批评别人右了，以“重点论”为自己力推的观点保驾护航，而当自己的反右导致了无法掩盖的错乱时，便拿出“两点论”来自我批评一番，实则是预留了以后再度反右的口子。

　　毛的政权建立在自己的意志和民众的拥护（通过暴力的方式）之上，他要维持这个政权，便不可能放弃这两件法宝。于是，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意志取代了理智，国家、政党和民众成为领袖实践个人意志的工具。

　　本卷按不同主题分述，不局限于划定的三年时间，一到五章和第八章叙述简练，脉络清晰，读得较细。但全书整体缺乏连贯，多有重复和零碎之感，而且部分章节简单堆砌材料，隐没了作者，读来乏味。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读后感(四)：共和国史读书笔记之一：谈误于理论

　　青竹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共和国史系列，全书共10卷，时间自1949年至1981年止。为共和国系统修史，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其撰述方式是由多位专攻党史国史的学者（他们是：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钱庠理、卜伟华、高华、史云、李丹慧、韩刚、萧冬连，金观涛总摄其事）提前就全书结构充分讨论，确定框架，然后分别撰述、分册出版，至今已近出齐。承蒙多位友人慷慨相赠，我得到了该书的第2、3、4、5、6、10共六卷。

　　读史宜重近代，这是我从毛泽东处学来的读史方法。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虽对明史过于详细而无重点颇有微词，但却对明史研究甚深，即因明史离清代最近。推其原因，读近代史有助于了解现实的来龙去脉，观照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这是一种读史益今的方法，不为读史而读史，我也正是以这样的出发点来研究历史的。

　　此次出国，限于行李重量，我不能带太多书籍。俗云：“千里不捎书”，但我还是将共和国史系列悉数带来，是想借这几年时间对共和国史作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为记录阅读感悟，特辟此专题，作读书笔记。笔记随感随记，不追求条理系统，一般也不写成独立成篇的文章，只是逐条记录，欢迎同道批评指正。由于第1卷我尚没有，因此从第2卷《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林蕴晖）读起。这是第一则。

　　2019年7月29日傍晚于渥太华

　　其一

　　建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误于理论，背离常识，莫此为甚。可见理论之害甚大。

　　劫富济政府，政府济贫（起码政府是这样宣称的），这是《共同纲领》的核心。

　　好大喜功，是中国专制体制的来源之一。

　　邓小平的改革纲领是否即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呢？很可能是。邓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待查。也许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特传统，不再这样提。然而实际上，他正是这样做的。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否定总路线。

　　现在中国走的路，其实还是建国初规定的路。治国的基本模式也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对目标进行了修正。不再大提共产主义，而是不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建立现代国家。这是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所造成的。现在之所以不能让左派得势，就是因为如果左派拿“祖宗之法”（即建国初的纲领、建国的目的、党的奋斗目标等）来压现政权，现政权将陷入无可辩驳的境地。

　　（页26）刘少奇的话，为“国家资本主义”找到了出处。另外，这里所讲的情况，和今天的现实，是何其相似啊！邓小平、陈云的拨乱反正，反，不是反到别的地方，而是反到建国初期。说有多少独创，恐谈不上。他们的思想是在建国初就定型了。（以上2019年5月26日）

　　其二

　　翻阅建国初的历史，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特别是经济）有了较为详细的认识，惊讶于新民主主义路线和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的若干政策，竟是如此相像。一定程度上说，邓的拨乱反正是拨“极左路线”之乱而反“新民主主义”之正。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没有坚持下去，诚为极大遗憾。（2019年6月21日）

　　其三

　　（页132）先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徒费精力。这真应了苏联笑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其他社会制度不存在的问题。

　　（页135）“社会主义”一个词，害死多少人？得不偿失。误于理论，莫此为甚。

　　（页146）中国为逢迎上级弄虚作假的毛病，至今未改。这种做法，表面是维护领导权威，实际是推动领导犯错误。

　　（页147）重视思想问题，认为思想解决了，就能改变人的行为和事情的结果，是中国传统上和马克思主义中共同的方法论错误。这一错误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发挥，延续至今。不查找体制原因，而将错误归结于思想偏向，这是至今还在吃的迷魂药。其实，统一思想的最大谬误在于，谁都无法提前预知哪一种思想正确，从而统一上去。（以上2019年7月24日）

　　其四

　　（页171）书中引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375说：“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这种现象对于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是很危险的。”

　　薄一波指出了问题（请注意“常常有”和“很危险的”两个词，分量是很重的），但没有分析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所有官员对上负责，只知拍马逢迎，平时一再被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久而久之，放弃了独立思考，认为中央的政策天然地正确。然而，中央其实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和国家一样，只是一种观念中的想象，其实质无非那么几个自然人的头脑罢了，而自然人的头脑都无法保证不出错。中央一再地要求下面的人坚决贯彻落实，虽然党章中也有条款保护党员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党章也规定了，决定一旦形成，无论是否同意，都要坚决执行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人独立思考。这是权力集中导致的必然现象。权力集中的前提条件是一号权力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不容置疑就不会有人敢提意见，这样就无法纠正错误，必待错误非常明显，才会不得不纠正，然后找一些借口，比如在这样一个大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啦之类，而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个代价完全是由民众承担。

　　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两个积极性”，即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是比较正确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也公开说，欢迎地方造他的反，给他提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比较清醒。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在地方显示出过分强的主导性和独立性时，中央必然对地方不放心，并出于政权考虑收权。从这一点看，建国初期是放权，反右、文革就是收权；改革开放初期是放权，朱镕基的经济改革和胡温时期的改革也是收权。这就是体制的必然性，也是体制的必然弊端，怎么改都是改不掉的。历史证明，凡是地方自主性比较大的时候，各方面的发展就是比较好的；凡事中央过于集权的时候，各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现在的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上头瞎指挥，下面欺骗上头造成的。下面除了欺骗，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虽然也提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形式大于实质。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等到问题积累到不得不解决、再不解决就产生大变的时候，就再放一次权。然而，权收上来了不会舍得放，放下去了不一定收得上来。一收一放之间，风险极大。清末的情况就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把权放下去了，结果没收上来，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最后完蛋。我们现在如果还不吸取历史教训，还在玩周期性的收权放权的把戏，还不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作出体制性（宪法性）的安排，那是极为危险的。（以上2019年7月29日）

　　其五

　　（页187）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毛泽东作报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唱赞歌、拍马屁。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彭德怀作检讨。历史证明，邓子恢、杜润生、彭德怀是对的，其余人都错了。这是维护领袖权威而导致失败的活生生的典型例子，但是现在仍然没有人引起重视。其原因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不明白，而是工作好坏的考虑让位于维护体制的考虑。盲目讲政治、跟风，所有人都是如此，都比不上邓子恢。应该对邓子恢表示敬意。（2019年7月29日）

　　其六

　　（页189）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邓小平的发言主题是“我们所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工农联盟”。根据宪法，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中国之基础。回过头看，工农联盟目前是巩固了、削弱了还是破坏殆尽了？

　　1990年代朱镕基进行国企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所涉及的是工人阶级的地位问题、国家性质问题。从《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的内容看，当时的考虑主要都是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没有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如此重大的政治变革，当时有没有引起政治上的争论？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待考。（以上2019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