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寻羌》海报

　　搬迁消息确定的那天是2009年4月18日，春耕的最后一天。贵生正赶着牛，在山坡上犁地。“乖牛儿你要听话哟，乖牛儿你可带劲哎。”贵生用特有的苍凉调子唱着歌。在夕格人眼中，牛、羊，乃至自然的雀鸟，都是有灵性的，要同它讲话，要唱歌给它听。春分那天不能进山，“雀鸟要讲恋爱，不能打扰的” 。

　　撰文丨徐婷

　　编辑 | 宋晓晓

　　出品丨谷雨工作室

　　十年记录

　　“不晓得我们这个羌族人，历来是命不好，还是怎么回事。一会又撵过去，一会又搬过来。始终选不到一个水落石出的点。”汶川深山的夕格羌寨里，61岁的“释比”（负责主持祭祀、祈愿活动的精神领袖）杨贵生失落地追问。汶川地震之后，为了防止次生灾害，他们即将离开故土。

　　这是高屯子导演的纪录片《寻羌》中的一幕。目前，该片正在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贵生率领族人背井离乡八年之后，他的侄女突然在邛崃辞世，“到底是死在了别人的土地上。”带着对羌族古老信仰的敬畏和对故乡的眷恋，已经70岁的贵生和老人们，再次回到夕格……高屯子用十年时间，追踪了他们的迁徙与回归。

　　纪录片《寻羌》片花

　　这是释比贵生的故事，也是羌族人命运的故事。但是，高屯子还有更大的野心，他试图传递一种观念——这也是当代人的故事。

　　也许是时候了，平静反思，保持敬畏，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找回一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神”。否则，那些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们，迟早将会疲惫地发现，自己成为飘荡在大地之上，无根的浮萍。

　　纪录片《寻羌》的诞生，完全是一场意外。

　　2009年4月18日，夕格羌寨，导演高屯子静坐在杨贵生家的火塘边。杨贵生是寨子里的释比，能一口气念一万六千多行经诗。释比类似于巫师，负责主持祭祀、祈愿等活动，是整个羌寨的精神领袖。

　　高屯子用手机向远在成都和北京的几位朋友发出了一则短信：

　　“山寨通讯社消息：岷江上游高山之上的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七百多位村民，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前，将尽数迁往成都以西约一百公里的邛崃南宝山原劳改农场。

　　男女老幼一同前往，牛马牲畜不得内迁。今日，两寨青年人己开始变卖家畜、耕牛、粮食，老人们则纷纷陷入即将永远离别旧居、祖坟、家神的伤痛，三位老年释比注视着世代相传的法器，沉默不语。”

　　时隔多年，他依然保留着当记者时的习惯，按下发送键后，高屯子心里一沉。当时，他正在夕格羌寨拍春耕，打算记录大地震后，他们如何重建家园，修复创伤。但是，移民的消息突如其来。

　　夕格羌寨位于汶川县的高山深谷之间，还没有通公路，前面是悬崖，顶上也是悬崖，进出只有一条山路。从成都去，车子只能开到半山腰的垮坡，人需要背着行李，在陡峭的山路间攀爬两个多小时。“每次上去，双腿都隐隐作痛。”高屯子说。

　　汶川县是“5.12大地震”的震中。地震造成近10万人死亡或失踪，但幸运的是，拥有数百人的夕格村寨仅有2人在寨外遇难，多数石头房子保存完好。因为余震不断，为了防止次生灾害，高山羌寨的搬迁于2009年势在必行。不只是夕格村，邻近的直台村也将面临异地安置。

　　几天之后，在一棵开满花的梨树下，乡长召集夕格村民谈话，“5月1号前，必须搬走。这就是时间。”这位身穿短袖白衬衫、西装裤，剃着平头的公务员，站在一群身着羌族服饰的村民中，斩钉截铁地说。当时，距离规定的搬迁时间，不足半月。高屯子当机立断，改变拍摄计划，记录这场意外的移民。他把镜头对准了杨贵生一家。

