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富强》是一本由[美]斯蒂芬·哈尔西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追寻富强》精选点评：

　　●全书用数据说话非常实诚，给人很多启发。如果说清末苟延残喘，为什么一些关键指标还能取得重大进展，是个比较新的角度。由此不禁联想，如果慈禧太后多活十年，或者武昌起义晚发生十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又或者另外有些关键指标被疏漏了？

　　●看了开头和结尾。在国家形成理论的应用方面，提出了185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了财政—军事国家的建构，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建国后逐步发展和完善。和许田波的观点有所不同。其次，比较注重经济史的分析。总体来看，还是可以的。虽然在应用西方的模型和理论过程中，在对中国情况的描述和分析总会遇到各类问题，从而引起各类人员的反对，但是还是比较完善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值得赞许。

　　●是否删减了？平铺直叙的罗列了一堆历史事实，加上白开水般的总结。没怎么讨论中国与其他几个帝国的比较，也基本没有讨论中国国家建设的比较热门的几个论题。参考文献还比较有点意思。

　　●这本书看得都无力吐槽，著者伪装了一个彭慕兰或是王国斌的经济视角，但里面的论证结构简直漏洞百出。著者似乎就是先一口咬定晚清建成了“军事-财政国家”，是个伟大成就，然后再从各个方面罗织证据去证明这个已经被他自己“钦定”了的伟大成就，这种奇葩逻辑实在过于感人。至于著者反复强调的不能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了，就说晚清不努力，因为人家印度、伊朗、土耳其在西方打击下早就不来事了，这种讲法更是莫名其妙。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把其他国家扯进来那是混淆视听。诚然，从中东到印度次大陆，确实没有一个旧帝国在转型“军事-财政国家”的过程中取得成功，那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就没有形成过与中国类似的统治架构，所以晚清的苟延残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拜传统中国的“遗泽”所赐，而并非其主观推动国家转型的结果。

　　●中国为什么能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很难理解这一现象。这本书试图去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寻找出一个中国在近代列强争夺弱肉强食的环境下继续富强的原因。看得出作者为不落入已有的西方视角的故论，所了一些努力。不过作者似乎始终从一个整体的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去理解这个国家中的政府机关所做的各种行为，但没有试图去了解这个国家、民族中的个体特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寻求。更没有尝试去了解，当时的中国对舶来品“自主”“独立”的使用，是在何种理解下的。清末明初中国在世界体系下的处境，与其说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自主选择，不如说是在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亦步亦趋的尝试。无论如何，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的一种视角，毕竟在这片神奇土地上发生的令人困惑的事情，或许浸淫在其中的人们也很难梳理清楚。

　　●军事—财政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枪炮、战舰等有形力量，还取决于对信息的快速获取。政府为了保家卫国，必须要和其外国对手一样迅速地搜集、组织和传播知识。如电报在战略情报竞争中增强了中国的实力，并有助于官方捍卫国家的“自主之权”。李鸿章经常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电报局的角色，他在应对日常问题的同时也在对中国治国之道的知识基础进行完善。在这一时期，官方虽然是在靠这项新技术搜集军事、外交和政治情报，但是对其商业用途也了然于心。他们鼓励中国商人收回国家自有之利权，与他们的西方对手进行商战。此外，电报还增强了总理衙门在帝国官僚体制中的重要性，使其变为一个接收、处理并传播战略知识的中心。最后，娴熟的外交技巧使中国没有按西方设定的方式，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全球信息秩序之中。

　　●参考文献倒是挺全面的…

　　●太违和了，中国人的贫穷、腐败、不遵守规则竟然成了国家战略优势……

　　●全书从殖民主义说起，认为中华帝国晚期不仅是政治羸弱、衰败不堪、分崩离析的历史，作者将晚期帝国的国家建构描述为成功的历程，将其视为迈向20世纪中期成熟的军事—财政国家的重要起步阶段~

