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是一本由蔡登山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精选点评：

　　●分明握手都成颤，犹道相逢一梦间。唯一疑惑的是，本书捉刀人有几个？

　　●所谓洋场就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滩，那时出版管制没那么严格，各种小报可以自由创办，也给那时的文人们提供了发表作品的空间，那些比较有影响的主编和主笔也都是一方名人，本书就描写了这一群人的生平和历史，他们一般都具有很深厚的旧学根底，大多都会诗、文、书、画，纷纷在报纸的副刊上一展其才，或写小说，或写掌故笔记，或写诗词，一时还颇成气候。那一段时间是他们的辉煌时期，多少应该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但是由于此后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限制，这些人渐渐就被淡忘了，许多人只留下一个名字而已，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作品，有些多年以后也还是有阅读价值的。这些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有：陈冷血、严独鹤、毕倚虹、张丹斧、钱芥尘、余大雄、施济群、郑逸梅、范烟桥、天虚我生、周瘦鹃、秦瘦鸥、陈定山、陈蝶衣、唐大郎、陈灵犀、陈存仁等人。

　　●八卦很多，一篇一篇也很好读，但也就欠系统欠深入。把这些人划成一个圈，分析下圈内圈外的人际脉络，会更有意思。那个时代，所谓洋场才子、小报文人（即通俗作家），跟后世被尊为严肃作家、革命作家、大作家的，其实并不截然分开，而是混然的。他们跟张爱玲郭沫若胡适鲁迅冯亦代柯灵等常有交往，甚至情谊深厚，处于同一个生态圈。

　　●寥寥数笔，栩栩如生。改日须静静写个笔记。

　　●對於蔡登山來說，好像余大雄這種終日混跡于市井、為了博取眼球不惜嘩眾取寵的“low貨”，和他之前拍攝過的“作家身影”紀錄片中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魯迅、巴金、蕭乾、冰心等等，并沒什麼高低貴賤之分，4顆星

　　●有趣的、单个的人物掌故串连起一段段精彩的文化历史

　　●资料丰富

　　●好多八卦啊，看得很过瘾～

　　●蔡登山记述上海报业文人生平的传记体小书。近代通俗文学的折戟沉沙，海派文人的掌故旧闻，都被雨打风吹去。吕碧城拿慈禧手绘悬赏，陈蝶衣一肩行李偷渡香港，周瘦鹃紫罗兰荡为劫灰，尔后深夜投井，读来真教人唏嘘。从别后，犹恐相逢是梦中。

　　●极好 比多数大陆书材料详实多了

　　《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读后感(一)：评《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

　　别求新声于世俗

　　——评《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

　　撰文：韩晗

　　近年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普遍有一种感受，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进入到了“资源枯竭型”时代。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材料，好像都已经陷入到了一种困境，大家都好比是一群精疲力竭的矿工，守着一片早已荒芜的山头。于是有人开始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的设置，合理吗？

　　事实上，每一个学科都会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不同的瓶颈，现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史料终于有一天会用完，方法最后仍然会穷尽，最后整个学科的研究或许会变成大家相互借鉴的场域，“创新”成为了明日黄花。不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就在近年来，当研究危机被呈现出来时，一批在海峡对岸的文学学者，开始在时空上拓宽视域，在方法上独辟蹊径，为现代文学研究指明了一条被称之为“热门”的路子。如吕文翠、蔡登山、郑文惠等学者，便开始将“日常生活社会史”与“文学传播学”相结合，将研究视野不但拉伸到“前五四”，更投射到“港台文学”，使得现代文学研究在新的挑战下呈现出了新的样态。譬如蔡登山的《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这本书，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很好的例证。

　　这本书遴选了近二十个“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的典故，其中包括广为人所知的周瘦鹃、秦瘦鸥、陈蝶衣等通俗文学作家，亦包括天虚我生、平襟亚等并不受传统主流文学史界关注的作家、出版家，这些人他们一般都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文笔上佳、在商业勃兴的上海拥有固定读者的通俗小说作者，一种是人脉活络、深谙出版规矩的出版家、编辑家。对于“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的研究，其实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通俗文学、文学生产的研究，这既是对现行方法论、研究内容的补充，更是对传统文学史体系的颠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为我们重构了新文学史观，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洞悉中国新文学史的全新窗口。