　　搬迁前的祭祖仪式 《寻羌》剧照

　　高屯子第一次见到杨贵生是在北京。2008年11月初，“博鳌公益论坛”邀请杨贵生和另一个羌寨的释比去表演皮鼓舞。活动当天下午，高屯子闯进休息室，就看见二人头裹黑帕，身穿羊皮褂，腰系兽角铜铃，脚蹬云云鞋，身边还放着羊皮鼓。贵生手中握着足有一米长的烟杆，一边抽烟，一边打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流。

　　他掏出手机，正想给拍张照片，黄龙景区的女书记进来，对着贵生们惊呼：“哎呀！你这个塑像做得好，比我们游客中心那个做得逼真，太像了！哦哟你看，这胡须一根一根的，这脸上的皮肤都好像在冒油。”她一面惊叹着，一面伸手去摸。贵生回过神来，“叭”地咂了一口长烟杆中的蓝花烟，把她吓了一跳。

　　2009年，也是震后第一个春节前夕，高屯子计划拍一部关于羌族的纪录片，经人介绍，找到夕格。那是他和助理以及一位羌族诗人第一次抵达这个深山中的山寨。到垮坡下车后，贵生的儿子永顺牵着小红马来接他们。他和高屯子之前所见的羌人都不一样，包着头，衣服上满是刺绣，屁股后面挂着一块兽皮，以便席地而坐。

　　当他们把三脚架放在马背上时，没见过生人的红马突然受惊，撒腿狂奔。他们漫山遍野找马，再爬到寨子时，天色已晚。黑黢麻黢的门口，贵生一家依然举行了热情的欢迎仪式。当高屯子跨进门，走近火塘，借着微弱的光线才看清，原来对面坐的释比贵生就是之前见过的“雕塑”。

　　释比贵生 《寻羌》剧照

　　“总共迁了四次！第一次是因为战争，第二次是雀鸟乌鸦吃粮食，第三次是猴子吃玉米苞苞，第四次是野猪老熊拱耕地。”除夕夜，贵生在火塘边向高屯子讲述夕格羌人的故事。

　　他们的祖先曾经在西北草原，因为战争，辗转迁徙到岷江上游的深山。他们这一支，又经历了数次搬迁，最终安置在这里。贵生一面鼓着腮帮子，一面将长长的烟杆伸向噼啪燃烧的火塘，兰花烟浓烈的气味与松枝燃烧的清香，以及烟火薰烤下的腊肉气息又一次混合着，在火塘四周弥散开来。

　　“明年还到我屋里过年，为重建家园而干杯。”贵生举起酒杯，对族人说。他们对新年充满向往，对即将到来的迁徙浑然不觉。

　　高屯子在夕格待了半个月，和村民同吃同住，记录贵生带着族人祭祀、敬神、点天灯。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高屯子同时兼顾摄影创作，拍完了所有的胶卷之后才下山。

　　两个月后，当他带足了胶卷，重回夕格时，移民搬迁的通知接踵而至。

　　消息确定的那天是2009年4月18日，春耕的最后一天。贵生正赶着牛，在山坡上犁地。“乖牛儿你要听话哟，乖牛儿你可带劲哎。”贵生用释比特有的苍凉调子，唱着歌。在夕格人眼中，牛、羊，乃至自然的雀鸟，都是有灵性的，要同它讲话，要唱歌给它听。春分那天不能进山，“雀鸟要讲恋爱，不能打扰的” 。

　　儿子永顺跑着上来，喘着粗气冲父亲喊，“不要犁了，喊搬家。”贵生立即拦住牛，永顺的母亲，沉默地摸着兜里的种子，一脸茫然。传了很久的搬迁终于落定。

　　按照安排，夕格人将搬到邛崃南宝山，那里以前是一座劳改农场，后来监狱停废了，但仍留有2000亩茶园。当年播种的玉米、麦子，只能荒废。贵生们还必须要在半个月内卖掉家里的牛、羊、猪，并收拾打包好家当。

