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分歧》是一本由[美]埃德温·W.马丁 (Edwin W.Martin)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3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抉择与分歧》精选点评：

　　●种种细节表明，英美的更多是从贸易利益制订政策，什么普世都是假话。光头也够可怜的，差点被美国人民族自决，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国际规则从来是拳大说话。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从49年后英美两国同中共的接触来看 彼此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英国和美国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整个过程中也能发现真正了解中共的英美外交人士很少 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 才是中共选择外交接触的开始

　　●站在英美的立场上，比较详细的描述了1949年至1954年之间，英美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化。因为聚焦的时间段比较短，所以比较详细具体，细微的态度变化及政策变化都很具体，但也缺乏一种从长期历史发出的整体感。

　　●梳理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到的历史。

　　●详细研究了1949-55年美英在处理与共产主义中国关系上的纠结，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国家之间根本没什么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美英用帝国主义思维对待共产主义思维，当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结果。作者是亲历那段历史的外交人员，更增添此书的价值。

　　●跟之前看的那本书内容对上了

　　●抉择，是指美国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抉择。分歧，则是指美国和英国的分歧。在这本以美国和英国为视角的新中国成立后数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英国为摆脱美国的影响的苦苦挣扎（虽然最后依然不成功），以及共产党在建国后的“独立自主”。只是这种独立自主，显得不太人道和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你又怎么能评判他的对错呢？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就不跟中国讲国际规则，现在翻身了却又苦苦挣扎着要让新中国讲规则，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吗？政治是丑恶的，可怜的只是夹在政治中的人。面对中国共产党，英美总显得很幼稚，不论是六十年前，还是现在。真以为经济因素决定上层建筑？那是马克思的掩眼法罢了。

　　●你不理解我，我也看不懂你

　　●实话，冲着中共看的，不过资料还是不多。

　　《抉择与分歧》读后感(一)：同床异梦与对牛弹琴

　　他们知道KMT腐败透顶、无药可救，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与CPC接触。看过《越南战争》这部纪录片就会明白鸡同鸭讲是什么意思，这里也差不多。英美都以为贸易这张牌能发挥作用，殊不知喜欢鼓吹自力更生的人到后面连SU的援助都可以不要，更何况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他们还以为新政权会急于获得世界承认，却不了解后来鼓吹世界革命甚于SU的政府根本不屑于与其为伍。即便UK摆出舔狗姿态，还是不敌政治优先、意识形态优先的外交政策。

　　《抉择与分歧》读后感(二)：新中国的外交起步

　　本书的结语很好地总结了全书。

　　“中国共产党人已在实际上掌握了政权。他们已经站稳了脚跟。他们有自己的政策、纲领和学说。他们要彻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他们不可能不冲破传统的束缚，也不可能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甚至也不可能为国际的复杂形势所左右。他们坚信自己能成功。”

　　“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高于一切的，西方亲善也好，承认也罢，进入联合国也好，甚至和西方建立贸易关系也罢——这一直被英美视为手中的王牌，都不能和取得革命胜利这个目标相提并论。这种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肃清在华的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文化、经济机构。”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革命过程与中英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基本上是水火不容的。故此，他‘不急于’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一文一武，一红一白的英美两国都高估了贸易、获得外交承认以及进入联合国对新中国的重要性。

　　“从1952年起，中国逐渐放弃了它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的观点，这个观点自1948年以来曾一直决定着它的外交政策。现在，中国重新回到了它的统一战线思想上去，其目标在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随国内、国际形势的改变而进行了调整，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可以使它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

　　《抉择与分歧》读后感(三)：你靠我来我靠你

　　本书的副标题叫“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但读下来之后，我觉得是共产党对英美的反应更对。英美使尽力气，软硬兼施，共产党完全就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嘛。本书的叙述时间线不长，从1948年底到1951年差不多三年时间，但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少，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日内瓦会议等。作者通过详实的档案和文件资料，给出了清晰透彻的分析。当然，重点还是在“抉择与分歧”上。也就是英美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英美对华的态度都想保持原地不动，并希望建立某种关系以谋求在华利益的最大化，且试图避免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但双方都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没想到我们和老大哥的情谊这么深，结果都失败了。从中你也可以看出英美两国所使手段的不同。英国就是非常老派的绅士态度，很温和，极力地套近乎，中共不管不顾，变着法子再来，要不再试试这样吧？美国就是大老粗了，不行，我们就走人，在进行经济打压，想尽各种办法打击你，不信你不服。中共不仅不服，还不care你，完全不为所动，就是坚信自己能成功。什么建交不建交，完全不感兴趣。最终的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三方都还算实现了自己的小目标:英国保住香港，美国留住台湾，中共稳住政权。也只有中共肃清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彻底消灭内外敌人，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才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才有更灵活的政策和立场。

　　《抉择与分歧》读后感(四)：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看英美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对华政策

