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通鉴论》是一本由王先志著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船山通鉴论》读后感(一)：《船山通鉴论》书评

　　非常有幸拜读了《船山通鉴论》，毛泽东曾说过“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足以品出其中的深意，王船山是以思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家。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够透过其深入浅出的讲解，走进《资治通鉴》。

　　本书包括16章，《船山通鉴论》顾名思义，是作者王夫之对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实及其评述写出的读后感。全书既是对“通鉴”记载的从周秦至五代史实的评论，也是对司马光及其编撰团队历史观点的评论。在本书的一些观点中王夫之对历朝的政治都不满意，观点也多有偏激之处，老了还能保持这种“愤青”精神，实属难得。不过“愤”出水平来是不容易的，王夫之靠的是他的思想、见识和学问，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并不是浪得虚名。

　　一个朝代的灭亡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只是改了就黄历而已，对于明朝灭亡，外族入侵，王夫之深受重创。希望在历史中找出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通鉴论》其实也是王夫之的《资治通鉴》。王夫之反对朱熹的理学，认为李贽的学说是异端邪说，他写《读通鉴论》也有摧异端求正理的理想在内，目的是为了“适于用”，经世济用，这和朱熹的谈性说理只说不做有着根本的不同。

　　王夫之对外族深恶痛绝，恨不得画一条楚河汉界来分开夷夏，恨不得像对待禽兽一样对于外族人。这种观点在现在无疑是不适用了，而且元朝和清朝早就已经归于中国的范畴了，都是少数民族嘛。不过当时的人不这么认为的，夷狄进占中原就像近代日本入侵中国一样引人愤慨。对于外族与中华之别，王夫之认为，每个地方都有他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什么地方住什么人，中原地区自然住的是中国人，外族人不能离开他们的塞外边疆入侵到中原来，中国人也不必占领塞外地方，不然的话文化土地和本性不相吻合，必然会引起混乱，自我毁灭。就像一个老虎跑到河里去讨生活，那不是自取灭亡么。

　　评论、史论、政论三位一体。《读通鉴论》是一部政治史，但其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原因。富兰克林说“正确的历史是美好的现在与明天的基础”，王夫之尝试着构建着他心目中正确的历史。这些观点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任何一代的历史都有着当时一代的解读和印记，但其主导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其所构建正确历史的努力会永留史册！

　　《船山通鉴论》读后感(二)：读《船山通鉴论》了解王夫之

　　读本书，建议从本书的“后记”读起。因为读了“后记”，更能了解作者写书的意义在哪里。在网上搜索“王先志”，可能什么也搜不到，这时可能会想：这是谁啊？他为什么要写一部这么大的书呢？读完“后记”，便可以明了，原来王先志可能与王夫之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之所以说是“可能”，那是因为王先志先生自己说的，在老家有这样的说法，王夫之为其先祖。“后记”中也对阅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的难度作了说明：生僻字多，有的在《词源》中都找不到；古文的阅读难度大；更主要的是“内容的庞大博杂，议论的体大思精，行文的恣肆汪洋”都令人难以把握。

　　对现代人来说，读古文不外两个难度：一是“读书先自识字始”，很多繁体字不认识，即便翻译为简体字，很多也因为生僻难认而不识；二是典故多，一字一词皆有出处，若不是熟读经典，即便能读出来也无法深究其意。在这种情况下，读原本就不如读译本，译本虽然会有译失或译错，但大概意思是不错的；读译本又不如读读本，尤其对于现代人，古文知识有限，时间更有限，读读本除了有原文作者的思想精髓，更有后来者的读书心得，读起来省劲不少……

　　本书便是这样的读本。作者前后通读三遍《读通鉴论》完成本书，另外，作者还用相同的方式完成了《红楼梦的本文》（《红楼梦》读本）及《资治与处事的启悟》（《资治通鉴》读本）。

