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社会与弱国家》是一本由米格代尔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1.00元，页数：3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强社会与弱国家》精选点评：

　　●典型学院左派制造，脑袋一团浆糊，然后借着各种机会攻击西方。把以色列，日本，韩国，大陆划在一类，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

　　●简单翻过。是论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标志性读本，值得再刷。

　　●乏善可陈……（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他老师的印象过于深刻了）

　　●花了三天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煌煌巨著.....

　　●去意识形态的杰作。虽然仍有一种很强的不真实感。

　　●世界经济的扩张和殖民统治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控制的碎片化，社会控制的碎片化衍生出了生存政治，生存政治使国家领导者为实现社会稳定而妥协从而形成了使国家凝聚力进一步下降的相互妥协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控制的碎片化，最终固化强社会弱国家的状态

　　●读书会

　　●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一种，更为强调微观的社会在面对宏观国家的细致“抵抗”。印象深的有两个细节，一个是纳赛尔在推行“土改”政策时虽然目的是削弱大地主和抬高贫下中农的实力地位，可却为手上有颇多闲钱的富农截了胡，导致政策结果和初衷的大偏离，社会控制的加强手段反倒变成了进一步的削弱；第二个是谈到生存政治时，说到叙利亚的阿萨德同时建立了好几支“御林军”来拱卫中央，可都实力都很薄弱，目的旨在维持自己的统治，然鹅，谁能想到多年后来个反政府武装，看你这几支垃圾御林军能怎么抵抗……经典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框架的价值比内容重要得多，以及张长东老师的翻译真心赞，读起来完全不生涩！

　　●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能力，经典命题。回想中国近代史，频繁的动荡涤清了很多地方社会力量，或许是成就一个超强国家机器的先决条件，“历史的选择”。反观当下，居然有人鼓吹乡贤治理，真是大跌眼镜。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一)：强国家的迷思

　　西方社会科学界制造概念的速度可能超过了兔子繁殖的速度。而这本《强社会与弱国家》就是八十年代社会科学家制造出来的一堆概念之一。但是华丽的辞藻之下，却是浅薄而错误的。

　　本来我是对这本书给予了某些希望的，但是看过之后，可以说是大失所望。

　　这位亨廷顿的弟子仅仅考察了几个国家的案例，就开始大写特写。他似乎根本缺乏足够的世界史知识，以至于有些错误低级的令人发指。

　　米格代尔指控说所谓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破坏了传统的控制，所以这些国家才变不成强国家。他举得的典型例子是塞拉利昂，但是问题是，就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塞拉利昂在之前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塞拉里昂这个国家能够出现，都是英国殖民统治造就的。这样的国家在建国之后，面临严重的民族，部落分裂问题，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结果吗。这样的国家当然谈不上统一的强国家。这些国家不够强和所谓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有个毛关系。

　　在我看来，作者之所以这么积极反西方，纯粹是因为其学院左派的惯性，什么都要怪罪到西方头上。

　　在整部书中，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作者对于强国家，或者更直白说是，强政府的迷恋。他似乎完全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就是二十世纪的灾难中，所谓的强国家居功厥伟。他在书里面用非常惋惜的话来讲述埃及土改的失败。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埃及的幸运之所在。埃及的土改失败，本来就说明政府虽然专断，但社会依然有其基本的存在。并没有被政府吞噬。而在那些社会已经完全被吞噬的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土地改革，这一破坏财产权利的恶性行为得以推行。其结果是其后百万甚至千万农民的死亡。

　　还有问题的是，作者对于强国家认定的草率。这位作者划分所谓强国家的标准，似乎是只要国家看起来强大，都可以算数。于是中国，苏联，台湾，韩国，日本被一股脑打包为强国家。但是这真的是一回事吗。在中国大陆，可以轻易的进行计划生育这样宏伟的社会工程，这在韩国和日本，可能吗。任何敢提出这种政策的日韩领导人恐怕待不了多久。将这两种国家混在一起，是一种错误的混合。就雷同于因为鲸鱼和恐龙都很庞大，所以他们就是一类，殊不知，他们的内部机能相差极远，根本不能划为同类。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二)：国家能力为什么重要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比如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都把国家能力摆在了首要位置，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国家能力、责任制政府（民主）、法治三件套的组合，尽管他的观点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国家能力的必要性确实不可忽略，倘若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阙如或者严重不足，那么社会可能面临效率低下、杂乱无章等弊病。

　　何为国家能力，福山的著作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不过专门研究国家能力的一些著作倒是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侧重分析了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在作者看来，国家能力包括慎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强国家是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国家，而弱国家则处在能力光谱的低端。

　　真正衡量国家能力的不是某种组织形式或者表面的队伍建设、队伍数量，而是实际行事能力的有效性。一个国家可能军队或者行政队伍庞大，但是由于社会中存在其他权力中心，表面上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关却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他们满意的结果，比如民国时期的中国，GMD的基层动员和调取资源能力很弱，致使农村税收汲取能力较差，这就是弱国家的表现，而我D与其有着强烈反差，形成了强国家。