　　洋场才子也好，小报文人也罢，曾长期为主流学界所忽视，但是却相当重要。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其实说到底都是来自于民间、发轫于通俗的。《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敏锐地发觉了“新文学”之新，在于传播方式之新与接受对象之新——新的小报、期刊与图书出版使得文学走向民间，成为了一种都市文化的产物，这便是“洋场”之于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意义。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大多之关注作为结果的现象，而不大关注原因，其实“世俗”恰恰是新文学生成并可以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譬如在这本《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中对于王小逸“市井文化”的深入探讨，就发现了“孤岛”时期上海文学“世俗化”的一些若干主要特点；陈灵犀的《社会日报》从另一个侧面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提供了新的视野，这些都是这本书从世俗化“以小见大”反映大趋势的佐证。我们常常认为新文学的意义在于启蒙，但启蒙则意味着面对着世俗的大多数人，丧失了民间立场，便无足以洞察文学的本质。因此，这本《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体现的便是“别求新声于世俗”的最好体现，也是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指明的一条路径。

　　《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读后感(二)：一切智性皆虚空——《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的血色事件

　　一切智性皆虚空——《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的血色事件

　　某日，《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突然不知去向，杳无消息”。

　　“靠近萨坡赛路的一根电杆上，挂着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过了一天，《时报》独家刊出蔡钓徒头颅的照片，又白又胖，双眉倒垂，两眼凸出，令人惊骇”。

　　“案发之日，军统特工深入虎穴，将余大雄斩毙在浴缸之中，扬长而去” 。

　　南台人蔡登山先生所著《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两辑二十四节上海报业骄子们的生平旧闻，近代通俗文艺的折戟沉沙，可怜成我凭吊情色的碎片，情是黯然神伤，色是殷红的血痕。

　　上世纪，纵使孤岛期杀戮不断的阴霾，也湮灭不去某年代海派文人们的风流。“席子佩所办的《新申报》里，公然设有烟榻。陈冷血在《时报》手一痒就拖了同事拉开桌子，随时入局”。

　　何海鸣“纠结难解时，‘乃又复纵情北里上海一段期间’”。“余流落江湖二十年，唯妓中尚有好人”，这位弃武从文的小说家放言：“人生不能做拿破仑，就做贾宝玉”。

　　“这一晚，琴樽之会，一时丝管嗷嘈，笑语并作”。狼虎会会员们“采用‘飞笺传花”的方式，邀请北里名花前来伺酒……而严独鹤与雪儿初次会面，即一见倾心”。

　　“晚间正是他最紧张的时候，也是他与素心人缱绻最好的时候，这样就往往写完了所需数字，掷笔而起……”毕绮虹笔下大言不惭：“今夕只可谈风月”。

　　“多情自古空遗恨，报答平生未展眉”；“郎心若比江中水，断不分流入太湖”；“万转千回，宁为才子妇；廿年一梦，蜕此女儿身”；各色人物情天恨海，更莫说小说《换巢鸾凤》的原型周瘦鹃和其念念不忘的伊人，《紫罗兰》，紫罗兰，“记得平生多涕泪，箧中尽是断肠诗”。

　　“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晓色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一个时代的旖旎与颓废，浓郁的小市民气息修正了士大夫和落魄文人，我唤作工业繁荣带动的人性觉醒；说什么鸳鸯蝴蝶，那是“新文化”“左翼文化”分子的咬牙切齿。

　　秦瘦鸥的《秋海棠》，自书、戏剧、电影到评弹，无一不破卖座纪录。笔名“捉刀人”的王小逸，文名旺盛时十家小报约稿，索性在印刷厂账房里据半只桌面，“虽印刷机隆隆作响，账房间进去的人又很噪杂，他却无所谓，奋笔疾书”，无论香艳市井，亦是一纸风行。

　　诗书画文的陈定山似乎与梦结缘。梦白莲花凋萎得父新文稿《桃源梦》；梦西子湖上光景，而购南屏山莲花峰，遂结雅集“华津画社”，经过犹如唐宋传奇。其父陈蝶仙小说家兼实业家，言商亦“不改名士之风”。某年陈家饭店开张，邀来女明星胡蝶与徐来，“一时整个杭城为之轰动”。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再见啊!上海。炎凉世态，还是风花雪月，这是谁从蔡登山文字里寻到的故事。

　　陆小曼告状，女诗人吕碧城以自藏的慈禧手绘做缉拿悬赏，也抵不住平襟亚的尖酸刻薄。后者誓志相迫的一年三个月，反而成就了《人海潮》，“一举奠定了平襟亚在文坛的地位。”羡慕嫉妒恨，上海滩小报的捕风捉影和肆言谤语是基于言论自由还是商业利益，谁能说清。