　　本书封面有一句话“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毛泽东。

　　王船山何许人也？王夫之，字船山，夫之、船山两名并用，湖南衡州人，出生自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初二。一生主要隐居山林，读书著书，清贫度日，随生之体弱，然享年73岁，也算高寿。《读通鉴论》便是其晚年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为《宋论》），本书自打问世以来，便得到读书人的认可，但因论及政史，故未曾付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浏览过王夫之的著作，在1937年，还特地给在长沙的徐特立写信，使其将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前线，其中便包括《读通鉴论》。可见主席对此书的重视，毕竟对研究《资治通鉴》来说，这是不可获缺的对照读本。

　　本书是就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学习整理资料，并不是单纯的按照原书进行翻译解读，而是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本书共分为十六章，除了第一章绪论，及最后一章余论外，中间的十四章，分别就：德、财、民本、法、政治、君主、宰相、将领分别进行论述，其间汇总了原书各卷中涉及到相关的内容进行汇总、归纳，并整理出王夫之的思想精髓。

　　除以上分项外，另六章分别就：三国人物、唐史、历史比较、批判、史学、睿智，分别进行整理论述。这些大项的整理比上述单项整理更为不易，这些单独拿出来都是一门专业的学问。若是仅读原著，自行总结起来，恐怕不易。

　　总体来说，本书对学习《资治通鉴》与《读通鉴论》，都是可以进行交叉对比，相互印证进行学习的读物，可收藏之。

　　《船山通鉴论》读后感(三)：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读通鉴论》是船山先生晚年的一个代表作。船山先生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过当下社会特色和历史经验的结合，提炼出其内容的精华，从而表达自身思想和行为主张。这本书的问世，使得史论界为之轰动，并且让后世的文人墨客不断剖析，历史上能够留存下这样一部作品，实在是文坛幸事。

　　从政治到军事，从国家到天下，《读通鉴论》按朝代划分为三十卷，清晰明了，简明扼要。船山先生最让我敬佩的一点并不是他编著了这本书，而是他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能够根据时代的进步而简炼总结。

　　其实，一本论述作品忌讳作者的个人情感，但是船山先生不同，他这个人非常彻底，不管是对爱，还是对恨。他讨厌封建王朝的腐朽，讨厌国土分裂和民族歧视。同时，船山先生又是一个非常敢于表达的人，他敢把历史和政治相结合去评判，他敢说出内心所想。他没有经历过历史，但是他会回头去看历史，他不只是着眼于当下，他从过去看到现在，说的不是结果，而是变化。所以，船山先生的作品往往能让史学类的学生茅塞顿开，也能让政治学的学生爱不释手。

　　船山先生主张变革，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法度也要随之改变，每个阶段都应该有适用于它这个时代的制度，与其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不如根据时事变迁，及时更新。

　　《读通鉴论》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句子是：“之命，有理而无心者也……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万物皆有规律，放在如今说来便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管是朝代更替，还是生死存亡，都是发展给予的选择。秦朝以前的分封行郡县的废除便是形势所趋，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呈现的状态都是有理可言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因素。

　　梁启超，谭嗣同和毛泽东都曾对船山先生做出过评价，不过我更爱郭嵩焘的评价：“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猝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几百年间，文坛的变化和时代一样迅速，但是船山先生的作品依旧为人所传颂，他用文字作为媒介，将思想制成长河，源源不断的为后世传颂精神文化。

　　《船山通鉴论》读后感(四)：不解船山味，瞎挑作者刺

　　一

　　《船山通鉴论》是一本读书笔记的读书笔记——王夫之读《资治通鉴》后写了《读通鉴论》，王先志读《读通鉴论》后写了《船山通鉴论》。

　　书的封面有一句很醒目的话：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一代伟人如此评价，足见王夫之思想之深邃、影响之深远。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往年重要作品，69岁开始动笔，直到逝世前才得以完成。全书约60万字，借《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历史，分析成败兴衰得失，总结历史发展规律。

　　这样的皇皇巨著，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且尚未读过《资治通鉴》，阅读的困难程度显而易见。

