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是一本由李文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56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精选点评：

　　●虽然写的不算完美，但方向毫无疑问是很有希望的，后来者可在此书基础上做得更好

　　●“本書嘗試利用諸多的個案，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弄清晚清外交的執行機構——總理衙門﹑外務部與駐外使館的人員構成﹑人才選用﹑權責分配等諸多制度問題，重建外交人員從傳統的淡化專業的科舉選官制度到西式外交制度下，逐步發展的全過程，借此從制度的視角回答﹑解釋清末民初的外交表現。”

　　●重点看了看和翻译有关的部分

　　●六成垃圾可能性，三成合格可能性，一成优秀可能性——3.5

　　●没意思，实际上是总理衙门研究，勉强可作民国外交史研究之补充，即晚清-北洋-南京外交实际上具有连续性，很枯燥。

　　●功底扎实，叙事缜密，可谓沉潜者。不过似可从这一个案出发，与更大的理论对话，而不仅限于近代外交史范畴

　　●在上下班路上断断续续读，今天在家终于收尾了。作为博论本文极其扎实，引用大量档案文献，做成表格无数，对外交官群体在晚清民初的构成，迁转做了细致的讨论。文中不乏更新我认识之处，比如清末总理衙门与使节是差使，他们的升等是通过本职的变动体现的。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晚清外交为何不专业了，因为旧体制上嫁接的新制度，没有生发的机制。但表格太多，又只见制度不见人，可读性不强。

　　●一本非常详实的流水账，结论看似千字就能说明白。但作者用大量档案数据和个案来充分说明，绘制了各类详细表格。就如很多评论说到的，外交制度专门梳理未能和内政运行打通。这就好比今天国家关系这专业的人到底懂不懂政治学理论的疑惑。这本书是内地学者扎实的成果，看见他提及“思勉”为之一振。

　　●值得一读再读

　　●窥一斑见全豹，职缺和差事之别深有感触。反专业化的传统在这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想要主动或被动地改变都是如此艰难。此书对这一过程的梳理真见功力，却也使得文字稍显枯燥。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读后感(一)：该书值得学习之处

　　（1）搜集与使用了大量史料，包括常见史料如《筹办夷务始末》、《清会典》、《汪康年师友书扎》，稀用史料如《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随手登记档》、《军机处录副奏折》。

　　（2）分析问题的视角。以传统职官制视角对非传统的近代外交官群体进行考察，视角独特。

　　（3）量化分析。作者书中共用表38处，图3处，题名考3处。

　　（4）例证结合。杨宜治、汪大燮的分析甚好。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读后感(二)：谭徐锋：弱国外交官的悲喜交集

　　2019-05-28 经济观察报 新史学1902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读后感(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李文杰著，三联书店，2019年1月第一版。非常好的“二手书”，严谨细致，资料丰富。不但对晚清五十年来外交系统建立所述甚详，还涉及晚清官制改革。只是非专业人士读来一定非常枯燥，只挑有趣和重要部分读来即可。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李文杰著，三联书店，2019年1月第一版。非常好的“二手书”，严谨细致，资料丰富。不但对晚清五十年来外交系统建立所述甚详，还涉及晚清官制改革。只是非专业人士读来一定非常枯燥，只挑有趣和重要部分读来即可。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读后感(四)：評李文杰《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

　　對於清末民初的外交史研究，國內外學界已有不少成果。相對而言，晚清“外交”史研究較為缺乏。《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一書正好豐富有關內容。以往如川島真﹑唐啟華等外交史研究均利用檔案，從外交史或修約史的角度來重構﹑復原以及分析晚清特別是民初政府的外交或對外關係。相反，李文杰在研究方向﹑角度以及問題意識上明顯受到導師茅海建的影響，重視制度史﹑制度與人事關係等議題，並注意到外交改革中的章程條文與實際施行的差異情況。總之，研究路徑迥異於前人。

　　內容上，“本書嘗試利用諸多的個案，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弄清晚清外交的執行機構——總理衙門﹑外務部與駐外使館的人員構成﹑人才選用﹑權責分配等諸多制度問題，重建外交人員從傳統的淡化專業的科舉選官制度到西式外交制度下，逐步發展的全過程，借此從制度的視角回答﹑解釋清末民初的外交表現。（527-8頁）”作者指出，傳統官僚系統在面對西潮衝擊下，在制度上已不足以應對這種“千年未有之變局”。從總署到外務部，從制度到形式﹑內容﹑方法，這一漸進式改革“是西力東漸的結果”（528頁）。然而，在作者梳理具體史料的過程中發現，其實清廷內部不少官員已對改革有一定的認識，並致力於推動外交上的制度變革。實際上，“改革外交制度的內在訴求，至少可追溯到1880年（375頁）”。因此，人們以往認為是列強的壓力迫使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但是通過作者的分析，改革當中“也摻雜強烈的內部動因，並落實為具體的主張。（375頁）”這裡，筆者以為李文杰想通過上述研究來說明清末的改革是內外互動所推動之結果，但後來作者又道：“改革建議雖已成熟，實質性的進展，最終還是通過外力壓迫的特殊形式，才得以完成（385頁）”。由此可見，外力似乎才是促進晚清政制改革的決定性力量，儘管朝野內外有識之士的上奏言說，也因制度變革的複雜性與困難性而往往失敗告終。