　　可以说，当今的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弱国家，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屈指可数。实际上就渗透的角度而言，许多国家都显示了强大的能力，改变了边远乡村和城镇制度生活的实质。但是渗透能力却并不代表实际行事能力的有效性，在乡村或城镇成立了组织，并不代表其组织行事的有效性，它可能遭到其他权力中心的直接或者间接阻挠，从而导致国家能力末梢的失败，这正是很多第三国家的现实，这些弱国家可能有还算让人满意的渗透能力，但当你转入国家能力其他几个方面时，尤其是调整社会关系和按既定方式使用资源能力的时候，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如作者所说，“在这些社会里，国家是一个可怕的存在物，却在让其民众按其政策制订者的意愿行事时步履蹒跚、一筹莫展。国家正如投入小池塘的巨石：它们在池面每个角落都泛起涟漪，却抓不住一条小鱼。”

　　因此，国家的渗透能力并不等于国家能力，更不等同于社会控制。国家的社会控制意味着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为都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国家增长的权力包含并基于国家增长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强弱直接反应国家能力的强弱，而社会控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社会动员能力，税收、军队调遣等关系国家生存的重要手段都与动员能力息息相关，弱国家的动员能力往往很弱，国家只是社会控制多个组织中的一个，它需要与其他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强人进行博弈或者对抗。我们可能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还有敢跟政府抗衡或者博弈的强人或组织？实际上很多，民主国家就不提了，第三世界的非民主威权政体的国家就有很多。

　　由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化经济逐渐席卷全球，很少有国家不参与到分工浪潮中，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致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催生了大量的无地阶级，税收的增长和税收形式由实物变为现金使得广大农民加剧了生活窘迫性，而交通模式——铁路的延伸更是为世界市场经济的深入打通了道路，作者认为这三个因素使得旧的社会控制模式逐渐瓦解，殖民者利用冲突与混乱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很多第三世界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使得新的社会控制加固，以至于现在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深受影响。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弱国家的例子——塞拉利昂，英国殖民者在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培育了大量的酋长来为其服务，酋长实际上构成了社会控制的主体，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社会控制的碎片化，当该国独立之后，国家要绕过酋长或者削弱酋长的社会控制能力几乎变得不可能，国家处理一个酋长都要小心翼翼，酋长已经成为实际的碎片化社会控制者，而国家能力则被抽空。当然在所有的例子中，塞拉利昂的国家能力是最弱的。

　　另外作者也列举了一些中等国家能力的国家，比如埃及、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国家能力比塞拉利昂当然要好多了。但奇怪的是，即使它们渗入了基层组织，也从中吸取了很多税收，但其改变社会关系能力依旧受到很大阻碍。比如，埃及的纳赛尔作为政治强者在埃及建立了强大的威权统治，想方设法在土地改革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他企图对土地的不平等状况进行再分配，让全国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更为平均，并且还成了二十人委员会作为先锋驻扎在几乎每一个基层组织，但收效甚微，农村的地主、富农总有办法利用自己的资源能力改变国家的初衷，国家想要统计土地占有额，富农就会想办法将土地转给亲戚，国家想要绕过这些强人直接与底层农民对接，地主与富农便会想办法阻挠并强化对底层农民的控制，强人使得社会控制较为碎片化，国家也不能不考虑与这些强人妥协或合作；印度同样存在这样的例子，村中的强人广泛存在，利用自己资源掌控选民，拉选票时，政治强者不得不考虑这些强人，这些强人也总是能让自己改变国家的初衷，虽然他们并不会以强大的权力中心威胁到国家政府的安全，但是大量的碎片化存在让国家能力的落地更为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当国家的政治高层企图动员国家力量去对付这些强人时，他们会遇到一个悖论：自己发动的组织化力量可能会产生离心倾向变得不可控制，一方面不得不依靠他们，另一方面担心组织化力量壮大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生存，因为政治生存在所有的政治游戏中都是第一位的，哪怕它会影响到行政的公正和效率。埃及的纳赛尔在执政后期就面临了这一问题，他亲手终结了自己一手创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因为他担心会失去对它的掌控，这正是弱国家或者中等国家国家领导人的困境，也导致了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弱化，反向纵容了社会强人的社会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反向作用于国家，即民间的碎片化社会控制因为强人的存在极大阻碍了国家能力的贯彻，国家若要对付强人便会面临这一悖论，弱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最后往往不得不妥协或者合作，如此一来社会仿佛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强人反而得到了巩固强化，社会控制更趋碎片化。当然，强人改变国家策略也往往依赖于与政策执行者、政客的三角妥协，这三者处于最高层领导和底层中间，是中间的联合阶层，他们合力欺上瞒下，政策的执行效果可想而知。

