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近代史》是一本由章开沅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出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一)：做事情、干工作，也要有“治学”的态度

　　一开始的时候显然是望文生义了，还以为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走出中国近代史》是一本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书呢；等收到了书并且开始读了几篇，才注意到这本书其实是章开沅先生多年来治学育人思想和经验的集子，其中收录了章开沅先生或考订史实、或品评文章、或吟咏抒怀、或经世论道的历年随笔——严格来讲也不是说没有涉及到历史，只是不那么直接罢了。

　　历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人和事。历史又有什么用呢？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通过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介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来找到某种规律，并用于指导当下和将来的实践。这个意义或者说价值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中外皆然。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具有一种史家良知。

　　何以谓之“史家良知”呢？举个例子：东汉末年，贾诩的一生特别是其政治生涯中，虽不乏起伏曲折，却终于能够以高位高寿善终，这与其遇事奉行自全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寿在著《三国志》中，既对贾诩自全行事如实记述，但又不乏回护之词。裴松之作注则以“臣松之以为”来据实批评贾诩政治品格不良，且能够指出陈寿之处置不当，这就是一种史家良知。而章开沅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完全具备了一名历史学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譬如在《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开篇之作《读书与做人》中，章开沅先生说，“我大学没有毕业，所以我没有什么学历”，而当南京大学根据政策规定可以给他补发文凭的时候，他却没要！原因则是——“我说我是金陵大学的学生，你发的是南京大学的文凭，我不能要。”换成是别人，估计就欣然接受了。而章开沅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以他的史学地位，居然连本科文凭也没有，确实很难想象！所以确如书名，章开沅先生是在教学生以及更多的人，如何“做人”。

　　做人、做事，章开沅先生还讲到了更多。他在《史学的品格》中，谈到了史学的可贵品格究竟有哪些？首先就是要诚实，也就是要求实存真；其次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第三，是要有良好的学风。最后，章开沅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真正的学者应该站稳脚跟，坚守规范，道德自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气概推动良好学风的发展”。这一点，对于每一个读者，无论是从事什么样工作的，都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做任何事情，都要具备基本的品格，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违背原则。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的时候写到他为什么“就极刑而无愠色”，目的就在于要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业，也就是完成今天二十四史开篇之作《史记》！而整本《走出中国近代史》所透露的，也正是章开沅先生的思想境界与事业心的体现。他认为，史学不仅仅是回顾过去，还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说的虽然是史学家做学问的根本目的，其实也是在提醒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如果能够具备了“治学”的严谨、认真、细致的态度，那就距离成功不会有多远了——至少，他终究会有所收获的。

　　《走出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二)：《北京晚报》从轻视到重视的近代史

　　《走出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 北京出版社

　　以前有种说法，“大学学历史，毕业即失业”。在当时奉行实用主义的环境下，历史确实只是很多人的爱好，并不是选择。人们或许对本国的历史多少有了解，但这种了解对于我们生活起到的意义，却在人们的心中各有不同。历史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究竟为何？这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们心中无形的疑问。在科学技术以如此变革速度的发展下，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但却付出了精神文明与道德伦理方面极为惨痛的损失。在20世纪这100年中，世界变了样，变得陌生而恐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痛惜西方长期片面追求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酿成自我中心、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的恶果。他曾将希望给予历史厚重的东亚文明的复兴，希望以他们的传统弥补现代人类文明的缺失。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认为，历史是人类的宝库，包含了人类活动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光是经验的记忆，也是人类智慧的记忆。在近期出版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章开沅先生将历史的责任与意义，与读者们诉说。在他的思想中，历史不应该是坐而论道，也不应该是深入文献中不可自拔，而是让历史积极参与进生活中。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历史所谓的过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学家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影响现实生活。

