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1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精选点评：

　　●这本书就是《李鸿章传》，闻名已久，终于购得拜读，依史做传，褒贬都俱

　　●要想了解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要想了解李鸿章，读梁启超写的这本传记是最好的选择。记得在《走向共和》里有一个情节是梁启超向李鸿章提出要为他写传，李鸿章欣然答应并提供了一些材料，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有此书而编者特意加的情节。读到李鸿章早年组建淮军，在上海和江苏地区与太平军交战的部分，有种别样的感受，可能是因为我身处这一区域，对提到的地名比较熟悉吧！

　　●《李鸿章传》

　　●李鸿章世家第三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任公当新旧交替之际而能作万世公允之史传，方其二十八岁之龄，其见其识，真可奇矣。

　　●史料详略得当，且叙述生动，不枯燥。亮点就是论述了，很多地方都很有见地。结尾说中外研究李鸿章的书能达到梁启超高度的不多，既然如此，那看完这本书应该不怎么需要看其他的了，哈哈。且此书不止论李鸿章精彩，论国政，大事件也不乏独到之处。

　　●别名：《李鸿章传》

　　●当时的用词好工整…

　　●从梁公的角度，客观的评价李鸿章。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读后感(一)：称职宰相——李鸿章

　　李鸿章者，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深处清末动荡时代，对他无可指责，实乃国家积弊已久。任上所做之事，称其位！处于列强夹缝中终不致成为印度第二，已为不幸中之万幸！后世自有公断……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读后感(二)：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

　　不得不说，梁启超先生的文风之大气，之热血，至今读来仍浑身气血为之共振。

　　这里我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对李鸿章中堂的看法，梁启超先生说过的就不赘述了。

　　作为个体的生命而言，李鸿章顺势而不出头，坐享他的荣华富贵，做了他能做的努力，但绝没有为了做事而丢掉身家的举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受鄙视的，甚至是遭到唾弃的，这完全违背了一个忠臣的准则。作为一个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他的个人追求应该说都已经到达了：位极人臣、富甲一方。作为一个家天下的帝国来说，家长的意见是很重要的，作为臣子的有好的建议是好的行为，但不会也不能为了坚持自己的好的建议就丢掉自己的身家，李中堂显然在这点上不是一个愚忠的人。所以老佛爷要拿银子修颐和园的时候，李中堂本可以以死相谏为帝国北洋海军争取军费开支，事实是争取了，但没做到那个极致。

　　李中堂是为皇室服务的，他只需要对皇室负责，对老百姓是没有必须的义务的。十九世纪作为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有责任的皇帝会寸土必争，昏君则可能败家，败家的皇帝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做大臣的能帮的也就是皇帝赋予的那部分权力而已，能超频工作也是有限度的，从根本上不能扭转大局。

　　国家作为一个现今的社会组织的标准单位而言，有不同的组织形式，这个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缓慢，有时急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变数。总体来说，缓慢的变化对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是相对幸福的，它最大限度的减少整个社会的变化成本，包括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反之就不用说了，历史经历过的事实不胜枚举。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读后感(三)：哎你说，李秀成是帅哥么

　　不知道怎么最近对近代史发生了兴趣，暑假看了几个纪录片，最近看《走进共和》，后来又上知乎了解那时候的历史故事，于是发现了这本书。今天终于配合白话文翻译看完了。室友之前看我如此喜欢“李鸿章”，还专门从图书馆借了两本他的传给我看，可惜，都没有这本书简要透彻。

　　看完这本书，没啥想法，摘几句话，杀一下时间吧。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任公对李评价很高，看画像他好清秀，应该是个帅哥吧。）

　　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

　　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国家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吧）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以言，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哈哈哈，我已经不好说什么了，就叫他像狗一样叫去吧。哈哈哈，任公说话好狠）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清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彼之中俄密约。。。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很认同）

　　彼（李鸿章）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

　　不写了，洗洗睡去了。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读后感(四)：《读书报告》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一、李鸿章生平履历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鸿章其仲也。