　　那么，作者的观点是否存在问题呢？作为一本20年前的著作，提出的议题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即舍弃了国家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的，国家能力不局限于渗透能力和影响力，而社会能够以强大的力量影响国家能力，虽然现在看来并不新鲜，但考虑到当时的学术环境，还是很了不起的。当然该书可能面临的批评之一是，国家和社会是否真的是零和博弈？也就是只能此消彼长？是否能够形成“强社会、强国家”，若是按照福山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那是肯定需要强国家和强社会的。这里需要厘清的概念是：什么是强国家和强社会。可否有具体标准，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强国家、弱社会”，那美国是否是“强国家、强社会”呢？美国的国家能力肯定不会差（不然造就不了繁荣），但是否算强呢？是否需要以中国或者某个可参照物为标准来进行一个强弱排序？

　　第二个批评可能是作者关注的问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能力，而非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和民主化。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近年来已经有一些著作进行此项研究，比如包刚升老师就认为民主的实施会影响国家能力建设，它们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与以往将民主化与国家能力两个概念分开的观点截然不同，民主可能会强化或弱化国家能力。应该说，这一点的研究现在学界还比较缺少，是一个学术金矿，需要更多人来挖掘。

　　最后说到我们自身国度，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是属于“强国家”行列，但这个“强国家”却不是褒义词，而是贬义词，显而易见的是它强得过头了，国家进行了不可动摇的社会控制，造成了社会的极大萎缩，市民社会与组织化力量基本阙如，犹如巨人与苍蝇的对比，力量完全不对等，因此，不可能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出现强人对抗或扭曲政策（敢这样做的基本被灭得差不多了），尽管我们并不向往不健康的“强社会”，但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不健康的“强国家”。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三)：《强社会与弱国家》阅读笔记

　　※主要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提出了state in society的分析路径，强调平衡看待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本书侧重于社会结构对国家政治和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成功的将宏观社会结构（世界体系论的宏大背景）和理性选择的微观基础结合了起来，并放在动态过程之中。在当时站在方法论的前沿。

　　※本书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别？为什么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国家能力很弱，无法实现国家认为应该实现的目标？

　　※第一部分：社会控制的分布

　　※第二部分：国际力量（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和殖民统治）如何影响社会控制

　　※第三部分：为何独立后碎片化社会控制未能改变，这又对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本书提出的一些概念：社会控制，生存政治，政策执行中的相互妥协等。

　　※主要视角：国家和社会相互影响，国内和国际的共同作用，历史的影响，宏观背景与理性选择的微观基础。

　　※欧洲模型

　　※ 批评：比较的静态的研究方法，本文强调历史的过程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发展国恒中的偶然性、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内生性。

　　※认可：欧洲模型在全球范围形成了对国家应该怎样的一种期待（国家应该做什么，应该包含哪些机构），这使二战后各个国家出现了结构性相似，形成了“国家的形象”。

　　※国家的形象由矛盾的两部分构成

　　※统治者：韦伯式的，合法垄断武力，整合的，权威的，要求民众的服从。

　　※乞求者：涂尔干式的，要求民众的支持与忠诚，从而形成合法性。

　　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研究中单一的国家形象，作者提出了新的国家概念。

　　※第三世界政治的两个悖论（研究的出发点）

　　※国家能力：国家的确对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但结果却和初衷不同（国家的双重性）。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样的国家影响力强，国家能力却很弱。

　　※生存政治：国家领导人会有意削弱其赖以增强国家能力的国家机构。

　　第一部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模型

　　※国家能力：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提取资源的能力，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能力。（弱国家主要是渗入能力强）

　　※国家性

　　※垄断暴力：国家通过掌握正规军和警察部队，消灭非国家控制的军队、强盗，而垄断社会主要暴力手段；

　　※ 自主性：国家按照自己的偏好行动，制定能重塑或绕开社会强大行动者偏好的政策；

　　※ 机构分化：国家力图使其机构高度分化并专注于治理的专门化；

　　※ 机构协作：这些机构能相互协调，使国家不同机构间具有凝聚力和共同目标。

　　※欧洲模型、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国际组织造成了对国家形塑社会能力的高期望。

　　※历史原因：国际竞争要求动员能力（将人员纳入特定组织框架，从而使国家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征收更多的税等人力物力动员）

　　※动员能力意味着社会控制力（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动都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源于涂尔干），即Mechael Mann 的建制力（国家通过其基础性设施或组织渗透并协调公民社会行为的权力），国家增长的权力包含并基于国家增长的社会控制。

　　※总之，国际竞争环境要求国家的动员能力以确保领导者的生存，所以领导者倾向于建立强社会控制力，从而形成强国家。

　　※奖惩和符号（社会生活该如何）构成生存策略，社会控制源于为个人的生存策略提供关键要素的能力，因而生存策略决定了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并构成了不同人群社会控制的制度安排。

