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是什么，历来有争议。不管是英美冲突法学者还是欧洲大陆（法、德、奥等）学者对此各有不同观点。基于这一问题认识的不同。国际私法学被分为“世界主义学派”或“国际法学派”、“民族主义学派或“国内法学派”以及“二元论学派”或“综合论学派”。
——认为国际私法性质乃是国际法。 乃为世界主义学派或国际法学派所主张。代表人物有萨维尼、冯巴尔、孟西尼、魏斯、克雷洛夫等。原因有三。
——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乃为民族主义学派、国内法学派所主张。巴丹。巴迪福、沃尔夫、莫里斯、库克等是为代表。理由有四（理由我就不表了吧，需要的话我就慢慢讲）。
——还有一种认为国际私法是既具有国际法性质又具有国内法性质。称之为：“二元论”或“综合派”。个人认为国际私法性质应是二者之结合。既坚持二元论。（1）调整的社会关系，既涉及国内。也涉及国内。（2）既涉及一国国内利益，也涉及一国在国际关系的利益（3）法律渊源的双重性，既有国内法、又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因此国际私法性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你可任选其一，只要能够给佐证就可以了。
关于国际私法是冲突法还是实体法，这个问题不涉及国际私法性质问题，二是涉及国际私法范围问题。能这个问题，可见你对国际私法完全没有了解。国际私法英文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或者在英美只叫conflict law. 有学者称国际私法为法律适用法或者法律抵触法，包括英美冲突法，只是把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规范称之为冲突法，而不括统一实体法的。 但在中欧以及前苏联，现在我国国际私法届主流，国际私法范围上不仅包括冲突法，而且是包括实体法在内的（国内统一实体规范、国际统一是规范），典型的诸如韩德培先生所主张的大国际私法。

试析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法律选择方法

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应当成为研究我国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方法。这是因为法学首先是一门实践科学，它只能来源于实践，并且进一步去指导实践。就法律的发展史来看，任何一项行为规则都不是从某种先验的理性或纯逻辑学中产生出来的，而只能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折冲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国际私法的各项规则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因此，以国际私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私法学就不能离开对各国特别是对本国的实践即判例材料的研究与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或案例分析，能够把握有关国际私法案件处理的实际运作情况，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土壤，反过来，这样的理论研究因其尽可能满足实际需要，从而对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起到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握实践的方向，解决实践的问题，回应实践的挑战，是我们对未来的理论创新所能作出的期望。因此，本文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法院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法律选择方法问题，特别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法律关系分割方法的具体运用。
一、法律选择方法的统计
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选择方法来看，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法院在2001年处理的47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运用得最多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方法），有14件，占31.7%；其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9件，占19.1%；并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有1件，占2.1%；援引一般冲突规范的，有6件，占12.8%；但尚有占34.3%的17起案件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国法律）的理由。 在2002年处理的36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国法院运用最多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14件，占42.42%；其次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有10件，占30.3%；采用“分割”方法和直接适用中国法的各1件，分别占3.06%；但尚有1件适用法律可能错误，占3.06%，尚有占18.1%的6起案件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国法律）的理由。 在2003年处理的5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国法院运用得最多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23件，占46%；其次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方法），有11件，占22%；援引一般冲突规范的，有6件，占12%；采用“分割”方法的，有3件，占6%；但尚有7件占14%的案件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中国法律）的理由。 在2004年处理的5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国法院运用得最多的是最密切联系原则，有17件，占34%；其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11件，占22%；援引一般冲突规范的，有4件，占8%；重叠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有2件，占4%；直接适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的，有2件，占4%；以外国法无法查明为由适用中国法的，有2件，占4%；默示推定当事人意思的，有1件，占2%；没有说明适用法律（中国法律）理由的，有11件，占22%。 这表明在总体上，中国法院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法律选择方法来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但也存在适用法律可能错误，特别是不少案件的法律适用理由不明等情形。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法律选择方法。大部分法院能够尊重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包括争议发生前在合同条款或提单条款中书面约定适用法律，以及争议发生后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口头同意适用某国法（主要是中国法）。只要这种选择是出于自愿并没有违反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而且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另有规定的，均应认为有效，法院处理案件时就应首先适用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从我国现行有效的《民法通则》第145条、《合同法》第126条和《海商法》第269条以及正在起草的《民法典》（草案）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第50条的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的意思表示方式作出限定。