　　●视角、理论够“当下”，不过单案例本身会有selection bias。——至于削足适履这件事情，以及以比较视野、时空语境为名的“水”……好想知道当年同一panel上报告，和文凯有没有爽快地批过。。。。

　　《追寻富强》读后感(一)：世界历史语境下的超脸谱化研究

　　文/刘海涛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 2019年第21期】

　　斯蒂芬·哈尔西所著《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给我们打开了汉学超脸谱化研究的一扇窗。

　　对于一个行将步入膏肓、苟延残喘的朝代也好，群体也罢，人们往往陷入一边倒的思维与判断定式中，认为它只是一个新生事物的阻碍与萌生之地，而绝无其他任何积极意义。面对腐朽的晚清，似乎更是如此。但斯蒂芬·哈尔西做了一个大胆论断：19世纪，中国就已转型为堪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相提并论的军事-财政国家。

　　斯蒂芬·哈尔西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下将中国那段屈辱岁月赋予光明的角度来说，中国读者可以引以为豪。然而，自豪之余，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反思：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什么？学术及学术性讨论尤其是历史方面研究的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的研究基点在哪里？

　　《追寻富强》为学术的研究拓展提供了很好的开始和参照物。本书从公认的晚清的政治羸弱、衰败不堪、分崩离析的论述中跳将出来，摆脱使用已久的朝代循环范式，这一历史朝代脸谱化研究的束缚，重新思考“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中国今日和往昔的领导者们完成了哪些伟业；他们为何制定一系列独特的战略目标；近年来的中国是如何崛起的”这些问题。

　　它的研究与论述基于当时全球化的整体考量。当时的清朝，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萨法维等王朝一样，几百年的辉煌在1700年后，都急速进入衰落期。与之不同，清王朝虽也尽受侵略与折磨，却依然保持了其相对的主权、自由的独立。

　　斯蒂芬·哈尔西行文至结语，点出关键：“1911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国家建构更多是旧有主题基础上的变奏，而没有开创出一个新的方向”。这是本书历史性价值的体现。因为整本书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世界历史语境下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横向与宏观的历史维度上的。将这一延伸至中国当代以至未来走向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摆放在我们面前。更具有其历史前瞻性与可操作性及历史唯物性。

　　与其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我更愿意把历史看作一个“囚徒”，需要一个理解它、懂它的人为其辩护，还其自由。即使被枪毙，但首先应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应有的尊重。

　　斯蒂芬·哈尔西正是这样一个懂历史的人。他没有把历史这张脸强制打扮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而是尊重它，还其尊严，让其每一分努力都在其应有的位置显现其应有的尊严，哪怕这尊严是渺小的、甚至卑微的。

　　《追寻富强》读后感(二)：《追寻富强》：是“冲击-反应”？还是渐进变革？

　　说到晚清，多数中国人只怕会摇摇头，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从英法入侵到战败赔款，再到不敌昔日的学生日本，直至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为人鱼肉，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溃败。与此同时，开明的中国人开始自强、求富，救亡图存，但屡屡失败，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方才逐渐改变局面。此类叙事并不鲜见，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解读，比如广为人知的“冲击-反应”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晚清政府可谓僵尸之虫，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就始终无法脱开历史加诸自身的重重锁链。

　　晚清政府，真的如此不堪，如此毫无作为，以至于瞬间颓于一九一零年，树倒猢狲同时散？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史学界意见不一。“冲击-反应”模式曾长期掌握话语霸权，但如今，学界对此进行了反思，并逐渐侧重“在中国发现历史”，强调中国的主体性。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不仅是西方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予以深刻自省的结果，而且还是对历史哲学的叩问。所谓客观性，距今到底多远？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是否可以填补跨越？