　　※分析的起点-冲突环境和网状社会：社会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大杂烩，即“网状社会”，国家是其中之一，各种社会组织争相为个人提供生存策略的各种要素，不同社会组织会提供不同的生存策略，谁有权利和能力制定引导人们行为的规则成为主要斗争点，即不同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生存策略来争夺社会控制权，这形成了“冲突环境”。

　　※分析的路径-社会控制的分布

　　※社会控制的表现：

　　※对其命令的服从，最初往往取决于对武力的运用；

　　※参与：组织民众进入国家机构的制度性组成部分，即民众对国家授权机构的自愿重复运用和行动，如去合法医院看病而不是去非法行医者处看病；

　　※合法性：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接受和认同。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

　　※本部分内容：强势社会组织是如何建立其社会控制的？

　　※两组力量：

　　△19C世界经济扩张，打破旧有生存策略（第二章）

　　※谁来扩张

　　※欧洲国家通过政策促进欧洲市场渗入亚非拉

　　※本土统治政权效仿，希望借此强大

　　※ 如何扩张

　　※土地所有权：欧美对原材料的渴求促使亚非拉国家领导人通过 改变土地法控制大量耕地和种植出口作物以获利，于是旧的基于土地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了，但却加强了大地主的控制权，并使佃农和无地工人激增。

　　※税收：税收增长并从实物税变为现金税，农民负担大大增加，于是放弃土地，促成了自由劳动力和土地兼并（可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刺激农民生产出口作物。

　　※新的交通模式：铁路大发展，促进了国际市场对内陆的渗透，导致手工业者破产，规模经营挤垮小农，采矿业发展，作为象征性权力。扩张的影响（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加速人的无产化（土地兼并和新制造业），贫富差距扩大，快速城市化等。总之，旧的生存策略开始失效。

　　※启示：制度变迁并不像新古典主义说的是边际的、渐变的，强大势力的集中往往会促成急剧的制度解体。

　　△殖民主义：再造新的社会控制（第三四章）

　　※殖民地官员通过分配资源给国内不同群体而影响社会控制的分布

　　※碎片化（塞拉利昂）：通过殖民地官员和地方强人达成某种妥协（强人帮助统治以取得支持和援助，殖民官员依赖强人维护稳定统治），酋长得以为民众提供生存策略，从而掌握了大量社会控制权；

　　※集中（以色列）：利用英国人的资源

　　※殖民地官员的政治动机，为政治前途而竭力维护统治稳定，于是依赖地方强人（廉价而安全），维持碎片化以遏制起义，但强人的控制一旦取得就很难被削弱，这影响深远。

　　第三部分：国家与社会冲突环境的持续影响

　　※本部分要回答的问题：为何许多看起来强大的第三世界新国家要建立社会控制如此之难？国家的持续脆弱对国家机构自身的政治生活和管理带来了什么影响？

　　※殖民统治造成的碎片化社会控制结构仍制约着国家集中社会控制权

　　※国家重建社会控制的努力

　　※依靠军队

　　※建立国家机构以新的生存策略取代旧的

　　※结果：国家确实改变了社会，却没能取得社会控制

　　※阻碍国家集中社会控制的力量：社会控制仍被过去的强人把持，造成了如下影响

　　※国家层面：国家领导者的两难境地

　　△对国家机构：要对抗碎片化的社会控制，需要强力的国家机构（具有内聚力，可以动员人力物力）；同时由于社会控制碎片化，国家领导人没有别的动员能力来对抗国家机构；但国家机构会产生自己的视角，形成权力中心，威胁国家领导人；在建立社会控制长远发展和保护自身政治安全的短期利益的权衡下，领导人往往会选择后者，于是和地方强人妥协，削弱国家机构，形成“生存政治”（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

　　※大洗牌：领导人通过任命权控制国家机构，形成强制的精英循环；

　　※任人唯亲，拉拢

　　※卑鄙行径：国家领导者自己违反了自己需要赖以制度化国家社会控制基础的法律法规。

　　※代价：代价是国家机构的全面弱化和去制度化，无法形成一个国家内部的官僚阶级。

　　△对社会权力中心：国家领导者需要社会组织生产社会产品和提供生存策略来维持稳定，但又不能让他们形成强社会权力中心。

　　※卑鄙行径，让社会控制碎片化；

　　※将社会组织转化为国家机构：国有化，但又带来了和国家机构同样的问题，再次循环；忠诚和效率的矛盾；

　　与资本妥协：通过歧视性政策拉拢大资本，使之对国家产生依赖。

　　※地方层面：相互妥协的三角关系（政策执行者、政客与强人）

　　△职位本位的政策执行者的四个压力：

　　※监督者：生存政治使得上级监督失效（缺乏动机一致性和政策连续性），所以执行者采取形式主义策略；

　　※政策对象：农民以强人为中介，没有渠道也不敢向上传达信息；

　　※同僚：面临相似困境

　　※地方强人：妥协合作，合法性与选票的交易。

　　※后果：国家资源被用来强化强人的社会控制，地方执行者出卖权力谋求私利，但强人的基本目标却和国家的背道而驰，国家机构被强人俘获，国家政策被扭曲，无法实现初衷。

　　※建立强国家的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打乱社会-战争，革命，大规模移民，

　　※充分条件

　　※世界历史提供的时机：19世纪的殖民政策、西方资本和当地势力间的联盟，20世纪的联合国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军事威胁：改变了领导人的风险计算；

