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路径》是一本由梁由之主编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15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梦想与路径》精选点评:●杨陈送。●有选目在按图索骥就行了●收集了很多大文名文。●还没有细读,但是草草翻了一下
《梦想与路径》是一本由梁由之 主编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15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梦想与路径》精选点评:
●杨陈送。
●有选目在按图索骥就行了
●收集了很多大文名文。
●还没有细读,但是草草翻了一下目录,看看收录的人名,我心有戚戚焉。
●存目过多,不过可按图索骥
●四星半。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各路精英对道路问题的思考,一册在手,百年风云经天过。自由主义(但不放纵自流)、民族主义(但不保守自闭)两条主线贯穿始终,透露出编者的识见、眼光与品位
●启发很大
●通篇的存目,唯有呵呵,选文不甚符合我的口味
《梦想与路径》读后感(一):《梦想与路径》:百年云烟过眼
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唯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
伤春悲秋不长进,切莫作无病之呻吟!
何时购得这套书?应是三五年前,具体不记得。1911-2019,百年文萃,时代缩影。175万字,200多位作者,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外交、伦理、宗教、司法、艺术、新闻...可谓浩如烟海,包罗万象。这套书,不敢说“读过”,只能说“匆匆浏览过”。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浩浩千秋,思潮涌动,没有前人的智慧与才情,也应向他们的奋斗与牺牲致以崇高的敬意。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笔力千钧,情理俱胜,所谓一笔能当十万师,此言不虚。林觉民《与妻诀别书》,所思至深,所感至柔,情真意切,热血满腔。读至“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一段,不觉泪目。陈独秀《敬告青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以其革命进取的精神,呼吁中国青年身体力行,不负历史重托。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针砭时弊,酣畅淋漓,语言朴素,说理清晰,掀起近代文学革命的热潮。
弹指一挥间,往事皆云烟,试问今日之中国如何?千古文章读罢,先辈如何,我等又当如何?
七绝作不出,仅拟一联:
百年兴衰倏忽过,千山风雨顷刻来。
《梦想与路径》读后感(二):百年学案——《梦想与路径:1911-2019百年文萃》读后
文/杜雅萍
20世纪以来,科技将人类生活彻底改变,媒体爆炸式的发展给文化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报刊上、镜头中、网络里,人们评论时政、阐发思想、贡献智慧,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生民的自由与理想,都是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心怀家国天下的读书人殚精竭虑,企盼用自己的学识照亮走出中世纪之路。梁由之先生主编的《道路与梦想:1911—2019百年文萃》选录百年来重要(思维力度与社会影响两方面而言)文章,为我们大体勾勒出百年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双重变奏。
上世纪前半叶,虽然国家动荡、政局不稳、外敌入侵,文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爆发期,当时的学人,不论议政、说理、交锋,精彩绝伦。天不佑我中华,宋教仁、蔡锷等人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民国范儿并非浪得虚名,当时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大多数都不到30岁,处士横议,有的不着四六,有的为权贵背书,也有一针见血的的论;那时候科学家们也能写好文章(丁文江、胡先骕、竺可桢等),连化外之人都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之争,百花齐放不是口号而是事实。
黄侃这个乌鸦嘴,说大乱能救中国,说痛快话容易,真的很容易,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各种蒙古大夫乱用虎狼药,上世纪50-80年代,赖有海峡对岸的努力,保存文明火种,继往开来,殷海光先生的文章真好,他的文章也像一杯香浓的咖啡,提神醒脑。
之后是牛逼闪闪的80年代,此时尚有遗老和新锐,进入90年代,文化界开始刮起怀旧风,相对启蒙,怀旧是安全和稳妥的。进入新世纪,互联网上的文章更让人着迷,相比报纸的拘谨,互联网上的文字活色生香,幸好有新媒体,否则,我怀疑被老人家们垄断的用来卖老或卖萌的文学离坟墓没几步路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章,虽然字数很多,内容却显得不够丰富,远不及上世纪20-40年代讨论得广泛,那时候人们真是什么都要吵,而且吵得还挺好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人致力于重建常识,旧传统已然断裂,新传统与普世价值相悖,这让人无所适从,人,终究要像个人一样的活着,所以,先把常识找回来。只要留意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问题,仍不出鲁迅那代人,温故如新,个中滋味,不是滋味。
近40年来,文章越写越长,论述越来越繁复,话却越说越糊涂。学术规范似乎走得过头了,一方面桎梏了思维,另一方面长句真不是汉语强项,余光中先生那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写字的都该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文章。
吾生也晚,错过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幸运的是赶上了bbs最热闹的一段。我们这一代要想长成正一点的人生,必须得在某个时刻遇到某人某书某文,开始思考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读完大学,仍然在权威与经典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从网络上读到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文章,不由有些害怕。然而正是这样的冲击,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子曰作君子儒勿作小人儒,我想第一步是不要成为精致的装睡的人。个人改良了社会土壤才能好点,民治气质养成不是一天可以完成,容忍异见同时不骑墙,才是自由主义的真义吧,读书人应有护道的自信与自觉。
古人将孔子尊为至圣先师,非常有道理。伦理秩序是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西方的革命把耶稣请出政坛,却没抛弃基督教的伦理,反观我们,把伦理秩序抛弃了,皇帝和特权阶层却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天下观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之前的文化优越感和使命感荡然无存,重建道统任重道远,幸好我们还有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做榜样。
新时期的文章里,我最喜欢历史学方面的,新时代学人,醉心于新理论、新范式,对方法的关注多于问题本身,往往得荃忘鱼,各种时髦话语,最能蛊惑青年,问题是泡泡吹得再大再美,依然是个泡泡。书中所选史学文章,当为近年来最扎实见功力的。
我想如果民国学人直接穿越到现在,看到近期言论悖谬之怪现状,一定会含泪忏悔的。其实也不能怪他们,热兵器时代,人心相背枪杆子说了算。政治文明的标准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应该是某个个人或集团的,李剑农分析北洋军阀和袁世凯非常到位,从袁世凯开始,金钱、枪炮成为政柄的后盾,知识分子论政有多大用?悲观者怨天尤人,然而就像足球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积极跑动才能寻求机会,才能扯开空档,才有射门机会。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林夕为潘玮柏写的那首歌写到: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