　　《走出中国近代史》并不是梳理中国近代史中的事件、人物，而是章开沅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延伸出的历史情怀。中国是文明古国，不包含史前史也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段历史的特点是，由于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进入近代，所以这100年与之前的风光不同，是在屈辱与灾难中煎熬过来的。就像章先生所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可分割的，历史是一整条时间轴，而并不是一堆碎片。我们对于近代史中的屈辱感与民族自尊被践踏的那种强烈愤恨，其实来源于历史的延续，现在的我们仍处于这段历史的影响中。

　　在章开沅先生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如何从轻视到被人重视。中国古代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累积，光是二十五史就足以碾压一切。而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也只有110年，在历史内容上也多有不足。清道光至宣统年间的历史多是作为清史的附庸。而民国建立后，多被重视的也是为了政治而服务的国民党党史。太平天国的历史相对来说较为重视，那也是在国民党认为洪秀全是他们的革命先驱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民间资料虽然众多，但只是作为历史杂文和新闻汇总，难有真正的学问在其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前，近代史难以有所作为，这门学科只是作为古代史的附庸，没有总结出更多的智慧。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意义，在逐渐发展中寻找着不同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摒弃“厚古薄今”的观念，开始重视中国近代史。在当时中国近代史的位置提到了几乎和中国古代史不相伯仲的地位。虽然当时由于官方的支持将中国近代史的地位提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但是在时代的局限下，中国近代史的定位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框架之下，中国近代史的很多问题难以突破，研究的重点侧重革命与爱国相关的人和事。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研究历史的过程也是延续发展的过程，虽说这段时间让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改变，但对于重要事件和人物的专题研究还是硕果累累的。在“文革”之后，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虽说有各种研究成果，但在章开沅先生看来，难道中国近代史只是研究这些内容，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中国近代史新的研究意义又是什么，我们仍缺少对这段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深层思考。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思考，在书中章开沅先生引用了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中的一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句诗中蕴含了历史非常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奥秘，历史本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前与后是有连贯性的，任意的抽取片段进行孤立的解读，并不能了解历史的本质。比如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目的是为了研究方便而以事件设置的时间点。但战争的结果和影响，却不是战争结束后就显现出来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几十年后才突出出来。所以，章开沅先生主张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走出所谓的历史框架。在清王朝覆灭后，人们以为革新了，割了辫子便与旧时代告别了。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还沿袭明、清甚至是先秦时代。而1949年之后，并不是新中国的成立，就像按钮一样，一按消除了所有旧的制度、习惯、文化、经济。实质上这种延续对于之后的各种运动和走向，仍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不要急于当做判官来划分好坏，而是将自己代入前人的氛围、前人的思想中去体会考究的原因和结果。这便需要历史研究者、历史爱好者们的积累，丰富自己的视野。

　　章开沅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但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中国近代史这一段历史中，他着眼于整个历史长河与现在及未来的联系。主张历史研究应当参与到现实生活中，让历史的“用”不再因为误解而被人用来谋取私利，肆意地伤害他人。就像尼采只是思考却不曾使用自己的思想，而纳粹却片面地利用了他，只有当人们从历史的长河中完整地看待他、看待自己时，才可以重新认识尼采，重新认识他思想中的价值。而这正是一种真正的“走出”过去，从而“走入”未来。

　　作者洪宇 本文首发《北京晚报》2020年4月15日

　　《走出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三)：《北京晚报》：从轻视到重视的近代史

　　大家文丛《走出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 北京出版社

　　以前有种说法，“大学学历史，毕业即失业”。在当时奉行实用主义的环境下，历史确实只是很多人的爱好，并不是选择。人们或许对本国的历史多少有了解，但这种了解对于我们生活起到的意义，却在人们的心中各有不同。历史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究竟为何？这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们心中无形的疑问。在科学技术以如此变革速度的发展下，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但却付出了精神文明与道德伦理方面极为惨痛的损失。在20世纪这100年中，世界变了样，变得陌生而恐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痛惜西方长期片面追求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酿成自我中心、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的恶果。他曾将希望给予历史厚重的东亚文明的复兴，希望以他们的传统弥补现代人类文明的缺失。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认为，历史是人类的宝库，包含了人类活动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光是经验的记忆，也是人类智慧的记忆。在近期出版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章开沅先生将历史的责任与意义，与读者们诉说。在他的思想中，历史不应该是坐而论道，也不应该是深入文献中不可自拔，而是让历史积极参与进生活中。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历史所谓的过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学家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影响现实生活。