　　后一波学者当中，就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迈阿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Halsey），而他的著作《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Quest for Power: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Statecraft）就是一部修正史学作品。在《追寻富强》中，哈尔西用独到的眼光、典型的案例、详实的数据，勾勒出晚清政府面对重重挑战——内忧外患，特别是外患，很多是史无前例的——时所展开的行动，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慢慢成为近代历史上常见而又特殊的“军事-财政”国家，它非但不是毫无作为，反而在某些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壮士断腕”般的勇气与见识。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西欧多国大体完成，列强由此加速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无论是南亚次大陆，还是近东，西方列强要么通过经济干预，而后一点点瓦解本土政权，要么直接动用武力，曾经的古老帝国印度，也没能逃脱这一模式。不过，在中国，无论英格兰，还是法兰西、美利坚、沙俄，都没能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一点究竟该如何解释？是中国自身的负隅顽抗，抑或失落的帝国骨子里拒绝变革？

　　《追寻富强》一书，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者尤其将它放置在全球化的语境当中，与南亚、东南亚的某些国度进行比较，如印度、缅甸等，考察中国何以成为列强殖民征程上的例外，同时发掘这种例外有何含义，无论是对晚清政府，还是对中西的交集来说。在哈尔西看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西方如何强大，尽管这同样重要，而是在于，晚清政府，如何在关键时期，不乏机动地迈向变革，并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尽管这一漫长的过程将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后。

　　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危机与损害，特别是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关税协商权等，但危机与损害的程度，实际上恐怕远非史家叙述的那般深重。尽管为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开启了两次鸦片战争，但除却鸦片，南亚的茶叶、棉布，并没有迅速占据中国市场，相反，倒是中国的“中介经济”——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里，总需依赖无数的中介——所拥有的强势地位，以及语言的限制、人脉的约束，迫使西洋人士在经济上屈从于本土模式，中国多数民众购买力的低下，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列强入侵中国，部分目的是加强中外的贸易。古老的帝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却始终成为妨碍。不过，在一八五零年后，尽管速度有限，但中外贸易还是显著增加。列强争得了关税协商权，但晚清政府自上而下设立的海关，还是保护着本土经济，同时它还获得了远较此前依赖农业税时更多的收入，并以此开展自己的官僚队伍建设、军事队伍建设，原本的弊端，却为我所用，创造了一定的利好条件。

　　史学家建构出“东方专制主义”，但晚清政府统治偌大帝国，并非完全基于高度的中央集权，相反，地方拥有不小的权力，特别是经济富裕的所在，比如江南省。至于在乡村地区，更需依赖乡绅来辅佐官僚进行治理、教化。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刻，开明人士学习西方，组建起警察部队，不仅堵住了列强以本国人的安全为由好部署军队的嘴，而且还巩固了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治理，或多或少减少了此前人所共知而又无可奈何的腐败现象。

　　军事队伍的建设，与此同时也在进行。中国的开明人士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标明中国与前者的差距，远非一星半点。在效仿组件新式军队、购买新式武器、开办武器制造机构的过程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共同关注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来自此前战争中西洋人士毫无阻力地出现在长江等水域中的教训——并为此投注了大量心血，虽然最后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

　　至于交通通讯，照样值得提及。随着近代化的不断推进，西方的蒸汽邮轮，愈发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大大改变了漕运、客运的局面。而电报线路的建设，虽然阻力甚多，到底还是为军事、商业、政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便利。

　　另外，在《追寻富强》中，哈尔西还对中国开明人士如何理解、反思、解读、运用西方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索，尤其是“主权”概念的沿革。对长久自绝于外界的古老帝国而言，这些概念，以及附加其上的现实、历史冲突，远非瞬间所能接受。然而，在危机面前，他们还是竭尽所能在实践中强化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同西洋人士进行斗争、妥协、商榷，并为中国步入世界的轨道，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尽管不很完备；但不可否认，没有前人苦涩而艰难的探索，现代化的进程，或将漫长到难以想象。

　　《追寻富强》读后感(三)：回首风云一叹多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回首风云一叹多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作者曹辉

