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是一本由(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2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乌合之众》精选点评：

　　●很用心的翻译

　　●译者很棒

　　●群体易受暗示并轻信于人。

　　●尽管说，人一旦进入群体，他的个性便淹没了，残存的智力品质被反噬。但这本书很多观点真的很牵强，正是因为这样简单的论证方法和逻辑降低了阅读门槛，迎合了大众口味，而且带有歧视意味……依然摆脱不了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靠臆想出来的“真理”代替现实的真理。全文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焦虑与洋洋得意。标新立异，这其实又是一种从众。

　　●1895年的作品，却反传统，勒庞的观点虽激进却在如今依旧有普适性，依旧有借鉴意义。群体是乌合之众，我认为可以在群体中的个体保持一定的自由度达到中庸的结果。但是勒庞在法国这个被大革命洗礼的国家，观点不免有些过于激进偏颇，我用书中对于领袖劝说手段的观点来评价这本书：断言、重复、声望和传染。正是这些内容让观点清晰明确，论证变得有说服力，我们即看书的个体相信了，甚至奉为圭臬（这是不是个体的群体化倾向？）

　　●译本很棒，值得一读。

　　●非常棒的译本

　　●推荐给无数人，时刻警醒却时常大意，群体中的独善其身较比难……总怕因离群而成另类，中国式人情世故实在累心。

　　《乌合之众》读后感(一)：理解现实舆论洪流的指南

　　乌合之众 很多人推荐过乌合之众，也有很多人用这个词，但是如果不自己去读一下这本书的话，感觉还是有些偏差。 概括之就是讲了群体的概念和形成，共性和特性、具体表现、原因、分类和例子，以及用这个模型理解历史更替。 首要明确这个群体指的是：自我意识的消失，思想感情的统一的群体。 特点，比如在群体之中会无意识控制、低智商化、易受暗示、传染性、情感的两极化，简单化等等。那么相对应的控制群体的就是通过断言重复夸张等这类方法以及领袖的气场。 所以我会这么理解：造就群体的底层逻辑是生物性、神话崇拜和民族性格。 因为大部分人都疫情居家，而最近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微博总能见到很多言论，部分可以来对应理解“乌合之众”这种群体模型。 再结合之前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类似的大集会演讲之类的场景，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被裹挟，当离开群体之后就会突然清醒。真的还蛮奇特的体验。 后来又想了想，怎么尽量避免乌合之众。很难。但要是能在重要的事情上先形成自己的原则和定见，这样可能更好地避免。但说不定这样就成为了乌合之众的领袖，哈哈，扶额。 总之，这个乌合之众的群体模型从心理学角度很好地拟合了部分现实社会。结合其他学科角度认识世界效果更佳。可用，鼓掌赞叹。

　　《乌合之众》读后感(二)：如果世界是错的，若教育的目的是平庸……

　　《乌合之众》是长期霸占清华阅读榜第1名的一本书，也是我自己唯一读过两遍的书。阅读自己两年前的读书笔记，发现这本书的一个通识没变：群体无智能或弱智能。其实，反观自身，个人行为大多数时候是被无意识而非明确意识推动的，也是源于此，人会经常性迷茫；换言之，无意识本性，驱动异质性群体向同质性转变。当群体因某种共同意愿而聚集时，非常容易被经过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某种“意识”所控制，从而表现出无理性、低智能等特点。这点通识很重要，因为他跟我们潜意识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多即是好”的逻辑相悖。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香港事件中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的非理性的行为，我们也应该明白，理解香港问题，不是看群体都做了什么，而应该关注背后引导群体的力量。此外，除了无意识之外，群体无需对行为结构负责的“法不责众”的心理也是驱动群体无理性的重要因素。

　　我们如何将个体区别于群体？或许自然会想到名望（金钱、权利）、受教育程度等。然而，名望只是领袖加持控制群众的手段，受教育的多寡亦不能使得个体从群体中抽离。当教育不强调独立思考、鼓励个性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指望通过教育让个体脱离无意识本性和群体的弱智属性呢？在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思考和个人意识从来都派不上用场。良好受教育者的成长路径该是：成家立业，然后落入生活的俗套，只要落入这种俗套，受教育者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还算本分，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改变个体命运从来都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平庸才是。

