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有道》是一本由黄志华 / 朱耀伟 / 梁伟诗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词家有道》精选点评：

　　●访谈。

　　●看完才发现对粤语歌坛了解真是太不多，而且各位词人自选的作品都很出乎意料。

　　●今日再读，内心很难受，这2年的港乐，罕有有记得住的好词值得抄抄写写或每天唱六遍么。我特别喜欢黎彼得的梨涡浅笑，像是旧日风情里幽幽怨怨的诗句。就像我也特别喜欢今宵多珍重、天才白痴梦，那个时期真的不再有了，怀念黄霑。。

　　●大爱周耀辉、乔靖夫

　　●好几年之前买的书了，最近才读，不喜欢的封面就会降低阅读欲望。访谈录就是你不会喜欢每一篇也不会讨厌每一篇，这本访谈录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很有意思和有意义。更适合粤语读者。

　　●很幸运，我是个讲粤语，听粤语歌长大的广东人。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很好的一本访谈录，按照代际读下来，自然增加对广东话歌词的了解，尤其是过去所不知的很多相关的运动，也会随书中填词人共同喟叹香港流行音乐的几大困局。

　　●來之前基本讀完了，裏面大部份歌其實都沒聽過回去可以補一補。巴特啊巴特，我真是要先找到對於大眾文化的新的平衡立場才行啊……

　　●wyman说，如果其他人也能做到的话，就不必由我来做。我希望写只有我能写到的东西。--关于Irreplaceable

　　《词家有道》读后感(一)：“隔”与“不隔”

　　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写诗词的“隔”与“不隔”，“话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而多用“代字”和“游词”便易造成“隔”。放之如今，“隔”即文艺腔、辞藻堆砌，难免令人想到方文山一流，“不隔”则是接地气。早前读《词家有道：香港16词人访谈录》，有多个词人都有谈到这个问题。林夕也毫不避讳，说他年轻时写的词意象大多隐晦、含蓄，风格浓丽文艺，后来才明白写词要至郑国江那般，”咸鱼白菜都好好味“，用简单的词构造出丰富深厚的况味，方是大境界，也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第三种境界，亦即参禅的第三重境界，”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因此他后期写词也逐渐偏向更直白浅显，但许多词迷反而对他此种转变有诸多意见，更偏爱他从前华丽浓艳的歌词。

　　说到底还是人生历练和境界的变化。年轻的观众或者听众仍处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写景似花团锦簇，写情如杜鹃啼血，华丽又不失婉约，乱花迷眼的诗词当然最深得他们的心，正是标榜自身品位不俗的不二法宝。早些年大肆其道的中国风、四十五度仰望天空、银镯女子，如今的小清新，流行的原因也不外如是。事实上以上的意识流派都有其可取之处，关键是大多数崇拜者迷恋的都是其表象，甚至只是将其作为工具来利用，这才造成它们的泛滥，然后都逃不过被批评炮轰、嘲笑恶搞的命运。

　　《词家有道》读后感(二)：林夕与黄伟文

　　如今，香港词坛“两个人写出六百万人心声。”这两人便是林夕与黄伟文。而我亦最熟悉与心水这两人。所以，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最先看的也是关于这两人的部分。

　　黄伟文在采访中倒并非完全是他歌词的鬼马风格，反而给人感觉相当认真及诚恳。他认为如今的成就是“日子有功”而已，自己所力求达到的是去“呈现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情，这才是对自己、对广东词坛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另一面的他也仍然足够大胆与自信，称“两个人写出六百万人心声”的现象并非是因为自己有名气，而是他与林夕的歌词确实写得好，如今也未有完全放心托付的后晋晚辈。

　　对林夕的词较熟悉，之前也有看过他所写的随笔《原来你非不快乐》，总体上并无歌词那般有感觉。但这回书中的采访让我真正开始了解林夕本人。采访中的林夕完全是一个学者，对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辨析，引经据典，大谈新诗风格、道教思想。他的许多话语往往是一针见血。“如果你说不准把歌词写成新诗的体裁，张惠妹唱过原是新诗的流行歌词，后来更成为很hit的歌，请问又如何看待呢。罗大佑就曾谱写新诗作为流行曲，郑愁予亦有把新诗谱曲成为了歌词，那又该如何看待呢？”，“太在乎将文学题材下一个定位，并且成为固执的时候，就是学者的盲点”，因为“一个念过大学的人，不应该那么狭隘地看待事情。”而他对文学的看法，的确显示他宽广的世界观。“文学是无界限的，是所有现象，一幅好的图画既有艺术境界，亦有文学成分。”

