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和天下》是一本由陈康令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57图书，本书定价：48 元，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礼和天下》精选点评：

　　●相当不怎么样的一本书

　　●呵呵，我看到作者自我介绍说去过全球100多个城市

　　●讲古代中国的书，参考文献里列的古籍竟然只有岳麓的《周礼·仪礼·礼记》，连二十四史甚至前四史都没有……而且唯一的一本古籍，也只是简简单单地标了个点校者……岳麓选的是郑注总得讲一下吧？(虽然我有充分理由怀疑作者并不知道郑康成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顺便既然开始刷分了，这里多说一句，作者可是亲口承认觉得读排印本的竖排繁体文言“很累”，这能做古代中国的研究？史料引的都是《中国通史》之类……书里明明提到过《史记》啊《尚书》啊，干嘛就不能列一下版本？参考文献更是列得不知所云，连《辞海》都放进去，是想炫耀“世博珍藏版”吗？甚至一篇讲翻译学的文献都要塞进去……参考文献都不过关的书，能好到哪去？拿了什么什么奖？这只能说明现在评的奖根本没有参考价值。

　　●大气磅礴

　　《礼和天下》读后感(一)：10个探索和创新

　　这本书的主要探索和创新

　　1、系统分析过去2000年的东亚国际秩序

　　2、从跨学科视野挖掘“礼”的研究内涵

　　3、从四大地缘区域视角考察传统东亚秩序

　　4、深入揭示“中央国家”的核心角色和影响

　　5、对应西方“国际法”提出东方“天下礼”

　　6、阐释古代东亚“长稳定”“4Li稳定模型”

　　7、描述传统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三阶段过程

　　8、突破“极型结构”，构建“塔型结构”

　　9、解释1760-1840年东亚“礼治下的和平”

　　10、勾连“中国礼仪之争”与国际关系研究

　　《礼和天下》读后感(二)：复旦博学文库《总序》

　　为了进一步提高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影响力，传承中国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精神，展示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果，2019年7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联合策划出版“复旦博学文库”，计划从每年毕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学位论文中评选若干篇优秀论文，以学术专著的形式结辑出版。2019年出版的“复旦博学文库”第一辑即收录了六篇博士论文。

　　入选各辑“复旦博学文库”的论文，是在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评后推荐的几十篇论文基础上，经学校评选委员会遴选产生的。无疑，它们代表了我校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准，反映了我校博士研究生们在这些学科领域中创新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需要说明的是，入选“文库”论文的指导老师们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尽管每篇论文都是各位博士研究生的独立之作，但与其导师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编辑和出版“复旦博学文库”，对我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所培养的文科类博士研究生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免担忧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质量是否存在问题。从近年来各级论文盲审和抽检等渠道所获得的信息看，存在严重缺陷的博士论文比例依然高居不下。这些问题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独到的见解和细致的分析。许多研究工作虽然不乏某些闪光点，但只对一些表面现象和统计数据进行浮光掠影似的探究，缺乏有洞察力的认识；二是投入研究的时间不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但一些研究生原有的学术功底不太扎实，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在学习和科研上投入时间又不够，达不到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三是写作不规范，缺乏缜密的逻辑和推理。更有甚者，学术违规行为和抄袭现象屡禁不止。因而，进一步端正学风，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了我校导师、研究生和管理者需要共同承担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博士研究生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研究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探索过程。每一项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均是师生们反复斟酌选题、认真设计方案、仔细分析结果后所获得的，是他们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晶，也是随时间而积累的产物。事实上，博士研究生们为修改和完善论文而延长培养期限的情况也日趋普遍。尽管此次入选的论文中还存在一些写作仓促的痕迹，但从总体质量上可以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研究生论文的标杆。出版“复旦博学文库”的初衷就是希望扭转当前较为浮躁的社会风气给研究生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能促进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而且能为人文社会科学方向在读博士生们的学习和科研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促进我校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体质量的提高，对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论文质量真正起到引领作用。

　　衷心祝愿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不断发展，收获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期望“复旦博学文库”越办越好。