　　《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出版于1986年，此书主要探讨的是在中国建国初期，英美的对华政策是“如何和为何发生分歧的”（作者前言）。作为一位长年在美国外交领域工作，并亲身参与朝鲜停战，有着第一手资料的外交官，根据英美大量解密文档，作者埃德温•W•马丁按照时间线还原了英美对中国新政府的反应、华德事件、承认新中国、英美侨民离境、联合国席位之争、朝鲜战争及日内瓦会议，清晰地展示了英美根据其利益作出的不同抉择、分歧和结果，力图向读者平行展示当年的外交大图景，以及这些抉择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但是除了展现事实的“明线”之外，该书还在“明线”之下埋藏了关于冷战初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暗线”，从而揭示出了西方与中国外交中看似意料之外，但实则情理之中的陷阱和结果。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大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而此书展示的所有事实貌似都佐证了这一基本命题。中国建国伊始，英美采取的主要应对策略是“原地不动” 。在这两国看来，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中国是不能对英美的使馆有冒犯举动的。在动荡之时留在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土地上，还能向中国政府展现他们的善意。但是此时的中国政府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不同意传统的观点——在没有政府间的承认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官员仍有权行使其职责。共产党的观点是，在没有相互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官员只是一般侨民，没有资格行使官方职责” 。“如果西方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按照这种惯例搞外交” 。华德事件进而爆发，对英美而言不吝于当头一棒。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密，这也是英美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两方决定给中国施加压力。但双方却因为各自利益而发生了分歧：美国建议进行贸易禁运，而英国由于在华投资比美国多得多，并且考虑到香港的经济，拒绝了这一提议。可是就这一提议，就足以看出英美对共产党和中国国情了解不足，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对理由比较现实“中国的经济相对自给自足，消费水平低，这样势必使经济限制和禁运的效果打折扣”。 由此，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对另外一个国家政府缺乏了解，导致了英美政策的失败。事实上，这时的中国政府早已确定联俄的政策，并且在1949年“画龙点睛”（司徒雷登语）地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而英美依旧以己度人，美国认为“北京急于得到西方的承认，以至于会不惜通过让步来达到这个目的” ，英国则觉得，“承认北京新政权以后，英国就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建立外交关系，就会获得与苏联对等的影响力” 。结果却是，美国在重重压力下退却，英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之时，毛泽东却以出访苏联狠狠打了英国人的脸，并且坚持要意欲建交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到北京来会谈，甚至连代办的身份都不愿意给英国人。现实的急转直下，让美国转而重新审视台湾这枚棋子，也让英国非常沮丧且无可奈何。这反映了英美对中国领导层的基本判断失误。首先，共产党从农村起家，对于国际规则并不熟悉，也对自己能够在较为艰难的环境中生存毫不担心；其次，这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判定的国际形势与英美大相径庭，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台湾问题尚未解决，刚刚接手江山的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世界是划分为两个阵营的，而且，美苏之间的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也许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可以趁机解决自己的领土问题，进而站队不可避免。按照这个思路，中国也不用考虑太多西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总会有另一阵营的人支持自己。

　　对对方思维的错误估计在朝鲜战争达到顶峰。美国人认为，自己绝无陷入“一场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战争” 的意图。杜鲁门和艾奇逊做出公开保证，英国驻京代办也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外交大臣的私人保证 。但中国方面却不这么想，起码，在作者眼里“朝鲜战争并未扩大为一场美苏都参加的世界大战，这也是出乎中国人意料的” 。《朝鲜战争祭-令中国吃大亏的战争反思》一文也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斯大林的强烈要求，和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误判有关。再加上国际体系中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并没有任何一个超越国家的全球政府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中国插足朝鲜战争，与美国正面对抗。不论如何，这场战争的代价和带来的后果，对于中美来说都是巨大的。美国基本放弃了对中国的政策灵活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系列文件（NSC49/5、NSC48/5）都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围堵，1951年5月，美国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敌视政策，这一严酷的基调进而延续了二十年。这被作者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所奉行的政策的回应” ，这无疑让中国外交的局面更加被动。虽然在1979年，中美最终达成和解。但是在建国初期中美形成的千疮百孔的外交局面和这种糟糕的现实造成的刻板印象使得中美对对方的误解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我们必须得承认，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和近年来越炒越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化解的。《抉择与分歧》中展示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也似乎容易让人认为，米尔斯海默所担心的终有一天会成为事实。但是也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信息的沟通不畅。我们固然要承认，中美两国在历史、思维、习惯上都大相径庭，要让双方互相理解是非常难的。但是中美在建国初期的种种不快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国政府缺乏和西方国家的沟通造成的。这当然有情可原，在这里也无需对中国政府这么做的理由进行阐释。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今后的沟通中，将因为沟通问题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这确实非一日之功，也需要中美双方从高层对话和民间交流上付出努力，着手建立互动规范，在问题预判、问题处理和常态交流上最大程度增加有效和准确信息的沟通，降低摩擦风险。有分歧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待分歧，是否应该将重点从分歧本身转向认识和理解对方对分歧的看法。诚然，摩擦也许不可避免，因此，摩擦后的危机处理也同样关键，既能做到让对方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底线，又不至于使事态升级，如何调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在度上的把握也是一门精巧的学问。另外，从《抉择与分歧》中也不难看出，英美对华政策之所以出现了拒绝和建交的重大分歧，原因就在于英国在华利益比美国更为深厚和复杂，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香港问题上。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利益的缠绕，使得两方必须对做出的任何决定权衡利弊。尤其在今天，中美两方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文化、国际等层面上联系非常紧密。假设中美之间出现矛盾，不难想象，中美两国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不是诉诸军事手段。恰恰相反，中美很可能就像书中英国对中国一样，纵然有着众多的不理解和种种困难，但仍需要在困惑中努力地为两国的未来积极地寻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