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存的艺术》是一本由[英]戴维•皮林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页数：2019-12-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生存的艺术》读后感(一)：几只虫

　　整本书读完收获满满，信息量很足，补了不少功课，也开启了许多新问题。

　　另外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几只小虫子～

　　应该是说日本的增长缓慢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打击，所以这里处理成“打压日本”就有点奇怪。同理，瑞士那句的意思大概是说，世界人民无需去担心瑞士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或说瑞士的影响不至于给我们造成麻烦。

　　额……

　　应该是“日本”？

　　《日本：生存的艺术》读后感(二)：几个有意思的新观点

　　

书里面大多数的观察以前就有所耳闻，但是作者的文笔还是很优雅流畅的，阅读过程中收获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知识，记录一下：

《菊与刀》助长了日本人本就怀有的那种自己与众不同的幻想，让日本战后更进一步切断了同亚洲各邻国的纽带关系，进而更加依赖美国。从本质上来讲，被日本人称为古代传统的许多东西只不过是现代的意识形态工具。

1985，支持日元走强美元走弱，帮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弥补美日两国的贸易逆差。之后的两年间，日元相对美元价值增长了一倍。日本银行认为日元走强会导致日本经济衰退，于是降息以维持经济繁荣，同时努力提振国内消费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如今西方国家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地下铁》，村上春树：我没有办法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极端分子团体犯下的极端的也是极其特殊的罪行”，然后就这么轻轻放过这场毒气事件。他并没有这次事件看作一场“罪恶的他们”对“无辜的我们”犯下的罪行，而是试图认真梳理日本主流社会，探究究竟什么为奥姆这样的邪教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土壤。

在很多方面，小泉都像是日本的巴拉克·奥巴马，做出了令人信服地改变自己国家的承诺。但事实证明，公众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变革，小泉也不总是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

日本女性在看不见的地方确实掌握着权力，这是事实。所有的日本男人多少都有点恋母情结。正因如此，日本女性看起来比较强势……你提到女性掌管家庭财政大权，但这也意味着男性不用操心究竟该攒多少钱，一旦你结婚了，你们不是变成夫妻，而是变成母子了。

日本的教育法规定，学校有权选择自己的教科书，教科书也将由私营机构印刷。

一旦核能成为一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资源，那么其安全性几乎就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

安倍经济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以及结构性改革。

日本对钓鱼岛的观点：1951年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没有提到钓鱼岛，因为这些岛屿并不是战争中被占领的，而是1895年1月14日被合法并入日本的。自1895年开始，我国政府就多次对这些岛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我们确认这些岛屿无人居住，也不存在任何标记证明它们在清朝统治之下”，这意味着日本在找到它们的时候是“无主之土”，不属于任何国家，根据国际法规定可以被纳入日本领土中。

东京是世界上各大都市中唯一一个拿着星巴克服务生就能负担自己的公寓的城市。只需要不到5.5年的平均工资，人们就能买得起一间距离市中心通勤时间一小时以内的公寓。无论在伦敦、纽约或者北京，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一条也太值得羡慕了！

　　《日本：生存的艺术》读后感(三)：差点被书名迷惑的一本好书

　　有时候，书名容易误导我，比如这本《日本：生存的艺术》。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中信书店发现了这本书。粗看书名，以为是一本探讨日本艺术和文化的书，并不在我的阅读喜好范围内。然而，真正促使我买下这本书，既不是因为封面村上春树的“推荐语”，也不是为了特别支援疫情之下的实体书店，而是该书的的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非洲版编辑，曾任《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及亚洲版主编。他的专栏涉及商业、投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话题，皮林撰写的日本专题报道及亚洲每周专栏为他赢得亚洲出版协会奖及英国报刊年度评论奖。以前，在FT中文网上阅读过戴维•皮林的一些文章，出于对这个名字和他文章的信赖，才使我买下了这本书。当然，完整阅读之后，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独特且有趣的书。

　　媒体记者，特别是有过驻外经历的记者写书并不少见，我认为这些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题类图书，就某一个课题进行专项讨论。比如，《朝日新闻》前中国特派员吉冈桂子的《人民元の興亡》、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和王鹏的《二阶俊博评传》等。这类图书与驻在期间的采访报道无关，但与驻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两国关系有关。