　　再次阅读，让我明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由于群体是弱智的、非理性的，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也应该是由众多的非确定性的“错误”构成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因为历史上，推动人类演变的从来不是真理，而是谬误。逻辑、理性从来都不是群体的语言，同样的，采用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也一定会碰壁。逻辑很重要，逻辑可以为我们指明前行的大概率方向，但这种逻辑一定要是从实际调研中来，当我们获得了一种有悖于“常识”的逻辑时，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了相对于“错误”世界的“正确”理解方式。然后，再将这种有悖于“常识”的、相对“错误”而“正确”的逻辑运用于实际中，才有可能起到作用。所以，世界大概率是错误构成的，正确的逻辑往往是有悖于常识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乌合之众》读后感(三)：真我世界

　　奥利弗获得了重生，我心里也如释重负。仁慈与友爱还是战胜了邪亚与电鄙。我想我们庆去的生汪在这个州纪写础分员在江积罗外深旦在仙美与由后旦身世纪，虽然贫穷在记忆深处还是腐蚀看灵魂，但是最起码我们不用像个孤儿一样逃避本不是他的年龄该承受的欺诈与蒙骗。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不等的分化，而作为个人在那个阶层的位置似乎决定了其未来的规划，即便有一少部分人从一个阶层跨越到另一个阶层，也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以及不可多得机遇，而这必须建立在相对公平的政治体制下。我们试图重建一种公平的社会机制，人类的思想家，哲学家也为此绞尽脑汁。而从历史发展变革来说，每个前进的社会总是比旧社会的制度更先进一点。而事实.上存在的一切贫富差距问题历来会促使社会体制发生变革，之必须基于一种人性平等的伟大光辉下。(或许制度的变革在保留富人的前提下，最大化穷人的利益下缓慢进行。)当济贫院以施恩的身份去抚养那些孤儿，再甘博爱的观占下看来汶些孤川口更汪着就是对他们是最大的恩赐。因为,如果没有济贫院或许他们早已天折。这是一种人性的友爱光芒所照射的19世纪的真实写照。而社会总是会进步，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但我们像看悬疑片一样紧张的贴近奥利弗的孤儿生涯时，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怎么会那么荒唐，那些过往为何会让今天的我们愤慨。不过，我们还是深切的感受到了，我们是在往前走，只是前人的尸骨换回来今天的生活。或许当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历史，那些我们的后代的后代依然会像现在我们的心情，不可理解的悲叹。我想这就是生活，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活法。不过，在时代的更替中永远让我们心暖的就是人类-直未曾遗忘仁慈与友爱，这也是我们发展的最重要的灵魂支柱。南希的死震撼了我。我无法想象，贫贱的人在更贫贱懦弱的人跟前表现出的主宰，让人觉得恶心。而事实是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所有的动植物都-样，相对的优越感。我曾目睹过在我们看来那是比较卑微的人，在比他更卑微的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优越感超越了-切。因此，我们痛恨卑微者，我们同情更卑微的人。似乎这已是人类的一种宿命，我们无法逃脱。而更让人难受的莫过于那些活在卑微中的人们在心里的那种深深的禁锢，那种温水煮青蛙的悲哀。我想这也正是人统治人，压人的法宝。因此，当看破这种悲哀的人类思想家，图通过思想教育来改变这种现象，试图唤醒每-一个人的思考，他们创立了一种学说，成立了一种宗教。了可悲的是这种东西最后被聪明的人更好的利用用以支撑其专制、这是任何伟大思想家不曾期望的。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我们总是在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讲而路途看十去总会是羊好的。让我们期待憧憬，同时不遗余力的改变歧路者,我们会更好的前进。

　　狄更斯一直用冷眼看19世纪的英国，他描写的孩子，大多是自己的写照，他的童年生活，可说是悲惨，而他故事中的孩子也大多是命运悲

　　惨，天真浪漫，结局美好。我想结局美好，应该是他心中美好的愿望吧。

　　群体精神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服从。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期盼。他们笔下的人物使我们感动的同时，也让我们去反思，去摆脱周身的桎梏。人类的理想肯定是沿着美好一路前行，这样我们才会在社会的变迁中报以希望，推动社会进步，不管当下怎样，我相信未来肯定是美好的。