　　※独立官僚体系的基础：官僚体系使自身利益同国家相认同；具备在广阔疆域上集中社会控制的能力，能够操纵符号资源，如通过意识形态。

　　※出色的领导能力

　　※总结

　　在网状社会和冲突环境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打破了旧有生存策略；谁能创造新的生存策略，谁就能取得社会控制；殖民主义重塑了社会控制；殖民时代的碎片化社会控制使国家领导者陷入两难处境形成生存政治，地方形成妥协的三角关系，国家部分机构为强人俘获，国家能力被削弱。形成恶性循环：社会碎片化强化形成生存政治和妥协三角，这二者又削弱国家能力，强化了社会碎片化。

　　《强社会与弱国家》读后感(四)：强国为什么强，弱国为什么弱

　　紧赶慢赶终于读完这本煌煌巨著，真是痛快淋漓。

　　闲话不多说，先上简版的读书报告，静待后续

　　________________我是HLL的分割线，请无视_____________

　　一、作者简介

　　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

　　教育背景：哈佛政治学博士，师从亨廷顿

　　先后在特拉维夫大学（senior lecturer）、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associate professor）和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obert F. Philip Professor）任教

　　著作：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Palestinian Society and Politics；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State in Society；Through the Lens of Israel；The Palestinian People: A History (with Baruch Kimmerling)；Boundaries and Belonging

　　研究领域：国际政治；

　　最近项目：Permanent Player/A Society of Strangers

　　二、针对的问题

　　（1）在理论上，针对“国家中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的过分强调

　　A. 现代化理论——目的论和单一路线发展预设

　　. 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强调中心对边缘的影响，认为3rd.社会组织和政治发展动力存在于中心国家和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

　　（2）国家研究中的两个悖论

　　A. 国家机构的实际绩效同设立者的初衷完全不同（国家的二重性：形象vs.实践）

　　. 高层领导者的政治行为往往持续、有意的削弱国家机构自身，而后者却是领导们赖以增强其能力和政策效果的工具

　　三、本书回答的中心问题

　　一般性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那些支配大量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再驱使国家执行政策、让民众按其意愿行事时面临的困难如此之大？为何少数国家在这一领域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社会组织抵制国家指导民众日常行为的努力会对国家本身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四、论文结构

　　art One提出一个模型和一套分析第三世界的路径。这个模型强调社会控制如何在各种组织之间分。分析路径并不将国家能力和自主性视为与生俱来，而是关注国家、强人和机构对社会控制的争夺。

　　art Two 和Part Three提出了一个理论用于回答本书的中心问题：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形成社会行为规则时面临如此众多的困难。Part Two关注了关键历史时期国际力量的起伏为世界经济体系扩张和欧洲对非欧洲社会的统治铺平了道路，并独立的与地方本土势力结合，造成了深远后果（社会层面上各种情况如何造成）。Part Three重点分析了为何阻碍国家能力增长的社会模式未能在近年得以改变（ie.为何在西方帝国主义崩溃后，许多新解放的国家还是遭遇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又给这些国家和政治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

　　Core：加强社会控制，理解国家能力

　　五、论证逻辑

　　第三世界国家和其社会间关系的互动模型可以参考P.280

　　六、结论

　　1、国家的强或弱由社会控制在社会间的分布决定，即社会控制碎片化后谁能够提供新的生存策略决定国家的形象

　　2、资本主义同殖民主义的侵袭破坏了地方生存策略，因而社会控制出现碎片化

　　3、领导者做出削弱自己行政机构的行动源自其面临的两难：建立有效的政治动员和安全机构可能有助于政治动员和安全，但也可能因为自己无法控制这些权力中心而给政治稳定和自身的政治生存带来危险（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引发“生存政治”；地方强人因能提供生存策略而使国家机构被俘获形成妥协三角）