　　第二类是新闻类图书，主要是将采访报道内容整理成书。比如，《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的《日本当代名医访谈录》，就是将刊登在《日本新华侨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上的相关访谈内容整理成书。由于新闻篇幅有限，且受到时效限制，所以往往将个人采访或评论文章进行整合。

　　第三类是札记类图书，作者将驻外经历、采访体检和相关思考进行整理。比如，《光明日报》社前驻日记者刘德有的《在日本十五年》、《纽约客》前驻华记者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等。这类图书或多或少会涉及采访报道的内容，但又不完全以此为主，而是以采访报道为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我认为皮林的《日本：生存的艺术》恰恰就属于这一类，虽然掺杂了采访对象的观点看法，但更多的还是他个人心得体会，有点类似于采访手记，却又比采访手记更加深刻。

　　皮林的《日本：生存的艺术》共有六个部分，以及两个出版后记，主要记叙了2001年至2008年其在日本的生活。该书以2019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开篇，又以东日本大地震结束，这正是作者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所在，“我希望能够经由本书刻画出日本人顽强不屈的民族形象。”“这个国家虽然正面临困境，却也在不断地善变和调整，然而这些努力常常被外界忽视。”

　　尽管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了，但皮林在第一个十年里发现的日本问题，至今依然被谈论着，比如日本社会的少子老龄化。

　　皮林在书中指出，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确实严重，但并非是一个全然负面的问题。之所以日本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是因为日本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医疗水平维持高位。战后1947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分别是50岁和54岁，而如今则提升至80岁和86岁，远超美国。至于少子化问题，则是因为日本女性对生育的掌控能力更强，以及高等教育普及的结果。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但皮林在书中则指出，这样的现象并非日本独有，是世界趋势，而且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并不是日本，而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皮林在书中有提到通过延长退休时间、推动女性就业以及开放移民等方式缓解日本国内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我不知道皮林的建议是否新颖，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在十年前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如今已经被安倍政权化为了具体的措施。

　　皮林在书中还敏锐地指出了一点，即日本社会并不缺乏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效率被浪费了。相信很多去过日本的读者朋友都会被热情周到的日式服务、精致美丽的日式包装所吸引，但皮林认为这是浪费的劳动力，店员对客人进店离店的鞠躬，并事无巨细的确认（如喝热水凉水、拉面煮的硬一点还是软一点）、专门按电梯的服务小姐等，其实是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而且还反映出日本“不缺”劳动力。不过，皮林2019年再次回到日本时，发现这种情况大为改观了——“我研究了一会儿菜单才发现没有人来给我点餐，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的平板设备。人们点击自己想要的餐点图片就能够直接将信息传送到厨房，只有这样做之后，餐点和清酒才能上桌。”

　　皮林对这样细微变化的观察，让我很佩服。今年1月，我曾前往东京，在留学期间打过工的牛肉饭连锁店松屋吃了几餐。与从前不同，现在变成客人在自动贩卖机下单，然后将菜单交给店员，做好后，店员会叫号由客人自取，吃完后，客人还需要把餐具送到指定地方。记得我打工的时候，这一系列事情都是由店员来完成的。遗憾，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变化。

　　在《日本：生存的艺术》中，皮林还分析了“日本独特论”的成因，他认为外国人其实助长“日本独特论”的形成，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写道，日本是“有史以来美国的劲敌当中最让人费解的一个。”“在与其他主要敌人对敌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要这样认真对待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的情况。”皮林认为，《菊与刀》的潜台词就是“日本的行为准则同西方人完全不同，所以应该将日本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对待。”我想，正是由于《菊与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书本身的影响，才使得“日本独特论”至今依然有着广泛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蕴含丰富思想的学术著作普及，是否也意味着其他新观念难以形成呢。当然，皮林并不认为日本有多独特。

　　最近几年，受益于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大背景，许多关于日本的英文、日文图书被翻译引进，其中不乏日本研究大家的作品，这有助于普及调整中国公众的日本认知。但我也注意到，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并不“新”，即距离原著出版时间相隔有点久远，或书中描述探讨的日本社会有些久远。相较而言，皮林的这本《日本：生存的艺术》算是比较“新”的了，英文原版于2019年3月出版（日文版于2019年10月出版），且书中内容是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还不算太过久远。在我看来，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日本：生存的艺术》读后感(四)：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会沉默好一会儿。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了。