　　感应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当你对他人他物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好感，你会觉得无论对方怎样，你都喜欢。反之，亦然。就像邂逅这本《Quest for Power:European Imperalism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Statecraft》的书，其实它不是喜读的方向，但可能是因为缘分，得之，依旧蛮喜欢。这是不是有点像爱情，爱了，缺点便看不见，爱到最后，缺点也是优点？

　　惭愧的是，书读得甚是马虎，对不起小白的推荐，不过大意是很了然的，就像对一个历经沧桑后短暂了解的人的诸多感想，一本书当然也能生此千情万绪，因为，书中所载是我的祖国，是曾多灾多难历经战火洗礼的华夏。

　　确切说来，这本书算是经济类的。作者是美国人，这让我在读的过程中，不忘客观比较，如果是中国人写这本书，譬如换成是我，会怎样写。笔触比较详实，全书靠数据说话，应该费了些功夫，查了不少资料。不禁心生好奇，一个我国人，如此感兴趣于中国的昨天，要么对这个国家是爱，要么是恨，不然不会无缘书之。

　　因书再现历史，一本书成为历史的缩影，这也算是一种功德。那么，当时世界历史语境下的国家建构与帝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端端的中华帝国怎么就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呢？原来，中国当时还是农业大国，它被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洋枪大炮所淘汰也是必然。工业的兴起，势必要淹没农耕，这是不可违背的社会规律。变而生存，不变，一味闭关自守，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甚至走向衰败灭亡。中国逆境得以保存，发展到如今，其实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们国家的教育，重要仁，宣讲儒学，教人要友爱。西方则不然，他们虽不是野蛮，但是暴力。靠武力征服世界是西方国家的性格标签。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大环境下，怎样寻一条适合既保全自我，又不血雨腥风的路，中国包括世界各国，都没有现在的经验。但有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伴随着欧洲列强征服全球的步伐，中国的1850年，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狗年，哮天犬成了病犬，中国成了东亚病夫。其实，清宣宗道光帝旻宁治国还是比较英明的，但国际大气候已经形成，他个人一己之力，包括当时中国的国情，都注定了难逃厄运。道光的死，对大清国运来说，是雪上加霜。道光帝即位后，正值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鸦片走私盛行，不仅病国害民，且使大量白银外流。为维护自身统治，他多次政府严禁鸦片入口，禁止各省种鬻罂粟，熬制土烟。特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他表面虚骄自大，内里懦弱无能，且对世界情势懵然无知，时而急于求胜，时而妥协求和，加以朝政腐败，将帅无能，致命战争失败，被迫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损害，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这一年，折叠沙俄侵占黑龙江。可见，当时的世界，中国已经面临着衰势，被蚕食也是注定的一劫。

　　欧洲列强的野心昭然于天下，对外贸易的开放，中国官僚体制的弊端，枪炮成为我们的弱势，交通运输我们也开始落后于西方。最开始打算成立电信局，电报的引入一开始竟遭反对。我们固步自封，算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都是教训。因为战争，军事经费猛涨，治国之道漏洞百出。欧洲列强对全球的征服之路，注定了中国的命运。我国的商业网络也限制了外国对华经济渗透的深度，19世纪中期的安全危机使近代中国公共生了转变。近代中国官僚体制发展厘金局和近代警察与原有中国治国方式间还存在重要关联。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随之被永远改变了。

　　书的结语是归纳总结。观点是认为，1850年开始，追寻富强以捍卫主权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目标之一。政权一直在为实现这一远大政治目标思索具体方法。中国面对不怀好意的外国对手，努力求生存求发展，这本身是对的，但势不均力不敌，败下阵来，也在情理之中。1949年后，中国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炎黄儿女翻身做主，岂是“不容易”三个字所能囊括的？