　　在林夕与黄伟文采访中的第一个问题都是问他们对文学与歌词之间关系的看法。两人的回答显示出各自的区别。黄伟文说“我认为所有有意识排列的写作，都是文学。”林夕的回答是“歌词与文学一样，都是贵古贱今。”黄伟文的答案正如他的写词风格，不受既定规则约束。而林夕却是倾向于从歌词的社会意义、存在价值方面给出答案。有人曾评价黄伟文像李白，林夕像杜甫，的确是一个贴切的比喻。林夕对歌词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有着深切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其它词人。“我唯一有意为之的，是希望流行曲有其哲学性。”因为“对自己有要求，是对世界最起码的责任”。

　　《词家有道》读后感(三)：一些笔记：轻巧来自苦练

　　黄伟文

　　Q：近年你给我的印象较深的作品是《落花流水》，对照刚出道时的刻意求工，《落花流水》却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轻巧。

　　A（黄伟文）：至于《落花流水》里面的轻巧，那是我没有察觉的。如果因为长时间担负沉重的货物练就一身轻功，那却是我所不知道。情况便如当了二十年的苦力，到了一天不需要再搬东西，突然间跑得很快并打破世界记录。那不是刻意苦练的，只是日子有功而已。

　　Q：关于歌词的奇思妙想，独特视角与出奇制胜的写法？

　　A：从小是歌词迷，看过、背过很多歌词。从事填词工作两三年后，系统回顾才发现填词这件事已经没有很多可能性，我的比喻是三十六个宝箱，已被人打开三十四个了，再要找剩下的那两个非常艰难。比较容易让人记住的是，讲故事的方法和比喻能力。

　　1）黄伟文谈林振强：即使他的词句有点拗，往往是整个意念太好太新奇了，令人愿意接受其怪字怪句。

　　2）谈亦舒的影响：《活得比你好》、《没有月亮的晚上》、《不相爱的好处》、《如何掉眼泪》、《葡萄成熟时》。

　　3）谈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字是相互厮杀的，往往是一句句子中的头几个字和最后几个字相互斗个死去活来，当中的矛盾和张力非常强。厮杀过后，又有一种放松的感觉，那种收放的张爱玲技巧是我所学习的。

　　4）系列作品：

　　何韵诗“性别系列”：《光明会》、《叹息桥》、《愿我可以学会放低你》《露丝玛莉》、《劳斯莱斯》、《汽水樽里的咖啡》、《查理淑仪》

　　与陈辉阳合作系列：《垃圾》、《绝》、《旋涡》

　　陈奕迅病态爱情系列：《大开眼戒》、《防不胜防》、《十面埋伏》

　　小姐系列：《不欢乐小姐》、《怕上镜小姐》、《超友谊小姐》

　　官恩娜海陆空三部曲：《千帆》、《地平线》、《暗恋航空》

　　中国风系列：《化蝶》、《十八楼相会》、《楼台会》

　　林夕

　　1）文学与歌词的看法：歌词与文学一样，往往贵古贱今。因为过去的经典已经是集体回忆。

　　2）宁可无人找我，也要为流行文化留下一点东西。我希望写的东西不是基于贵古贱今或是”经典“而传世，而是因为还算得上有些素质和养分。

　　3）对自己有要求，是对世界起码的责任。唯一有意而为之的，是希望让流行曲有其哲学性。

　　4）麦浚龙系列，听不懂不负责，豁出去写：《弱水三千》、《颠倒梦想》、《生死疲劳》。

　　5）阅读养分不是并不是从阅读报章，杂志学习得来，文字技巧要看很多不同的东西。

　　6）《士多啤梨苹果橙》：在质疑纯粹靠外表，靠减肥可以keep一段感情，结果失败。《富士山下》：everybody got hurt.

　　7）王菲时期：难上口，新诗《脸》、《催眠》；易上口《约定》、《给自己的情书》；哲理性《开到荼蘼》、《香奈儿》；玩技巧（像烟花，文字炫耀）：《传说》、《帝花女》、《紫钗记》；返璞归真《观世音》；《人来人往》

　　8）自认很好却没有红的作品：梁汉文《废城故事》，描述沙士时期，有剧情有细节，一点作状都没有，平实如写实电影；《新闻女郎》写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很多社会的实况，灾难不是发生在身边，你就不会去关心这个世界。

