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人相轻史》是一本由(法)安娜•博凯尔 / (法)艾蒂安•克恩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国文人相轻史》精选点评：

　　●法国文豪八卦史，从争风吃醋到尔虞我诈，从嫉妒贤能到勾心斗角

　　●遊刃有餘的翻譯太重要了

　　●那么弹眼落睛的题材写得味同嚼蜡 建议看看苹果ribao积累一下

　　●@电子书 买不到实体只能看电子版了。怀疑原作者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整体挺乱的，如果像后面作家简介那样，按照个人分开谈那些轶事就好了。“谁都难以制服谁，谁都对谁谈不上忠诚”“他们彼此敬重，又互相攻击”，“在人世间的游戏中，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无足轻重”文化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刻薄地争锋相对。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这点还是第一次知道。

　　●通篇五个字 羡慕嫉妒恨

　　●对此书的评价不是八卦，而是恶毒。凡人皆由缺陷本来不足为奇，文人相轻也是事实，此书的写法却多少让人反感。举个栗子，福楼拜对待萨朗波的批评文章，主动向批评者示好，我认为这是种宽容大度的表现，但在作者笔下居然也成了罪状。

　　●总有一天我要把这里面提到的书都看完

　　●打分那么低干嘛！八卦搅基搞拉拉史大家喜闻乐见的好吗！法国文坛节操尽失真是太棒了好吗！看得我拍案而起血脉喷张好吗！你的情妇是我的前女友且在跟她搞百合你说不定还在跟别人搞基什么的不要太欢乐好吗！！

　　●呼哈哈，以不失斯文的幽默语言八卦了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泰斗们的风流韵事，其中涉及到司汤达，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甚至还有巴尔扎克～玩弄文人的三个著名女人分别有玛丽.多瓦尔.，乔治.桑和路易斯.柯莱

　　●就读起来很有意思啦，揭开神圣的面具，让伟大作家们变回生活中的普通人。

　　《法国文人相轻史》读后感(一)：欢乐八卦

　　《法国文人相轻史》是今日份的快乐源泉，如果把它拍成电视剧，一定紧张刺激，比如圣伯夫对雨果爱恨交加最后受冷落反而和他妻子外遇。圣伯夫人缘是有多差啊，把这些作家都得罪了个遍，难怪他一直在评论时叫嚣作品等于人品呢。

　　总体上看，这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实在是太放飞自我了~不愧是崇尚自由的法国人。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左拉的毁誉参半，还有颓废派的标新离异，无意中发现普鲁斯特和都德的儿子有超友谊的感情，真是处处精彩。

　　《法国文人相轻史》读后感(二)：法国特色的知识分子

　　花了一个多小时读完这本书。

　　法国文人之间的恩怨情愁就像小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而且动机极为不纯。为了金钱、政治、感情而大肆攻击对方文学作品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拉马丁会把《悲惨世界》称为一部“流氓史诗”，所以雨果和圣伯夫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而雨果本人为了参选参议员和众议员而在保皇派、共和派、路易-菲利普派、社会主义派之间窜来窜去。《悲惨世界》里时不时会插进来几句对作者个人政治立场的描写，初读觉可敬，再读觉可笑，三读觉可憎。

　　看历史时不能为宏大叙事所迷惑。德雷福斯事件在中国一直被视作反对体制要求民主公正的例子，而左拉也正因为此案而一举成名。据在此案中持反对态度的都德所言，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动机值得怀疑。不问世事的福楼拜也曾为了入选学士院而在沙龙中极尽曲意逢迎之事。

　　在激烈的言辞和正义的态度下掩藏着小孩子打架似的动机和情感，19世纪的大多数法国文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总之这样的人不符合我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法国文人相轻史》读后感(三)：《法国文人相轻史》——不仅仅是八卦

　　朱尔·勒纳尔曾说过一句名言：“别人的成功让我不舒服，如果他的成功名符其实，我会更加难受。“

　　因为他人的成就成功而嫉妒仇视在文学圈子里很是常见。在这有限的小圈子里面，会发现因为各种原因，一会是好友，一会又变成仇敌，有时欣赏同一个作家，有时一起批判另一个，不断地分化，又聚集，组成另一个团体，生生灭灭。同一个时代作家的文学圈子也是很小的，就像民国时候的文学大师基本相互都认识，例如胡适，鲁迅，徐志摩，冰心，萧红等等。