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2款和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00条的规定则只承认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并以明示方式选择的法律，但也没有明确要求必须是以书面协议作出合意选择。因此，我们认为，口头协议作出的选择也应是一种合意选择。因为充分实现意思自治的决定性因素是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明确表示，而不是这种表示的方式。 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诉讼法》第244条明确要求这种协议选择必须是书面形式，而否定了当事人之间以口头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在实际案件中，当事人之间虽然没有以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的形式作出合意选择，但从整体看合同订立的情况、合同内容以及争议发生后当事人的行为等方面来看，可以清楚地显示当事人所要选择的法律。如在德国胜利航运公司与骏业（天津）国际货物贸易有限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损失赔偿纠纷案 中，二审法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作为索赔、抗辩的依据，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本案争议适用中国法律。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合意选择，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意的尊重。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就对此作了规定，其第7条规定：“当事人选择协议必须是明示的，或者从整体看合同规定和当事人的行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选择。”
但在实践中，也要注意把当事人的这种特殊的合意选择与法院推定当事人选择相区分。前者是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一种暗示，反映了当事人的选法意图，而后者是法院根据各种因素推定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并不一定真正代表当事人的意图。因此，要谨慎地对待当事人的这种特殊的合意选择，保证案件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得到公正处理。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也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重要法律选择方法。在当事人没有合意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院一般是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解决争议的法律适用，这是符合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的。 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如何分析最密切联系因素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国）法，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作法。
有的案件采用特征性履行方法，法院通过场所性因素，诸如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货物运输目的地等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国）法。如在晋西机械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德国瑞克麦斯轮船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原、被告双方在所签订的《运输协议》中没有约定。但《运输协议》的签订地在中国北京，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在中国天津新港，依据国际私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的纠纷。这实际上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将特征性履行方所在地（国）视为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从而以该特征性履行方所在地（国）法作为争议的准据法。这种方法是实践中最常用的。
有的通过当事人及其起诉情况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国）法。如在南京日信油脂化工有限公司与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腾伟经济发展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京泰公司、腾伟公司和日信公司在三方协议中，未约定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在本案的审理中，三方当事人亦未就选择法律适用形成共识，因而本案的审理应当适用与三方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京泰公司是香港法人，其选择中国内地法院提起诉讼，腾伟公司及日信公司均是中国法人，应确定中国是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有的案件虽然适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法院没有具体说明理由。如在山东省威海船厂与被告DS-Rendite-Fonds Nr.52 MS Cape Charles GmbH ＆ Co Containe rschiff KG无船舶买卖合同关系确认之诉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应当是指双方当事人共同明确选定的合同发生争议时所应适用的实体法。本案争议的本身就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法律关系。虽然被告与案外人湖北机械公司签署的合同中将原告列为合同一方并有‘适用英国法律’的条款，但原告认为其没有签字盖章，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此种情形下，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对适用法律没有选择，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的规定，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即中国法律。该法院虽然在确定中国法院管辖权时对争议涉及中国的管辖因素作了分析，但在法律适用阶段，又是如何得出“中国法律”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结论的？从判决书来看，法院对此并没有作出说明。
因此，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法院应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客观分析和评价与争议有关的各种联系因素的基础上，来确定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国家）的法律。同时也要防止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借自由裁量权来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
四、“分割（Dépeçage）”方法的运用