　　4、只有在社会控制高度集中的时候，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才能出现。

　　建立强国家的条件包括（1）必要条件是打乱社会；（2）充分条件：世界历史提供的时机、军事威胁、独立官僚体系的基础、出色的领导能力

　　________________我是HLL的分割线，请无视_____________

　　强国为什么强，弱国为什么弱？

　　二战后的20多年里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一大批新的国家宣布脱离欧洲帝国的殖民统治。政权被以一种兄弟情谊般的或血腥的形式从殖民者手中转移。不论是缓慢不易觉察的方式还是急剧的流血冲突，领袖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开始国家建设了：他们向民众描绘理想蓝图，所有人都充满了一种乐观而兴奋的狂热。一些国家机构永久性的在民众中建立了——即便是在亚非拉最偏远的山村角落——并对收入转移、生活质量、社会等级制度等产生影响。它们控制着税收、军队和一大批的专业化官僚，从首府发出的一道道政策铺天盖地，一种新的“can do”的精神占据那些立志实现人类尊严、繁荣和公平的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心思。

　　即便是在支配大量资源的优势和无数欢欣鼓舞的成就面前，领导人们却发现他们在发号施令动员民众“上山下乡”、帮助穷困和边远地区的人们改变其行为和信念的时候是如此无力。那些最初规划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在实际操作时都被扔到一边。国家就像投入小池塘的巨石：在池面的每个角落都泛起涟漪，却抓不住一条小鱼。为什么第三世界那些支配大量资源的国家统治者在驱使国家执行政策、让民众按其意愿行事时面临的困难如此之大？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把目光转向欧洲的国家建设。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早期的国际研究学者基于欧洲历史提出的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期望：国家应该做什么，国家应该包含哪些机构等。这种关于国家的义务、能力和挑战（王国斌_转变的中国）的规范性理解在第三世界国家行不通了。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并没有实现它一开始所宣传的目标，不论是表面的还是实质性的。甚至那些令人生厌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甚至成为这些新兴国家所效仿的对象。通常来说，国家以两种形象出现：统治者（通过宣称“在一固定领土内合法垄断武力”而实现“人统治人”，对嘲笑其权威的人施加可怕的威胁）或乞求者（国家是“所有事物聚集在一起”的中心点，它联合了“由社会集体在长时间内酝酿产生、并在每个社会成员之中散播的情感、理想和信念”，更多的是生长于社会之中而非仅仅是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根本的工具是忠诚或者合法性）。第三世界的国家形象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很难判定。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强国家的代表（如埃及），也往往无法实现其社会改革的原有良好理想；而那些曾一度被看作是弱国家的却能获得民众的忠诚。另一方面，一元化的国家形象，不论是统治者还是乞求者，在其和其要统治、代表的社会互动的方式上，以及其统治和代表的真实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国家的实践”可能千差万别。

　　这完全颠覆了传统国家研究的认知：政策的形成同政策（执行）的效果或效率并不一致。这就需要重新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路径。这种决定论色彩浓厚的研究路径表现为现代化理论（目的论和单一路线发展预设）、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强调中心对边缘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发展动力存在于中心国家和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的论调，它相信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与生俱来；顶层人物，只要他有这个意愿，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实现其意图的潜力或能力，进而塑造、改革和改造整个社会。社会就像玩具一样被摆弄于国家（或者说领导人及其行政机构）的股掌之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关于国家形象的分析包含两个矛盾、不相调和的部分：一方面它需要运用权威驯服截然不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它从“公意”中提取人们的忠诚。权威涉及获取民众的服从，忠诚意味取得民众的支持。运用权威和获取忠诚者都向国家提出了类似的挑战：（1）国家该如何治理一个高度异质的社会？（2）国家如何能获得民族所具有的忠诚，而让民众支付维持国家和保卫国家所需的费用？第三世界是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试验场。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文献充斥两组悖论。首先，国家机构的实际绩效在实际上的运作原则同设立者的初衷完全不同。其次，高层领导者的政治行为往往是持续、有意的削弱国家机构自身，而后者却是领导们赖以增强其能力和政策效果的工具，这是为什么呢？

　　纵观二战后兴起的这些国家，为什么它们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别？为什么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力很弱，无法实现许多公认的国家需要实现的目标？（或者反过来，为何少数国家在这一领域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回到脱离殖民统治之前的时期去寻找。

　　危机与重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地时期深受两重力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一组力量涉及世界经济在欧洲之外的扩张并渗入亚非拉国家的各个社会层次；另一组势力则主要是通过殖民主义而建立和维持的政治霸权相关。扩张的市场赋予了既存的蛋形人突破旧藩篱所需的强大力量，而后一组势力则决定了把这些蛋形人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方式。

　　伴随欧洲帝国的船坚利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新的世界开始建立。从沿海港口到内陆腹地，这些国家的人民同世界经济建立了纽带。变革开始发生——

　　首先开始的是土地所有权。在全然不同的世界各地，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几乎同时面临着土地拥有和使用规则的剧变。（1）最初目标是促进农业生产和种植出口经济作物，这势必扰乱人们的生存策略；（2）随后引发的是对新法律的需求压力——一个接一个的政府开始意识到改变土地所有权背后隐藏的机会；（3）当新的土地登记法颁布时，乡村关系改变了。一方面大片土地归城居地主所有而穷苦的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土地掠夺。这样，农村社会结构（土地占有模式和社会组织）发生巨大变化。