　　大人物未必大气量，《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应为徐懋庸先生辨白的几句话》，陈灵犀就表明了新文学和小报界的关系，“和小报有关系并非罪恶，小报也未必那么恶劣”。 1922年《申报》五十周年纪，陈冷血撰文《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为后世媒体人汗颜，三百四十余字，掷地有声。

　　总要被雨打风吹去。

　　从《礼拜六》的写手到园艺专家，1946年秦瘦鸥归隐苏州主从盆景栽培，止于文革初，“不仅园中的花木仅遭摧残，连同紫罗兰的历年藏书，以及文玩书画之类，也全都焚毁砸烂，荡为劫灰” 。

　　“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范烟桥写《夜上海》《花好月圆》的那只手，“把他一生视为心血的所有著作，包括从1915年起五十年没有间断的日记、手稿、信札书籍在园中假山洞里付之一炬，火连续烧了三天……家属外，往吊者仅周瘦鹃一人……”

　　1968年8月12日夜，74岁的周瘦鹃“摸到了花园那口无沿井的旁边。他沿井坐下，两脚悬入井内，他百感千回地坐了好久，末了，他双手将身体撑起，向前挪动，眼一闭，手一松……”“除家属外，吊者并一人而无有” 。

　　时间返回同一季节的1952年，陈蝶衣一肩行李踏上了流亡之路，以接妻子名义 “搭机帆船偷渡香港”，人间两重天。三十年间，沪上才子终成歌辞大佬；2007年百岁生日前四日无疾而终。

　　旧事故典，不仅令时人生出回首思忖的小憩。所谓岁月，物是人非，若昨日之日不可留。2019年乍暖还寒的早春，风吹书页：“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扬文胜 2019．2．9

　　《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读后感(三)：【第九十頁書】蔡登山《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

　　這幾年來，仿佛每隔一段時間，或長或短，就會讀一本帶點稗官野史味道的民國掌故書籍，之前主要名人傳記類的《記者生涯五十年》、《釧影樓回憶錄》、《安持人物瑣憶》等等，也有像高陽的《粉墨春秋》這種捕風捉影的歷史小說，但總歸離不開作者個人的片面之詞。

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2019）上海書畫出版社

　　此類作品有兩大特色：一是與之關係密切的人物、年代切近的事件，便巨細無遺地重現筆下，使讀者如臨其境，一旦是他並不熟稔之人，便單憑一些道聽途說寫上幾筆，亦無多餘心力去考究其真實性；二是只要是身在其中的作者，必有其自己的“圈子”，這幫舞文弄墨的所謂“舊式文人”，畢竟不是剛直不阿的太史公，即使自詡“舉世皆濁我獨清”者，也難免對“圈子”之內筆下留情，而對“圈子”之外則唯恐天下不亂地描黑幾分。

　　如此一來，看不同立場的作者所寫著作，裡面提到的同一個人，陟罰臧否迥異，頗有意思。譬如在“鴛鴦蝴蝶派”主將包天笑的筆下，大富商張謇與已為人婦的“才女”沈壽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便顯得狼狽不堪；然而據包天笑自己所說，當時大部分報紙媒體都與張謇交好（或是被他收買），因此沒有人敢刊載沈壽原配夫君余覺所寫的一篇極盡低俗地影射張、沈二人交往的文章，反而對相差幾十歲的張、沈這段忘年交賦予詩情畫意，對余覺則是一副“分手應該體面，誰都不用說抱歉”的態度。

當時的“網紅”沈壽

　　當時在報刊發行的重鎮上海，唯有一張《晶報》，由出身卑微的“腳編輯”余大雄主理，凡是大報都不登的新聞，他一概接受，大有“甲之熊掌，乙之砒霜”之勢。這份以奇聞八卦起家的小報也一躍成為上海灘炙手可熱的刊物。而蔡登山的這本《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也專門有一個章節講述余大雄其人。

蔡登山《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2019）金城出版社

　　與金雄白、包天笑等出身書香世家的文人一提起余大雄這種“狗仔隊”的雛形便嗤之以鼻的態度不同，蔡登山只是從一個資料收集者的角度去整理余大雄短暫一生中做過的一件件事情——對於蔡登山來說，好像余大雄這種終日混跡于市井、為了博取眼球不惜嘩眾取寵的“low貨”，和他之前拍攝過的“作家身影”紀錄片中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魯迅、巴金、蕭乾、冰心等等，并沒什麼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對於余大雄這種人棄我取的創業精神不經意地流露出一點讚賞，而最終投誠日軍、成為侵略者爪牙的余大雄被刺殺身亡，蔡登山也只是以平淡的三言兩語記述了這樁民國報界的奇案：