　　文人的骂战也是一大特色。因为不同于其他的行当，都被摆到大庭广众之下受观望，白字黑字的形式永久刻录下来。报刊发行商们总是很欢迎骂战，因为这能增加他们的销量。

　　文学圈的相轻，一大因素是永恒的爱情，然而看后只能感叹一句，贵圈真乱，而不会有爱情伟大纯洁的认知。但是这些或成功或失败，或长久或短暂的爱情确实也曾催生不少杰作。大诗人缪塞一系列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他与乔治·桑爱情破裂后的产物。

　　所谓作家的爱情，同一本诗集里面能同时赞美情妇和歌颂妻子，说的是雨果。

　　作家的作品节操不一定和人品直接挂钩，也不是其道德的体现，真实的他们从来不是真善美的化身。实际上，成为名人之后，就像是橱柜上的玩偶任人打扮也为未可知。

　　说起来，法国民众一向对公众人物的个人操守要求不高，颇为宽容，上到一国总统，下到平民作家。

　　法国文学院

　　19世纪的法国作家们尽其所能，削尖了头也要去竞争法国文学院院士的职位，痛苦地一个个拜访现任院士，不乏难堪的拉选票之旅，两百年前的做派放到如今竟然也是一样，不曾是过去式。既有因为金钱换选票，也有因为利益关系，或者派系斗争，单纯因为文学水准的高低来评判几乎没有。而且院士是终身制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位去世，才有后来人顶替上去，被称作“不朽者”的文学院院士永远只有四十名。就像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永远9个人。

　　想到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两天一夜》，生活困顿，担负养家重任的女主角一个个拜访她的工友希望他们能投票让她留下来以保住她的工作，与此相对的对方会失去1000法郎的分红的煎熬旅程。同样是拜访拉票，相比之下，这样的拜访高尚得多。

　　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几次尝试竞选文学院院士，都落败，评选人认为“他的小说是给小孩子们看的童话书。” 但是历史总归能做出正确的评判。

　　难以忍受“文学屈从于政治，诗歌置于小说之上”的腐朽的，不合时宜，自说自话的法国文学院，龚古尔兄弟中的哥哥建立了龚古尔学院，并且设立了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文学界的重要奖项，甚至超过官方的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19世纪，自然主义学派，古典主义学派，浪漫主义学派等在相互斗争。与此同时，还有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因为法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动荡，几乎一直处于此起彼伏的革命、复辟、动乱和战争之中，成立过3次共和国、2次帝国，恢复君主制多达4次。

　　1804 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帝国开始

　　1814－1830 波旁王朝复辟

　　1870－1871 普法战争

　　1871．3－5 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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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们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也免不了政治上的站队，例如雨果多变的政治立场遭人诟病，为了参选参议员和众议员而在保皇派、共和派、路易-菲利普派、社会主义派之间 摇摆不定。

　　被雨果称颂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伟大的女性”的女作家乔治桑和同为女作家的柯莱文人相轻。背后的原因，想想看身在对妇女满是歧视的年代，乔治桑想享受文坛上唯一的女作家的声名，还是很能理解的。

　　个人脑中意淫的几个女性作家为了同一个钦慕的男性而吃醋争斗的景象，看来是难以实现。

　　声名这东西也很奇怪，当年名噪一时，声势盖天，如今很多却已经籍籍无名了，无人知晓，有些成为天空中永恒闪亮的星星，有些则是雨后转瞬即逝的彩虹。

　　书看到最后，即使对作家们的人品失望，也最好一笑而过，温情以待，毕竟给他们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持久地点燃我们的思想。