　　本书以时间为大的背景，阐述了1850-1949年间，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自保，如何逆境生存，如何面临被彻底殖民的处境，如何在水深火热中顽强地生存，乃至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以新的姿态得到重生，像凤凰涅槃一般。或者，我们读书，如同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有着耿耿傲骨的不屈服于国际势力的大国在风寸飘摇中怎样实践“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国家如是，做人何尝不如是？

　　灰暗时代，刀风血雨。那个时代中人们对治国之道的探寻，是中国面对威胁时求富求强、捍卫主权的创造力，更是屡历苦难而不萎的中国精神。现在世界流行的“Made in chian”，如果换成“chinese spirit”，我们会不会更振奋更自豪更骄傲？从过云的屈辱中掘取一些代价， 为今后少走弯路，说得再直白点，以史为鉴，这就不枉曾经的那段血泪史。

　　书名：《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作者：【美】斯蒂芬·哈尔西

　　译者：赵莹

　　开本：1/32

　　北京·中信出版 2019.6

　　印张12.5 字数297千字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5086-8375-1 定价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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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富强》读后感(四)：白银、枪炮、轮船上的近代中国100年

　　此文曾发表于《法治周末》

　　在书写历史的中国传统中，我们推崇悲情英雄，却无法客观地把历史人物置身于时代的洪流，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一边讴歌像邓世昌那样的英雄人物，一边痛斥他们所属的朝代和以生命捍卫的政权。特别在后世记录者眼里，脸谱化地对一段历史盖棺定论仿佛成为某种约定俗成，而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卸妆”，拨云见日的解析就显得难能可贵。斯蒂芬·哈尔西创作、赵莹翻译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无疑就是这样一本良心之作。他在这本新著中的某些观点，与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其言论似乎更为大胆，其对晚清到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领域的观点别出心裁，且有相当丰厚的论据支撑。特别是其认为中国从晚期两次鸦片战争直到灭亡时已经进入现代意义的军事——财政国家的观点语出惊人，颇值得探讨一番。

　　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中鲜有将清朝当成现代国家讨论，更是无从谈起“财政——军事国家”这个概念，一般以为“财政－军事国家”，是指处于长期或剧烈军事冲突时期、为了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迫使公民交纳高额税收的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港口已被外国列强控制，英美日等更是获得中国境内的治外法权，对中国主权造成损害，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此时中国不应该是“衰败不堪、积贫积弱、王朝末路。”而本书所持最让人震撼的就是提出了“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清末统治的50年中对现代国家建构开始生根发芽，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花结果”的观点，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官僚体制、交通通信、军事等展开大数据般的论证这一言论。

　　毫无疑问，作者提出的这个论调，无疑给我们早已对清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定论一个华丽的翻盘，对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局势有了新的思考。随着大众对历史了解的深入，我们已经不能像中学历史课本那样简单一句“腐败无能”就把大清帝国所有的努力一笔勾销。但要说，承接大清帝国的民国官员们增加税收，扩大政府规模，建立起能够举全国之力的官僚体系，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新型军队，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捍卫主权，也有点差强人意却也不是胡说一气。虽然清朝和民国的努力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大清举国之力斥巨资购买的20艘军舰，最大限度减少中国被侵略的范围；民国时期民族主义改良派以夷制夷，培养了大量精通西学的国之栋梁，我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追寻富强的有识之士一直在追寻治国良方。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抗美援朝大战美国和核武器研发成功两件事上，让西方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中国才有底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西方强国平起平坐。

　　一般而言，我们普遍达成的共识习惯默认晚清商业依然是大清帝国的附属，在治国安邦上并无大益。而本书作者认为，晚清最后60年的中国商业网络限制了外国对华经济的渗透的深度，在1900年以前尤其如此。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中国最广泛的民众阶层没有消费能力，第二是中国人对毒品、煤油、烟草的需求一直很低。此外许多地方官员对“洋货”加收厘金，这无形中提高了洋货的成本。综合这几点，无意形成对民族品牌和产品的保护，增加国家税收。