　　靖国神社是日本，原爆遗址的和平纪念碑也是日本。深夜娱乐节目里导演找来女优研究什么食物贴在胸部看起来最像激凸是日本，72小时在小酒馆诉说人间冷暖情怀也是日本。40岁的啃老族宅家是日本，15岁的印度裔少年白天打工晚上上学也是日本。佐佐木希和渡边杏的渣男老公是日本，伊藤诗织和松子deluxe也是日本。东大毕业进大企业加班社畜升官发财是日本，NEET无欲望不消费也是日本。

　　ABCDE到Z，以上都对。可是单独拎出来，又都不对。

　　“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国家？”这本书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作者同样碰到了这个问题。David Pilling曾任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及亚洲版主编，他曾经长期派驻日本、学日语、学茶道，也曾经跟日本自由摄影师一起带着盖革计数器深入被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污染的腹地。他的职位让他可以跟一任任日本首相对话、跟他们的智囊斗智斗勇，也可以和东条英机的孙女一起吃饭。他的脑子有外来者的警醒，因此并不容易被“菊与刀”这类的bullshit洗脑。他习惯用西方的逻辑来思维，因此可以逃出东亚和稀泥酱缸文化的陷阱。他出身英国，一个漂在欧洲大陆之外藕断丝连却又若即若离的岛国，这让他看待日本的眼光更加独到有趣——这是一个岛国人在看另一个岛国人，但两个岛屿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文化、因为所谓的“日本性”吗？拨开这层面纱之后，背后又是什么呢？作者试图从日本遇到的危机（海啸、福岛核电站），日本的地缘政治，“日本性”文化的本质，日本的现代化历史，日本的泡沫时代、失落的十年，日本人的“日本梦”的变化，日本政客的代际变化，日本被广为诟病的男权社会，以及日本公民社会的兴起，一点点抽丝剥茧出日本社会的真面目。

　　这本书需要一个耐心的读者，因为全书并不是“总分总”的结构。作者在前言里已经向读者坦诚了这一点——他并不认为“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国家？”是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的问题。相反，这个问题有太多答案，并且答案与答案之间相互纠缠、相互矛盾，却又同时存在。唯一公正客观的回答方法就是耐心地抽丝剥茧，一章章深入打开日本。

　　当然，如果想要省力气、耍赖皮，办法总是有的。“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广为流行、并看似正确的唯一性答案，即所谓的“日本性”。“日本性”即是把构成日本的所有相互矛盾、相互纠缠的元素统统以“独特的文化“来解释——为什么福岛核电站会搞成这个鬼样子？“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日本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受害者，政府和财团却还如此痴迷推动核电发展？“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日本如此沉迷既定轨道式的个人发展，要么考上好大学进入好公司成为高级社畜，要么就只能打零工啃老过一生？“这就是日本。”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福岛核电站事件的后续处理。日本国会的调査报告在一通调查之后竟然没有将这个让日本几乎灭国迁都的灾难归咎于任何特定的个人，而是将其归咎为日本文化——“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诸多陋习：不加质疑地服从，不愿意质疑权威，坚决“紧跟程序'，盲目的集体观念以及岛国心态。”

　　真是完美掌握了“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捣糨糊技术——你看，这是日本文化的错，也就是所有日本人的错，也就不是东电高管和日本政府的错，所以就不要去纠结是谁跟谁沆瀣一气让这么老旧的核电站继续运营，也不要去细看日本的体制有什么问题，还是让身在高位的人继续身在高位，继续建核电站继续挣钱恰饭吧，不改变就是最好的改变，千万不要影响财团和高管继续恰饭，他们是不会因为死了几个人就改变的。

　　作者援引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研究专家杰拉尔德・柯蒂斯的话说“让文化背锅就是在逃避责任”。日本独有的文化根本不能解释福岛核电站的灾难，因为“原子村”内部沆瀣一气的现象并非日本所独有——难道美国的金融家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就没有私下勾结吗？当美国规模最大的那些金融机构把它拖向金融毁灭边缘的时候，监管机构不也是对此视若无吗？

　　作者说：所谓的“日本性”也许并非在描述“文化”，更像是对战后官僚机构和行为准则。这些行为方式成就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却也造就了福岛核电站的灾难。官僚主义的精英计划，集中国家的资金发展特定项目，很少征求全体选民的意见，这些都是战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做法当中蕴含着灾难的种子。核工业的保护者感觉自己是在执行一项国家任务，要不计一切代价发展核能。这使得他们成了“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完全不受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检查”。