所谓“分割（Dépeçage）”方法，也就是对同一案件中的不同争议规定不同的连结点，适用不同的法律，或者说是区分不同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方面分别适用不同法律的方法。它是对客观性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方式之一，已为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 因为它能使准据法的选择更符合日趋复杂的法律关系的各种具体情况，从而使案件得到更公正、更合理的解决。例如，在黑龙江省东宁县华埠经济贸易公司与中国外运山东威海公司等船舶进口代理合同、废钢船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 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和合同事实均在中国境内，应适用中国法，但涉案船舶系从俄罗斯进口，部分证据源于俄国，故有关船舶所有权的转移及源于俄国的证据的效力，应适用中俄双边条约。
总的来说，该案法院较好地采用了“分割”方法，在区分合同、证据、所有权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适用了不同法律。这种司法实践与晚近国际私法的立法趋势也相一致，体现了追求法律适用“明确性”与“灵活性”的最大平衡的精神。但是对该案件的上述法律适用认定，通过分析判决书，还需要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对于上述两个合同的法律适用。法院分析了与合同有关的联系因素，根据当事人和合同事实均在中国境内的事实，认为应适用中国法，但没有指出法律选择的方法和依据。从案件事实来看，中国法是作为最密切联系地（国）法而得以适用的，也就是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要使判决书更有说服力，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的说理过程及法律依据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对于证据的法律适用。该涉案船舶系从俄罗斯进口，登记文件和公证文件都是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制作的，这些文件究竟能否为我国法院所认定而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涉及到其法律适用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9条的规定，在俄国境内制作的官方文件、经俄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书，只要经过签署和正式盖章即为有效。因此，法院根据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对俄罗斯航海船舶登记局签署的文件和公证人签署证明的文件予以了认定，将之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对于船舶所有权转移的法律适用。我国1995年《海商法》第270条对“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规定适用“船旗国法”，但该涉案“尼古拉”号船舶离开俄罗斯港口开往中国大连港交船时，已向俄罗斯船舶登记局注销了船舶所有权，因此其船旗国法无法确定也无法适用。法院认为：“依据中俄双边贸易协定的规定，该船舶所有权已经转移给华埠公司。”也就是说，该涉案船舶所有权是否转移的问题，因我国与俄罗斯缔结有双边贸易协定，法院根据条约优先适用原则予以了适用。
五、结语
为指导各级法院正确地适用法律，2003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了《关于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情况的通报》（法[2003]121号）。通报中指出：“……不少人民法院对适用法律问题意识不强，甚至在裁判文书中没有对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任何分析和论述。涉外案件相对于国内案件而言，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法律适用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搞好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就必须提高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识。正确地适用法律是公正裁判的基础。人民法院应当在涉外商事案件裁判文书的论理部分首先对于该案应适用的法律作出分析和判断，并具体说明理由。绝不能无视法律适用问题而想当然地适用本国法，也不能只得出关于适用法律的结论而对原因不予阐述。对于上述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该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予以高度重视，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进一步提高涉外商事裁判文书的水平，维护我国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因此，能否正确运用国际私法，能否正确适用法律，已经提高到中国法院是否公正司法的高度，显示出中国最高司法层对法律选择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的日益重视。尽管中国涉外司法审判改革的道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但是，加快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立法的进程，树立正确适用法律的理念，应是解决问题和减少甚至避免问题发生的不同进路，从而真正推进中国涉外司法审判改革的建设，树立中国涉外司法审判的国际形象。

英语能力还有技术达不到啊啊啊啊
国际经济法
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早在中世纪末期，欧洲主要商业城市就有一些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大量出现 ，并具有了国家之间条约的形式。作为一门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起来。
概念和范围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国际上和国内都学说不一，总的来说，可归纳为广泛和狭窄的两种概念和范围。
广义国际经济法 泛指调整国际经济交往的法律。其范围包括一切关于超越国界并涉及任何经济利益的交易和交往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不论进行交往和交易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国营金融机构（如国家的中央银行），还是个人、法人或跨国公司。它也不区分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主张这种概念的法学家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社会中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他们打破了法律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强调法律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这派国际经济法学者特别着重从各种有关法规的综合的角度，研究实际的法律问题，对实际法律工作者来说，较切合实用。
按照广泛的概念，国际经济法的内容甚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关于外国人经济地位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法。②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私法方面，包括货物买卖、运输、契约的法律，保险法，公司法和海商法。③关于国际贸易的国内法规，如关税法规、内地税法规、进出口管制法规、外汇管制法规以及关于质量和包装标准等方面的法规等。④关于外国人投资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法，包括外国人投资的组织和清理、投资的待遇、保护和保证（见国际投资法），国有化和征收，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和适用的法律，等等。⑤关于国际贸易制度、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和国际机构投资制度的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机构法，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区域性国际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的法律，国际商品协定等。这部分法律都是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制定的，构成国家之间的条约义务，属国际公法的范围，不直接涉及或约束个人。⑥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互助委员会，安第斯条约组织的法律。⑦国际税法，包括课税管辖权范围，关于解决双重课税的法律（见国际税法） 。
