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除在一些著述和书信中提及中国外，还专门写过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马恩为何如此关注万里之外的中国？关注的又是哪些问题？马恩的论述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何重要启发意义——
马恩为何要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许多著述和书信中提到中国外，毕生还撰写过共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这18篇文章除第一篇写于1853年、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之外，其余16篇均写于1856年底至1860年初，历时仅仅3年多。马恩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是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将目光对准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即爆发。鉴于美国报界读者纷纷将关注点转向中国，在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担任通讯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上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上述报刊文章采用通讯报道的形式，围绕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展开方方面面的论述。有的文章介绍中英贸易关系，如介绍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在两国间的流动情况；有的文章陈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史实，如陈述开战导火索即亚罗号走私艇事件的始末原由；有的文章评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如评论英国议会围绕对华政策而展开的唇枪舌剑；有的文章分析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华利益上的尔虞我诈，如分析俄国利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而坐收渔人之利；有的文章描述鸦片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如描述太平天国这样一场中国革命的状况与性质；等等。这些内容不一的文章贯穿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揭露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面目，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
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
当时，马克思正在构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鉴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开拓殖民地，试图借此化解酝酿于本土的危机，马克思利用掌握的材料，论证殖民主义不但不能化解欧洲资本主义本土的危机，反而会加剧这场危机。同时，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讲道：“欧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他还采用比喻性语言讲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字里行间清楚表明，马克思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危机理论的一个补充部分。但是，对于这个补充部分如何有机地融入自己的危机理论，或者说中国革命如何具体地引发酝酿于英国工业体系的革命，马克思只是讲，中国工人的竞争会导致欧洲工人工资的降低，从而激发欧洲工人革命，却未做更为深入的理论总结。而未能做深入的理论总结，就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还是相对抽象的。
马恩最初一致希望，在外力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
在希望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初步认识。他在1853年撰写的第一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中国现实做出过这般描述：“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这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响应，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论述了“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这一局面：“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一致希望，在鸦片战争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由于这样一个新世界只能由革命来创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抱以极大的期望。他们在1850年初撰写的《国际评论（一）》一文虽不是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却提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该文给这场中国革命提出的口号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
但是，马克思在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之后，在1862年撰写的最后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国记事》中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中国，这块活的化石……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此时，马克思已超越了“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一对中国社会的表层性认识，深入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循环而不前进这一深层认识。同时，他也对中国革命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更为细致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状况后，他评价这一场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革命说：“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因为它“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立起来”。而且“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
前后十年光景，马克思就转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不局限于“改朝换代”的“使命”才是革命的实质所在。相形之下，中国革命远未达到他的理想标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殖民主义与反封建主义互为因果。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达不到反封建主义这一革命标准，它在反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也达不到标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农民起义的本质怀有清醒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借鉴。但是，马克思写《中国记事》时，距离辛亥革命尚有整整半个世纪。由于历史自身的局限性，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潜力估计得毕竟远远不够。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这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
马克思持一种近似于东西方历史二元论的看法，抽象地将黑格尔讲的“两极相联”的客观规律应用于东西方关系，不过这种“两极相联”指的，不再是东方社会的革命因素促成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而是东方社会的消极因素从反面刺激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即不再是《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讲的中国革命决定欧洲人民的革命，而是《鸦片贸易史》讲的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罂粟种植普及化导致的英国国库灾难以及欧洲危机。
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弱化中国革命相对于欧洲革命的作用，除了有上述他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现实性认识做原因外，也是因为他凭着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力量与东方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必将葬送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仅仅从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出发，论述陈腐的中华帝国必将败于西方现代社会的。
我们不必苛求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而更应当重视马克思的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的理性力量。马克思就是凭着这种理性力量来把握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的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指的，就是道义与“贱买贵卖的特权”的矛盾。首先，东方道义抵制西方特权，因为西方特权不仅涉及正常贸易，而且涉及鸦片贸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描述了清朝政府合乎道义的态度，即“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其次，涉及鸦片贸易的西方特权践踏东方道义，因为它是靠船坚炮利来取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的。再者，西方正常贸易与军事力量并用的手段自相矛盾。马克思在《英中条约》中讲：“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互相冲突、相互消灭。”这里讲的“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分别指正常贸易手段与军事征服手段。它们的相互矛盾势必导致殖民主义最终灭亡。最后，由于殖民主义是践踏着“陈腐”的道义前进的，所以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对于殖民主义，马克思是在欧洲革命的意义上预见它的灭亡的，对于中国社会，即使它“激于道义”，马克思也只能为它在历史必然中的命运寄送挽歌。
显然，这样一种东西方精神实质的二元对立演绎的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不同的伦理实体在矛盾中走向毁灭，也就走向了世界历史的根据：马克思的理想社会。
鸦片的催眠作用与惊醒作用
在这样一种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下，马克思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东西方二元性社会精神实质的剧烈碰撞有所“惊醒”。他在《中国记事》中提到：“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只是，马克思是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时提到鸦片的“惊醒”作用的，因而这种“惊醒”作用要大打折扣，因为太平天国这一场中国革命还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依然被改朝换代的理想所“催眠”。固然，马克思对中国人民饱受鸦片之苦抱以道义上的同情，对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寄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只要鸦片起的作用是“催眠”，而非“惊醒”，只要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革命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刺激欧洲革命，他就不会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另眼相看，因为马克思更希望，鸦片起到的“惊醒”作用足以令中国民众意识到超越“改朝换代”的“使命”。
从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面对原始的殖民主义，还是面对文明的殖民主义，无论是面对政治殖民主义，还是面对精神殖民主义，无论是面对走私鸦片的殖民主义，还是面对推销文化话语体系的殖民主义，我们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惊醒”。可以说，在这最后一篇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这一画龙点睛之笔超越时代地永远值得我们回味。（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读《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感自己不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而哲学一直是自己无法深入涉足的领域。最近读了部分哲学原著，许多问题仍然不敢妄加评论，只有这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易懂但震撼人心，对马克思的人生感触颇深。“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这句《共产党宣言》开篇的话长久无法忘怀，而再次读《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不足千字的文章却铿锵有力，高度概括了马克思的一生。人们对马克思的评价太多太多了，“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革命者，哲学家，思想家……”，我只是觉得那是一颗何其睿智，睿智到难以形容的头脑。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进化论，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直接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产生了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物质、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在今天只是简单的一句结论，但我却难以想象在一个半世纪前那个愚昧落后的年代，马克思如何语出惊人的做出这一跨时代的发现。剩余价值的发现，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那个机器大生产使生产力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年代，马克思竟然透过一切迷雾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其对资本主义剥削本性，对资本家赤裸裸的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揭露，可谓给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上层资本家致命的批判，也给予了无产阶级所有斗争最强有力的理由和武器。也难怪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给人类的旧思想以撼动，他使人的思想以豁然开朗，人们再也不会在迷雾里犹豫徘徊，人们终于有了坚定的信念：无产阶级就要反抗丑陋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就要解放全人类！是啊，有什么比思想的力量更强大的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想这也正是马克思比以往的哲学家更伟大的地方所在。虽然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总觉得哲学家们更多的是对事物本身的研究和阐释，较少的提出让这个社会更好地发展的方法。而马克思不但有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这两个伟大发现，他更为整个人类历史指明了最终的出路——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还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门科学，但我始终认为其从一定角度是自然科学所无法比拟的。无可否认，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巨大，但自然科学产生于用先进的工具和研究手段去追究事物的客观本源。而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抽象的，并没有事物本身的物质面貌。虽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但马克思只是用一个人的大脑、几十年的时间竟然创造了跨自然、社会、思维、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哲学思想，实在是让人震撼。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的一生却是贫困潦倒，坎坷痛苦的。今天我们总是谈论马克思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一生，但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外人眼里是否是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人，他让妻子一生为其奔波，他的孩子无钱治病而死，他一生都在躲藏，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我不知道他是否为自己的选择犹豫过；他对他的那些当时遭受资本主义批判与迫害的理论著作怀疑过吗；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共产主义一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阶段吗……但不可否认的却是，他的思想曾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震撼惊和恐慌；他的《资本论》是当今无论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社会争先研究的一部不朽巨著；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意识被称为科学，几乎让人难以发现它的错误；他的一些理论在一个半世纪后仍深奥的需要人们深入理解；他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预见又是何其的具有前瞻性……也许只要是伟人，他们早已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境界吧。“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在这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悼文中不是个人的悲伤，而是像其所说的“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恐怕再也难有人有这样一颗睿智的头脑，马克思达到了所有想要不平凡的人追求的人生理想：这位大胡子哲学家的画像百年被世人敬仰，永垂不朽。