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林夕《我的麦克风》
梁由之主编:《梦想与路径》,商务印书馆,2019
《梦想与路径》读后感(三):初选目次很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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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路径:1911~2019百年文萃》
序一(朱正)
序二(刘苏里)
梁启超:
收回干线铁路问题(1911,署名“沧江”)
学与术(1911)
致康有为书(1912)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
我的病与协和医院(1926)
黄侃: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911年7月26日汉口《大江报》,署名“奇谈”)
林觉民:
与妻书(1911)
杜亚全:
个人之改革 (1914)
康有为:
共和政体论(1912,存目)
孔教会序(1913)
杨度:
君宪救国论(1915,存目)
章太炎:
驳建立孔教议(1913)
严复:
说党(1913)
《民约》平议
吴虞:
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7)
蔡元培: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
(附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
洪水与猛兽(中华版全集第三卷P391)
(10)
鲁迅:
随感录四十八(1919)
过客(1925)
灯下漫笔(1925)
忆韦素园君(1934)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
周作人:
思想界的倾向(1922)
秦桧与岳飞(1935)
甲申怀古(1944,可参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灯下读书论(1944)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1911)
《流沙坠简》序(1914)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25,演讲)
陈寅恪: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2)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933)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1940)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1947)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1917)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
追悼志摩(1931)
自由主义(1948)
陈独秀:
敬告青年(1915)
文学革命论(1917)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
我的根本意见(1940)
李大钊:
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梁实秋: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
论思想统一(1929)
陈序经: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1933)
全盘西化的理由(1934,节录)
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1936)
(20)
丁文江:
玄学与科学(1933)
(附张君劢《人生观》,演讲)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1934)
再论民治与独裁(193年)
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见花城2019年版《丁文江集》P169)
蒋廷黻:
革命与专制(1933)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
钱端升: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1934)
陈之迈:
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5)
张素民: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
杨幸之:
论中国现代化(1933)
张佛泉:
西化问题之批判(1935)
王新命:
全盘西化的错误(1935)
龙季子:
实行工业化的条件(1943)
王造时:
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1931)
(30)
萧公权:
圣教与异端——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1946)
汤用彤: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1943)
顾颉刚: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存目)
钱穆:
《国史大纲》•引论(1939)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存目)
乡村建设理论•引言(1935)
晏阳初:
一九三三年晏阳初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上的报告(1933)
罗隆基:
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1931,《新月》月刊》第三卷第10期)
李剑农:
由湖南制宪所得的教训(《太平洋》第3卷第6号)
蒋百里: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冯友兰:
别共殊(1944)
(40)
黄远生:
借款内脉之解剖(1912年7月《时报》,节录)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九)
——呜呼议员之怪状,呜呼民国之前途(1916年9月15日上海《申报》)
张季鸾:
本社同人之志趣(1926)
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
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1930)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1936)
我们在割稻子(1941)
陈布雷:
告黄埔同学书(1927)
成舍我:
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1945)
徐铸成:
记者节自我检讨(1946)
储安平:
中国的政局(1947)
(附一场烂污/党天下)
萧乾: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1948)
李纯青:
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1986)
李侠文: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1987)
(50)
蒋介石:
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
汪精卫:
自述 (1934)
瞿秋白:
多余的话(1935)
赵一曼:
遗书(1936)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存目)
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5日)
刘少奇: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存目)
柯庆施: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8,存目)
张春桥: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
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
李希凡、蓝翎: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3,存目)
(60)
丁玲:
风雨中忆萧红(1942)
三八节有感(1942)
王实味:
野百合花(1942)
胡风:
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1954,存目)
邓拓:
王道和霸道(1962)
专治“健忘症”(1962)
遇罗克:
出身论(1966)
舒芜:
《重归五四》后序(1997,存目)
朱正: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2003)
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2007,存目)
黎澍:
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1985年5月3日《人民日报》,署名“澍黎”。)
李洪林:
读书无禁区(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
张广照:
社会进步需要言论自由(1988年10月3日《世界经济导报》)
(70)
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1944)
论郁达夫(1946)
钱钟书:
《宋诗选注》序(1957)
谭其骧:
论曹操(1959)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1986)
施蛰存:
滇云浦雨话从文(1988)
闲话孔子(1990)
柯灵:
遥寄张爱玲(1985)
沈玉成: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写于1986年,发表于2001年)
王钝根:
礼拜六(1914)
林语堂:
今文八弊(1935)
聂绀弩:
七十年前的开笔(武汉出版社《聂绀弩全集》第四卷P211)
楼适夷:
说绀弩(人文社1994年版《适夷散文选》P150,又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
(80)
叶圣陶:
女子人格问题
我呼吁(江苏教育版的全集第11卷P318)
叶兆言:
纪念(1992)
徐梵澄:
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1983)
何平:
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1991)
朱学勤:
地狱里的思考(1994)
单世联:
“尽在烟云变幻奇”——读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1999)
孙立平:
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的形成(《浙江学刊》第三期,2002)
《人民日报》社论: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1956年6月20日)
这是为什么?(1957年6月8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存目)
马寅初:
新人口论(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存目)
(90)
戴季陶: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李璜:
社会主义与个人
赵元任:
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存目)
林同济:
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观察(1939)
战国时代的重演(1940)
陈铨:
论英雄崇拜(1940)
赵超构:
延安一月(1944,存目)
章士钊:
评新文学运动(《甲寅》第一卷第14号)
胡先骕: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第4期)
太虚:
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学衡》第32期)
潘光旦:
优生的出路(《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100)
殷海光:
民主的试金石(1955)
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1960)
自由的伦理基础(1965)
沈云龙:
黄克强与陈英士(1959)
李济: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
徐复观:
学术与政治之间
余光中:
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1980)
白先勇: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张灏: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1993)
王汎森: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余英时: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存目)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988,演讲)
张五常:
三种社会体制(1999,演讲)
(110)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1980)
黄裳:
海滨消夏记(1981)
鲁迅与顾颉刚(1995)
何兆武、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1982)
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存目)
胡适 陈独秀 鲁迅(1987)
余华: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1996年)
苏晓康:
世纪末回眸(1989,同年《文汇》月刊第四期)
刘小枫:
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见1999年1月上海人民版《沉重的肉身》)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1999)
程晓农:
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2000)
卢周来: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另一种看法(2001)
(120)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化问题(存目)
秦晖: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王春瑜:
“万岁”考
葛兆光:
最是文人不自由(1993)
王蒙:
躲避崇高(1993)
流沙河:
回望流年(1994)
萧功秦: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思潮(1994)
百年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
——从清末新政到邓小平新政(存目)
葛剑雄:
我们应有的反思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1995)
骆玉明: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引言(2000)
朱维铮: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1994)
(130)
虞云国:
史坛南北二陈论(1999)
何清涟:
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1997)
崔卫平: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罗岗:
谁之公共性
金克木:
十字街头象牙塔(1998)
林贤治: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1999,存目)
易中天:
盘点李泽厚(2001,见云南人民2001年8月版《书生意气》)
杨天石:
中山舰事件之谜(1988,存目)
邓野: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2005)
杨奎松: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再研究(2006,存目)
(140)
余世存:
中国劫(2007)
野夫:
余震延绵的大地(2008)
谭伯牛:
邵飘萍因何而死(2007)
陈乐民:
李慎之去世五年祭(2007
王彬彬: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2007)
韩纲: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2008年)
马英九:
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2009)