　　然后是采用新的税收形式和程序。因为新的土地政策（包括继承法、所有权等）突然且全面的动摇了旧有的社会控制基础，税收作为催化剂强化了这一影响：一是国家增加了从农民和其他人那里征收的税收，二是从征收实物税转变成征收现金。这种新政策连同土地所有法共同构成了阻止农村生活回到以前状态的双重屏障。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新的交通模式的创建。运输方式决定市场的实际范围（斯密_国富论），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加速流通和缩减成本，助长了土地集中的趋势，还引发了采矿业的大规模扩张——新道路加速了社会变迁和旧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式微。

　　因为有效的社会控制首先取决于对资源和仪式的管理，还需要有效利用符号，因此奖赏、惩罚和符号的组合是人们构建与其日常生活相关的生存策略的基本要素。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更高的税收、现金征税，以及铁路的修建，不仅导致了环境的改变，而且农业生产、人们和土地的关系、它们和其他阶级的人相比所处的位置都急剧变化，而且使旧的生存策略对于解决新问题毫无意义。

　　危机产生了，蛋形人被狠狠的从墙上摔了下来。微调是不够的，需要一套新的规则为我们指出在历史发生断裂时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指南。

　　在第三、四两章对塞拉利昂和以色列的分析回答了如下问题：如何解释殖民统治下的人们重塑社会结构的方式？(ie.它们是如何建构新的制度安排的？)什么人能上升到本土社会的顶层？外部力量又如何限定新的社会控制的运用方式？

　　塞拉利昂和以色列同处于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前者始终衰败，而后者则建立了独立的强国家。Why？这需要从社会控制碎片化后的重建努力上来探究。殖民国家在新领地的政治霸权形式决定了社会控制的分布。（P.108关于三类政策的阐述）

　　塞拉利昂的殖民者存在多元利益。商人首先在该地区获利，他们建立团体游说议会希望加强当地安全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国防部处于全球战略考虑试图放弃该领地，因为相比于埃及这样的地方，它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地方总督有自己的盘算：因为他的政治前途全部系于地方稳定，商人们的要求是他能在此职位上继续呆下去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听命于宗主国的行政命令，因此他的目标是在当地维持尽可能低成本和安全的统治。

　　为什么殖民官员不寻求集中社会控制？首要原因是自身权力的脆弱。在广袤的土地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远不足以建立一套集权化的规则和程序。同时身处伦敦的英国官员最关心的是战略性问题。最后，地方官员不具备欧洲统治者们拥有的在本国使就机构丧失合法性并直接动员民众的相同动机，而且在其辖区内巩固自身控制是昂贵的。因此官员们寻求同地方精英合作，因为这是帝国的本质。

　　他们选择地方酋长而不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们，因为前者在资本主义扩张中已经牢固建立了其对地方民众的控制，动员能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也可能是他们更合殖民者的口味，关于酋长更易受蒙蔽的理由站不住脚。分而治之和支持某一方的的策略消除了酋长联合起来挑战权威的可能性，同时它们相互竞争只关注这一区域的利益，这样碎片化的社会控制从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政权移交后。新的国家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在旧的社会控制被打碎后，并没有提供地方生存策略的同一机构出现，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即使到今天酋长们碎片化的权威继续支配着政治图景。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把握住了时机，在历史性的机会之窗打开时跳了出来。

　　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帮了这些“上帝的弃儿”一个大忙，英国居然同意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机构的主张！《贝尔福宣言》宣告了复国主义者们建立一个自主的犹太社会的梦想并不遥远。新的委任统治体系被建立，同殖民体系一样，社会中的官方决策者都由外国权力直接任命；但托管原则明确了地方犹太势力同英国执政当局分享权力的需要。权力分享可以避免直接统治领地带来的高昂成本，因而英国鼓励犹太人机构并支持其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之间的合作尽管是不和谐的，但仍然是一种合作。但合作的基础却建立在个人关系上（阿拉伯人中的警察、官员）或是以地方组织为基础（与委任统治国建立了官方关系的村委会）。这就限制了英国能为阿拉伯居民提供的资源和权力，同时这种有限的资源和权力还被用于加强碎片化的社会控制。

　　犹太人内部也有争斗。威茨曼的外部策略同本•古里安的内部策略相互竞争，后者成功了。威茨曼关于建立广泛的犹太机构的计划和他世界范围内的游说为WZO（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吸纳了充足的资金。本•古里安把精力放到了建立工党、总工会和社会制度（以色列议会）上，他采用的战术是谨慎并有选择性的利用有限资源加强工人领袖对伊休夫的社会控制，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所提供的社会主义标志紧密结合，以最终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生存策略。在实现了劳工领导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坚实的内部控制后，犹太机构开始提供新的生存策略并摆脱托管国的控制。