　　9）郑国江，徐小凤《随想曲》，《搜神记》与中国神话无关。

　　周礼茂

　　1）与林忆莲的合作：《前尘》、《破晓》、《梦了》、《没有你还是爱你》、《边缘回望》、《没结果》、《没结果之后》。

　　2）我非常喜欢罗文《卉》，非常精彩，相当水平的文学作品，简直是一本诗集。

　　3）林忆莲《野花》受到《卉》的影响，都市女性形象定调，有坚强有脆弱，却懂得为自己疗伤，对人生有所体会，《只要我活过哭过》、《野花》、两个版本的《破晓》。苏慧伦《我一个人住》与《我不是一个人住》对照关系。

　　4）代表作，《李香兰》，具影像的凄美故事，像一团迷雾一样，有美感的文字排列。

　　刘卓辉

　　1）《情人》不是单纯的男女情感，而是想写90年代初一个香港人跟一个内地人谈恋爱的困难和阻隔。与郑愁予新诗《水巷》异曲同工。

　　2）欣赏的香港词人：黄伟文的刁钻尖锐，林夕新诗般的意象，陈少琪在达明时代的街头感觉。近年最欣赏的是周博贤：《姿色份子》、《亡命之徒》、《私隐线》我都觉得很好，非常有港味，又令人有共鸣。《我爱茶餐厅》，听了觉得茶餐厅题材已经写尽了。黄伟文写的《囍帖街》更是出色得不得了，见解精辟。

　　周耀辉

　　1）家国政治要注意之外，身体情色性别方面的政治也很重要，对情色的挑战、男女权力的斗争也需要探讨。

　　2）欣赏的词人与作品：郑国江《分分钟需要你》，意念很简单，用字用词却很难得，把我们太熟悉、已麻木的东西重新体验，我觉得已是文学的精髓所在；周礼茂的《这么那么怎么》，单用六个字带出很多感觉。

　　《词家有道》读后感(四)：词家的寂寞：香港词人的四十年

　　词家的寂寞：香港词人的四十年

　　词坛不是一个小江湖，而是一个大世界。词是香港文学与文化工业所造就的一个亮丽的体裁。

　　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词作家老友喝茶，谈到过香港词人的日常生活。听他们的故事，就像是口述史或纪录片，一盏茶的时光，听完一支曲子，四十年的记忆就浮现上来了。

　　词人的身份，就像是香港这近四十年的文化代言人，他们在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为大众娱乐工业供应生产资料，香港本土文化的发展与音乐工业的成型与这些词人息息相关。这四十年在《词家有道》这本书里是从70年代开始的。香港流行音乐随着香港的城市发展，在五六十年代逐渐与国际接轨，到了70年代，词人们开始有了自由更广阔的空间来用“词”书写这个城市的欢喜与感伤。在娱乐工业迅猛扩张的时代里，“词”的形式和存在成为这个体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词人，他们是现代香港城市发展史上的记录着和见证者，他们的身份并不仅仅这么，同时还是音乐工业力量的幕后人，他们入隐士般在幕后书写他们所观察到思考到的爱与痛苦。这本《词家有道》就是这样的一部小型口述历史。

　　在香港，买六合彩的大妈也会哼几句林夕的曲子，人到中年的机关小干部、商贩、拾荒者、码头渡口的工人、摩天大楼里的白领，他们都哼着林夕、黎彼得的词。词语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难于几句话道说清楚。词人们并不是弥敦道或者铜锣湾的隐士，他们在大街与轮渡上寻找灵感，同时也是香港城市文化和日常生活本身的在场者。如《词家有道》里面黎彼得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是我当年，我和许冠杰在庙街吃炒蚬，看见看掌相命理的路摊档主，于铁丝网挂上的前人名句。突然，我觉得两句很特别，不知道放入流行曲中效果会如何”。在庙街吃炒蚬，或者在大街上闲逛，词人们与这个城市的体温、气质是比较熟悉的。走在香港的街上，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宋代优伶，他们是走在湾仔码头或者弥敦道的孤独者，同时懂得如何看待这个城市日益迅猛的变化。而非简单的以大众市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岛屿上城市四十年的沧桑变化。黎彼得写《女人大晒》，卢国沾写《万里长城永不倒》， 他们是旁观者、洞察者，他们仍旧保持足够的清醒，能在这个城市光芒四射让人眼花缭乱的空间里游刃有余。