案發之日，軍統特工深入虎穴，將余大雄斬斃在浴缸之中，而後揚長而去。《晶報》的“CEO”余大雄

　　記得金雄白、包天笑等人提到這一起兇案，無不報以除之而後快的愛國激情，這又是不同作者對於一個人物的看法多有不同、無法蓋棺定論的又一例子也。

　　還有另一個遇害的報人蔡釣徒，和余大雄異曲同工，也是在一眾大報編輯記者眼中完全看不起的小人物，憑著善於鑽營的機靈遊走在各個勢力之間，最終被效忠日偽的黑幫砍頭，據說因為他一直演無間道，表面出版報紙歌頌皇軍，暗地裡每天都編輯兩個版本，另一個版本則號召民眾團結抗日。這套把戲終歸是被識穿，蔡釣徒因此殞命。此人在金雄白與包天笑筆下又是一個醜態百出的跳樑小丑，但蔡登山又一次給出不一樣的評價：

直到一九五二年以後，中共追認蔡釣徒為革命烈士，大家才明白他還曾為革命從事過地下工作，因宣傳抗日而被害的……曾幫助新四軍代表與中共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繫，還幫助新四軍轉運物資到蘇北根據地……他負責的《社會晚報》一再公開報道國軍名將謝晉元“八百壯士”退離上海而堅持抗日鬥爭消息，因而成了日偽的眼中釘。敵特以“黃道會”在新亞酒樓設宴為名，將他騙去後下了毒手，并公開製造假象逃避罪責。蔡釣徒成了日偽惡勢力向上海新聞界開刀的第一個犧牲者，因而無愧為革命烈士。“無間道”蔡釣徒

　　除了余大雄與蔡釣徒兩個遇害的傳奇人物，還有很多之前並不那麼熟悉的冷門人物，也因為這本書而重新認識了他們，譬如“天虛我生”的兒子陳定山，名氣似乎總被傳奇一生的父親蓋住，但本尊卻是很會享受生活、自得其樂的頑童，蔡登山引用他的《春申舊聞》，介紹當時滬上美食：

例如陶樂春發現時，僅為大舞臺對面一開間的四川抄手館子，靠扶梯三個賣桌，專賣榨菜炒肉絲，乾燒鯽魚，和雞豆花湯。雅敘園是湖北路轉角靠電車軌道的一個樓下賣座，只賣油炮肚，炒里肌絲，葛粉包帶杏仁湯，是他的拿手。……石路吉升棧對面的烹對蝦，醬炮羊味。六馬路的魚生粥，石路上的肉骨頭稀飯，油條。德和館的紅燒頭尾，鹽件。泰晤士報三層樓的蟹殼黃，生煎饅頭。霞飛路菜根香的辣醬飯，浦東同鄉會隔壁的臭豆腐乾大王等等，直到我們三十七年（1948）來台，它還是保持著原狀。至於梁園的烤鴨子，雲記的臘味。喬家柵的湯糰鋪，在敵偽時期還有了偽組織，那是王汝嘉的冒牌湯糰，不是真正金家牌樓的分店。

　　深夜時分讀到這裡，豈不叫人垂涎三尺呢！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

　　《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读后感(四)：蔡登山：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的蔡登山先生，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文人的研究，曾筹拍过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制作过《蒋经国与蒋方良》纪录长片以及严复、梁启超等《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日前出版了其最新作品《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

　　“小报文人”是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和小报中的文化人，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概念，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张爱玲与小报的关系如何等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蔡登山先生。

　　“小报文人”带有鲜明的时代过渡色彩

　　信息时报：《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一书中所谈及的小报文人出现有什么特定的历史因素？你个人是如何看待小报文人这个特定的历史概念？

　　蔡登山：其实“小报文人”不是指所有替小报写稿的文人，我这里所谈的是较具有“洋场才子”的这批文人，他们有的是创办“小报”，或是“小报”的编辑，甚至是“大报”的作者，但却也在“小报”撰稿的。“小报”除纸张小，内容更休闲娱乐化。这批所谓“小报文人”，如更细分，他们有的是晚清名士、有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有的是通俗海派文人。