　　一条捷径便是：听听那些读过的人怎么说。

　　王先志先生的《船山通鉴论》便是这样的作品。

　　这部35万字的作品共十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总体介绍了《读通鉴论》成书情况及总体特点，第二至十六章是作者对王夫之作品的详细梳理，并分门别类：德论、天下财富论、民本论、法论、政治论、君主论、宰相论、将领论、三国人物论、唐史论、历史比较论、批判论、史学论、睿智论、余论。

　　二

　　最明显的感觉：难，真难。

　　作者在很简短的后记里，便说王夫之的原著“阅读起来感觉难度颇多”“其内容的庞大博杂，议论的体大思精，行文的恣肆汪洋，又是难以把握的”。

　　所以，即便是人家已经梳理好且用白话文进行讲解的“精华版”，依然读得磕磕绊绊。

　　好在还可以用五柳先生“不求甚解”之语宽慰自己。

　　即便如此，也还是很明显地感受到王夫之那些精辟而又独到的见解。

　　比如，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领导，平常工作一定要干在前面、遇到危险一定要冲在前面——即便是装装样子，也得装。然而，人家王夫之却说，“民之有生也，恃上之不绝其生也；上能保民之生也，必先知自保其生也”。当领导的，首先要爱自己，这是比爱天下还要重要的事，只有如此，才不至于因为领导的频繁更替朝代的快速更迭而给百姓带来灾难。

　　又比如，他对钱财的看法是这样子：“且夫金银之贵，非固然之贵也。求其实，则与铜、铅、铁、锡也无以异……恶知千百世而下，无代之以流通而夷于块石者乎？”金银，说到底也只是金属的一种罢了。推而论之，前些年炒得火热的兰花、近几年身价鹊起的玛瑙，不也只是万千植物、石头中的一种？

　　至于被本书作者认为有局限或者“糟粕”的那些内容，个人觉得并不能用今天的立场和标准去进行评论，以王夫之当时的角度去看待就好。

　　比如旗帜鲜明的“夷夏”之分——“人之所异于禽兽，仁而已矣，中国之所异于夷狄，仁而已矣”，用今天的民族大团结眼光去看，他当然很有局限性。可是，你要想想，王老爷子是那个终生都没有接受大明被大清取代这个现实的人，并且他不只是嘴上说说书里写写，而是真的冲到反清复明一线中去的。

　　再如他对女性毫不掩饰的嫌弃——“奖妇之贤者，非良史之辞也；事女主者，非丈夫之节也”，他将女人做主称为“阴乘阳，阳从阴”，认为其后果是“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国有之，国必破；家有之，家必倾”，放在今天，他要这样发条微博，恐怕不仅是妇联找他谈个话的事儿了，不被网民们摁到尘埃里去才怪。可是，他那是啥时代？三纲五常啊！

　　三

　　也许是因为太难，所以对于这本书，不免有些吹毛求疵。

　　第一，尽管作者分成了若干“论”，在具体分析时候，各“论”所引用的王夫之原文有好多重复。的确，一句话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但整本书是不是可以在紧紧抓住王夫之原书精华的基础上，框架上做一些调整，内容上做一些删减，使普通读者入此书，能见“大树”却又不至于觉得身陷“密林”之中？

　　第二，尽管作者属于专业人士，但在表述的时候，部分句子是否还可以稍加斟酌？如：第172页，“萧何只好故意贪赃枉法，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赃官，这才没有让自己变成萧何”，萧何没有让自己变成萧何，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第187页，“虽然后面省略的文字尽述陈高祖不懂作育人才，王气必尽，江山不永。”然后，完了。但是，“但是”呢？第253页，“这两段文字是王夫之是书几乎是开篇的文字”，有点绕口令的感觉。还有，第398页出现了全书唯一一张表格，表格的作用自然是让读者便于比较、一目了然，但为何紧接着又把表格里的内容一字不漏原文呈现一遍？