1、范文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广阔视野、渊博知识令人钦佩。《选集》资料博大精深，包罗了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考古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等的知识，充分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的博学多才。也正是在渊博知识之基础上，他们方能创立天才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列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启示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决不应仅仅局限于本专业的知识。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研究对象是存在复杂心理变化的人。每个人都处于日趋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深受方方面面关系的影响;每个人都有寻求自由全面发展的自觉或不自觉。因此，不论是开展科学研究，还是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忙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都需要我们具备宏观的视野，懂得运用综合系统的知识和方法，而决不能形而上学、作茧自缚，仅就思想政治教育谈思想政治教育。

2、范文二：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传播者和实践者，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权威”人物。他们的“权威”，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源自他们天才般的才华横溢和先哲式的先知先觉——这当然是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加上勤奋刻苦的主观因素的结果。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共产主党宣言》问世于1948年2月，科学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年，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超过30岁!(马克思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在此一年龄段，我们绝大多数青年人都在做什么，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较，芸芸众生显得多么渺小!马克思、恩格斯就像两座高耸入云的世界高峰，巍然屹立于人类发展史中，其地位无可撼动。二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这是马恩用心在革命实践中将科学理论用于武装群众的结果。“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推荐是最好的……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换句话说，马恩的权威，一靠自身远大理想和勤奋努力，二靠用心投身革命实践，做好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由此联想，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要提升影响力、吸引力，树立起自身的权威，就应从两个途径去努力：一是树立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并以此为动力，勤奋学习科学理论知识，深入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沿问题、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二是克服“书斋学问”或“轻视思想理论宣传”的倾向，用心投身社会实践，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实践中树立起科学理论工作者自身的权威。

3、范文三：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带给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思想和行动的“科学指南”。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过程中，发现处处充满着精彩绝妙的阐述，鞭辟入里的论断，天衣无缝的推理，磅礴宏大的气势，这些都给人以深刻的震撼、淋漓的快感，让人体验到“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魅力。情不自禁地，我将精彩之处用笔勾画出来，打算日后反复朗诵，以备写作之需。然而，仅满足于此，就会陷于肤浅的、片面的，教条主义的漩涡。在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体会到，读经典著作，最重要的是，还要将之视为指导实践的科学指南，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事实上，马恩两位伟人，也早预料到有人会以歪曲或僵化的态度对待他们创立的理论。为此，他们多次对此问题作了强调。比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带给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还批评了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把“唯物主义”当作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意味问题已经解决了”。恩格斯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务必背的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也对一些人歪曲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示反对，比如，对于当时德国出现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就曾说过：“我只明白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给《祖国纪事》杂志修改部的信中，马克思也对俄国的一位教条主义者表示反对：“他必须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从费舍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
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选集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作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