　　《走出中国近代史》并不是梳理中国近代史中的事件、人物，而是章开沅先生对于这段历史延伸出的历史情怀。中国是文明古国，不包含史前史也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这段历史的特点是，由于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进入近代，所以这100年与之前的风光不同，是在屈辱与灾难中煎熬过来的。就像章先生所说，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可分割的，历史是一整条时间轴，而并不是一堆碎片。我们对于近代史中的屈辱感与民族自尊被践踏的那种强烈愤恨，其实来源于历史的延续，现在的我们仍处于这段历史的影响中。

　　在章开沅先生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如何从轻视到被人重视。中国古代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累积，光是二十五史就足以碾压一切。而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也只有110年，在历史内容上也多有不足。清道光至宣统年间的历史多是作为清史的附庸。而民国建立后，多被重视的也是为了政治而服务的国民党党史。太平天国的历史相对来说较为重视，那也是在国民党认为洪秀全是他们的革命先驱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民间资料虽然众多，但只是作为历史杂文和新闻汇总，难有真正的学问在其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前，近代史难以有所作为，这门学科只是作为古代史的附庸，没有总结出更多的智慧。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意义，在逐渐发展中寻找着不同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摒弃“厚古薄今”的观念，开始重视中国近代史。在当时中国近代史的位置提到了几乎和中国古代史不相伯仲的地位。虽然当时由于官方的支持将中国近代史的地位提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但是在时代的局限下，中国近代史的定位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框架之下，中国近代史的很多问题难以突破，研究的重点侧重革命与爱国相关的人和事。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研究历史的过程也是延续发展的过程，虽说这段时间让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改变，但对于重要事件和人物的专题研究还是硕果累累的。在“文革”之后，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虽说有各种研究成果，但在章开沅先生看来，难道中国近代史只是研究这些内容，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中国近代史新的研究意义又是什么，我们仍缺少对这段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深层思考。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思考，在书中章开沅先生引用了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中的一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句诗中蕴含了历史非常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奥秘，历史本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前与后是有连贯性的，任意的抽取片段进行孤立的解读，并不能了解历史的本质。比如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目的是为了研究方便而以事件设置的时间点。但战争的结果和影响，却不是战争结束后就显现出来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几十年后才突出出来。所以，章开沅先生主张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走出所谓的历史框架。在清王朝覆灭后，人们以为革新了，割了辫子便与旧时代告别了。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还沿袭明、清甚至是先秦时代。而1949年之后，并不是新中国的成立，就像按钮一样，一按消除了所有旧的制度、习惯、文化、经济。实质上这种延续对于之后的各种运动和走向，仍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不要急于当做判官来划分好坏，而是将自己代入前人的氛围、前人的思想中去体会考究的原因和结果。这便需要历史研究者、历史爱好者们的积累，丰富自己的视野。

　　章开沅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但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中国近代史这一段历史中，他着眼于整个历史长河与现在及未来的联系。主张历史研究应当参与到现实生活中，让历史的“用”不再因为误解而被人用来谋取私利，肆意地伤害他人。就像尼采只是思考却不曾使用自己的思想，而纳粹却片面地利用了他，只有当人们从历史的长河中完整地看待他、看待自己时，才可以重新认识尼采，重新认识他思想中的价值。而这正是一种真正的“走出”过去，从而“走入”未来。