贺卫方: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2019)
(148)
后记(梁由之)
《梦想与路径》读后感(四):初选目次很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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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路径:1911~2019百年文萃》
序一(朱正)
序二(刘苏里)
梁启超:
收回干线铁路问题(1911,署名“沧江”)
学与术(1911)
致康有为书(1912)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
我的病与协和医院(1926)
黄侃: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911年7月26日汉口《大江报》,署名“奇谈”)
林觉民:
与妻书(1911)
杜亚全:
个人之改革 (1914)
康有为:
共和政体论(1912,存目)
孔教会序(1913)
杨度:
君宪救国论(1915,存目)
章太炎:
驳建立孔教议(1913)
严复:
说党(1913)
《民约》平议
吴虞:
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7)
蔡元培: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
(附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
洪水与猛兽(中华版全集第三卷P391)
(10)
鲁迅:
随感录四十八(1919)
过客(1925)
灯下漫笔(1925)
忆韦素园君(1934)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
周作人:
思想界的倾向(1922)
秦桧与岳飞(1935)
甲申怀古(1944,可参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灯下读书论(1944)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1911)
《流沙坠简》序(1914)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25,演讲)
陈寅恪: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2)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933)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1940)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1947)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1917)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
追悼志摩(1931)
自由主义(1948)
陈独秀:
敬告青年(1915)
文学革命论(1917)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
我的根本意见(1940)
李大钊:
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梁实秋: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
论思想统一(1929)
陈序经: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1933)
全盘西化的理由(1934,节录)
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1936)
(20)
丁文江:
玄学与科学(1933)
(附张君劢《人生观》,演讲)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1934)
再论民治与独裁(193年)
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见花城2019年版《丁文江集》P169)
蒋廷黻:
革命与专制(1933)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
钱端升: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1934)
陈之迈:
民主与独裁的讨论(1935)
张素民: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
杨幸之:
论中国现代化(1933)
张佛泉:
西化问题之批判(1935)
王新命:
全盘西化的错误(1935)
龙季子:
实行工业化的条件(1943)
王造时:
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1931)
(30)
萧公权:
圣教与异端——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1946)
汤用彤: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1943)
顾颉刚: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存目)
钱穆:
《国史大纲》•引论(1939)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存目)
乡村建设理论•引言(1935)
晏阳初:
一九三三年晏阳初在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上的报告(1933)
罗隆基:
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1931,《新月》月刊》第三卷第10期)
李剑农:
由湖南制宪所得的教训(《太平洋》第3卷第6号)
蒋百里: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冯友兰:
别共殊(1944)
(40)
黄远生:
借款内脉之解剖(1912年7月《时报》,节录)
邵飘萍:
北京特别通信(九)
——呜呼议员之怪状,呜呼民国之前途(1916年9月15日上海《申报》)
张季鸾:
本社同人之志趣(1926)
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
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1930)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1936)
我们在割稻子(1941)
陈布雷:
告黄埔同学书(1927)
成舍我:
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1945)
徐铸成:
记者节自我检讨(1946)
储安平:
中国的政局(1947)
(附一场烂污/党天下)
萧乾: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1948)
李纯青:
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1986)
李侠文: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1987)
(50)
蒋介石:
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
汪精卫:
自述 (1934)
瞿秋白:
多余的话(1935)
赵一曼:
遗书(1936)
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存目)
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5日)
刘少奇: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存目)
柯庆施: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8,存目)
张春桥: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
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
李希凡、蓝翎: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953,存目)
(60)
丁玲:
风雨中忆萧红(1942)
三八节有感(1942)
王实味:
野百合花(1942)
胡风:
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1954,存目)
邓拓:
王道和霸道(1962)
专治“健忘症”(1962)
遇罗克:
出身论(1966)
舒芜:
《重归五四》后序(1997,存目)