　　本书访问的词人横跨近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这些生活在香港这个岛屿上的词家，他们的人生经历是现实的记录者。四代香港人，《词家有道》聊天和对话记录的正式这份心怀。词人们中西贯通、在香港的文化氛围中独到的人生观点，是最吸引人的。口述史的形式尤为精巧、难得。口述史是一张胶木唱片，它点滴记录了这四十年的起起落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城市遇到危机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起，与黄霑、卢国沾在香港词坛三足鼎立，在某种意义上词人们承担起了记述香港这座城市性情、喜乐的责任。这在口述史的视角中，是只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都是见证者。这些词人们也是很幽默的，比如郑国江，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音乐成就大奖，采访中回答说，“最近我要写一首关于道教的歌词，光是看书便要了我的命了。”他们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敏锐和幽默，是他们观察能力的一种表现。

　　如果从词史的角度来看待香港词人这四十年，他们的人生、性情以及音乐工业的成熟就是一个互为一体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长袖衣袍的宋代人，他们的美与对情感、人生的理解被这些生活在香港这个岛屿上的词人们留住。并能从日常世界世俗生活、市民习性镇中找到可供思考的东西。郑国江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写这种具有社会评论倾向的歌词，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我是1941年出生的。我们是战后婴儿，社会条件很艰苦，很少人是一家一主的，山边也有很多木屋区。”郑国江的成长与香港城市的发展、娱乐工业兴起，这几个事情之间其实正是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这样，词人们才具备在场的身份，他们成为香港文化发展的关键角色。李欧梵先生说我从来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于可以说，商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词人是香港文化的只为关键的一环，如果严肃审视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是可以肯定的。国内的政治、市民的日常生活，民族情结以及豪侠心怀，男儿的真情，在这些词中都有淋漓尽致的挥洒。黎彼得说，“报纸是最受那时人们的欢迎，左中右派报纸也有。当时电视台的艺员没有被报道，最多反而是粤曲的消息。当时的传媒相当依赖报纸，深入家庭要靠报纸，当时是七十二家房客的年代，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有部分更要搭线。”这是类似城市生活史的记录，口述的这些采访因此更现实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当时的香港歌坛，粤语流行歌曲与国语流行歌曲并存，多元的文化消费需求使得词人们的创作也开始更加风格多样。进入七十年代后，香港金融业风生水起，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词人们方才真正开始承担起这个记录者的义务。香港的性格与文化，词人是观察者、在场者，或者说香港不需要哲学家、它需要的是一批有性格的词人。他们是香港文化乃至整个市民生活的简介发言人。这本《词人有道》的意义正在于此。林夕说过，“自小已很喜欢看香港地图，并把火柴盒当做楼宇，砌成太子道、弥敦道、窝打老道。我每条走过的街道街名都有感情，要我移民，不能再在铜锣湾逛光盘店，是不可能的事。”词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繁密复杂，他们掌握的语言、韵律都是一个媒介，用来沟通不同身份人的内心。词人有词人的寂寞，林夕把《道德经》《华严经》带在身边，抽着烟写词，度苏东坡的词，像北岛、顾城都读，理解香港流行音乐发展史上词人们的角色还是需要认真阅读他们的口述资料，聚光灯下采访的八卦新闻是无法与词人的性情和坦然之言相比的。读者佛经的林夕，在尖沙咀散步的黎彼得，做司机的黎彼得、吃龙虾的词人，吃烧烤的词人，词人们并非是只在娱乐场过日子，他们的人生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黎彼得和许冠杰在庙街吃炒蚬，看见看掌相命理的路摊档主，把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写进曲子，便可知道他是熟知黄大仙、六合彩，懂得人生不易的。词人眼中的香港，不但是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街头文化，词人们都有自己切身的理会和了解。现在的词人则是关注的是全球视野下的香港文化以及音乐工业，有香港文化“教父”之称的梁文道对香港本土的音乐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而他与词人林夕的对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余英时、梁文道他们对香港文化的审视，能够看出香港文化发展过程中词人们的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粹、政治、喜剧，对于民生与政情，词人们几乎每个角落都书写过了，香港经济起起伏伏，心情颠颠倒倒，他们都承担得起，走过来了。词人们依旧是写着词，书写着这个城市的故事与表情。

　　香港流行词坛它对香港人的生活影响与这个城市的性格和未来文化的走向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的词折射出大众生活与时代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词的历史就是香港人的心态史，他们的消费、娱乐、日常生活、情感在飞速变化的年代里，尖沙咀、九龙的灯火、岛上看着船只往来，最繁华的世界，词人们保持着难得的淡定。

　　也许对于林夕、黎彼得、潘源良来说，词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对于“词”，它都是一种手工品，需要耐得住人生的寂寞，慢慢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