　　本文作者洪宇 首发《北京晚报》2020年4月15日

　　《走出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四)：王奇生：师门四年记

　　章开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中国商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高识阔，著作颇丰。由他所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和尊崇。 此文从《章开沅先生九秩纪念文集》中选取发表。 与先生相处，他并不如传说中严厉 1993年，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其时开沅师还在海外讲学。翌年春，开沅师回国。记得第一次见开沅师的情景。此前从师兄们那里听到一些开沅师如何严厉的“故事”，见面前难免有几分惴惴。那天特意提前到所里，等见到开沅师，罗福惠老师刚介绍我，开沅师即含笑点头说：“啊，你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写得还不错，离开台湾前，我将它转赠给了“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两句话就解除了我的紧张心理。事后我和何建明说：“老师和蔼可亲，没有传闻的那么可畏啊！” 之后数年和先生几乎朝夕相处。先生一直是煦煦春阳，从未疾言厉色。亦因为此，我和建明在先生面前说话、聊天也非常放松，有时甚至有些放肆。以至于朱英老师对我们说：“以前的学生和章老师说话都紧张，你们俩和章老师说话真随便。”后来又听师母说，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性情变得温和多了。 章开沅据我的观察，章门弟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成才率明显高于后期。这和先生对弟子态度的由严转温，不知有没有一定关系。也许只是巧合吧，因为整个学界都有“60后”不如“50后”的趋势。 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题目越做越小 1994年9月，我和建明都跟随开沅师读在职博士。开沅师没有正式给我们开过课，而我们在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受教的机会。历史研究所办公条件不错，每人有一间办公室。在所四年间，大部分时间能在研究所见到先生。除了正式向先生请教问题，更多的机会是和先生闲叙。而闲叙中的受益更远胜于课堂。也因为是闲叙，即使不成熟的想法，也敢于向先生提出，请先生指点。先生或赞或否，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让学生开窍。 对于博士论文选题，我没有考虑继续做留学史，而想另辟新径。当时大体聚焦于两个题目：一是教会大学的校园文化；一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权。先生对这两个选题均表示认可。而我权衡再三，最终选定基层政权研究。当时国内的民国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兴趣还集中于中央层面，对基层政权几乎无人问津。对民国档案的利用，大家也都指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尚少有人利用地方民国档案。而我有意利用省县档案馆所藏档案来做研究，得到先生的赞许与鼓励。 开沅师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向来给以宽松自由的思考空间，鼓励学生自由选题，“走自己的路”，绝不强勒学生跟随自己的兴趣去做。亦因为此，章门弟子的选题是多元的、开放的，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地，甚少交集。开沅师本人的研究更是多点开花，而且点与点之间还跨度很大。每一领域几乎都是开拓性的。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莫不如此。学界的常态是，一旦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就固守那一领域，矢志不渝。这样做的好处是驾轻就熟，可以精耕细作；只是难免有学术“内卷化”的风险——有增量，而无增长。而开辟一个新园地，需要数年的积累才能有产出。但每一园地的开辟，均具有很高的学术创新度，并可引领年青学者。开沅师对自己的学术多元取向，自解为“喜新厌旧”：“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不过开沅师也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 这些年来，内心非常敬佩老师这种“喜新厌旧”的精神，亦试图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深感开拓新领域之艰辛。开沅师曾告诫：每人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专精的领地才能在学界立足，但视野一定要贯通，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一百多年，眼界不可太过局促。后来先生又提出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中国史”，认为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我们把题目越做越小。先生还告诫，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开沅师一贯主张“参与史学”，认为史家必须有适度的现实关怀，史学不仅仅是回顾过去，还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史学应该在对过去的研究和现实的需要之间适当地寻求一种契合点，但强调“参与史学”不是御用史学，不是应用史学，不是影射史学，不是离开历史研究的参与。开沅师的这些史学理念，我不仅铭记于心，亦内化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只是先生的境界难以企及。 日本学者认为开沅师是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的研究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的研究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而是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观察，如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描述辛亥以来知识精英“只争朝夕”的急切与急迫情绪等，均别出新意与深义。先生认为群体是个人与阶级之间的中介，值得重点研究，故章门弟子中有多位致力于社会群体之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定位于《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亦基于此。之后我的研究，无论是民国政治史、国民党组织史，乃至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均适度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关注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社会心态等，有别于传统政治史侧重“人物”、“事件”、“过程”之路径。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比较注重规律、结构、一般性、普遍意义等“不变”的一面。而历史研究则重视“变”，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社会科学重视“求解”、“求是”；历史研究则重视“求真”、“求实”。在社会科学的学者眼中，历史学者只会“就事论事”，不能上升到宏观的理论高度讨论问题；而历史学者则瞧不起社会科学的学者空谈理论，食洋不化。其实不同学科各有优长，是可以互补而不必互斥的。只要有助于理解和解读历史，任何学科的方法均可借鉴。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方面，我是深受开沅师影响的。只是先生的功力实在难及。去年重读先生发表于1991年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一文，其感受仍十分震撼。 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记得开沅师说过：“我不过是一只老母鸡，东扒扒，西啄啄，扒出一点东西就让小鸡们来吃。”这句话很能形象地表述开沅师对弟子们的细心呵护与关照。先生不仅开辟一些新领域引导学生们去做，更为学生创造和争取各种学术资源与机会。去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长陈三井先生出版学术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书写两岸史学交流》，内中提到，1995年，章开沅先生专门给他（时任所长）写信，介绍王奇生申请台湾的中华发展基金，希望三井所长协助。我记忆中，当时只和开沅师闲聊中提及申请台湾基金一事，没想到先生私下为我写信求助。而先生从没有告诉过我写信一事。若不是20年后看到三井教授的回忆，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1997年，我北上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读博士后。1999年出站后，近代史所希望我能留所工作。当时我为此事深感为难。因为要让华中师大“放人”是一件难事，更感纠结的是，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将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来工作，第二年就让我在职读博士，不仅受恩于老师，也受恩于历史研究所，未曾为历史研究所效力即要求调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将自己的心事向先生坦陈，没想到先生的回答是：“能进近代史所工作，十分难得；我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边；对历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去哪里。当然，不要告诉别人是我鼓励你离开的，否则不好向校方交待。”我一直保守这一“秘密”，现在说出来，想必已无妨。 学界前辈罗尔纲先生写过《师门五年记》，姑仿作《师门四年记》。朱英老师限我写三千字，只好将四年随师受教的点滴先简要写出，更细致的记述留待以后吧。