　　第三，在编排上，字体和排版稍觉粗糙一些也罢了，但内容上的校对是否应该更精确一些？仅粗粗翻阅一遍，就有好多地方存疑：第16页，“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得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据上文，“于得失也”疑为“于其失也”；第264页，“王夫之的比较，祝野很宽广”，“祝野”疑为“视野”；第327页，“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立以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据下文，“不立以事”疑为“不以立事”；第329页，“历史与历史学几乎是想同的概念”，“想同”疑为“相同”。

　　总而言之，这本书，囫囵吞之，不仅不解其中真味，反而怪人家难以下咽，颇有些对不住作者。

　　2020.6.23

　　《船山通鉴论》读后感(五)：天下秩序：王夫之、司马光和他们的“理想国”

　　公元一八六四年，清穆宗同治三年，湘军攻入天京，太平天国亡。同年，身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于南京，招四方饱学之士，成立金陵书局。这座清末官修最早，影响最广的书局的建立也成为了饱受十三年发匪战乱，一片狼藉的江南士子，读书人，文化圈里最大的盛事。湖南练勇，墨绖出山，以“纾君父宵旰之勤劳，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己任的湘军统帅终于可以代天子牧守两江，一展心中抱负，在历代文化锦绣之地，追孔孟先贤之道，著千古道德之书。于是，曾国藩选择刊印王夫之先生的《船山遗书》来作为书局坐落后的第一大事。在后来送别自己弟弟曾国荃时，曾做对联道：“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此时所谓再读之书，大概就有王夫之先生晚年著作中最庞大也最集他一生学术之大成的《读通鉴论》。

　　分属各个时代变革潮头的大儒，三百年前的王夫之应该与曾国藩有着共同的心境，所不同的是，因为因缘际会，曾国藩有幸封侯拜相，位极人臣。而王夫之却由于天下战乱，有志难舒，不得不退居山野，了此残生。

　　和现在那些成功学大师所不同的是，“退而著书”是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在仕途受阻不得志后的选择出路之一。就如同败于新党，移居洛阳，专心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既然帝王不识货，那就退到书斋，闭门不出，把自己一番政治见解付诸笔墨纸端，流传后世，希望后来人总能看清局势，明白自己的政治方针，曲线迂回，对卑鄙的政敌和残酷的现实以远程打击。当然，时间或许会改变一切，唯有文章才能千古留名。

　　于是当我们看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写《读通鉴论》的王夫之，和校对出版《船山遗书》的曾国藩时，总会有那种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失落感，当然他们之于王安石，之于满清鞑子，之于外国列强，多少都算是个失败者。就如同历史无法重演一样，对于失败经验的总结总是多少会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不那么的实用，那些依照失败案例推演出来的主观臆想和理想构建有时候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是也许正是这些不曾存在过的纬度和思考才让我们能够用更加深入的方法去看到历史的真相。

　　本书《船山通鉴论》，正是作者王先志根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成立出来的精华记录。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编年意味着时间线上的前后统一，却同样让一件，或者几件事情相互穿插，同步进行。这样做当然还原了历史发生的时间逻辑，却同样破坏了同一件事的因果逻辑。正是出于这种纷繁难读的目的，南宋时期袁枢在原文基础上加以修订，以事为轴，调节结构，不改一字，详尽誊抄，共计二百三十九事，定名为《通鉴纪事本末》。与之类同，《读通鉴论》是王夫之以时间为轴的读书笔记，一者，依附详尽的历史事件和司马光的“臣光说”，二者，王夫之将自己的哲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文史、宗教及自然科学的“集千古之智”散落于时间脉络和事件注释上。这当然在创作逻辑上有很好的逐一品评的功效，只是等到读者的阅读中，多了许多隔阂。本书的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个阅读上的难度，故将王船山之作重新梳理，以德论、财富论、民本论、法律论、政治论、君主论、相权论、将领论、三国论、唐史、历史比较论、批判论、史学论，名实论，边防论，为官论，以及对司马光评价等十七个方面进行分别介绍，以求脉络清晰，表述严谨之目的。