　　道光三年，生于合肥；

　　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进士，入翰林院；

　　咸丰四年，赞安徽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

　　咸丰八年，入曾国藩幕中参赞军事；

　　咸丰十一年，组建淮军；

　　同治元年二月，署江苏巡抚，率淮军赴上海；

　　同治二年十月，攻克苏州，加太子太保；

　　同治三年四月，平定全吴，署两江总督；

　　同治五年十二月，代为钦差大臣，奉命剿灭东捻；

　　同治六年十二月，东捻肃平；

　　同治七年正月，奉命剿灭西捻；七月，西捻肃清；八月，入觐京师；

　　同治九年，担任直隶总督；光绪二十七年

　　光绪二十二年，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光绪二十四年，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五年，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议和事宜；

　　光绪二十七年，薨于京师贤良寺，谥曰“文忠”。

　　二、本书结构及写作方式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与第十二章对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总结和评价，第二章介绍李鸿章在晚清历史中的地位；第三章介绍了李鸿章的家庭环境及其出生时的社会背景；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李鸿章作为军事家的经历；第六章介绍了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的内容、结果及分析；第七章介绍了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第八章和第九章介绍了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作为；第十章介绍了投闲时期李鸿章的治水与治粤事迹；第十一章介绍李鸿章的离世。全书大致是按照编年体的方式叙述，但有时候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在介绍李鸿章的某一方面时，往往突破限制而叙及以后。采用的写作方式是夹叙夹议，叙述事实与分析评价同时进行，作者梁启超认为是效仿太史公司马迁。

　　三、本书内容

　　梁启超首先阐述了写作本书的原因。其与李鸿章在政治上为公敌，在私下交情也不深，之所以要为李鸿章作传，乃是因为“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而“盖作史者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因此，梁启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对李鸿章进行公正的评价。

　　在绪论中，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三句话成为了全文的主线，穿插在以下各章中，使全文构成了一个整体。以下分别论及之

　　梁启超对李鸿章才华的叙述是多方面的。首先，李鸿章具有扎实的经史方面的功底，其于二十五岁便中进士，点翰林，可谓是少年得志。相比较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三十七岁才得中进士，而梁启超因为内外原因一生都只是举人，不得不说李鸿章确实是才华横溢的；其次，李鸿章有军事方面的才能。早在咸丰四年，其在福济幕中参赞时，便献计击败过太平军。咸丰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其在曾国藩帐下也多所建树。同治元年二月，他率8000淮军抵达上海，在常胜军的辅助下，屡立战功，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平定了全吴。面对其他将帅屡战屡败的捻军，他各花了一年时间便先后平定了东捻和西捻；第三，他有治理国家方面的才能。他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的实干家，在军事上建立了近代海军，在商务上创办了一大批企业；第四，他具有外交方面的才能。在甲午之战与八国联军侵华后极端不利的境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正因为这个缘故，梁启超说他是英雄。

　　但是，梁启超认为他只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原因何在？不学无术耳，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惜其识。”李鸿章的见识不够，也在文中有多次体现。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梁启超都着重点明了曾国藩的战略谋划作用，李鸿章只是萧规曹随而已。其在军事上的见识暴露地最厉害的便是甲午中日战争，梁启超为其归纳了“十二咎”，在此之外，更指明即便未有此失，中国也不能幸胜，而李鸿章却不能料此，非“愚人”便是“死人”；其在洋务运动中的见识不够，则表现在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最终三十年惨淡经营毁于一旦；其在外交过程中的见识不够，从本质上在于其不知“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从手段上来说则使用的还是战国纵横家那一套，朝秦暮楚，最终不仅孤立无援，还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因此，李鸿章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但却不应过分指责，这就是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吾悲其遇”。

　　梁启超的第三句话在文中应当作三重意思来了解。首先，李鸿章的见识有限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李鸿章出生于道光三年，到其真正接触到西方时已是同治二年，已年近四旬，其思想已经基本定型，能发起洋务运动已是了不起的创举，实在难以指望其能够有变革体制的决心，这便是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苛求是有失公平的；其次，李鸿章并非真正的决策者。即便认识到要变法图存，也难以施展。梁启超特意分析了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的特殊性。晚清乃是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与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李鸿章作为汉臣受到了双重的防范，即便在其权势最盛之时，依然遭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即便其想要有所作为，何其难也；最后，李鸿章在晚清重臣中乃是最负责任的一位。“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德富苏峰语）在帝国的衰亡中，只有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去世也是因处理辛丑合约事而积劳成疾，“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在书的最后一章，照应开头，梁启超也用一句话对李鸿章进行了正反两面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因为前者，李鸿章应当受到指责；因为后者，李鸿章理应给予同情。这就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