　　从晚清到1925年是“小报”的生存期，在1925年到1929年是它的活跃期，当时先后出版的各类小报，竟有七百种之多。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的繁荣，带动了“小报”的兴盛。

　　信息时报：“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之间是怎样密切的一种关系？他们对当时的民众带来了怎样影响？

　　蔡登山：“洋场才子”和“小报文人”是我为了方便叙述而加以区分的，其实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些小报文人通常也是洋场才子，而洋场才子到后来有的也变成小报文人。

　　这批作家的作品当时对一般的民众影响甚大，远较于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像鲁迅的母亲都要他从上海买这些“通俗小说”寄到北京给她看，她甚至不看自己儿子的著作，原因是看不懂。而这些“通俗小说”在报纸连载就已造成轰动，据香港作家刘以鬯说，他的祖母便是《秋海棠》迷，每天《申报》一送进门，她老人家便取走副刊，谁也不许和她争。后来《秋海棠》改编成话剧、电影，甚至弹词，都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

　　“小报”的兴起，其实更贴近庶民的生活，它不谈国家大事，谈的完全是老百姓所关心的日常生活，或风月八卦或消闲娱乐等等。这批“小报文人”骋其“不羁之才”，提供了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不少的谈资。

　　信息时报：你书上所讲的许多“小报文人”，大都“只留下一个名字而已”。有说，这些陌生的文人名字，其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传说里的生活方式和文人生态。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蔡登山：“小报文人”是带有鲜明的时代过渡色彩的。他们是带有“洋场才子”的人格特质的，才子的特征一是下笔千言，二是风月无边。但这批“小报文人”热衷于食、色的描写，采用的又是一种“直观”式的手法，谈不上精神的超越。因此他们的作品虽然迎合当时市民的口味，但时移世变后，总经不起时间的淘洗。曾经繁华，终归落尽。

　　信息时报：“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对于中国新文学有何重要意义？

　　蔡登山：“洋场才子”和“小报文人”其实和新文学作家是处于对立面，曾经是水火不容的。新文学的这批作家（他们更多是大学里的学者），揭橥“反封建、反传统”的口号，自然地要与这批传统文人划清界限，在“非我族类”的意识下，甚至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而这批小报文人，终究抗拒不了新文学引领潮流的趋势，试图找出调和的点，其实像陈灵犀就一直努力于小报与新文学的携手合作。到三四十年代，两者相互激荡与交融，形成海派多元的市民文化。

　　张爱玲从小喜欢看小报

　　信息时报：张爱玲与小报的关系如何？据说，张爱玲从小喜欢看小报，对于大报，却有着一份抗拒？她的这种小报情结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上海民众的民间立场么？

　　蔡登山：张爱玲从小喜欢看小报，她说“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对于大报，她有着一份抗拒，她说“大报因为立场的关系，需要顾到每一方面，所以造成了一种没什么色彩的、灰灰的、特殊的语言，与现实生活离得很远了。”从小报，甚至通俗小说，她切入了“庶民”生活的精髓，她要“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因为她认为“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因此她的生活、她的小说、她的社会观，无一不是落实于“庶民”，尽管她有着簪缨贵族的血液，但追求人生的所谓“生趣”，是她不变的基调。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旧式的，可是他们的体验却是现代的；小说的文体是言情小说，可是其思想却是“人生许多重大问题”。张爱玲是“俗”，但却俗得本色，俗得坦荡自然。她笔下的世界，无非是俗人、俗务、俗欲、俗情。然而，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却不在“俗”上。她是在“俗”的外形下透出其“雅”的精神实质来。因此她的小报情结，是有别于大多数民众的立场的。

　　信息时报：书里有一章《游戏于“市井文化”的王小逸》，里面对王小逸“市井文化”的深入探讨，这是当时“孤岛”时期上海文学“世俗化”的典型写照么？是否可以说，“世俗”恰恰是当时上海新文学生成并可以持续发展的原因所在？

　　蔡登山：王小逸在当时可说是个畅销的通俗作家，他为35家小报写了近一百部连载小说。从题材到语言，王小逸确实掌握到市井小民的喜爱。他本身是地道的上海人，他能将上海方言运用到如“弹丸数珠”的地步，并将上海市井小民即兴的谐谑生动地作为人物的对白。这种语带双关而且充满性暗示的语言和题材，当然会迎合大众的口味，而使得他们趋之若鹜。但无可否认的是王小逸非常讲究写作技巧，他常能将旧酒装新瓶，产生新奇的感觉。这确实是当时上海文学“世俗化”的典型。