　　王夫之生于儒学世家，父兄皆“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家学渊源，书香门第。少年时的他留心时务，志在经世致用，对历代制度典章、山川河流险要、士马食货财帛，均有研究。本书中，他以“哀其所败，原其所剧” 为目的，对历史“伸斧钺于定论”，“推故而别致其新”。在政治思想上，他融政，史，哲于一体，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在学术上，他力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崇王充，宗张载，修程朱，弃陆王，改佛老，研周易，贯经史，驳百家，把哲学思辨和历史分析，以及对时政点评合三为一，重新构建一个集批判，改造，肯定，调整的理想政治体制。于批判中寻求肯定，于肯定中寻求调整，这便是王夫之想要表达的政治观点和抱负。

　　在国家层面，他不断提出“天下为公”的理念，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帝王以国为家，以私代公，卷十七中写道：“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同时又认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在对于秦朝的判定中，一方面，肯定了秦国以武力一统天下，改变了周代“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的乱局，却又批判秦政以天下私心，非封建，立郡县导致的灭国身死，“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在具体帝王所表露的私心中，王夫之尖锐的指出，当权者那些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打压群臣，酷伐祸民的手段，并且从历史循环中发现帝王私心代代日甚，权力世世日隆这种不可逆转之趋势。

　　于历史观上，王夫之有着很强的改革色彩，只是他始终无法跳脱儒家的思想范畴，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跳出对群臣父子的“理”的束缚，以及对于社会“稳定”状态追求的普遍性，这就导致他只能从历史循环论自我分合演化的角度去看待大历史下的乱世盛世，正所谓“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

　　同样在面对蛮夷和华夏之辩上，因为时代的局限无法做出必要的客观和冷静，于是王船山先生有着很强大的地域歧视，中原地属平坦，气候适宜，所以生万物以滋人，蛮夷位居偏远，不适合人类生活，自然也与常人相异，异地所以异俗，这大概是最早的气候印象说论调，“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并且认为蛮夷无礼故非人，“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这其中当然也带了几分大明亡国后的愤慨之言。今人不知古人发言往往事出有因，每每理解起来总会差强人意。而在何为禽兽这论断上，王夫之就温和很多，“故阴阳动静之理大矣，其变繁矣，其辨严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无一而可苟焉者也。”以礼教分人兽，古今亦然。

　　在政治体制上，王夫之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体制构想，最先想到的就是健全官制，强化相权，分级而治。对于自秦以后，日趋没落的相权，指出“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正因为君权无所制衡，相权旁落，最后只能奉行帝王条例，政出一人，以下各级纷纷效仿，其结果必然是“兵窳于边，政弛于廷，奸匿于侧，民困于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并在书中指出：“天下可无相也，则亦可无君也。相轻于鸿毛，则君不能重于泰山也”，这样的君相分权政治构想。

　　在立法上，同样意识到天下无善法的真相，并提出了“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所以提出任人重于任法的观点，“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

　　在统治中，提出以道统和君统并行的观点，道统，即礼仁，君者，即帝王，“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只有如此便可制约帝王之权柄，又不至于礼崩乐坏。

　　总得来说，司马光也好，王夫之也好，他们的思想游走于中国传统儒家之内，却用着自身的见识和学识，以及对于各自时事，国家现状的见解，发表属于自己的政治设想，他们的历史观，政治观，哲学观，即代表了那一代人群中最高级别的智慧，同样也代表了中国传统儒家的最高理想状态。而如此深远的价值观世界观，即使到了现在也同样影响着如今的中国，故而近现代大批文人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会对王船山先生有着如此崇高的敬意。

　　晚清洋务派名臣郭嵩焘有幅形容王船山先生的对联，写道：

　　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专，阐羲文周孔之遗，汉宋诸贤齐退听；

　　节义词章，终古以儒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