　　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的發展歷程，與傳統論調不同，李文杰高度肯定外交改革的成果，它不僅“建立起一個大體完善的職業外交官的培養制度，外交官不再附庸於科舉制度，也獨立於清末改革後較為混亂的文官制度”，也因而促成“一批出色有為的外交官迅速成長”（535-6頁）。具體而言，改革消除了傳統外交官官制的“差使”屬性，以及附屬於差使的“勞績保獎”，為其走向近代化與職業化開闢道路。正因為這種“緩進改革”，為後來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在外交制度的現代化﹑專業化等方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同唐啟華認為“南京外交政策實脫胎自北洋，與廣州﹑武漢外交的關係較淡；清末﹑北洋到南京政府在外交上有明顯的連貫性。（《北洋修約史》553-4頁）”的論點不謀而合。

　　全書論述流暢，研究細緻，大量史料通過定量分析和歸納分類，把問題清楚地呈現出來，可見作者對於搜索文獻以及處理史料之功力。在論述方面，作者屬於“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類型，對主題研究似不作昇華處理。另外，過去人們對那些替夷狄辦事的﹑不光彩的“鬼差”（外交群體）加以聲討，然而如作者所指出，後來“隨著官場擁擠情形的加劇以及國內風氣的日漸開放，出洋之差成為眾人設法營求的對象。（294頁）”。文中多從制度層面來說明，但從思想層面來看，人們的思維如何突破傳統漸而產生變化，並最終接受新事物，當中必然經歷較為長時段的過程，如王滔在日記中透露出自己為洋人作書翻譯感到羞恥一樣，這方面可以作進一步深研。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读后感(五)：专业化即现代化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大概对近代史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历史上“强国也无外交”——那只是聘问、朝贡、理藩，是在一个依据大小强弱而定的等级制国际格局中的互动，而不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有对等权利的现代外交，用近代史学者蒋廷黻的话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在这样一个剧变面前，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思维定势需要剧烈的转变，还意味着亟须了解原本陌生的“国际局势”究竟如何，而与此同时，他们手里却没什么牌可打，留给他们的时间又是如此之少。曾任民国外交部代理次长的金问泗曾在检讨晚清七十年的外交时说，当时丧权辱国固然是因为中外强弱悬殊，但“其时负外交之责者，不明世界大势，不谙国际公法，眼光浅近，手腕迟钝，实为外交失败之总原因”。

　　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不重视外交，这从晚清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规格上就可见一斑：这个1861年新设的机构一切体例均比照清代最高政务机构军机处来设置，并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任职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直至1907年之前的晚清外交官群体在办外交事务时均属没有品级的“差使”，这并非他们的“本职”——打个比方说，山东省省长被借调来去办奥运会的筹备运营工作，但他的本职是“省长”，奥运会仅是他被临时调来处理的一件事务，也没有专门的职务体系；虽然在很多年内他的主要精力可能都放在奥运会上，但他的职位提升仍体现在省长等“职缺”上。

　　这意味着，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心目中，外交事务虽然重要，但却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只是由皇帝授权、指派信得过的高官兼职处理，换言之，他们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业余的”。与传统上泛泛地指责晚清衮衮诸公颟顸误国不同，李文杰在《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中，敏锐地将视线集中在这个群体如何从这样一种缺乏独立性、没有自成系统的上升规则的兼任状态，逐渐演化成后来具有专业精神的高度职业化新式精英的。显然，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必由之路，因而赞许晚清培养出来的许多职业外交官，后来在民国初年都曾活跃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国力衰弱的时代尽可能地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足以证明晚清在外交官培养上的转型何等重要。

　　在此或许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晚清外交官起初那么“业余”呢？打造一个具备专业精神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为何就那么难？答案或许是：那确实非常非常难，因为在此之前，整个文官体系的主导精神恰恰是反专业化、非职业化的。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着重指出，明清时代士人获得社会权力的关键是古代经典所认可的教养，“而非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生活在我们现代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中的人，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工作时间就该做工作的事，更不应混淆个人兴趣与专职。但在传统时代，这却是常有的事，一个官员除了少量公务外，大部分精力可能都放在风雅之事上，还会将之带入公务中：晚清著名的古董金石学家吴大澄擅长篆书，结果他任官时批公文也写小篆，害得下属根本看不懂，不得不再三跑来请教。如果从行政效率的职业要求来说，吴大澄这样做显然无异于渎职，然而此事却会被传统士大夫传为“佳话”。