　　研究生院院长 钟扬

　　说明：“复旦博学文库”是2019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钟扬院长大力支持下所推出的出版项目，是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钟扬院长生前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坚持每年都亲自为当年结辑出版的文库写序。2019年9月，就在他准备为第三辑文库撰写总序之时，突然遭遇车祸不幸离世。我们将钟扬院长为第一辑、第二辑文库所作的总序加以整合并略作删改，作为以后各辑文库的总序，以此铭记钟扬院长为复旦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礼和天下》读后感(三)：让礼治拥抱公共外交——“《礼和天下》纵论”之一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发生在社会内部的管理与发展，还作用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

　　复旦大学陈康令博士在《礼和天下》一书中，就围绕传统东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礼治因素进行了全面详细地剖析，明确提出“礼治稳定说”，并就礼治因素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礼治是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意义不亚于以实力为依托的统治：

所谓礼或理，就是传统东亚秩序中由中国主导制定，此后逐步被各个地缘次级区域主要国家接受，具有普遍礼仪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如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等。礼跟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规范非常相似，但传统东亚秩序中的礼（理）不仅跟主导国家的实力（力）密切相关，而且还直接事关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利），因此是比规范更为复杂的概念。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所谓的“礼秩”。

　　这种分析不仅对“礼治”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比较精准的总结，同时对今后指导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公共外交”这一理念自被提出后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人眼前，并作为“礼治”的另一种补充在协调国际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首往昔，公共外交的理念和行动早已有之，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与美国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交谊就是公共外交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美国对华封锁和遏制而与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开展的民间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而以上公共外交实践也在事实上对当时局势的改善发挥了柳暗花明的作用，可以说公共外交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九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要求我们在开展与外国政党交流的时候，不仅要和政党、政要以及政党领导人打交道、交朋友，同时还要重视开展公共外交，重视支持开展民间外交。使本已有了长足发展的中国公共外交进入了更全、更快、更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可以说公共外交的规模和水平正以日新月异的趋势向前发展。

　　我们从《礼和天下》中可以读出，随着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就越稳定。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逐步壮大使中国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国际层面的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礼治原则、礼仪逻辑、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传统东亚秩序以礼治为核心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和平性、稳定性和可靠预期的基本特征。公共外交则在其中发挥着有效的主推作用，加强民间交流，促进文化传播，增进人民感情，可以说，礼治既充实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目标，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推动实现着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一名从事四十余年外交工作的外交官，我曾专职从事于政府外交，随着工作经历的丰富，我也亲身参与并感受到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而礼宾司工作的经历，也让我对于礼和思想有比较深刻的感触和体会。近年来我参加了很多企业、单位、院校等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礼仪文化培训工作，也出版了《礼赢天下》《外交官说礼仪》《新编公务员外事礼仪》《亮出最好的自己》《足迹：一个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等著作。这既是对礼仪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同时也是对公共外交的一种实践与拓展。

　　人们常说，“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因此，人们有责任学习公共外交，恰当地开展公共外交，因为相比政府外交，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有时也会在国际博弈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那么，如何更好地培养公共外交观念，提高公共外交能力呢？我根据自身的外交经验提几点建议：

　　首先还是要从自身做起，细致来讲，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尤其是要自信，要重视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精髓，如此在对外交流中我们才能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做好公共外交的传播工作。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了解外国社会的礼仪文化风俗，知晓禁忌才能互相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分歧。

　　其次，基本功做好，就要根据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解决和改进，认识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相关知识的拓展和培训，创新公共外交形式，提高群体参与度。

　　最后，加强与企业、专业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公共外交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公共外交突显的是“交”字，只有多多参与其中才能不断应用，不断进步，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优化公共外交的整体架构，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公共外交能量。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的不断崛起和壮大，我们的政府外交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举步维艰变得愈发从容自信，我们的公共外交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贯穿其中的是礼治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并与我们的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相辅相成，进一步推动祖国在新时期以更踏实、更繁荣的姿态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作者张国斌系资深外交官，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