　　英国决策的偶然机会让本•古里安抓住了。劳工领袖控制了最重要的部门，而且将犹太人同阿拉伯人分而治之的计划让英国再也无法控制这头怪物了。武装力量的整合提供坚强的对抗力量；而大量服务已经在国家未成形之前就已掌握在犹太机构手中，因而以色列成了强国家。

　　国家改造社会的尝试

　　帝国主义势力终于从新国家撤出去了。令人惊讶的是新国家面临的并不是强大的军队反抗，而仅仅是贪婪的想保住各自那一小部分社会控制的分散的、小型的社会组织抵抗。如果你认为国家可以轻易战胜这些看上去微弱的反抗，那你就错了。

　　新国家建立起了完整的文官体系、扩充了军队和警察队伍、并通过征收税收和吸纳外国资金充实财政。但问题是，即便具备天时地利，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在其社会中建立优势地位？

　　埃及纳赛尔的努力可见一斑。

　　埃及国家改造社会的尝试尝试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新独立国家在脱殖民化后未能终止强人的社会控制并结束碎片化分布这一问题？同时引出另一个问题：国家的脆弱（或者说武无力巩固社会控制）对国家机构本身的政治生活和管理有什么影响？

　　纳赛尔建立强国家的尝试分两步走。第一，作为权宜之计，他最大程度的依靠军队力量。第二，为实现新的生存策略，他费尽心思建立国家机构和相关制度，以取代旧的社会组织并发挥作用。

　　军人政权建立起来了，旧社会被完全打破，是时候着手建立高效率的行政部门和一个大众政党了。为了克服科层制的惰性，纳赛尔的计划是通过建立新的或支持旧的国家机构来形成惯常程序，从而绕开这个科层体系或与之竞争。农业合作社、地方理事会和ASU二十人委员会在实际中的运作同开罗首脑的意图大相径庭，并使得社会控制的碎片化永久的存在下去。

　　原因在于富农和中农的作用，使这些新建立的社会组织成为地方大户施加社会控制和其他私人目的的工具，因而粉碎强者控制的尝试失败了。纳赛尔不得不削弱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机构。

　　首先是军队，然后是ASU。这样国家进入了失败的恶性循环：（1）国家的管理部门和地方机构继续在埃及农村发挥作用，而地方强人则运用公共政策和实施国家机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国家资源和制度成为了地方以完全不同于国家分配规则为基础连接各个组织的粘合剂。（2）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一起发展出一种“优先购买”的政治怪圈。

　　生存政治和妥协三角

　　在弱国家所处的社会中，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碎片化社会控制导致了一种存在于国家领导者、国家内部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的独特而病态的关系。

　　领导者的两难选择：通过一个市场模型、一个离心力和向心力和物理模型以及一个风险持有模型揭示了之间的悖论。P.218~221一方面，国内外的威胁能通过建立国家机构、提供生存策略而进行的政治动员而消除；另一方面，加强这些国家机构自身却可能同时成为对国家领导者自身的威胁。

　　生存政治：大洗牌（运用多种渠道进行政治动员，以此制衡不断发展的权力中心）、任人唯亲（任用忠诚者对抗离心力）、卑鄙行径。政治生存占据领导者关注的核心，这正是推动和取得任何长期社会变迁前提条件。

　　应付权力中心威胁的办法：将生存政治扩展到国家之外（由地方强人领导的小型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转化为国家机构（纳入国家机构或联合、人事任命、入党）、与资本妥协（歧视性政策拉拢大资本）

　　假设：生存政治会削弱来自监督者的制裁的支持和威胁力度，从而使得执行者更关心和强人及同级官僚相关的职业风险。结果是进一步削弱国家支配人们行为的能力。

　　CONASUPO个案 P.255~257

　　国家在两个层面出现妥协：

　　一个层次涉及顶层的国家领导本身，统治者们和两类他们未能直接影响的社会控制相妥协。一是地方强人，统治者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社会控制，并对这种现象放任以换取社会稳定。二是那些权力中心，尤其是组织化的资本和安全机构，妥协产生于一系列的歧视性或优惠政策。

　　第二类妥协发生在地方和地区层次。政策执行者、同级官僚以及强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交换网络中达成妥协三角。他们的交易决定该地区的国家资源的最终配置，并形塑了国家机构深入乡镇却无法实现原定目的的讽刺本质。

　　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的社会影响了国家的特征，而国家反过来强化了社会的碎片化。即使最弱的国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社会中的制度状况，并为社会注入一些新的资源；能力稍强的国家责任将国家资源引入人们的生活策略。但总体上来说，许多社会中的社会控制的网状分布并没有转化成金字塔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