朱正: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2003)
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2007,存目)
黎澍:
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1985年5月3日《人民日报》,署名“澍黎”。)
李洪林:
读书无禁区(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
张广照:
社会进步需要言论自由(1988年10月3日《世界经济导报》)
(70)
郭沫若:
甲申三百年祭(1944)
论郁达夫(1946)
钱钟书:
《宋诗选注》序(1957)
谭其骧:
论曹操(1959)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1986)
施蛰存:
滇云浦雨话从文(1988)
闲话孔子(1990)
柯灵:
遥寄张爱玲(1985)
沈玉成: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写于1986年,发表于2001年)
王钝根:
礼拜六(1914)
林语堂:
今文八弊(1935)
聂绀弩:
七十年前的开笔(武汉出版社《聂绀弩全集》第四卷P211)
楼适夷:
说绀弩(人文社1994年版《适夷散文选》P150,又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
(80)
叶圣陶:
女子人格问题
我呼吁(江苏教育版的全集第11卷P318)
叶兆言:
纪念(1992)
徐梵澄:
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1983)
何平:
侠义英雄的荣与衰——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述(1991)
朱学勤:
地狱里的思考(1994)
单世联:
“尽在烟云变幻奇”——读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1999)
孙立平:
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的形成(《浙江学刊》第三期,2002)
《人民日报》社论: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1956年6月20日)
这是为什么?(1957年6月8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存目)
马寅初:
新人口论(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存目)
(90)
戴季陶: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李璜:
社会主义与个人
赵元任:
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存目)
林同济:
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观察(1939)
战国时代的重演(1940)
陈铨:
论英雄崇拜(1940)
赵超构:
延安一月(1944,存目)
章士钊:
评新文学运动(《甲寅》第一卷第14号)
胡先骕: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第4期)
太虚:
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学衡》第32期)
潘光旦:
优生的出路(《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100)
殷海光:
民主的试金石(1955)
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1960)
自由的伦理基础(1965)
沈云龙:
黄克强与陈英士(1959)
李济: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
徐复观:
学术与政治之间
余光中:
缪斯的左右手——诗和散文的比较(1980)
白先勇: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张灏: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1993)
王汎森: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余英时: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存目)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988,演讲)
张五常:
三种社会体制(1999,演讲)
(110)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1980)
黄裳:
海滨消夏记(1981)
鲁迅与顾颉刚(1995)
何兆武、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1982)
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6,存目)
胡适 陈独秀 鲁迅(1987)
余华: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1996年)
苏晓康:
世纪末回眸(1989,同年《文汇》月刊第四期)
刘小枫:
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见1999年1月上海人民版《沉重的肉身》)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1999)
程晓农:
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2000)
卢周来: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另一种看法(2001)
(120)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化问题(存目)
秦晖: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
——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王春瑜:
“万岁”考
葛兆光:
最是文人不自由(1993)
王蒙:
躲避崇高(1993)
流沙河:
回望流年(1994)
萧功秦:
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思潮(1994)
百年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
——从清末新政到邓小平新政(存目)
葛剑雄:
我们应有的反思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1995)
骆玉明: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引言(2000)
朱维铮: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1994)
(130)
虞云国:
史坛南北二陈论(1999)
何清涟:
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1997)
崔卫平: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罗岗:
谁之公共性
金克木:
十字街头象牙塔(1998)
林贤治: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1999,存目)
易中天:
盘点李泽厚(2001,见云南人民2001年8月版《书生意气》)
杨天石:
中山舰事件之谜(1988,存目)
邓野: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2005)
杨奎松: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再研究(2006,存目)
(140)
余世存:
中国劫(2007)
野夫:
余震延绵的大地(2008)
谭伯牛:
邵飘萍因何而死(2007)
陈乐民:
李慎之去世五年祭(2007
王彬彬: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2007)
韩纲: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2008年)
马英九:
纪念自由主义巨擘殷海光与雷震(2009)
贺卫方: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2019)
(148)
后记(梁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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