　　博览群书 2019,(03),79-80

　　《礼和天下》读后感(四)：《礼和天下》序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能不能解释东方的历史，向来是学界争论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东西方相互交往日益密切的现代似乎没有多大学术价值，但要回溯到东西方缺乏交往的历史时代，其意义就非比寻常了。毕竟，东西方历史在发生真正的碰撞之前是很难通约的。即使存在相似的历史现象，也很有可能源自不同的历史根源。例如，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形成了“百年和平”的局面，尽管存在像克里米亚战争这样的冲突，但在欧洲没有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而欧洲“百年和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多极均势。与此相似，在东亚，从1759年清朝统一中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八十余年间，也存在一段显著的和平和稳定时期。这个时期除了因安南和缅甸国内政权更迭而导致中央国家的武装干预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国际战争。但与欧洲“百年和平”不同，东亚的长稳定显然无法用均势的逻辑加以解释。那么在缺少均势的情况下，东亚的长稳定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便是陈康令博士论文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则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成果。

　　陈康令博士主要从礼治的视角来诠释东亚的长稳定。该书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对于在传统东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礼治因素进行了全面剖析，明确提出了“礼治稳定说”。中国无疑是传统东亚秩序的主导国，但中国何以能够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实力优势，恐怕规范力量，即“礼”或“理”，也是不可或缺的。跟大多数既有研究着重从实力角度解释中国与传统东亚秩序的兴衰不同，陈康令分析的焦点是礼治因素。他认为，礼治是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意义不亚于以实力为依托的统治。所谓礼或理，就是传统东亚秩序中由中国主导制定，此后逐步被各个地缘次级区域主要国家接受，具有普遍礼仪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如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等。礼跟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规范非常相似。但在陈康令看来，传统东亚秩序中的礼（理）不仅跟主导国家的实力（力）密切相关，而且还直接事关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利），因此是比规范更为复杂的概念。陈康令进而提出，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所谓的“礼秩”。他形象地用一大三小镶嵌在一起的四个正三角形来描绘传统东亚秩序的4Li稳定模型。其中，“理”三角由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三个礼治原则构成；“力”三角由示威、示好、示范三种礼仪逻辑下的权力运用方式构成；“利”三角由册封、贡赐、和亲三大主要天下礼制构成。

　　陈康令不仅从礼治角度提出了传统东亚秩序的稳定模型，而且还进一步将传统东亚秩序的结构更为贴切地概括为“塔型”，从而超越了大多数现有研究持平面视角的局限。这是他在这本书中做出的第二个理论贡献。传统东亚秩序在很长时间里被绝大多数学者描述为一种“同心圆结构”——即以中国为中心，根据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经贸、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亲疏远近，由内而外依次划分成几个国家圈。如果说这种“同心圆”结构描述了传统东亚秩序的横向结构特征，那么张小明教授提出的“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1)便是对传统东亚秩序纵向结构的揭示。陈康令将这两种思路结合起来，把传统东亚秩序的结构看作立体的，即“塔型结构”。他认为，传统东亚秩序之所以能形成稳定大势，不仅在于理、力、利的积极互动形成了有利于稳定的礼治，而且在于传统东亚秩序以成熟的礼治为内在核心，发展出了某种塔型结构，既能反映传统东亚体系中横向的层次性，也能体现其纵向的层级性。这种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确保中央国家具有最高国际权威，以及各国之间的行为意图具有很高的确定性，长稳定因此得以形成和维系。历史上，传统东亚秩序的演进经历了从覆钵塔型结构（公元前2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中叶），到准楼阁塔型结构（公元7世纪中叶到公元13世纪中叶），再到楼阁塔型结构（公元13世纪中叶到公元19世纪末）的演进历程。

　　陈康令的“礼治稳定说”告诉我们：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越稳定。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逐步壮大使中国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国际层面的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礼治原则、礼仪逻辑、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传统东亚秩序以礼治为核心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和平性、稳定性和可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和平性、稳定性和可靠预期的基本特征。在我看来，“礼治稳定说”对传统东亚秩序的解释要好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或治下和平论，也优于在东亚非常流行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等级结构等理论。