　　作者认为日本还是有救的。日本民众在海啸和福岛核电站灾难中发现，他们的政府和官僚根本指望不上，反而是民众在自救、在守望相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人在灾后筹集了297根香蕉给受灾地区，但受灾地区的官员拒绝接受，原因是他们那有299个人，没法平均分配297根香蕉。既然不符合官僚制度的平均分配要求，那干脆就不要了，一起饿死算球。

日本人们不相信政府能够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应对辐射，很快，它就全面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海啸之后，日本领导人的表现使得本就对日本政治体制没有多少信心的日本民众对其更加不满。一种情绪已经悄悄地酝酿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相信日本人民比他们的政府更能干也更可靠，这个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好是在政治领域之外进行探索，如今，这种看法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海啸和福岛核电站灾难给日本民众带来了转机，在对政治和官僚绝望的同事，日本的公民社会借助着灾后重建兴盛了起来，volunteer一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赞同的理念，成为不同于日本传统价值却符合朴素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日本梦”。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在谈到东电集团在福岛的集体主义失败时说：“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个体，自己究竟有什么责任。”作者说，这意味着强化“公民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份报告不是为了帮助谁推卸责任，其实在号召个人和集体的行动。

　　“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答案是，日本很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依靠守望相助来松开官僚制度打下的死结，让卡在官僚制度中无法动弹无法呼吸的受害者得到一点新的活力。

　　这个答案让海峡这边的我们心中多少泛起了一丝苦涩。

　　关注日本的朋友往往互相有一种默契，觉得日本的发展道路可以作为中国的参考。看到日本的未来也许在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大大的问号随着苦涩飘了起来，那么中国的答案又在哪里呢？

　　《日本：生存的艺术》读后感(五)：精致与剥落——《日本：生存的艺术》读后

　　一、引言

　　戴维·皮林在2001年—2008年间，曾以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和东京分社社长的身份在日本工作、生活。他很早就想动笔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但真正促成他动笔的，是在他离开日本三年后的2019年3月，他受命再去采访经历了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打击”的日本。

　　在《日本：生存的艺术》一书中，戴维·皮林分析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影响，重点描绘了“黑船”来袭后，日本“脱亚入欧”的艰难探索，即从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剑走偏锋在二战期间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及战后在废墟上的迅速复苏，取得了经济领域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巅峰。同时，他也着重探讨了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在这三十年间的步履蹒跚，面临的通货紧缩、人口老龄化和外交危机等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戴维·皮林发挥了记者的特长，采访了日本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声音，以鲜活的方式呈现了日本的精致与剥落。

　　二、岛国意识带来的隔阂

　　戴维·皮林说，“文化并不是一张你可以随意点餐的菜单”，他感叹，“每次离开日本的时候，我都会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就像指缝间的水一样慢慢溜走。”著有《日本镜中行》的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说，“研究日本就像是在研究一个隐藏在亚马孙丛林中的神秘部落”，“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对它感到陌生。”

　　1977年，诗人兼英文教师森让二写了一部名为《无壳蛋》的论文，讨论日本社会的群体性取向。他说，“欧美人就像是有壳的鸡蛋，是具有自我边际的个体。日本人恰恰相反，他们没有壳——黏糊糊的，没有硬质边界，外形不定，随时可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倾向于用同家庭、村庄、工作单位的关系以及上下级、亲属内外这些概念来定义自身。”

　　森让二形象的比喻，是对日本人性格的精彩描摹。这种群体性取向，既可以成为日本凝心聚力迈向超级大国的源泉，也使日本易陷于民族主义对外扩张的泥潭。正如宫崎市定对日本二战的反思所言，“当少数人开始失控的时候，日本社会几乎不存在能够对此加以制约的力量，并且会反过来被整体卷入失控状态，这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的通病。”

　　戴维·皮林援引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对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评论，认为这部战后研究日本的名作是“21世纪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宣传作品之一”，“这本书助长了日本人本就怀有的那种自己与众不同的幻想，让日本在战后更进一步切断了同亚洲各邻国的纽带关系，进而更加依赖美国。”

　　戴维·皮林说，日本人所具有的岛国意识，使得今天的日本“在亚洲地区非常孤立，它同邻国，特别是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因历史遗留问题而矛盾重重。它既无法融入欧洲，又不能全然融入亚洲，颇有无所适从之感”。岛国意识带来了隔阂，使战后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危机难于缓和。