　　《乌合之众》读后感(四)：过了一个多世纪，读起来仍然让人害怕，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什么进步

　　此文是这个版本的译序，《存个体之精神，驭群体之蛮莽》，抄录于此 一 勒庞漫长的一生，适逢欧洲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变革时期。在近百年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呈多元化发展，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法国则在共和制与帝制反复交替多次之后才步入稳定阶段。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和（带有偏见的）人类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社会观念和信仰。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仅颠覆了“上帝造人”的宗教观念，而且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作为达尔文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托马斯·赫胥黎将进化论观点应用于社会领域，于1893年出版《进化论与伦理学》，强调人们的精神、道德、智力与他们的体貌同样都是进化的结果。正是为了回应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勒庞次年出版了《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着重对种族的心理特征进行描述分析，一举获得不俗的反响。 二 作为《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的姐妹篇，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将主题转向群体心理特征的探索。勒庞所谓的（心理）群体，绝非一群偶然集聚的异质人群，而是在特定刺激因素和强烈情感的影响下，有共同行动目标的一群人，他们的个体意识消失，而且情感趋同单极发展。那群体为何得以形成呢？对这个问题，勒庞的回答有些多元，甚至零散。他首先将群体的形成归因于重大偶然事件；时而归咎于种族差异，时而归因于应试教育弊端；一会儿强调演说家的蛊惑，一会儿又强调领袖的迷人魅力。这种莫衷一是，不仅折射出不同群体形成缘由可能不尽相同，而且一个群体的形成可能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同是学医出身，勒庞主要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弗洛伊德则主要研究个体的心理现象。诚然，个体离不开群体，群体也离不开个体，二者无疑密切关联。在反思群体缘何凝聚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于1921年出版了《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而其出发点正是“勒庞的这本当之无愧的名作《乌合之众》”。不过，在肯定勒庞对群体心理研究所作贡献的同时，弗洛伊德认为作者似乎“没有成功地将领袖的作用及声望的重要性与他对群体心理的精彩描述完美地融为一体”。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所谓的“声望”不足以解释群体的凝聚力。随后，勒庞考察了两个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教会和军队，并认为这些群体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建立基于首领平等地爱所有个体的幻觉，而个体通过“认同”机制在首领身上找到了他们的“理想自我”。显然，在解释同一个社会现象时，如果哲学家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的群体类型不同，那他们的阐释方式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德裔美国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就以集权主义为出发点，认为群体的形成不是“由于平等条件和大众教育的普及”造成，而是“高度原子化社会的碎片化和孤立感”所致 不论如何，行动不受意识支配且情感趋同发展的群体与保持清醒意识的孤立个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勒庞看来，群体具有智力低下、不加推理、缺乏批判、易受暗示、轻信盲从、急躁乖戾、情感夸张、道德或高或低等特点。而且不同的种（民）族，其程度又不尽相同。对于这些低劣的普遍特征，勒庞多次将群体比作野蛮人和儿童与妇女，并认为“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女人气，不过拉丁群体的女人气最重”。这无疑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偏见，它从侧面折射出当时人类学研究对于种（民）族优劣的普遍看法，更反映出勒庞对邻邦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羡慕，以及对自身所属拉丁民族的贬损态度。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勒庞是种族主义分子。然而，勒庞书中所言的种族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更多等同于民族或国民，而非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种概念。对此，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墨顿在该书英文版的导读《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中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在勒庞看来……种族是个定义不严格的标签，可以贴在各国人民和民族身上，这反映出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而非他心怀种族主义的恶意。”