　　此外，陈康令的研究还有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就是他的研究方法既没有简单套用，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东亚历史出发将东西方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对传统东亚秩序进行诠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光转向东亚历史和文化。但不论域内还是域外学者都很容易犯下以现有理论考察历史的错误。证明古代东亚就有民族国家，或国家形成的逻辑与西方无异，抑或证明在古代东亚国家之间也会因国家利益而采取或随强或制衡的战略，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东亚历史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从而能够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有所贡献。例如，和、礼、仁、势等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些概念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存在对应物，将这些概念理论化，一定会对相关的理论发展有所推动。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做的一项研究，也结识了不少认同这种看法的同道中人。但囿于自身历史和哲学知识的匮乏，这项研究计划没能如愿开展。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的博士生陈康令不仅开始了这项研究，而且已经找到了适合的路径。我知道这本专著只是他这项研究的起步，因此我期待他不断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潘忠岐

　　2019年5月1日

　　(1)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礼和天下》读后感(五)：用文化自信促两岸融合——“《礼和天下》纵论”之二

　　最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主讲的电视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在东方卫视开播，首播收视率冲上全国前三名，在网络平台上也引起热烈反响，连微信当中的文章转载量都可以轻松到达10 万+。可以说，这是为传播正能量的思想类节目成功“正名”了。

　　担任制片人的我要负责提前向观众征集问题和节目录制前后的讨论。有不少年轻观众在谈到国际社会质疑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能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时，除了会引用张维为教授一系列有关中国自信的书籍，还提到了《礼和天下》一书，比如当中的“4Li 稳定模型”和“塔型结构”等概念。

　　当时一句话突然就从我的心底冒出来：“加强文化自信，中国青年已经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三年多前，陈康令跟我谈起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和出版计划。说实话，那时我只觉得这是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不一定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成为畅销书。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就迅速登上了几个网络售书平台的畅销书排行版，还连续加印了好几次。

　　令我诧异和佩服的是，这位我们平常开玩笑叫他“上海小开”的年轻学者，不去热火朝天地创业或者炒股，却偏偏选择静下心来看了那么多书，并且勇敢地去做原创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该书对从秦到清的2000 多年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历史实践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考，为我们这些研究、实践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体人提供了不少启发。

　　我长期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经常和外国媒体界和知识界打交道，曾被BBC 用三千英镑的月薪邀请拍一些片子黑中国，比如所谓的奥运会征地失地的农民悲惨状况，也常常被老外们追问中国会不会重新要求其他国家“称臣纳贡”。

　　说实话，这些刁钻的问题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回答或者破解。我也很明白，要抛开固有的西方思维定式来进行中国人自己的思考有多难。而这个困境的产生，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被埋下了伏笔——中国人缺乏自信实在太久了。

　　幸好，学者们正用越来越多的国际比较和实事求是的研究，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弹药”。比如《礼和天下》书中的一条严谨详实的注释就能帮助大家“拨云见雾”，改变对“朝贡”的误解：

蒋廷黻在1936 年所著“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一文中，将传统东亚秩序中的“朝贡”一词翻译成“tribute”。在此基础上，费正清在1941 年的论述中首次系统性地阐释了所谓“tributary system”是如何作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制度而发挥作用的。后世学者便将此“tributary system”回译为“朝贡体系”。然而，西方所谓“tribute”跟东方所谓“朝贡”似乎并不具备同样的含义，前者充斥着主导帝国对周边政权的征服、强制、压榨、掠夺。相比之下，传统东亚秩序的中的“朝贡”的根本内涵并不是经济剥削。“朝贡”之“朝”，本意为觐见天子；“朝贡”之“贡”，本意为向天子进献贡品（多为当地特产，而非税收）。朝贡本为先秦时期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联系制度。经过不断演化，广义的朝贡是指一系列维系中外关系的制度规范，狭义的朝贡则是指传统东亚秩序中的一种贸易方式。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我曾多次在陕西主持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大典，这个一年一度的隆重仪式一直受到海内外华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很多老一辈人眼中，黄帝陵这里就是自己永远的根和魂。深度参与活动的过程让我对于华夏文明悠久和灿烂的历史有了更多体悟，这些体悟也在和台湾同胞的交往中不断加深。

