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是一本由陈徒手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有病，天知否》精选点评：

　　●文艺圈里多是非，作者对这些当事人均有一种历史学家式的温情，唯一不足是背景介绍实在太少，合卷后我还是没能了解”丁玲、陈企霞案“的始末。

　　●老舍先生一段尤为辛酸，心里沉痛

　　●那样的时代，意气风发的作家都患上了创作恐惧症

　　●其实，天灾人祸又何止十年

　　●人在做，天在看。

　　●作者挺投入的

　　●基本就是作协内部大乱斗，笔杆子歪一歪，就是一场腥风血雨。这些老先生们在那段时间里各种不同的处世之道，很值得玩味，几个人物连着读，对比特明显。原本我不爱看文革，后记里倒是有一句话：你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它使你可以对历史多一份理性，对未来多一份期待。看完书反而对两个没有展开叙述的人最感兴趣，一位是林希翎，另一位则是周扬。

　　●大约十年前读这本书，前几天因为写字，又在看。人有病，天知否？我也想问一句

　　●阅沈从文 、老舍、汪曾祺部分

　　●难怪以前的语文课本上老出现某些人的文章，原来他们都曾是作协领导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一)：一声长叹

　　此书有初版本。虽部分文章己阅，昨仍下单<故国人民有所思>。

　　首次发评，干嘛一定要140字？思绪有点乱，抄点吧：

　　一千年，在茫茫宇宙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人而言，“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多少次改朝换代、隆盛衰亡，都在其中。人寿数短暂，却最喜回望前尘往事，借以为鉴，免得重入先人曾做客的瓮中。种如是因，收如是果——公元两千年千禧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的书店中，悄然出现一本并不起眼的书，细看书名却颇有意味：人有病，天知否？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二)：孤独

　　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如何寻访，关乎执笔人的能耐与心思。十分欣赏林斤澜的序，他说：作家这边，身边的真实以外，还有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也许是可能的生活，也许是不可能的生活。有的作家半生蹭蹬，却不愿发生半句凄苦。这在作家，是修养，是境界，也是风格。史家若问真不真？作家反问：美不美？

　　看陈先生的整理资料，眼里闪过一个个老先生们，会想起一句话：“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只是，只是，更多的，是想起孤独。怎么也忘不了沈先生那封未发出的信：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孤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三)：庋架小品（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陈徒手著，大三十二开平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一万册，系该社“人与岁月”系列之一种。

　　此书寒斋存有一册初版本，惜乎书室过乱，翻检不易，近期偏偏又对这段历史大感兴趣起来，只得于网上购得此册。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有言：“此次本书再版，与出版社商量，补进了我这几年间写的几篇短文”，这其实指的应该是正文部分的后四篇，即：《浩然的历史场》《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林希翎女士》和《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只可惜初版本不在手头，无法比照。未知其与出版社是如何“商量”的，然则在我看来，此四篇于全书来说，却多少有些蛇足之嫌。尝闻书友谓之笔法老到，此余也未敢认同，乃至怀疑，作者的文字、包括标点的使用等基本功是否过关。此外，此书写到的作家，只有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九人，诸君固是文坛翘楚，但是否能够代表和反映彼时文坛的整体情境，也还大有问题，倘若考察一下彼时几个掌控文学体制、权力的大腕，问题就很清楚了，故而认为此书的副标题却有些大而无当了，是否使用“管窥”一类的词会更恰当些？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鄙意，倘说此书记录了一些彼时文坛的史实，毋宁说它仅仅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文本，它的意义恰恰在于突破。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四)：人有病，天知否？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有一个副标题——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作者通过史料采集，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后者占得比重较大），编成了这么一部“口述历史”。1949-1976，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什么因素对文学影响最大，都心知肚明。

　　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是看的过程中，我还是被震惊了。一个是文革期间诸事之惨烈，这是后话。另一点是，原来在50年代就有这么多干预！包括所谓的“百花齐放”时期依旧有作家被打击。沈从文在49年就因为郭沫若的批评，被迫转去历史博物馆，从此一生永久与文学作别。这样想来，50年代在文艺界刮的这些“风”，未必不是文革清算的前兆。

　　老舍在文革初投湖自尽。建国后，他为北京人艺写了几十部戏剧，每一部都抱着极高的热忱，《红大院》两个星期就拿出了初稿。他不太跟的上政治动向，但是怀着对新时代的朴素的拥戴和热爱，他甚至会超前地将动向反映进剧本。建国之后的好作品，《茶馆》一部而已。老舍一直是我比较爱戴的一个人，读他的小说能感觉到，他在剖析透世间丑恶之后自己却还真诚地保留着温良，那股北京人的热乎劲儿还不散。但是，66年，文革来了，人艺对他避之不及，周恩来不再亲近他，“西纠”的红卫兵一斗之下，老舍先生的“热”被彻底浇灭。于是，他走向死亡。

　　舒乙口述的那句“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凄凉无比。

　　而汪曾祺与江青，则是微妙的关系。一向温良的文人，寻找庇护，免于了文革的暴力伤害，是人之常情。但是，这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何尝不是一种可耻的戕害。

　　总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这些运动和文革，对跨两个时代的作家们来说，是绝对的伤害。无法挽救，无法弥补。因为他们多半因此死去，幸存的也不再敢发声。我对政治没兴趣，我对人有兴趣，对文学感兴趣。有一样绝对是真理：被干预之下的文学，是等于垃圾的。哈哈，不过现在谁还干预，主流文学早已没读者了，禁电影也懒得禁书，所以现在都扫小黄网文去了哈。

　　《人有病，天知否》读后感(五)：人有病 天知否

　　人有病 天知否

　　对中国这段历史不甚了解，无法被陈徒手先生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所震撼，但依旧会有一种压抑感。人有病，天知否，的确很大程度上阐述了这本书的主题。

　　有作家说：史书除了人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的，别的都是真的。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作协会变成这样子。当时的病症在何处，病在作家的本职工作不再是创作，而是迎合所谓的宣传。几个比较有印象的章节，老舍、郭小川、浩然的章节里，都描写了一个当时不敢于创作的人。

　　非常地佩服老舍先生，虽然还没有读过《茶馆》。在一开始坚持了那么久，即使情况再糟，也要去凭自己的意愿去创作，即使，所有的剧本一改再改，所有的情节出入越来越大，但依旧去创作。”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谁在哪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以后，可就不行啦，戏不够秧歌凑”能想象得到老舍先生当时面对这种新的状况下的不知所措，只不过，一点一点地创作，再一遍一遍的修改。这种毅力，在我眼里是多么的难得啊。

　　还有郭小川，看到“认为具有战斗力，当即拍板让郭担任作协秘书长”。看到忍不住心里一凉。这本书的160页都在刻画郭小川心境的变化，也非常容易让人体会到一个体制内人员的无奈。”几十年如一的激情正在退潮，由此开始的却是万分痛苦、一步一回头的思想跋涉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付出了代价。既有跳跃，又有反复；既有憧憬，又有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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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作家的本职工作不再是创作了。病，就在此。想想那个年代其他的各个领域的人，去干一些完全发挥不出价值的事情，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荒谬。

　　当然，这本书毕竟刻画的只是广大作家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家中，有些悲惨，有些幸运。即使幸运的，这段历史也是他们心中有了一个过不去的堪。使他们与创作渐行渐远。

　　只可惜自己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实在也写不多，最后只能通过引用书中的话，来表达这种感觉。

　　”少写或不写作品，或多或少地减弱了政治运动一次一次对他们的冲击力。创作是祸是福，是给人留下挨整的”罪证”还是留下传世的杰作，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他们很难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作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