狭义国际经济法 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特殊部门。凡国际贸易、经济交易中涉及的私法问题(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等)和国内法问题（如关于进出口管理的国内立法等）都不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畴。这派学者比较注意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体系的研究。根据狭窄的概念，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关于一国公民（自然人）和法人在其国境外经济领域的法律地位。②关于私人国外投资的法律制度。③国际机构投资的法律制度，主要涉及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的组织机构法和关于其资金来源和经营的法律。④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法律涉及的问题包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建立的关于国际货币体制的行为规则以及其实施和改革，区域性货币制度等。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体现的各项原则（如非歧视原则、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普遍和逐步降低关税、禁止数量定额制、关于防止出口贸易中限制竞争的原则、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制度涉及的原则，关于保障措施和免除执行某项原则的制度等），国际商品（初级产品）协定、生产国协会、综合商品方案问题 、调整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非对等性质的优惠原则、关于禁止商业上限制竞争的做法的国际行为准则、消除或减少非关税贸易障碍等。⑤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法，包括组织结构、决策程序和职能范围等方面的问题。⑥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制度。⑦国际税法，等等。
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与国际经济秩序紧密相关的，实际上两者难以分割，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国际经济秩序至少包含两个意义，即①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各国共同协议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就是作为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体系。②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结构，又称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秩序。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经济法可以说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也就是作为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在法律上的体现。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秩序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其核心内容就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见国际货币法）、《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建立的体制。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为其服务的国际经济法虽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起过作用，但它阻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致使南、北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正为建立较公平合理的新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体现于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同年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5年第七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决议以及1980年联大关于《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等等。
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概念是指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见国际发展法），对反映旧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国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按照1976年科伦坡第五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宣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目标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建立基于正义、合作和尊重人类尊严的平衡。新国际经济秩序涉及的具体问题主要有：关于国际援助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货币金融方面的问题，关于工业、技术转让和商业做法方面的问题等。 (http://bk.baidu.com/view/42501.htm)
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和商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由于涉外因素又称国际因素，民法和商法在西方传统上称为私法，国际私法因而得名。因为广义的民法可以包括商法，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法律术语称为民法的抵触或民法的冲突，或称法律的抵触或法律的冲突，因此长期以来这一部门法被称为法律抵触法或法律冲突法。1834年美国法学家J.斯托里首创国际私法一词作为法律抵触法的同义语。随后，在德文、法文中创造了相应的词汇，再后在意大利、西班牙文中也产生了相应的词汇。在中国和日本则称为国际私法。因为国际私法是关于各国民法的适用的法律，所以又称为法律适用法。
历史 1841年德国学者谢夫纳在其著作《国际私法的发展》中首先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名称在中国、德国、日本、俄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得到普遍采用。
概念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可以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具有涉外因素。具体体现在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具有涉外因素；是广义的民商事关系；是会发生冲突的涉外民事关系。
产生的条件 主要有：
①各国人民往来频繁，有些民事法律关系含有涉外因素，或者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外国人，或者涉讼财产在外国，或者涉讼行为或事实发生在国外。
②各国民法互相歧异，例如对合法婚姻年龄、继承人的遗产分配份额、违约法律责任等规定有所不同。