　　当年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返乡老兵探亲团回到大陆第一站不是回家，而是去祭拜黄帝陵。我去年曾经在台湾采访过当时的亲历者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他回忆起当年的祭拜情况依然热泪盈眶。1988年1 月18 日，首批回大陆的24 名台湾退役老兵抵达黄帝陵。“返乡探亲团”团长何文德恭读《祭黄帝文》。当他念到“ 今遂夙愿，探亲返乡，鬓髦虽衰，乡音未改”时，在场的人都不禁泣不成声。

　　从2008 年两岸开始大开放、大交流的时候开始，作为大陆第一批赴台驻点的地方媒体记者，我每年会在海峡对岸待上半年。我的切身感觉是，进入21 世纪的这二十多年来，大陆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台湾却在不断向下沉沦。当年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时候，曾向全世界发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民族将全面复兴”这样的豪言壮语。

　　但是，然后呢？这些年岛内政治恶斗，经济衰落，更重要的是台独政客不断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导致年轻人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成了无根的漂萍。曾经一度自诩保存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岛，如今“礼崩乐坏”，让年轻人对未来越来越茫然。

　　最近，台北故宫博物院向日本出借颜真卿《祭侄文稿》，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更是引发了两岸民众的巨大愤怒。微博人文艺术大[email protected] 苏耷水直接质疑道：“《祭侄文稿》已经不只是一件书法作品了，它不仅记录了一代宗师的一生，也记录了盛唐的毁灭。颜家满门忠烈，被叛军碎尸万段，留下这么个遗迹。这种东西是可以借到海外展出做政治献媚的吗？”而台湾岛内除了部分统派人士痛心疾首，大部分年轻人已经对此无感。

　　不难看出，这就是民进党“去中国化”的题中之义。我其实在大半年之前就发文担忧，“得好好看好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国宝啊。别被汉奸政客糟蹋了。那是咱们两岸中国人过去的共同记忆，也是现在、未来共同的纽带。”

　　我们知道，说到年轻人喜爱的文创产品开发，台北故宫可以说是北京故宫的老师。早几年“ 朕知道了”胶带纸、“翠玉白菜”伞等文化创意商品在两岸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广受欢迎，甚至一度还引发抢购潮。但现在“台北故宫”的文创已经被大陆网友嫌弃了，就连他们的前负责人都感叹，不管是策展、文创产品的开发、文化教育，北京都已经全面碾压台北。

　　反观大陆，北京故宫“一呼百应”，带着国内众多博物馆集体成为“网红”，推出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一系列明星剧作，怒刷了几波文化自信。

　　而这一系列现象级故宫文物热潮最大的推手是大陆年轻的网友，是各个网站上聚集的“国风少年”们。这些年轻人自觉、自发地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展现出真正的大国自信。也是他们成就了《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国风美少年》等经典文化综艺节目。

　　这背后既体现了我们对“历史老人”的尊重和敬仰，也反映了中国青年的创意、品味和潜力不仅被高度重视，而且被充分激发，是实实在在地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再回过来看《礼和天下》这本书，既没有简单套用，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从东亚历史出发将东西方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对传统东亚秩序进行诠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光转向东亚历史和文化。但不论域内还是域外学者都很容易犯下以现有理论考察历史的错误。

　　陈康令则通过研究东亚和中国历史， 对“礼”“和”“势”等一些新的中国特色概念和理论进行提炼和升华，不仅能够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有所贡献，也对我们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大有裨益。相信这也会对两岸的学术交流提供更多新的启发和思考。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身居两岸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人，开始“睁眼看大陆”，开始找回原本就应该在自己身上的“中国魂”，那就是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中国文化。

　　其实，当年台湾同胞在最自信的时候说的“中华文化是两岸统一的最大公约数”，今天依然适用。当大陆年轻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自信，便也会影响台湾的年轻人，就像当年台湾的流行文化影响大陆一代人那样。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基因，文化自信是和“台独”做斗争的利器，也是两岸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心灵契合的终极统一的催化剂。

　　（作者叶青林系浙江传媒学院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任，前资深驻台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博览群书 2019,(03),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