　　在财政——军事国家中，财政往往是隐性的，这就像一个家庭里年收入多少，外人并不得知，但亮出家底的事儿必须做，这是衡量财力的时候，国家也是一样。在中国进入1850之后，历经了太平天国和两次鸦片战争，大清朝似乎是摇摇欲坠，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吹倒，但事实上，1842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去除通货膨胀因素，60年的时间，大清朝的税收翻了3倍，而在投入上则大量用于军事力量，最值得为人称道的当然是海军的建立，为了增强国力，与列强抗衡，大清朝改良了军队，组建了一支由20艘铁甲组成的海军舰队，建立近代军工厂。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在节目中介绍，当时中国海军力量堪称世界一流，甚至一度超过新中国的海军配备，只是在海军人才的培养上欠缺，所以最后战败。但即使如此，海军在加强中国国防力量，获得国际地位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使西方列强不再有借口介入中国内政，在中国建立正式的殖民管辖区。毫无疑问，军事烧钱是非常厉害的，怎么保证财政支持不掉链子，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虽然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枪炮还得白银换，清末一些能臣如李鸿章等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重商运作对国家综合力量的保障。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官府建立了近代轮船公司，这些轮船成为中国交通的新生力量，与外国轮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中国政府在增加财政补给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

　　军事虽然是国家最重要的力量表现，但没有其他方面的支持，军事力量则无法落实。其他方面的支持，还包括官僚体制，通俗而言就是公务员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对财政和外交格外重视，与之相对，每当新政发布，地方政府就迅速扩张。这在清朝早期是不存在的现象。比如厘金局和近代警察，它们都是巩固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但这与原有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也有某种关联存在，比如都要靠士绅阶层来维护。官员中的优秀者完成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官僚机构的基础建设，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也被打破。

　　除此之外，通信系统也是作者考察的对象，电报是清末引进，它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传播方式，提高了传播效率，重塑了中国的信息秩序。执政者利用这种新技术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且与列强的竞争中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比如中国商人利用电报从洋行收回“利权”，总理衙门在接收、处理和发布政治信息中提高了其中官僚体制内的地位，进而更好地进行外交、战争和贸易等。

　　当时间进入新文化运动，清朝业已灭亡，民族主义者开始接管国家。虽然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清朝有本质不同，但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而论，几代中国人历经探索的追求富强的道路一直没有隔断，保持着某种连续，这一点可能执政者都没意识到，但这是不争的事实。白银、枪炮和官僚体制是保持国家主权的关键，这也是1911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的治国之道的目标。这期间国民政府做出来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在国际上拿回很多公道并解除一些清末签订的不公平协议。在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三民主义革命家政治家那里，中国又将现代国家的构建迈出一大步，但质的飞跃是在赶跑日本人之后，在此之前的历史阶段，中国政府追求的是先在西方列强及日本的虎视眈眈下，求得生存之后的发展。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国，无论是封建名臣，还是民族政治家，大量的有志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一直在努力提高国家的军事战斗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路上夹杂着更加复杂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进一步完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体系，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到1950年止，中国已有了中央政府、现代警察、新式军队、宪法法律。虽然早在1945年就把侵略者赶出国门，但时至今日，依然在追寻富强的道路上奋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年的落后挨打的教训，我们的先人深有体会，他们以热血、智慧为国家的富强谋求出路，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探索和付出依然值得肯定。

　　从汉民族的民族情结谈开，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的屈辱史，但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一部中国人民不畏强权，敢于叫板欧美列强的斗争史。面对欧洲列强、日本强邻，当许多亚洲国家都俯首称臣沦为殖民地甚至被消灭，从地球上消失时，唯有中华民族忍辱负重，韬光养晦，挺了过来，且以其强大的文化基因未被殖民沦为真正意义上的亡国奴。回首历史，如果我们说一句公道话，这一百年的历史中，无论清朝、民国，皆有有识之士在为中国的富强寻求良方，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依然不愧为我中华好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