③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外国法的必要和可能。例如中国同不少外国以条约相互给与对方法人以注册商标并予以保护的权利，在执行这种条约时，有时会发生一个法人是不是对方本国法人的问题，就是法人的国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各国的法律是不一致的。欧洲大陆各国主要采取管理中心主义，以法人的社会住所即主事务所所在地国作为其本国。而按照英美法系的国家的法律，以法人设立地国作为其本国，换言之，法人按照哪一国家的法律设立，即具有该国国籍。中国受理商标注册的机关，要决定一个外国法人是否具有该国国籍，只能适用该外国的法律。
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 对于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规定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规则，即国际私法规则，称为抵触规则，因为这种法律规则的作用在于解决各国法律抵触时的法律运用问题。上述例子的抵触规则就是：法人的国籍适用该法人的本国法。一国的这些抵触规则的总和就构成了该国的国际私法。所以，从法的渊源（见法）看，抵触规则主要是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只有很少数来自国际间缔结的条约。
在西方国家，最早的国际私法立法是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此后关于国际私法的立法逐渐增多，有些国家把它规定在民法典中，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3条；有些国家把它规定在民法施行法中，如1896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有些国家把它制定为单行法，如1975年原民主德国《关于国际民事、亲属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法律适用法》；有些国家把它分散规定在一些个别的单行法中，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国际私法立法。国际私法立法有由简到繁的趋势。例如，1963年原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私法和国际民事诉讼法》包含68条，1987年公布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则含有200个条文。除立法外，英美法系国际私法判例与日俱增。即使在欧洲大陆法系，判例构成的习惯法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法国法院的判例，就建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国际私法体系。
有关国际私法的条约包括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 多边条约又称公约，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1988年第十六届会议即已制订公约32个。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于1928年在哈瓦那缔结的《布斯塔曼特法典》，包含437个条文，是一部非常完备的国际私法法典。此外，拉丁美洲国家还在1940年缔结了关于国际私法的蒙得维的亚公约。至于含有国际私法规定的双边条约为数更多。
由于国际私法尚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有些规则尚未定型，因此，有时有关国际私法的学说，在国际民事诉讼中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国际私法是适用法 国际私法是关于民法的法律适用法，而不是实体法。实体法指直接解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国际私法只是指出应当适用哪一国的实体法来解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本身并不直接解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前述例子中，外国法人的本国法是实体法，“法人的国籍适用该法人的本国法 ” 这一国际私法规则，是适用法而不是实体法。
根据抵触规则所适用的有关国家的实体法，称为准据法。法人国籍在上述案件中称为连结对象，把该案确定为法人国籍问题称为定性，法人的国籍是连结根据。国际私法的运用，就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中，首先通过定性，确定连结对象，然后按照抵触规则，决定所应适用的准据法，作为判决的依据。由于有关国家国际私法规则所采用的连结根据不同，有时会发生反致和转致。
中国的国际私法 自唐代因有大食人、波斯人等外国人来华贸易频繁，651年(唐永徽二年)《永徽律》就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法律论”，法律即唐律、亦即法院地法。因唐律刑、民并无明确区分，这一规定既是国际刑法规定，也是国际私法规定。唐代以后历代王朝主要采取闭关政策，国际私法未能发展，直到清末才稍有恢复。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的《法律适用条例》，规定关于人法、亲属法、继承法采取当事人本国法原则，但因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裁判权，适用机会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制定了一些有关国际私法的规章，缔结了有关条约。如1951年内务部规定，外侨相互间及外侨同中国人间在中国结婚，适用中国法，即婚姻登记地法。1960年《中捷领事条约》规定领事可以根据派遣国的授权，办理双方都是派遣国公民的结婚登记，但不免除当事人或关系人遵守驻在国有关法令规定的义务。中国同各国缔结的相互注册和保护商标的协定都规定这种注册和保护适用各自的内国法。近年来，中国与法国等不少国家缔结了关于司法协助的双边协议。为了解决国际贸易和海事争执，中国早已设立了仲裁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见民事诉讼法）设立专编，作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http://bk.baidu.com/view/10238.htm)
参考资料：http://bk.baidu.com/view/42501.htm http://bk.baidu.com/view/10238.htm
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西方一些国家对民法和商法，传统上称为私法。调整国际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便由此得名为国际私法。
性质 ：
对于国际私法的性质,目前仍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1．国际法说
国际法学派认为国际私法是国际法，这一学派也被称为“世界主义学派”或“普遍主义学派”。
2．国内法说
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持此种观点的有法国的巴丹（Bartin）、德国的沃尔夫（M.Wolff）、卡恩（F.Kahn）、英国的戴西（A.V.Dicey）、戚希尔（G.C.Cheshire）、诺思（P.M.North）、莫里斯（J.H.C.Morris）、美国的比尔（J.H.Beale）、库克(W.W.Cook)、里斯(W.L.M.Reese)等。
3．二元论
二元论认为国际私法是兼有国际法和国内法性质而不属于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独立法律部门。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的齐特尔曼（Zitelmann）。
（二）国际私法是任意性法律规范还是强行性法律规范。
国际私法一般被理解为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史
通过国内立法来系统地制定成文的冲突法，在欧洲，曾受到18世纪荷兰学派“国际礼让说”的重大影响。
而最早在国内法中规定冲突规则的，在欧洲可数1756年的《巴伐利亚法典》和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
19世纪末，出现了以单行法规来专门规定冲突法的立法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有1896年的《德国民法施行法》和1898年的《日本法例》。
第二节 国际私法学说史
14世纪以来，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曾以“法则区别说”、“国际礼让说”、“法律关系本座说”、“既得权说”、“本地法说”等多种学说形式出现。