　　看此书前，若是不太了解法国文坛，一定要先翻到最后看下作家们的简介。

　　虽然说的都是八卦，但是经此一役认识许多“新”作家，去找他们的书看，也是一大收获了。

　　《法国文人相轻史》读后感(四)：文学史上的“豪门恩怨”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个草率慌忙的论断不知道害苦了多少作家。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用这句话指责文人的往往并非文人。当然，作家这个行当，与其他行当比并不显得清白，经常也充满了说不尽的龌龊、肮脏。但遭人诋毁、污蔑、陷害与谩骂的，何止作家，任何行当的人都避免不了。这是人性使然，不是文人之故。

　　但为什么只有作家显得这么突出呢？想想也不奇怪，其他行当的人受了罪说说也就算了，最多有苦咽到肚子里，藏到心底去。作家受了罪，却积习难改，喜欢用笔记下，还正大光明地打笔仗，在报纸上让人围观，这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暴露癖吧，长此以往，积累了不少的“罪证”。《法国文人相轻史》算是其中的一例。

　　无论哪个国家，还是哪个时代其实都少不这样的一笔糊涂账。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流有文人相轻的陋习，这种顽症，一直从远古沿袭至今。他们多是热衷于忌贤妒能，相互讥讽、诋毁，甚至扼杀。古时就有三国奇才周瑜妒嫉卧龙诸葛亮，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欧阳修瞧不起杜甫的诗，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国藩的才干等等。

　　《法国文人相轻史》也少不了这种模式。这本书选取了一个时期“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十九世纪的法国文豪们，距离我们已经有些遥远，但是我还在读他们的书，如果说熟悉吧，他们的人生已经逐渐模糊，选取这些已经久坐万神殿上的大文豪，把他们落下神坛，一点点抖搂他们那些争风吃醋的破落事儿，算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玩笑。两位作者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写这本书时都很年轻，心态估计也是玩耍的性质。他们在结束语中说：“我们在撰写这段文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时，内心充满对他们的温情，”“书中提到的诸位主人公若能看到此书，定会一笑了之”。

　　我们现在读这些八卦性的文字，估计会一笑了之，不过书中提到的那些人物可不敢保证。文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其实都是都有着不堪的人品，轻则抛家弃子、争风吃醋、情人无数；重则告密、陷害，催生无数文坛冤假错案。《法国文人相轻史》中虽然没有对这些大作家们互相敌视进行详细的分类，不过大体而言还能看出集中在几个方面，一种是因为女人和情人，一种是文学和创作本身，还有一种是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最后一种是纯粹的派别之争。

　　这本书的撰写体例上稍微有些混乱，读起来很容易让人头昏脑胀，摸不着头脑。也难怪，本来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尤其因为文学与创作上的争论，根本就没有对与错，争来争去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文人相轻的原因，按清代尚镕《持雅堂文集》卷五《书典论论文后》的说法，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相尚殊”是由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导致批评的偏颇，“相习久”是由长期共事彼此熟稔而形成的优越意识，“相越远”则是由观念和知识体系的不同造成的，“相形切”则是目光狭隘、一味苛求对方所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与缺乏对对方“了解之同情”的批评态度有关。

　　换句话说，这样的“相轻”其实还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法国文人相轻史》中真正能平心静气去争论的太少了。大多时间里，都是因为文学无关的东西。作家们似乎总认为文学需要装饰品，而这种装饰品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不是文学。书中提到说：“很多作家都有怪癖，这似乎成了他们生活中的调味品，而他们非但不担心因此惹来批评，反倒乐得看到自己的怪癖被搬上戏剧舞台。和约定俗成的标准对着干，拒绝接受世俗的约束，与因循守旧的行为斗争到底——整个十九世纪充斥着反世俗、反大众的风气。”标新立异往往是一个时代中引人注目的方式，也许十九世纪没有“炒作”或者“作秀”这样的词汇出现，但是他们各各都深谙其道。

　　《法国文人相轻史》中提到了很多这样被传说下来的八卦，比如巴尔扎克经常穿着僧侣的袍子，为了熬夜不停地喝咖啡；妹娃儿用绳子牵着一只龙虾在街上散步；普鲁斯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整天把自己所在密不透风的房屋里，很少见人；科莱特在红磨坊表演裸舞……