　　三、福岛核泄漏暴露出的问题

　　据布雷特·L. 沃克的《日本史》：1954年，自民党批准了2.5亿日元的第一笔核电预算。从1970至2007年，日本政府在核电上花费了100万亿日元，接近所有公共能源费用的三分之一以及95%的能源研发国家预算。到80年代中期，除了冲绳电力公司之外，所有的日本电力公司都已运营核电厂。核电厂生产了日本约30%的电力。

　　事实上，尽管核电对日本很重要，但在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核反应堆使用过的燃料就已经超出了其再处理的能力。2019年3月，地震、海啸之后的福岛核泄漏，更是暴露出“日本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各种问题已是积重难返”（戴维·皮林）。

　　让我们随戴维·皮林一一审视：

　　（1）三起熔堆事故后，周围城镇被要求撤离的人数共计15万，整个疏散过程组织的非常混乱，许多人不知道疏散的原因是发生了核事故。官方在告知方面，是否不够尽责？

　　（2）整个核电站被建在海滩上，同陆地之间由半圆形的山脉隔开，核电站与巨大的海啸之间唯一的屏障就是一道19英尺高的防波堤，而海啸引发的巨浪高达46英尺，核电站显然不堪一击。核电站在规划之初，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3）海水进入核电站，导致冷却系统停机。东京电力公司运送了一台发电机到现场，结果发现它的插头跟电站的插座不匹配。备用冷凝装置停机后，铀燃料棒将周围的水烧至沸腾，最终引发了辐射性气体的爆炸。适配问题之所以出现，显然是东京电力公司对于自己运营的核电站的无知，这也与日本人惯常呈现的严谨大相径庭。

　　（4）本应对核电运营企业起到监督作用的核能安全保安院，隶属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核技术最热情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戴维·皮林不无讽刺的说道，“这就像是让全国步枪委员会负责枪支管控工作”，监管怎么可能有效？福岛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电站内部老化磨损的管道系统就像是随时都会爆炸的“妖怪的血管”。海啸袭来的时候，福岛的经营者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大巴车疏散所有员工。

　　（5）对于是否要采取向反应堆灌注海水的措施，东京电力公司也因考虑数十亿美元的设备会因此永远报废而顾左右而言他。核电站站长吉田雅夫勇气可嘉，自行决定向反应堆灌注海水，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敢决断。当灾难愈演愈烈时，东京电力公司总裁选择了“消失”，“龟缩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完全没有企业应有的担当。

　　（6）另有消息表明，一些被疏散者其实被疏散到了辐射水平更高的地带，因为政府没有发布风向改变的消息……

　　相较东京电力公司的失职和政府的不够作为，日本公益组织在核泄漏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戴维·皮林引用绪方四十郎的话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士兵都很优秀，但是指挥官太糟糕了。”东京大学社会学家白波濑佐和子则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失望，“过去大家都说日本是个以上御下特征明显的社会。但是我们已经明白了，原来没有领导人我们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四、结语：不是药方的药方

　　戴维·皮林基于对日本的理解，给日本开了一个这样的“药方”：“如果能够少一些故步自封，少一些保守，不再回避其近百年来的历史暴行，或者能够以更积极的姿态让女性发挥才干，它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如果能够建立起鼓励民众更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制度，或者达成政治体系的平稳运行，其发展一定可以事半功倍。毫无疑问，它还应该通过经济自由化、开放贸易和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积极努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如果能够培养出更具原创性思维的年轻人，这个日本社会也会变得更有活力。从中长期来看，它应该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者双管齐下，才有希望解决金融方面的各种麻烦……然而这样的清单大多都流于表面且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根本性问题。”

　　“药方”的结尾，戴维·皮林用一个“然而”推翻了自己所有的假设。

　　日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想到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推崇的“百姓道德”。“百姓道德”是德川时代三百年间培养起来的，它“以自然为信仰对象，所以不勉强、不急功近利、不求名，耐得住困苦，经得起考验”。宫崎市定认为，“在资源匮乏的日本，如果我们不爱惜这种精神资源，那么无论我们在表面上取得了怎样的经济成就，都将是华而不实的繁荣，难以长久。我们须知，经济的高速增长既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那么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轻易地离我们而去。”

　　事实上，在今天这个动荡而又高速发展的时代，如果日本真能守住“百姓道德”，应该会带来一些改观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