一、 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 [识记]
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的代表人物是巴托鲁斯。[识记]
二、 法国的法则区别说
法国的法则区别说的代表人物是杜摩兰 以及 达让特莱
[识记]
三、 荷兰的国际礼让说
荷兰的法则区别说的代表人物是优利克·胡伯提出了他的著名三原则：[识记]
1、
任何主权者的法律必须在其境内行使，并且约束其臣民，但在境外则无效；
2、
凡居住在其境内的，包括常住的与临时的人，都可视为该主权者的居民；
3、
每一国家的法律已在本国的领域内实施，根据礼让，行使主权权力者也应让它们在内国境内保持其效力，只有这样做才不至损害后者及其臣民的权力或利益。
胡伯的第三原则，还强调了一个后来对英美学派发生重大影响的观点，那就是既得权的观点。
四、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 [领会]
到19世纪，由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的提出，终于把国际私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而使萨氏被喻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
五、 英国的既得权说 [领会]
对英国国际私法做出最大贡献，并且以自己的既得权说标志着国际私法新里程碑的是牛津大学的法学教授戴西。他在1896年出版了《法律冲突论》。
六、 库克的“本地法说” [识记]
该学说为美国法学教授库克于1942年在一本题名为《冲突法的逻辑学与法律基础》的书中提出。
中国国际私法学界提出的“平等互利说”以及21世纪国际私法应以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为己任的理论观点，已越来越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节 我国国际私法的历史
北洋军阀政府曾于1918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
。
回答者：匿名 9-22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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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法律冲突是指在一个多法域国家内各个法域的法律适用不明的情况。（就好比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其次，一个多法域国家的各个法域只是法律不同，但是却属于同一个国家，因此国籍是相同的（比如内地和香港都是中国国籍）。所以当连结点指明要用某一国籍的法律时（比如中国国籍），可能会有好几个法域包含于这个国籍所属的国家（比如中国），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区际法律冲突了。
最后，多重国籍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限定在一个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那肯定不用考虑多重国籍的问题，跟本题无关！
另外，其它的连结点都不可能产生这种冲突。（比如物之所在地法肯定不会既在大陆又在香港境内，最密切联系原则更不可能）
回答者：崔兔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0-3 21:32
单边冲突规范虽然便于操作，但有明显不合理之处。而双边冲突规范如何制订，关键在于系属公式。
所谓系属公式，是国际私法领域一种固定的立法模式。常用的系属公式有：
1、属人法系属公式
通常依据国籍，住所，惯常居所等连接点，解决人的身份、能力、继承、婚姻等跟人有关的问题
2、物之所在地系属公式
主要解决物权问题
3、行为地法系属公式
以法律行为的发生地为连接点，解决侵权行为，缔结婚姻行为，票据行为，行为有效性等问题
4、当事人合意系属公式
主要应用在合同法领域
5、法院地系属公式
传统上一般用于解决程序问题，此外还适用于一些找不到合适准据法时的情况
6、最密切联系原则
出现最晚，应用范围最广，但比较难以操作的一个系属公式
7、旗国法系属公式
通常用来解决与船舶飞机相关的问题强行性法律规范，是由法院强行适用的法律规范。

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和商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由于涉外因素又称国际因素，民法和商法在西方传统上称为私法，国际私法因而得名。为广义的民法可以包括商法，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法律术语称为民法的抵触或民法的冲突，或称法律的抵触或法律的冲突，因此长期以来这一部门法被称为法律抵触法或法律冲突法。
法律的渊源，亦称法源，一般是指法律规范的创制与表现形式。国际私法的渊源即国际私法规范存在和表现的形式。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国际私法的渊源具有两个特性：一是渊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个是由其调整对象决定的国际私法渊源的双重性；二是由于各国立法者对国际私法的内容和范围认识不一致，即具体到各国，哪些法律、国际条约是国际私法的渊源，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认识。
具体就我国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国际私法渊源有国内渊源和国际渊源。
国内
国内渊源主要包括国内立法和司法判例（司法解释）。
1、国内立法是国际私法最古老的渊源。
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史上，国内立法是最早的国际私法渊源。最早的成文国际私法规范当属1756年的《巴伐利亚法典》，早期影响最大的当属1804年《法国民法典》。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都开始在国内立法中接受国际私法，但是各国的立法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大致分为三种：
（1）分散立法式；
（2）专章专篇式；
（3）单行立法式。
国内立法在国际私法上的发展趋势为：呈现出法典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对象不断扩大，适用范围愈加广泛；冲突规范灵活性加强。
2、司法判例是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所谓的判例，还并没有被承认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也不是法律渊源的构成部分。但是国际私法是处理国家间的争议，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律在内国的域外效力，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将其作为国际私法的渊源毫无争议。
具体到我国，虽然我国不承认司法判例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富有“民主特色”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当将司法解释视为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之一。
国际
国际渊源主要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1、国际条约是国际私法的主要渊源。
作为国际私法渊源的国际条约数量众多，既有多边的，也有双边的，既有综合的，也有专门性质的，既有普遍的，也有区域性的，根据条约内容可以分为四大类：
（1）关于外国人民商事地位的国际条约；
（2）关于冲突法的国际条约；
（3）关于实体法的国际条约；
（4）关于国际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的国际条约。
2、国际惯例也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际惯例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力的，一类是没有强制力的。国际私法中的国际惯例大多数是这种没有强制力的 任意性的惯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容易混淆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这两个词，国际习惯是国际惯例形成以后，通过广泛的实践而被认可与接受的，因此国际惯例并经过法律确念才能形成国际习惯。