　　王小逸迎合读者的共鸣，而无法提升或引领读者的思考。例如他写欢场女性的生活样貌，姨太太与小白脸的偷情等等，只是满足市民读者的偷窥欲望或性的冲动与渴求而已。他不同于张爱玲等人力求穿越文学文本，引领到生命意义的思考。所以王小逸的作品只是通俗的海派作品，还无法与现代主义接轨。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信息时报：你之前出版的作品，如：《名士风流》、《民国的身影》、《梅兰芳与孟小冬》、《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传奇未完张爱玲》等，大都是涉及作家私生活研究。请谈谈你为何如此钟爱选择研究作家私生活？

　　蔡登山：“知人论世”一直是我研究这些作家的一个重要准则，当您把这个作家的一生事迹都熟透了，您才能去了解他的作品，这当然包括他的私生活。尤其是文人，他们哀乐倍于常人，他们心中无法言宣的隐情，必然要以另一种更隐密的“符码”写出，或是诗或是小说。而您若不知其本事，对于这些作品，您只能雾里看花，终究尚隔一层。

　　唯有透过日记或书信等各种材料，去解开作家的私生活，才能进一步对他们的作品做全面性的了解。我曾就张幼仪的回忆录《小脚与西服》，追查到罗家伦曾在张幼仪离婚后在柏林的那段日子里，追求过她，后来我写了文章发表了，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在美国看到文章，过了不久她回到台北和我见面，她告诉我她之前从没听过这件事，但由于我的文章提出不少证据，于是她去翻检父亲的遗物，居然找到一封未寄出的明信片就是写给张幼仪的，她蛮佩服我的用功，完全不像有些人胡说八道。我总认为作家私生活的研究，需要更严谨的对待，否则会“厚诬古人”，伤害到他们的名节。我并非特别钟爱这方面的研究，有时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有时是为了“辩诬”。但我写这方面的文章，绝对是有根据的，不同于“八卦”文章，因为“八卦”文章，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而我总是一秉“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一切实事求是。

　　信息时报：在电影《色戒》放映时，你出版了《张爱玲·色戒》；而电影《梅兰芳》热映，你又推出《梅兰芳与孟小冬》。你的研究是否有意识迎合市场？或者说是市场的热点刚好切合你平时的研究？

　　蔡登山：我对张爱玲的研究蛮早，早在1993年我已经开始拍摄她的纪录片《作家身影》，当时还把计划案寄给她，也得到她的回信，虽然她最后还是婉拒了我们的采访，没能入镜。纪录片在四年后完成播映时，她却已去世了。2003年我出版了《传奇未完张爱玲》的研究专书，其中有一章就专谈〈色戒〉这篇小说，这可说是两岸最早谈到《色戒》的文章。之后我的亦师亦友的制片人徐立功先生要拍电影，我把《色戒》推荐给他，他也是李安导演的制片人，之前他们合作过《卧虎藏龙》，于是李安拍了电影《色戒》。我总认为张爱玲写《色戒》时有个故事原型是郑苹如暗杀丁默邨的故事，为此我到上海走访了相关的景点，包括已经拆掉的“七十六号”等等，我试图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当然也要探知张爱玲改写的过程。针对《色戒》这一小说的幕前幕后，我出版了《张爱玲·色戒》，它和电影完全不同，电影是演绎了小说，我是探究了小说。

　　至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写就，是我平常就看过相当多的老杂志，尤其是整套的《北洋画报》。那里面对孟小冬有许多的报道，而这些材料是大陆写梅兰芳的传记中都没提到的（或许他们不敢提），在诸多梅兰芳的传记中，孟小冬是完全不存在的，这对孟小冬而言是太不公平了。恰巧陈凯歌的电影要开拍，其中有孟小冬一角，我不知他会如何去诠释这个角色，但我觉得我应该把我所理解的孟小冬写出来，于是我下了不少工夫，查阅相当多的史料，试图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后来书及电影都出来了，杜月笙的女儿杜美霞女士（她一直都照顾着孟小冬）为此还透过出版社找到我，她告诉我，我所写的孟小冬才是真实的，电影则是瞎掰的。

　　有人说我有意迎合市场或市场的热点刚好切合我的研究，这都不是我考虑的重点，我平常一直在做研究，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我会一直做下去，不管是不是市场感兴趣的。至于市场若有偏离或歪曲史实的部分，我会出来说话的，这也是我们做文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