　　作者 王奇生 本文首发《 澎湃·私家历史》2019-07-01 原标题为《 章开沅九十华诞︱王奇生：师门四年记》 章开沅先生新著 《走出中国近代史》 北京出版社

　　《走出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五)：《光明日报》：“敢为人先”章开沅

　　【大家】

　　少年从文，挥斥方遒，钻研学术，寻觅真知；后转史学，孜孜以求，另辟蹊径，敢为人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曾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2019年4月，章开沅于华中师范大学光荣退休，“无衔一身轻”。从此，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时空回转到1937年底，中国大陆战火纷飞，年仅11岁的章开沅跟随家人，汇入因战争而被迫逃亡的人流，挤上了西行的轮船。这个怀揣文学梦的懵懂少年未曾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梦想

　　少年的梦，文学的梦。

　　上小学时，章开沅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写作天赋，他的多位国文教师均是来自平津地区高校的爱国青年，常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布置作文多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

　　其间，章开沅写过一篇《马的故事》，老师十分欣赏，代投到《皖江日报》。

　　文章发表了。家中长辈得知后兴奋异常，觉得章家出了个小作家。章开沅也甚是得意，从此在心底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逃难至川后，章开沅考入国立九中，靠政府贷金求学。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却不乏“高人”。

　　数十年过去了，章开沅仍然记得那位有着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概的姚述隐老师。他讲《桃花源记》，引得一帮少年动辄上山寻找秘境；他讲马致远，同学们旋即就能进入“枯藤老树昏鸦”的暮景；他讲辛弃疾，大家“何处望神州”的悲情顿时燃起。