具体到我国，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和我国缔结的条约也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坚持将国际惯例视为国际私法的渊源之一。

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再也没有比国际私法更捉摸不定的了。国际私法学界对国际私法的范围莫衷一是，光是国际私法的范围就有四五种学说之多，[1]但是没有哪一种学说否认冲突法[2]是国际私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冲突法的性质和归属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私法学的命运。但是学界对冲突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一直相对滞后，尤其是鲜有人从法理学的视角对冲突法的性质和归属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所谓冲突法（conflict of law），是在各国民事法律规定不同而发生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指定以何种法律作为调整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标准的法律适用法。[3]该定义既可认为是作为冲突规范这一类法律的定义，也可认为是某一项冲突规范的定义。[4]当今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在论述冲突法的性质时，一般把冲突法笼统归入法律规范当中，至多认为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法律规范，至于它是如何特殊的，有关论述或千篇一律，或语焉不详；而在论及冲突法的归属时，或认为冲突法当然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或认为冲突法是国际私法这一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核心部分，只对冲突法的归属进行先验的划定，根本不顾这种分类是否能得到法理学的认可。作为整个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砖瓦，冲突法必然会在法理学上具有自己的价值。因此，从法理学对法的一般分类入手，探讨冲突法在法理学上的地位，如冲突法与法的要素、法律部门、法律部类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系统地认识冲突法的性质、归属以及解决国际私法学研究上的难题大有裨益。
二、微观层面上的冲突规范与法的要素分类之间的关系
所谓法的要素是指法的基本成分，即构成法律的基本元素。任何时空中以整体形态存在的法律都是由基本的要素构成的。[5]法的要素是与法律整体相对应的概念，具有个别性和局部性的特征，表现为一个个的元素和个体。由于冲突法也要由一个个具体的冲突规范表现出来，因此，探讨冲突法与法的要素之间的关联，只需考虑某一具体的冲突规范与法的要素分类之间的关系。探讨冲突规范属于何种法的要素有助于我们把握冲突法在法理学构建的法律体系中的微观层面上的属性。
（一）冲突规范不属于法的要素分类中的法律规则
关于法的要素，由于受到苏联法学的影响，我国法理学界曾长期坚持法律规范是法的唯一要素。近年来，受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影响，我国学者多主张法律是由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等三要素组成。[6]由于法律概念只是对法律用语所进行的立法解释，法律原则是经抽象、一般化了的法律规则，起着指引民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作用的冲突规范当然不属于法律概念或者法律原则。因而普遍认为，冲突规范是一种法律规则。但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笔者认为冲突法并非法律规则：
1.从法律规则的实质要件看，冲突法不符合法律规则的定义要求。所谓法律规则是指“具体规定法律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后果的行为规则”。[7]法律规则只能是一种行为规则，即通过权利和义务的设定而规范人的行为的准则。凡不能规范人的行为的都不是行为规则，更谈不上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则了。而冲突法的功能在于“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时，用以指明某一国际民商事关系应适用何国的法律，进而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8]可见，冲突法并不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只是通过冲突法的指引而确定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所在的法律体系而已。相反，只有隶属于该法律体系的具体民商事法律规则才能调整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进而确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冲突法只起到“择法”的作用，在性质上绝非法律规则。
有学者认为冲突法是法律规则，理由是“因冲突法仍是对当事人和法院活动作出指令，要求当事人和法院在处理假定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时，必须按它的指令去做，如果不这样做，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的无效或法院判决的无效”。[9]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任何现行有效的法律条文都具有法的强制力，法律规则之外的法的要素也有法的强制力，以冲突法具有法的强制力为由而认定它是具有行为规范作用的法律规则的理由并不充分。其二，由于法具有普遍约束力、强制力而使得任何法律条文都具有规范作用，但是法的规范作用并不等于行为规范，冲突法具有规范作用不能说明冲突法是法律规则，如法的概念当然有法的规范作用，但它并不直接表现为行为规范。其三，不依照冲突规范进行裁判也会导致法院判决因适用法律错误而无效，但这一无效是依据“法官不依法裁判所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的”或“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法官应依冲突规范指引的相应准据法进行裁判，不适用冲突规范而运用民事实体法律进行裁判的，所作出的判决无效”此类法律规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并非是违反冲突规范本身的直接结果，冲突规范的内容只是据以判断法官是否违反上述法律规则的参照而已。
2.从法律规则的形式构成看，冲突法也不具备法律规则应有的逻辑结构。法理学界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问题上观点不一，有两元素说、三要素说、四要素说，[10]但通说认为法律规则包括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所谓假定，指法律规则适用的条件；行为模式，是规定人们如何具体行为的方式或范围，是法律规则中的核心部分；法律后果，即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遵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同态度。[11]与之不同的是，冲突法是由“范围”和“系属”组成。所谓“范围”是指冲突规范所要调整的对象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而“系属”则指该类民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的法律。[12]一个法律规则可以没有假定和法律后果，[13]但不能没有行为模式，而冲突法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范围”还是“系属”都显然不构成行为模式。[14]