　　这种现象在宋代以降的一千年里尤为显著。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宋代政府事务日益复杂化，从事专门事务的衙门胥吏日渐职业化、专门化，他们出身微贱，但长年处理具体事务，因而熟知其中的窍门、弊端和漏洞，善于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从中舞弊取利。与这种常任的、职业化的胥吏不同的，则是非常任、非职业化的文官群体，其结果，是胥吏在细节事务中操纵舞弊，而上司懵然不知。虽然一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上，士人对胥吏几无佳评，但却又拿他们毫无办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或许就在于传统士人既不屑于细节事务的“末技”，鄙视专业化，同时其自身理想又被设定为是“全能”的——所以有所谓“儒将”、“儒医”以及文人画，仿佛一个读书人读通经典后，即可胜任为高级将领、名医及画家，而那些专职的画家反倒不过只是“画匠”而已。

　　这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中，或许尚能行得通，但在社会事务日渐复杂、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就显得空泛脱节了。与此同时，非职业化又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各个领域缺乏独立发展的内驱力。这方面其实最严重的不是在外交领域，而是军事。北宋以来，由于强调文官统兵，武官也须取得文资才能自高身份，常常既不安心供职，又求赏图利来补偿自身在社会声誉上的损失，“不图名就图财”吧。表现在与外国交往时，儒臣往往也不重视外语，只用通事通译，且不说这些人在翻译时可能会做手脚，儒臣如果懂外语，还可能会被君主怀疑是里通外国。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曾指出的，当时君主的心态是“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时代的中国，无论君臣，在看待这些文化乃至军国要务时，都抱有一种反专业化的理念，对他们而言“成效”或“效率”都是其次的。晚清政务也有类似情形，各部门的奏议必须由六七名堂官共同讨论，并逐一署名，其结果，正如本书所言，“为保证施政建议能得到堂官的一致同意，必然向各方妥协，牺牲建议质量，宁可守旧，不愿开新”；“任何改变成法的创举，不但可能遭到同僚反对，更可能给他人的仕途带来祸患”。显然，这种制度设计在意的不是“效率”，而是“均衡”，权责分散而不明朗，结果是无人负责而权力分散，使皇权不会受威胁。不过，从前代历史来看，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即出现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相”，由少数关键人物以极强的政治意志和权力，摧毁同侪之间的合议性，而单独决定政治进程，但这种“效率”却又往往是以擅权为代价的。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体的结构和运作，都与现代政治体制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职业、反效率的倾向。不过，如果像列文森那样，把这看作是中国儒教文化中特有的属性，恐怕也未必恰当。事实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贵族出身的大臣都不会亲手做事，他们只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并自视是受荣誉、抱负和责任而非利益驱动的。在更早的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中，大半都是业余的科学家。17世纪的荷兰画家鲁本斯也是外交官，他一次作画时，有人看到后惊讶地说：“哟，大使偶尔也会画画啊。”他答：“不，画家偶尔也会当当大使。”他曾自称“绘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这番话如果是真的，那它所体现出来的对官僚身份的非职业化精神，与晚清士大夫并无本质区别。

　　就此而言，晚清总理衙门时期“业余”兼差办外交的现象，表现出的，是中国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这个进程同步的，则是凌驾于中央各部之上办理“洋务”的总理衙门也从广泛涉及海防、关税、路矿、邮电等诸多事务，到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专职于外交的专务机构。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精辟论述，现代政治需要有职业政治家以此为志业——这当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对差官而言，从事外交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外交官职业化则是要培养工具理性，即职业本身就是其目的。抛开众所周知的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类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逐渐专业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过程，而这不如说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专业分工的一个缩影，那种将文化知识作为普遍教养的时代已缓缓谢幕。在这一意义上说，专业化即现代化。

　　作为一部近代史的专著，李文杰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晚清外交官身上，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不过如果他试图对话的不是“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而是从官制的演化和职业化轨迹来呼应列文森的问题，那么或许可以在更为宏大的意义上进行对话，也更可看出：晚清外交官的转型不仅是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且相比起其它事务的专业化进程，它仍是得风气之先的。毕竟在某些领域，中国的这一现代化进程迄今尚未彻底完成。

　　已刊2019-6-16《第一财经日报》，题目改为《从业余到专业： 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 勘误： p.412：光绪二十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按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是在1886-1889年间，在1902年则早已是湖广总督 p.475：除来自江西的李盛铎与来福建的吴德章：后一处“来”亦应为“来自” p.517：驻英使馆二等通译官林文庆（福建长汀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林文庆系厦大第二任校长，一般认为他是福建海澄县（今龙海）人，也有说是今厦门海沧区人，未闻是长汀人，此处不知何据 p.517：美国弗吉利亚大学：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