　　朱金声老师则极富才华，不但课讲得好，还愿意用心品评学生们写的文章。章开沅曾花力气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朱老师当面品评：文章词汇丰富，遣词造句讲究，但有点唯美，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

　　这样的点拨引导章开沅思考为文之道，朦朦胧胧意识到好文笔跟辞藻堆砌不能画等号。

　　但是，一心想做文学家的章开沅，却因文“惹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高三时，他写了一篇周记，名曰《鸽铃》。

　　鸽铃，就是绑在鸽子腿上的哨子。在周记中，章开沅在简单描写了“蓝天白云，鸽子飞过，铃声缭绕，清脆悦耳”之后，便发出一通鲁迅式的感叹，说这悦耳的鸽铃惊醒了绅士们的梦，他们拿起竹竿，敲锣打鼓地轰赶。但是在蓝天之上，白鸽飞翔如故，铃声也缭绕依旧。

　　《鸽铃》被教导主任看到之后，成为章开沅“思想不纯”的铁证。结果，虽然他成绩优秀，但高中未能毕业，就被九中开除了。

　　之后，章开沅考入一所会计学校，再度被开除，随后在一艘运输船上当水手，后来又在一个仓库当过抄写员。再后来，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无论遭遇多少艰难困苦，章开沅始终没放弃自己的文学梦。在川江流浪时，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很像高尔基，便认真地观察身边的船夫。在仓库当抄写员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到住处，还勤于练笔。即使入伍当兵之后，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军营生活的小散文，并积极向团刊投稿。

　　卫星

　　抗战结束后，章开沅退伍了。按照《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青年军，退伍后可以免试上大学，学校由自己选择。

　　于是，章开沅选择了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系。笔者曾经问他：“您不是怀抱文学梦吗？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院？”

　　章开沅笑道：“我那时候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在业余创作就行了。”他还说，鲁迅曾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章开沅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了历史系。后来听说，历史系看中他是因为其语文成绩比较好。

　　就这样，多少有些偶然，章开沅跟历史学连在了一起。

　　毕竟，文史不分家。在认真学习历史学的同时，章开沅继续做着自己的文学梦。他曾一度痴迷印第安文学，而这一兴趣，得到了极为开明的贝德士老师的支持，并想办法帮他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章开沅对印第安文学的迷恋很快激起了层层涟漪。入学后不久，他就加入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社团办了一份墙报，名曰“天南星”，章开沅是主要撰稿人。

　　团契负责人给章开沅取了一个很好的笔名：文封湘——文对章，封对开，湘对沅。他一直记得，当时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两篇影响比较大。一篇是时评，《漫话金圆券》；一篇是诗歌，《火车抛锚》。

　　《火车抛锚》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格律模仿自一首古老的印第安歌谣《大白翅》。这首诗歌帖出去之后很受欢迎，甚至流传到校外，有音乐系的同学准备为它谱曲。

　　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章开沅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南京，投奔到了解放区。到达许昌之后，听说中原大学正在招生，而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是，他进入中原大学继续深造。

　　初建阶段的中原大学，尚未按照正规大学一样分院系，带有培训性质。结业之后，很多人奔赴前线，投身解放战争之中。章开沅也跃跃欲试，一心想上战场。他盘算着，自己有过青年军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上战场是有优势的。即使不冲锋陷阵，起码也能做一个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骑马挎枪，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撰写出高水平的战场报告。

　　但是受训期间，章开沅办过一期引起全校重视的好墙报，校领导看中了他的理论水平。为配合将来办好新型大学，他在结业后被安排留校工作，分到了政治研究室。

　　武汉解放之后，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章开沅被安排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其后，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建成华中师范学院。

　　章开沅便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一辈子。

　　参加工作之初，章开沅结合教学，开展了一些研究，很快崭露头角。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开始发愿研究辛亥革命。其机缘，可以说也有些偶然。