　　好吧，其实还有更为劲爆的段子，比如说大仲马与小仲马，这对作家父子之间流传下来的一段对话。小仲马：您知道吗，您让我使用您的旧情人，让我穿您的新靴子，我扮演了一个很愚蠢的角色。大仲马：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让你使用我的旧情人，试穿我的新靴子，你应该感到荣幸。这恰恰证明你的那玩意儿很大，脚很小。

　　这种八卦段子的真实性其实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们之所以相信，就是因为对话的双方是大仲马与小仲马，八卦的意义还得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对作家而言，八卦和流言是他们成名的一个标志。文学史就是这样被虚构出来的，作家的真实人生，在文学辉煌的映照下，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1935年，鲁迅先生写了几篇论文人相轻的论战文字，其中有一篇提到说：“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这就是说，如果有一部文人相轻的文学史，也只能看作是别传人生，需要正视的还需要是文学的人生。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文字，过得是自己的人生。人生长短不自知，何必在意这些过眼烟云呢。文人相轻，留下的只是一些别致的流言，倒不如多留下几行别致的文字。

　　思郁

　　2019-4-22书

　　法国文人相轻史：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法】安娜·博凯尔 艾蒂安·克恩著，李欣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定价：26.00元

　　《法国文人相轻史》读后感(五)：法国文豪的内战

　　秦汉之后，中国处于大一统之下，文人无法再像以往那样朝秦暮楚了，只能取悦于大一统皇权结构中的达官权贵。然而僧多粥少，故而文人之间的战争必然因自身的利益而引爆。在“货与帝王家”的机遇较量之下，以政治阴谋为目的，以相互打击为手段，虽不致对方于死地，却使得文人之间互相攻击构陷的陋习延续为一种传统，在以后的利益较量中日渐成熟为一种文化现象。鲁迅曾写过两篇文章谈论“文人相轻”的问题，谓文人之间常有“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原因在于“斯不自见之患也”。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国的文人相轻变得如同家常便饭，西方的文人相轻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1832年11月18日，巴尔扎克致信欧仁？苏：“您有敌人吗？”欧仁？苏用同样的语调答道：“敌人？噢！问得好，有，而且有不少！”

　　文人之间互相仇视与妒忌的原因五花八门，在智慧之外，他们之间的相轻也构成了文学史上的饶有趣味的话题。爱情便是在文人之间引起无休止怨恨的源泉之一。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人的爱情并非个人私事，由于文人圈子化，在沙龙中争先恐后地向美妇人献殷勤时，往往让爱情和性欲成为文学界催生仇恨的绝佳温床。有时候法国大文豪们为了争夺沙龙女主人的情爱而反目成仇，譬如，夏多布里昂就曾因爱慕雷卡米耶夫人而使自己身陷其中；有些作家为了获得内心向往的社会名望而争夺比自己更有名望的同行的妻子而变得怒目以对，譬如圣勃夫对雨果夫人阿黛尔的追求；有时因为共用一位情人而引爆战火等等。在这些因为情欲而催生的仇视之时，由此引发的爱恨情仇也成为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甚至将文学创作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而文艺评论家们，为了攻击对方，从文学艺术的攻击到私人生活的攻击，甚至连对手的个人卫生都采取不择手段的攻击方式，连莫泊桑晚年的疾病也被作为影响创作才华的因素而成为众所诟病的借口。比如，作为多名文豪的公共情人的乔治？桑曾因爱情嫉恨而创作《她和他》报复缪塞，缪塞弟弟便创作《他和她》予以回击，柯莱也创作《他》伺机报复。在因情人关系而起的创作大潮中，莱斯居尔准备写一部小说《他们和她们》来支持缪塞弟弟，多尔维利不无讽刺地建议大家创作巨著《大家一起来》，某爱开玩笑的专栏作家发文取名为《一潭浑水》。当阅读完《法国文人相轻史：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一书后，笔者惊叹，原来很多世界名著都是文豪之间互相攻击的遗产，某些外国文学作品源自法国沙龙圈子内真实事件的改编，有些还是为了报复对方而创作出来的，有些是因为看不惯朋友的小说超越自己，就重写一部小说……这正如多尔维利说的那样：“若你心中真有仇恨，它会成为你灵感的源泉！”