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在采用当代话语标签研究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必须要考查某些词语（比如种族、民族等）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演变，正如勒庞在书中对“民主”和“祖国”等词的分析那样 三 常言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针对群体的智力水平、推断能力与批判精神，勒庞风趣地写道：“群体汇集的不是智慧而是愚蠢。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并不比伏尔泰睿智。如果整个世界代表一个群体，伏尔泰肯定比整个世界睿智。”对勒庞来说，人与人之间在受到教育主导的智力上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但在受种族主导的性格和情感上却十分接近。即便是一群聪明绝顶的人，一旦聚集形成群体，智力就趋于庸俗化，在非专业之外的其他问题上也毫无见解。 虽然群体在智力和推理能力上呈大幅降级趋势，然而他们在情感上却表现出极端发展的势头，用“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来形容再恰当不过。群体的情感和力量之所以呈级数增长，这是因为一旦某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某一个体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暗示很快会通过传染机制，传遍整个群体。显然，暗示在人群中传播，不仅没有像能量在介质中传导那样出现衰败，而是呈现出“一传十，十传百”的放大增强效应。在勒庞的书中，作者更多以无数次暴力革命来凸显群氓的消极毁灭力量，不过他也不时肯定群体的力量在人类文明构建中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若非借助群体巨大的力量和那种豪迈的情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也纯属枉然，虽然这种进步未必让人民实现幸福的理想。不过，火可用于产生热量，也可酿成灾难，而群体的力量亦是如此 显然，群体的力量驾驭得当，可以造就个体难以企及的伟业；但如果被独裁者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个人为了自保或得到群体的爱，彻底弃绝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周围人群融为一体，这与生物界的变色龙并无二致。无独有偶，美国导演伍迪·艾伦1983年的电影《西力传》（Zelig）正好反映了这个主题。对此，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发表过精辟的看法：“我感觉为了自保而放弃个人主见以顺应大流，就像变色龙那样与环境浑然一体，人最终就会成为法西斯权力操控的绝佳对象，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从这一点来看，勒庞的著作多少预言了随后不久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猖獗。在出版不久，勒庞的《乌合之众》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欧洲的两位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据说都读过勒庞的《乌合之众》，后者更是对本书盛赞有加。或许，这些独裁者从书中讨论群体领袖的章节得到了启发，洞悉了动员手段（断言、重复与传染）的重要性，但我们绝不能将法西斯的暴行归咎于本书的作者头上，而只能说作者在书中的预言得到了验证。此外，其他许多政坛伟大领袖人物，如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克列孟梭、戴高乐等，也从这本书中找到了灵感 四 在分析伟大领袖的魅力时，勒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因于他所谓的“声望”。在他看来，获得声望的领袖只要巧妙运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手段，以鲜明的形象和通俗的套路打动群体，就可以发动民众为某种事业义不容辞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勒庞认为所有的社会集体信念都具有中世纪基督教般的宗教形式。作者多次以拿破仑和雷赛布为例，说明个人声望的获得主要以成功为基础。一旦个人因某些不测失利，头顶上闪耀的光环会立即黯然无光。而群体这时对失利的英豪不再是敬仰和崇拜，情感瞬间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会因为之前爱戴此人而加以报复，并表现出鄙视和轻蔑的姿态。群体对领袖人物的这种极端对立的不同情感，后来弗洛伊德则通过“情感矛盾”进行了全面的阐释 此外，作者还从群体领袖的劝说手段引申开来，强调了断言和重复的洗脑作用，这无疑彰显出勒庞的远见卓识。尤其是不加推理的断言和重复，不仅被拿破仑视为最重要的修辞手段，而且也是当今商业广告中的惯用手法。诚然，这种低俗的手法之所以发挥作用，与群体的不加推理、只会形象思维的特点密切相关。苦口婆心地费半天口舌，抵不过一幅生动的画面。巍峨的铜铸佛像、高大的伟人肖像、宏大的宣传海报会立即对民众产生影响，顿时让人肃然起敬。然而，对于借助言语打动听众的演说家，重复和套路已经不再适用。即便是享有声望的人物，他们也必须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变换说法，以避免有些过时的词语在听众中间形成负面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随时根据听众的反应，积极调整自己的言辞以打动听众 五 在对群体的讨论中，勒庞更多表现出否定态度。