　　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作。此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而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却不大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

　　于是，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这颗“卫星”是这样“上天”的：先找历史系领导谈；系领导认可后，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领导认为不错，马上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由省委宣传部管）；湖北省委宣传部觉得不错，责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此事。

　　经过紧张筹备，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界的交流比较少，不要说跨地区的，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因此，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

　　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颗“卫星”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章开沅的学术生涯中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大作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

　　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章开沅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一年后离开编辑部时，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友林言椒为他践行。席间，林言椒建议章开沅主持编写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关于将来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讲话，于是应承下来。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从事研究，依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

　　“党支部”的问题好解决。当时，华师的领导机构是革委会和临时党委，本校教师能主持编写一套由国家级出版社出面组织的著作，党委书记为此感到高兴，表示将鼎力支持。

　　“工农兵”的问题却有些棘手。不是找不到工农兵，而是此前的经历让章开沅明白，工农兵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往往不尽人意。他们进来了之后该如何开展研究？果然，后来找到了一些工人，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所写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甚至连修改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只好推翻重写。

　　1979年秋，初稿接近完成。这时，章开沅和编写组的另一位学者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邀请，前往大洋彼岸进行学术交流。

　　这次出访让他们后来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国内“文革”肆虐，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迅速发展，并大大拉开了国内外之间的差距。

　　正是通过这次出访，编写组不仅亲眼看到了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了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差距，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定稿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术水准。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书名由宋庆龄亲自题写。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学者誉其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一面继续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精耕深研，一面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彼时，现代化理论风生水起，他主持编写了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其中有一册，是他自己撰写的《离异与回归》。

　　《离异与回归》从文化的角度，解析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章开沅此时已担任华师校长，政务缠身。这本著作都是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时间（他自称为做学问的“黄金时间”）写出来的。后来，《离异与回归》在国内不断被重版，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不过，在研究教会大学的过程中，章开沅还“偶然”卷入了一桩公案。

　　为了深入研究教会大学史，1988年，章开沅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

　　工作开始不久，章开沅就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博士的个人专档。看到自己老师的文献，学生自然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浏览了这些卷宗。

　　出乎意料的是，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原来，南京沦陷之后，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参与保护中国难民，抗议日军暴行，并亲眼见证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时，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该会的往来公文以及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都由他保管。

　　20世纪50年代返美时，贝德士将这批文献带回，成为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藏品。

　　粗粗浏览后，章开沅便认识到，贝德士保留的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宝贵的原始资料。就这样，他又投身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之中，相继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专著。

　　真知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章开沅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针砭，广为人知。其实，这是他“参与史学”的组成部分。到过武汉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座城市的精神是“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但是，鲜有人知，这一城市精神的确立，有章开沅的一份功劳。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的首义发生在武汉，那么，首义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很多人参与了这次讨论，章开沅提出，首义精神，乃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的这一提法，被湖北当局采纳，其后，便有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这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

　　与“参与史学”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章开沅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在他所从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章开沅的日本朋友田中正俊，在其所撰《战争·科学·人》一书的扉页上印了一首小诗（作者是一个无名的日本学生兵）——

　　“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章开沅对这首小诗特别钟爱，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引用，并在有关讲座中反复提及。

　　这首忧伤的小诗，表现了一个正在走向战场也是走向死亡的日本学生兵，对人类相残的厌恶和对人类能够同欢乐、共悲伤的向往。这正是章开沅所向往的，虽然，他对现实社会有很多不满，但却依然满怀希望，对于人类的未来，也同样乐观。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

　　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

　　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当被问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没有什么危机时，章开沅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他接着指出，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

　　章开沅说，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

　　虚即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

　　能虚能静，方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状态。

　　“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章开沅说，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章开沅，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教会大学、南京大屠杀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其深厚学养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论著丰厚，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曾先后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终于在2019年4月完成夙愿，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头衔第一人

　　作者：彭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