　　经历了短暂的错愕、茫然之后，整个寨子陷入了意见不一的冲突和离乡背井的悲情。

　　《寻羌》剧照

　　夕格不通公路，但几年前已有了电视。通过被称为＂锅盖＂的卫星信号接收器，夕格村民在电视屏幕上，目睹并感受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纷争、灾难、便捷与享乐。年轻人对于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向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迁徙欢欣鼓舞。

　　但是，老人们并不这么想。“搬下去有什么好，靠什么生活？”在不愿意下山的村民永富那里，这是一个反问。他岁数已经不小，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夕格是附近的一个大村寨，山谷之间，土地尚算肥沃。他们遵从自然的节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采集虫草、贝母、天麻和耕种，维持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搬离了夕格，这一切显然难以为继。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一无所知。

　　《寻羌》剧照

　　“可以种茶叶”，火塘里明灭的光影照在杨贵生的脸上，“那里通公路。”对于不得不走的理由，贵生找到了一个。靠着公路，孩子们至少上学方便了，杨贵生这么劝说村里唯一不愿意签字画押的永富，可能也是在这么说服自己。

　　除了生计的担忧之外，老人们对故土的眷念，不是年轻人可以体会的。“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葬在这里。我们走了，把祖老先人丢在这峠峠。”杨彩琳站在石屋前的平地上来回抹眼泪。

　　“阿妈……”贵生跪在母亲的坟前，一开口就已经泣不成声。他的大哥把抹在手中的一大把眼泪鼻涕，挥手撒向荒地，哽咽道“妈妈，您把我们从一尺五寸抚养成人，我们成人了，却要搬起走了，我现在都75岁了，您知道，我是不想丢下您……”

　　但搬家还是势在必行。

　　《寻羌》剧照

　　曾经漫山遍野的春耕歌谣嘎然而止，车子进进出出，运走村民的牛、猪和羊，山谷间回荡着牲畜的嚎叫。

　　贵生最难受的，是卖掉家里的小红马。第一个顾客找过来，要买去驼东西，走山路，贵生心疼，不肯卖。第二个顾客是从九寨沟来的，要买马放在景区，给游客拍照。贵生觉得这活不累，才同意卖了，只要了200元。临行前，他深开怀抱，去拥抱了红马，结果没忍住，马和人一起哭了。儿子永顺疑惑，为什么只卖了200元，贵生嘀咕，“管他妈的，只要对马好。”

　　《寻羌》剧照

　　按照习俗，在离乡之前，夕格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释比头戴猴皮帽，敲着羊皮鼓，代表族人许诺：等他们在山下安定下来，三年之后，就回来迎接“玛比”。在羌族的传说里，玛比是至高无上的祖神。玛比的小女儿木姐珠与人间的灵猴斗安珠婚配，才有了羌人，有了人类。

　　2009年5月6日，离＂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还有6天，搬迁正式开始。因为牛羊一时卖不完，夕格寨最终的搬迁时间被推迟了一周。

　　村民们沉默地背着家具、铺盖，取下家中已故亲人的牌位，牵着小孩排着队下山。贵生一家走在最后面。永顺母亲，没舍得丢下每日准时打鸣的公鸡，和清晨陪贵生喝酒聊天的虎皮小猫，一并装进布袋子里，带去了200公里之外的邛崃。

　　他们身后的夕格寨，仿佛刚刚被洗劫一空。

　　八年前的故事，到此为止。

　　2019年，回归

　　2019年的一个夜晚，高屯子接到了贵生的电话，“我心里很不舒服。”贵生对高屯子说。那时，导演高屯子因为生活境况的变化，离开成都到了北京。按照他的计划，2009年的十年之后，再回去寻找贵生。

　　十年未到，贵生先找到他。几个月前，他的侄女杨彩琳去世了，埋在了邛崃的山坡上，“终究还是死在了别人的地上”。此时的贵生，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侄女的死亡，对他触动很大。