但在《乌合之众》的下篇，当重点讨论重罪法庭陪审团等有名称的异质群体时，勒庞却表现出少有的肯定姿态。或许，正是法国司法史上反复不断的冤案，尤其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德雷福斯事件”，让作者持这种保留意见。我们知道，在《乌合之众》出版前一年，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革职后被流放至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岛遭终身监禁。随后不久，尽管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依然竭力维护误判，而德雷福斯直到1906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在谈到法官误判和诸多特殊案例时，勒庞充分肯定了陪审团制度的优点，并给出如下论断：“它或许是个体唯一不能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削弱法律的严酷。尽管法律原则上人人平等，但它对特殊情况却视而不见。谈到这里，读者无疑对2019年“辱母杀人案”在国内激起的全民热议记忆犹新，该案最终以一审判无期徒刑、二审判五年监禁画上句号。以此看来，如何在维持社会公正的前提下，让铁面无私的法官“法外开恩”，正是“感情用事”的陪审团理应担当的角色 随后，在讨论选民群体和议会团体两个异质群体时，勒庞再次强调了它们具有思维简单、不加推理、缺乏批判、领袖作用巨大等普遍群体特征。针对各国普遍采取的选举制度，勒庞一方面犀利地指出了选举中存在的潜在贿赂问题，因为财富可以取代声望为选票买路；另一方面，他也无情地揭露了候选人为赢得选票，事前天花乱坠地空口承诺，事后全然不加兑现的无耻嘴脸。对于各国政府实施的议会制度，尽管同样存在种种弊端，但这种群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勒庞看来有别于其他群体。因为起草法案的都是个体专家，所得必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全面的考查。只要议会上不对这些法案条例进行过多修改，这种制度依然是最佳的统治模式，因为它有效避免了个人独裁专制的出现 诚然，在撰写《乌合之众》时，勒庞主要以法国大革命的诸多事件为例，并且直言不讳地评判拿破仑、罗伯斯比尔、丹东等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跨度较近的事件和人物，他则很多时候只是含沙射影，诸如书中“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一份据称有辱法国大使的电报公之于众”等说法。这种避讳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做法，无疑侧面反映出勒庞的谨慎与保守姿态。不过，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勒庞，在以史为鉴告诫群体暴力导致的可怕后果时，却提议“应当把史书视为纯粹想象的产物”，矛盾地否认历史的一切价值 其实，勒庞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反映出人们学习历史但从中不得教训的矛盾，而且人们对于历史上重大运动的遗忘速度之快更令人惊讶不已。在谈到这一点时，汉娜·阿伦特认为“集权主义运动遗忘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而且轻而易举就可以被另一种运动取代”。对于重大创伤性历史事件的遗忘，其机制不像弗洛伊德提出的个人对于创伤事件的“屏蔽记忆”，而是显然又验证了黑格尔那句反讽意味十足的名言：“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的悲剧才会不断反复和重演。毫无疑问，面对声势浩大的欧洲革命，作者在《乌合之众》中透露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的忧患，这与后来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表露的悲观色彩如出一辙 一本书受人追捧、畅销一时容易，但要经历时间考验成为经典尤难。在勒庞的这本《乌合之众》中，作者看似只“研究群体的精神”，实则提出并讨论了那个时代乃至我们当代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群体的盲从与反叛、民众运动、集体无意识、应试教育弊端、商业广告、演说成功要素、政府开支与官僚化、人的异化与冷漠等一系列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墨顿所言，正是这本书“涉及问题的多样性，使它具有持久的意义”。由此可见，我们今天阅读勒庞的这本百年经典，仍然会帮助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保持敏锐的目光来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 当今的社会形势更为复杂，在经历百年以大众运动为特征的群体时代之后，我们多少又迈向了标榜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个体时代，或者更多是两种局面共存于世的对立形势。面对网络信息时代的喧嚣，如何在民众意见的洪流中保持冷峻的个人头脑，避免人云亦云；面对个体意识的过度发展，人们日趋冷漠和孤立，该如何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当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今，我们重读勒庞的《乌合之众》，不是宣扬反集体主义思想，误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而是要留存个人的批判精神，驾驭群体的威猛力量，并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绝妙的平衡，从而确保人类数万年的文明可以永世长存，而避免走向勒庞书末预言的那种宿命的衰亡