　　夏多布里昂曾感叹：“成功总让最好的朋友难受。”文豪们又大抵如曹丕所言“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自认成一家之言，领一时风骚。那些正在享受荣誉或已经获得成功的文豪们，总是瞧不起机遇欠佳的同行，同时又对这些同行对自己的尊重耿耿于怀。而尚未获得认可的作家们，总是质疑他人的成功不过是沽名钓誉，误解、蔑视和猜忌所产生的流言蜚语在暗地涌动，自然难免恶毒下流地攻击。地位越高的文豪，越是时刻担心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因他人的攻击而遭受威胁，而文艺评论家的创作又容易点燃作家超越别人的欲望，也容易燃起风起云涌的群殴。部分文艺评论家因为情欲的纠葛或者地位的悬殊等因素，打着文学理想的旗号，暗藏心机地借机疯狂报复对手。在作品得到承认的同时，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得到财富的增长，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席位的争夺也就成了文豪之间相互嫉恨与攻击的目的之一。在通往院士之路上，自身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对方，自身遭受对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让通往院士之路变得如同诺曼底登陆般艰辛，文人下流的一面也在此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无休止的争夺之中，久负盛名的法兰西学术院便不幸地沦为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的竞技场所了。

　　除此之外，政治以及政治相伴的仇恨，也是文人战争的引爆点之一。在近代史上，法国大革命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也影响了法国文豪之间的交往。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仇恨变得如同革命之火，易发激烈。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文人纷纷参政议政；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文人纷纷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互相倾轧；而在大革命期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幽微关系也使得文人之间互相口诛笔伐，昔日好友成为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甚至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也被谴责为借此事件来沽名钓誉。在各种圈子化中也存在分裂，由于嫉妒主角的声望或者老一辈作家的傲慢等，近乎赤裸的嫉妒所产生的流言蜚语因引发的背叛与攻击，让多少友谊化为仇恨。譬如雨果与缪塞之间，先因理念不同而结怨，后又因政治立场不同而相轻，雨果带领他的追随者们对缪塞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里，一方面展现了雨果的傲慢，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追随者们卑躬屈膝的奴性。总而言之，文人相轻的历史现象，从未消停过，去年北京大学中文的臧棣便对北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引发了中国诗坛诗人们的激烈口水；韩寒的“韩三篇”也让中国文坛文人们之间的口水仗从年前打到年后，至今未能消停。演戏的人在场中尽情地演绎，而看戏的人却从中看到悲哀与欢乐。

　　当然，文学界旷日持久的仇恨现象，随着当事人的功名成就，谱写成了别有趣味的文学史，也谱写了文豪的人生传奇。各种报纸对作家之间因立场不同或经济利益冲突而相互攻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笔战的激烈能够激增报纸的发行量。而发行量的增加也增长了撰稿人的声誉和财富，这使得报纸版面之上的文人战争变得越发激烈，甚至不惜攻击私人生活。仇恨让人发狂，攻击也就变得不择手段，甚至卑鄙下流，譬如龚古尔、圣勃夫等人，在这种互相倾轧中成为“为我们揭露伟人小秘密”的记录者与发言者。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在写作此书时，年仅二十五岁。而读这本小书，深感作者对文人轶闻的熟稔，给人如数家珍之感。作者在大量阅读各种回忆录、书信、日记、著作之后，梳理了从夏多布里昂时期到普鲁斯特时期法国文坛的文人之战，让读者对法国文豪的著作阐释与理解产生另一面的解读方式，让读者看到了文豪们的另一面，也让读者阅读到了法国文坛的幕后花絮。如果你对法国大文豪的八卦极具兴趣，这本八卦类的书籍不容错过。但是，正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言：“我们在撰写这段文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时，内心充满对他们的温情。”不足之处在于，本书仅仅对文坛轶事有梳理之功，却没能深入去阐释文人相轻的心理，没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评述。对于文人相轻，笔者认为：学人应该相重，而非一味地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