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必定会走上失败。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洋务运动的主管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却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技术力量，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洋务运动史读书笔记
《洋务运动史》这本书的精良内容是经夏东元教授三十余年的研究而成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充分表现了先生的研究成果。作者独辟发展论的观点。本书总共19章。 
洋务运动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便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后在逐渐富强起来的过程中抵御外侮战胜侵略者。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总体来说，其对于加速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其本身的局限性，又不能很好的达到自己的目标，虽然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等，取得暂时的安定，但对于外国的侵略竟毫无作用，反而有加大力度之势。直到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国家的贫穷落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其中农民阶级的太平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新文化运动都为国家出路的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次反对政府腐朽统治与地主阶级压迫的正义战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颁布了表达建立太平天国理想社会平均分配土地的愿望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意义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提现了农民阶级的进步性。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原有的封建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枷锁。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体现出了农民阶级的团结性和爱国性。太平天国作为农民阶级对中国未来的一次有力的尝试，对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推动作业，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洋务派主张引进和学习，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现代企业，兴办洋务。冯桂芬在《校颁庐抗议》一书中所提出的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西用”，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实践“自强”“求富”的主张，传统的思想经济观念受到冲击，引进西方的器物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因为洋务派自生的封建性、管理的腐朽性和其对列强的依赖性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为首可见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走出贫弱找到出路。
维新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的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主张君主立宪、变法求强，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对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颁布的政令均体现了维新派的进步性。但是在民族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维新派将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在中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戊戌事变后宣告破产。维新派不能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带领中国走向光明。
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建立了同盟会等一系列革命团体，提出“三民主义”，就民族、民权、民生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通过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述就要不要推翻清王朝 推翻帝制 实行共和 和要进行社会革命等问题的讨论等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中华民族临时约法的颁布，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在进步性背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所以可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让他不能承担历史的重担。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无产阶级新中国最后由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时间运用其中国化衍生的毛泽东思想一路披荆斩棘带领人民从抗战走到内战，从封建走向新中国。中国从此在无产阶级的探索下走向了新的历史篇章。

读完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首先对夏先生的史学造诣深表敬仰。 过去，我们所接触的，正如夏先生在开篇所说，“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我们所使用的初中历史课本，尽管已经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否定洋务运动，但至少也还是认为它只是“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一次运动”，还记得我们在背诵其历史意义的时候，说到它的局限性要比它的功绩多得多。而夏先生则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正面积极评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存在着的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是我们在高中课本上学到的，夏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以前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以前在我看来，似乎总理衙门的设立只是政治上行政机构的调整，而不太能想出它如何能作为一个分段线。而夏先生在这本书里明确地给出了原因，即“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这样实际上为我们的历史分段也提供了一个依据。夏先生还提到，我们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历史的起止点，特别是某一机构的成立或裁撤作为一个标志，这就为我们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依据。具体讲到总理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起始点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它“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总理衙门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是一个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所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现了清政府开始准备来挽救自身的统治了，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变革。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我认为这种评价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洋务运动的产生不光是单纯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一点从它“自强求富”的口号上应该可以看出，并且包括它所落实的一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的。夏先生指出，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起的作用是显然的，建造枪炮实际上也是洋务运动产生的诱因之一。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使得官僚系统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提出先“自强”，先要使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军事实力，然后再转到“求富”，发展民用工业来改善人民生活。总理衙门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对所谓的“同治中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我觉得未免有失偏颇。应该看到，当时在清政府内本身存在保守派和洋务派两种势力。个人认为洋务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其实在当时都应该是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的人物，至少是清政府的开始衰落使他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尽管洋务派我们说他们并不算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至少敢于面对显示，承认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比起那些顽固不化，始终把所谓的封建伦常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顽固派们，要高明得多。尽管说这些洋务派并没有脱离他们本来的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还是会受到封建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古人，毕竟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要这些大臣能够超越本阶级是在过于严苛。必须要看到，正如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其实基本上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想象不出作为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除了积极进行经济社会上的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很同意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我们以前高中课本上就是这样所教授的，我觉得这样是在是苛责古人。至少从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讨好洋人而为，尽管说它对外国势力有妥协和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因素，但它成立的很大原因以及最后的效果都是努力促进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成立总理衙门，继续闭关锁国，外国势力还是会侵入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最后是倾向于支持洋务派的主张。
在当时清廷中只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的情况下，洋务派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一方，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像铁路修建的问题，还有派遣留学生，设立同文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洋务派的主张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带有早期现代化的成分。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没有前人经验所借鉴，整个中央传统的政府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地方官僚的参与并非完全对中央是一个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像湘军，淮军这样的地方尽管很多人说是地方乡勇壮丁组成的打手队，但其中也并不乏一些精英，如“曾国藩之好才爱才，为当时之最”，“其声望道德极其所成就之事业”对当时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因此，对于夏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提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夏先生说有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是他认为其实不然，“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按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按钮，促使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当然应当肯定洋务运动在整个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像后来官督商办思想，自由劳动力的思想，企业经营的理念等等都是洋务运动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吧。
另外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认识的是，地方买办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前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一直没有很强调买办，以致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像盛宣怀这样的人。现在回顾整个洋务运动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发现很多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买办出卖的，而并非过去把责任全记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大官僚身上。尽管买办本身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们可以去挑唆那些大员，也可以作为和外国进行谈判的代理人。就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来看，实际是上海地方买办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借师助剿”，而李鸿章他们实际上只是“顺应民意”，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买卖。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多都是从地方买办开始渗透的，通过商业利益收买他们来对中国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支持地方买办发动政变。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洋务派的一些官员在“出卖国家利益”时，也不应该把地方买办给漏掉，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洋务派的大员甚至洋务运动本身上。另外要补充的是，这些洋务派领导人借师助剿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夷长技”的一个延伸，通过“借师”来对外国军队外国武器外国战法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识。
最后洋务运动我们说它失败了，并且把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其标志。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谈到，种种实业的兴办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停止，总理衙门也未停止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的功绩。洋务运动不是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对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直接利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创造，它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至少使人们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开阔的认识吧。它没有推翻清王朝，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大的失误，而是本来这场运动就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积重难返了，所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正如书中指出，最后它让位于更先进的维新，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忽视它对后两者潜在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对社会的改造，对新思想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开眼看世界”。
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不能光从阶级的立场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而应当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来评价，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有着直接的促进。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说洋务运动是先进的，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还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我想这就是夏东元先生这本《洋务运动史》的最大意义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