　　《乌合之众》读后感(五)：过了一个多世纪，读起来仍然让人害怕，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没什么进步

　　此文是这个版本的译序，《存个体之精神，驭群体之蛮莽》，抄录于此

　　一 勒庞漫长的一生，适逢欧洲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变革时期。在近百年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呈多元化发展，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法国则在共和制与帝制反复交替多次之后才步入稳定阶段。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和（带有偏见的）人类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社会观念和信仰。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仅颠覆了“上帝造人”的宗教观念，而且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作为达尔文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托马斯·赫胥黎将进化论观点应用于社会领域，于1893年出版《进化论与伦理学》，强调人们的精神、道德、智力与他们的体貌同样都是进化的结果。正是为了回应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勒庞次年出版了《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着重对种族的心理特征进行描述分析，一举获得不俗的反响。 二 作为《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的姐妹篇，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将主题转向群体心理特征的探索。勒庞所谓的（心理）群体，绝非一群偶然集聚的异质人群，而是在特定刺激因素和强烈情感的影响下，有共同行动目标的一群人，他们的个体意识消失，而且情感趋同单极发展。那群体为何得以形成呢？对这个问题，勒庞的回答有些多元，甚至零散。他首先将群体的形成归因于重大偶然事件；时而归咎于种族差异，时而归因于应试教育弊端；一会儿强调演说家的蛊惑，一会儿又强调领袖的迷人魅力。这种莫衷一是，不仅折射出不同群体形成缘由可能不尽相同，而且一个群体的形成可能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同是学医出身，勒庞主要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弗洛伊德则主要研究个体的心理现象。诚然，个体离不开群体，群体也离不开个体，二者无疑密切关联。在反思群体缘何凝聚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于1921年出版了《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而其出发点正是“勒庞的这本当之无愧的名作《乌合之众》”。不过，在肯定勒庞对群体心理研究所作贡献的同时，弗洛伊德认为作者似乎“没有成功地将领袖的作用及声望的重要性与他对群体心理的精彩描述完美地融为一体”。在弗洛伊德看来，勒庞所谓的“声望”不足以解释群体的凝聚力。随后，勒庞考察了两个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教会和军队，并认为这些群体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建立基于首领平等地爱所有个体的幻觉，而个体通过“认同”机制在首领身上找到了他们的“理想自我”。显然，在解释同一个社会现象时，如果哲学家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的群体类型不同，那他们的阐释方式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德裔美国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就以集权主义为出发点，认为群体的形成不是“由于平等条件和大众教育的普及”造成，而是“高度原子化社会的碎片化和孤立感”所致 不论如何，行动不受意识支配且情感趋同发展的群体与保持清醒意识的孤立个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勒庞看来，群体具有智力低下、不加推理、缺乏批判、易受暗示、轻信盲从、急躁乖戾、情感夸张、道德或高或低等特点。而且不同的种（民）族，其程度又不尽相同。对于这些低劣的普遍特征，勒庞多次将群体比作野蛮人和儿童与妇女，并认为“任何地方的群体都带女人气，不过拉丁群体的女人气最重”。这无疑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偏见，它从侧面折射出当时人类学研究对于种（民）族优劣的普遍看法，更反映出勒庞对邻邦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羡慕，以及对自身所属拉丁民族的贬损态度。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勒庞是种族主义分子。然而，勒庞书中所言的种族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更多等同于民族或国民，而非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种概念。对此，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墨顿在该书英文版的导读《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中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在勒庞看来……种族是个定义不严格的标签，可以贴在各国人民和民族身上，这反映出勒庞对人类学的无知，而非他心怀种族主义的恶意。”