　　夕格人已经在邛崃生活了八年，贵生明显地感觉到，羌族自己的传统，正在日渐式微，甚至消失。“当时走之前，我说要把神接回来。现在已经八年了，还没有去。”贵生说，他打算实践当年的承诺。曾经根深蒂固的东西似乎摇摇欲坠，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稳固它。

　　高屯子的记录，再次开始。

　　导演高屯子在拍摄中

　　一切的确已经变了。“上次说过吗？我忙忘了。”在簇新的村委会办公室里，村长抬起头，回应贵生的返乡请求。八年以前，他是站在梨花树下，和乡长激烈争执、为夕格人争取利益的组长。如今，他穿着衬衫，坐在电脑显示器后，忙着处理森林防火、社区建设等事务。一身羌族服装的贵生们，显得格格不入。

　　贵生们与年轻人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回汶川请神，需要年轻人，贵生因此找到自己的儿子永顺。 “这里头有机器人，牌都不用手去码了”，永顺对着刚进门的父亲，炫耀他的新物件。这是成都淘汰来的，他们低价接收，供入住的客人闲暇消遣。

　　永顺从夕格搬到邛崃南宝山后，靠农家乐维持生计。邛崃离成都不远，他们新的安置点建得有些羌寨的民族元素，偶尔会吸引一些周边的游客。永顺家收费不高，一晚上一百来块，这对吃低保的村民而言已经是比较可观的收入了。

　　《寻羌》剧照

　　贵生不满意永顺的态度，却遭到儿子的反问：“你把神请下来做什么呢？以前在汶川老家要敬，现在米、面、油榨街上买了就可以了，水龙头一打开，自来水就来了。”

　　贵生气得不轻，“神是帮你干活的吗？”屋外蒙蒙细雨，水气蒸腾起来罩着整个羌寨，贵生杵着棍子，蹒跚地走进了漫天的烟雾里。

　　小儿子杨永学在村里的一家工厂上班，贵生找他时，正在清洗车子的他也不以为然：“玛比都忘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还信这个？” 贵生问他：“是玛比忘了，还是你忘了，你只相信看得见的东西吗？”

　　我们熟悉的故事，正在这里重演。就像导演高屯子见过此前的其他寨子，有人甚至改信了韩国传教士传来的基督教。

　　2019年11月28日，又是漫天烟雨的时节，老人们回到了汶川夕格老家。就像当年的迁徙一样，对他们而言，请神也势在必行。

　　石头房子已经破败倒塌，曾经的厅堂里长满野草，山坡上的田园早已荒芜。当高屯子陪同他们上山祭祖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十几个胡子花白的老人扑通一声齐齐跪下，对着破败的石坟放声痛哭。原来在他们离开后，有盗墓贼来过夕格，挖开了他们的祖坟。

　　请神仪式花了几天时间。在仪式正式开始前，除了贵生这群老人，永顺永学等儿孙辈们也赶来了，十几个年轻人踩着漫山的雪，也回到了暌违多年的石头城。这给了老人们一些安慰，一切仿佛还来得及。

　　回程后，年轻人在朝阳中问贵生，玛比要安放在哪里？贵生回答得意味深长：“放在哪里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放在人的心里。”

　　《寻羌》剧照

　　影像的记录到此为止，但生活还在继续。对导演高屯子而言，记录夕格羌人请神的过程也是在解开自己心中的块垒。他从四川阿坝州的山村出发，近二十年来经历了成都、北京等多个城市的周折，人生总在迁徙，但人的心要如何安置呢？

　　拍摄《寻羌》，也是导演高屯子的一种心灵回归。从前他记录时总有成名成家的执念，如今他对谷雨的记者说，自己已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是否真的在讲述有价值的东西”上。

　　对这群羌人而言，新的问题也来了。玛比神请回来后，首先面临物理层面的安放，宗祠建设就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这远超正在吃低保的村民们的承受能力。高屯子正在帮忙筹措相关资金。

　　而精神层面，如何让羌民族自古以来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生活方式在离成都一百多公里的南宝山上重新焕发生机，那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也许，就像每一个迁徙的人要找回自我一样，羌人们也需时日，才能让自己民族的神，活在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