有学者主张冲突规范的“范围”对应法律规则的“假定”，“系属”就是“行为模式”，冲突规范的“行为模式”规范的是裁判者的法律适用行为或法律选择行为，一般是义务性规定，除非其自身明确规定是授权性规定，而冲突法的“法律后果”被省略。[15]这种认为冲突法具有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如果认为冲突法的“范围”对应法律规则的“假定”还可勉强说通的话，那么将“系属”视为“行为模式”则毫无道理可言。比如说，“不动产买卖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这一冲突规范决然不能理解成为“在审理涉外不动产买卖案件，法官应当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进行裁判”这一义务性法律规则，否则本条也可理解成“当事人在进行涉外不动产买卖时，可以约定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来确定他们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这一授权性规则。同一个法律条文不可能出现两种差别如此巨大的理解，将冲突规范中的“系属”视为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完全是对法律条文的曲解。冲突规范的组成部分不同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这也印证了冲突规范并非法律规则。
（二）冲突规范是法的技术性规范
冲突规范并非法律规则，同时冲突规范更不可能是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难道冲突规范就不构成法的要素吗？作为法律组成部分的冲突规范不能归于法的要素之中只能说明现有的法的要素分类是不周延的。其实，法的“三要素说”不仅无法涵盖冲突规范，而且也不能将诸如规定法的适用范围[16]、生效时间以及新法与旧法、上位法和下位法、一般法与特殊法关系等其他法律规范涵盖在内。
目前，法理学和国际私法学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新的法的要素分类学说。如有法理学者认为法的要素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概念和技术性事项，这里的技术性事项包括法的生效时间、溯及力、法律解释权，宪法中有关国旗、国徽、首都等法律规范[17]；有法理学者认为法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技术性规定和法律规范组成[18]。此外，还有国际私法学者主张建立一个包含法律适用范围规范、法律选择规范、冲突规范、法律定义规范在内的法律适用规范体系，从而与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并列，作为法律规范新的分类。[19]
上述几位学者的表述不尽一致，但都认为在法的要素中除了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概念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规范。法理学者所说的技术性事项或技术性规定并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立法技术，比如说体现了很强立法技术的准用性法律规则就不是技术性事项或技术性规定。[20]在此，为了防止将技术性事项或技术性规定与体现立法技术的准用性法律规则相混淆，不妨将这类技术性事项称为法的技术性规范。法的技术性规范是指那些不能单独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即本身并不规定权利和义务，但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则适用所需的那些法律规范的总称。依照这种分类，法的要素可以分为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的概念以及包括冲突规范在内的法的技术性规范。此外，由于法律原则最初也是一种法律规则，因其稳定性、指导性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单独法的要素，当然可以将法律原则视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规则。至于以解释法律规则中的用语为主要目的而存在的法的概念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法的技术性规范中去。因此，法的要素分类也可采取两分法：法律规则和法律规则以外的其他法律规范，即法的技术性规范。这种两分法是法的要素最原始的分类。
（三）现有的国际私法理论对冲突规范属于法的何种要素并不明确
论证冲突规范是法的技术性规范而非法律规则是有助于澄清国际私法教科书中关于冲突规范与法律规则关系上的模糊论断。但在澄清这一关系之前，必须厘定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
法理学中有关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关系的学说表述不一。有学者认为法律规范等同于法律规则，即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21]；有学者认为法律规范是法律规则的上位概念，即法律规则是法律规范的一部分。[22]实际上，在法学论著和日常用语中，人们往往将法律规范作为法律规则、原则和概念的概称，但在法律要素分析中，必须将这些法的各要素区别开来。[23]如果认为所有的法的要素都可以称之为法律规范的话，那么规定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只是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用语的混乱呢？由于法律规则在法律体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往往将法律规则视作法的唯一要素，而忽略法的其他组成要素，同时，由于“规则”和“规范”是同义词，出现了与法律规则同一意义的法律规范是法的唯一表现形式的论断。这突出表现在法的定义问题上，如法理学界普遍将法定义为“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由于在法的诸要素中只有法律规则才是行为规范，该定义只是法律规则的定义，并未涵盖法的其他要素。为了防止行文中发生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混淆，下文将统一采用法律规范是法的要素的通称，而法律规则是法律规范的一种。
上述两种不同理解无疑为阐明冲突规范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制造了麻烦，也使得国际私法学者在阐述冲突规范的性质时含糊不清。如韩德培先生主编的《国际私法》认为，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它不同于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实体法规范，也不同于以诉讼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诉讼法规范。由“范围”和“系属”组成的冲突规范具有与由“假定”、“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一般的法律规范不同的结构，这是因为冲突规范省略了法律后果的规定并将假定和行为模式结合在一起的结果。[24]笔者认为，规定人们实体权利义务的只能是法律规则，由于法律规则可以划分为实体法规则和程序法规则，这里的“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实体法规范”以及“以诉讼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诉讼法规范”都是特指相应的法律规则。在法的要素分类中，作为不能单独调整某一社会关系的法的技术性规范之一的冲突规范当然同法律规则的属性、作用以及逻辑结构不同。将冲突规范和实体法规范（则）、程序法规范（则）并列反而使人误认为冲突规范也是一种法律规则，只不过这种法律规则比较特殊而已。同时，上述教材认为，冲突规范的结构虽同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在表象上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这又说明了该观点认同冲突规范是能够赋予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的一种。如此对冲突规范的性质理解的不清晰都源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冲突规范在法的要素分类中属于法的技术性规范而非法律规则这一原理，以及在使用“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用语时不加区分而产生的混乱。
三、宏观层面的冲突法与法律部门、法律部类分类之间的关系
与法的要素分类这一法理学上法的微观分类不同，无论法律部门还是法律部类都是法的宏观分类。探讨作为冲突规范集合体的冲突法与法律部门和法律部类之间的关系，无疑有利于我们把握冲突法这一类法律在法理学构建下的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宏观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