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在采用当代话语标签研究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必须要考查某些词语（比如种族、民族等）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演变，正如勒庞在书中对“民主”和“祖国”等词的分析那样 三 常言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针对群体的智力水平、推断能力与批判精神，勒庞风趣地写道：“群体汇集的不是智慧而是愚蠢。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并不比伏尔泰睿智。如果整个世界代表一个群体，伏尔泰肯定比整个世界睿智。”对勒庞来说，人与人之间在受到教育主导的智力上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但在受种族主导的性格和情感上却十分接近。即便是一群聪明绝顶的人，一旦聚集形成群体，智力就趋于庸俗化，在非专业之外的其他问题上也毫无见解。 虽然群体在智力和推理能力上呈大幅降级趋势，然而他们在情感上却表现出极端发展的势头，用“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来形容再恰当不过。群体的情感和力量之所以呈级数增长，这是因为一旦某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某一个体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暗示很快会通过传染机制，传遍整个群体。显然，暗示在人群中传播，不仅没有像能量在介质中传导那样出现衰败，而是呈现出“一传十，十传百”的放大增强效应。在勒庞的书中，作者更多以无数次暴力革命来凸显群氓的消极毁灭力量，不过他也不时肯定群体的力量在人类文明构建中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若非借助群体巨大的力量和那种豪迈的情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也纯属枉然，虽然这种进步未必让人民实现幸福的理想。不过，火可用于产生热量，也可酿成灾难，而群体的力量亦是如此 显然，群体的力量驾驭得当，可以造就个体难以企及的伟业；但如果被独裁者滥用，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个人为了自保或得到群体的爱，彻底弃绝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周围人群融为一体，这与生物界的变色龙并无二致。无独有偶，美国导演伍迪·艾伦1983年的电影《西力传》（Zelig）正好反映了这个主题。对此，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发表过精辟的看法：“我感觉为了自保而放弃个人主见以顺应大流，就像变色龙那样与环境浑然一体，人最终就会成为法西斯权力操控的绝佳对象，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从这一点来看，勒庞的著作多少预言了随后不久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猖獗。在出版不久，勒庞的《乌合之众》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欧洲的两位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据说都读过勒庞的《乌合之众》，后者更是对本书盛赞有加。或许，这些独裁者从书中讨论群体领袖的章节得到了启发，洞悉了动员手段（断言、重复与传染）的重要性，但我们绝不能将法西斯的暴行归咎于本书的作者头上，而只能说作者在书中的预言得到了验证。此外，其他许多政坛伟大领袖人物，如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克列孟梭、戴高乐等，也从这本书中找到了灵感 四 在分析伟大领袖的魅力时，勒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因于他所谓的“声望”。在他看来，获得声望的领袖只要巧妙运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手段，以鲜明的形象和通俗的套路打动群体，就可以发动民众为某种事业义不容辞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勒庞认为所有的社会集体信念都具有中世纪基督教般的宗教形式。作者多次以拿破仑和雷赛布为例，说明个人声望的获得主要以成功为基础。一旦个人因某些不测失利，头顶上闪耀的光环会立即黯然无光。而群体这时对失利的英豪不再是敬仰和崇拜，情感瞬间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会因为之前爱戴此人而加以报复，并表现出鄙视和轻蔑的姿态。群体对领袖人物的这种极端对立的不同情感，后来弗洛伊德则通过“情感矛盾”进行了全面的阐释 此外，作者还从群体领袖的劝说手段引申开来，强调了断言和重复的洗脑作用，这无疑彰显出勒庞的远见卓识。尤其是不加推理的断言和重复，不仅被拿破仑视为最重要的修辞手段，而且也是当今商业广告中的惯用手法。诚然，这种低俗的手法之所以发挥作用，与群体的不加推理、只会形象思维的特点密切相关。苦口婆心地费半天口舌，抵不过一幅生动的画面。巍峨的铜铸佛像、高大的伟人肖像、宏大的宣传海报会立即对民众产生影响，顿时让人肃然起敬。然而，对于借助言语打动听众的演说家，重复和套路已经不再适用。即便是享有声望的人物，他们也必须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变换说法，以避免有些过时的词语在听众中间形成负面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随时根据听众的反应，积极调整自己的言辞以打动听众 五 在对群体的讨论中，勒庞更多表现出否定态度。但在《乌合之众》的下篇，当重点讨论重罪法庭陪审团等有名称的异质群体时，勒庞却表现出少有的肯定姿态。或许，正是法国司法史上反复不断的冤案，尤其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德雷福斯事件”，让作者持这种保留意见。我们知道，在《乌合之众》出版前一年，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革职后被流放至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岛遭终身监禁。随后不久，尽管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依然竭力维护误判，而德雷福斯直到1906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在谈到法官误判和诸多特殊案例时，勒庞充分肯定了陪审团制度的优点，并给出如下论断：“它或许是个体唯一不能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削弱法律的严酷。尽管法律原则上人人平等，但它对特殊情况却视而不见。谈到这里，读者无疑对2019年“辱母杀人案”在国内激起的全民热议记忆犹新，该案最终以一审判无期徒刑、二审判五年监禁画上句号。以此看来，如何在维持社会公正的前提下，让铁面无私的法官“法外开恩”，正是“感情用事”的陪审团理应担当的角色 随后，在讨论选民群体和议会团体两个异质群体时，勒庞再次强调了它们具有思维简单、不加推理、缺乏批判、领袖作用巨大等普遍群体特征。针对各国普遍采取的选举制度，勒庞一方面犀利地指出了选举中存在的潜在贿赂问题，因为财富可以取代声望为选票买路；另一方面，他也无情地揭露了候选人为赢得选票，事前天花乱坠地空口承诺，事后全然不加兑现的无耻嘴脸。对于各国政府实施的议会制度，尽管同样存在种种弊端，但这种群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勒庞看来有别于其他群体。因为起草法案的都是个体专家，所得必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全面的考查。只要议会上不对这些法案条例进行过多修改，这种制度依然是最佳的统治模式，因为它有效避免了个人独裁专制的出现 诚然，在撰写《乌合之众》时，勒庞主要以法国大革命的诸多事件为例，并且直言不讳地评判拿破仑、罗伯斯比尔、丹东等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跨度较近的事件和人物，他则很多时候只是含沙射影，诸如书中“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一份据称有辱法国大使的电报公之于众”等说法。这种避讳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做法，无疑侧面反映出勒庞的谨慎与保守姿态。不过，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勒庞，在以史为鉴告诫群体暴力导致的可怕后果时，却提议“应当把史书视为纯粹想象的产物”，矛盾地否认历史的一切价值 其实，勒庞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反映出人们学习历史但从中不得教训的矛盾，而且人们对于历史上重大运动的遗忘速度之快更令人惊讶不已。在谈到这一点时，汉娜·阿伦特认为“集权主义运动遗忘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而且轻而易举就可以被另一种运动取代”。对于重大创伤性历史事件的遗忘，其机制不像弗洛伊德提出的个人对于创伤事件的“屏蔽记忆”，而是显然又验证了黑格尔那句反讽意味十足的名言：“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的悲剧才会不断反复和重演。毫无疑问，面对声势浩大的欧洲革命，作者在《乌合之众》中透露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的忧患，这与后来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表露的悲观色彩如出一辙 一本书受人追捧、畅销一时容易，但要经历时间考验成为经典尤难。在勒庞的这本《乌合之众》中，作者看似只“研究群体的精神”，实则提出并讨论了那个时代乃至我们当代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群体的盲从与反叛、民众运动、集体无意识、应试教育弊端、商业广告、演说成功要素、政府开支与官僚化、人的异化与冷漠等一系列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墨顿所言，正是这本书“涉及问题的多样性，使它具有持久的意义”。由此可见，我们今天阅读勒庞的这本百年经典，仍然会帮助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保持敏锐的目光来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 当今的社会形势更为复杂，在经历百年以大众运动为特征的群体时代之后，我们多少又迈向了标榜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个体时代，或者更多是两种局面共存于世的对立形势。面对网络信息时代的喧嚣，如何在民众意见的洪流中保持冷峻的个人头脑，避免人云亦云；面对个体意识的过度发展，人们日趋冷漠和孤立，该如何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当下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今，我们重读勒庞的《乌合之众》，不是宣扬反集体主义思想，误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而是要留存个人的批判精神，驾驭群体的威猛力量，并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绝妙的平衡，从而确保人类数万年的文明可以永世长存，而避免走向勒庞书末预言的那种宿命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