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这本书我真的读得很苦。
　　
　　从《道士塔》的漫漫黄沙开篇，和着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从两千多年前李冰的都江堰直读到两千年后非常时代的吴江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旅，它涵盖了太多，它承受了太多，它让一颗不堪负重的心灵，只能用沉默的眼泪来回答历史上那些太多的委屈，痛苦与太多的无可奈何。
　　
　　原来散文，真的也可以写出历史的重量。
　　
　　余秋雨先生的文采当然是好的，华彩明丽的辞藻，工整通畅的行文；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透过词句背后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越平凡质朴越令人动容。王道士远望外国学者拉着满载敦煌文物大车的背影，天一阁门口及膝深的积水与楼阁上满地的枣核，牌坊下尼姑庵中那些腼腆年轻女老师们，布鞋踏在昔日牌坊上的雕纹上，送孩子们远去而挥动的小手绢，那两个为开了一冬的腊梅花瓣撑着紫绸伞的小护士……画面在一个人物身上定格，停顿一下，又跳到另一个场景上，再停顿。一放一停，一停一放，那么浩大深奥的中国文化历史，一下就有了形象，有了精气神，不再抽象，不再枯燥，哪怕是屈辱的部分，也让忍辱负重有了发泄的具体出口。
　　
　　就我个人来说，最动人的一定是那篇《风雨天一阁》：“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么？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就这一句问话，竟然让深夜读书的我感慨到泣不成声。对于一个在22岁就离开了故土的漂泊者来说，我从来没有对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过多么深厚的兴趣，“书生”这个词实在离我的个人旅程太远。我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一个甚至对历史具有抗拒心理的异乡人的神经，让那种心痛与感触都尖锐到几乎破胸而出，只能用微薄的眼泪来与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心灵共鸣？而《文化苦旅》整本书我仔细读了两遍，仍然不敢动笔写读书笔记，直到再读完了《山居笔记》才终于决定下笔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些文字下面究竟蕴含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我的笔为之踯躅，让我的心灵为之震荡而深感敬畏？
　　
　　读《文化苦旅》第一遍时，对这本书的感觉是复杂的，除了感慨，对有些篇章某种语气的厌烦也是强烈的。这种厌烦主要出现在作者时不时站到历史代言人的角度上发表感怀之刻，更在《狼山脚下》一篇中到达了顶峰。那些大而空的言论、呼吁、名词、慷慨陈词，那些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式陈词的语气与对古今文人命运的对比推断让人心里总不自觉的产生某种不服，不耐烦：这究竟是何许人也，敢这样张狂的把整个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来龙去脉都笼络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下一一解说！可在厌烦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他的精确。比如那篇《上海人》，既道尽了上海人的尖刻与斤斤计较，又通过谦让与不谦让的比较深入到单元与多元世界观的差异中去，怎么不是以小见大？刚刚为《五城记》中“构建”、“召唤后代”这样的词汇而反感，再翻几页，苏杭与星罗棋布的江南小镇们又温柔的用吴侬软语烟波暮霭把刚才的对立情绪抹去，可在舒畅的同时，“人格方位与地理方位”又跳出来让我不得不撇撇嘴，把书放下，叹口气，再读。
　　
　　这样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我读完最后一页。既然说不清，理不顺，那就必须再读一遍，直到胸中所有的情绪平复下来，所有的感想沉淀出来，才深深体会到，张狂也好，空泛也罢，每一个字背后却都是深切而诚恳的情感与倾诉，就如同那句“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一样，背负了太多的重压与积蓄到不得不爆发的深切悲愤，题目本身太大，平实的由浅入深由小见大是多么得不易！
　　
　　这份真挚，在《废墟》中表现为苦口婆心，在《漂泊者》中变成一种沉默，在《三十年的重量》中又幻化成一声长叹。我一边在为那些因为心境过于急切而突兀出来的大词汇们所皱眉，一边又为这样挚诚的一种迫切而由衷的慨叹。是的，如果他不站出来挥手，呼喊，不管语气是否不够谦卑，不管调门是否过于鼓噪，我们的时代究竟又有谁更有资格更应该肩负起这样的重量呢？或者说，难道真要具备某种资格某种背景才能站出来呼喊呼吁吗？在这样的时代，难道文化还只是精英们的特权？
　　
　　文字上的完美尽管艰难，但毕竟是一种“技”，可修炼，可学习，可提高，还可炫耀，可虚张声势；文字背后的真实社会责任感、紧迫感，一种超越了文字以上的思想提炼，一种愿意负重敢于吃苦的力量，这些，更是《文化苦旅》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核心，这些，才让我这样对历史本来并不感兴趣的读者深切的悲痛敦煌文物的流失，努力的想像夜航船的笃笃声与船桨划破江面的水涛声，才让我数次在梦中拜倒在天一阁朱红大门前虔诚的膜拜，不自觉的问：你来了吗，你又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文化，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文明下，都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精神感召，是超越一切政治因素与社会习惯真正为一个人的本源与根基写下定义的力量。
　　
　　文字，因为真，才会苦。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系列散文集。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写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余秋雨不同的感触和震撼。他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为了奠定艺术真实的基础，从多个层面
截取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论是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万里河川，无一不可入题。在《阳关雪》、《道士塔》中，描写了漠漠黄沙弥漫下，黄河文明的兴衰，从寂寥旷远中，将积淀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真实的还原；《白发苏州》和《江南小镇》等，展示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典雅柔媚的文化底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江南文化的那种婉约和清新，同时将世态人情演绎得形神兼具。有对西湖、阳关、柳侯祠、莫高窟的生动描述，有对王安石、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书卷气息浓郁的文人墨客的敬仰；甚或还有江南名妓苏小小、“亦仙亦妖”的白娘子、遁入空门的李叔同等等，纵观《文化苦旅》，尽管纷纭丛生，但余秋雨却能出神入化，将万千物象信手拈来，栩栩如生的付诸于笔端，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一章中，曾有着一大段描写“五四”文化史的文字，将文人、文化和历史，三者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描写的淋漓尽致。按理说作者非常擅长写文化史论，而要操作散文的“厚重”，这并非难事，但真正将“厚重”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不是用枯燥和严密的考证，将文学的灵性和飘逸淹没，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难得的。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将沉郁古风和空灵笔法有机的糅合为一个整体，让历史人物起死回生，赋予山水风物以灵性。《夜航船》中，有着恢弘壮阔的意识流程，从明朝张岱的《夜航船》联想到现实中的夜航船，最后又联想到故乡山腰破庙木鱼声，由笃笃声掀起的“思想狂澜”，想起回乡光耀门庭的暴发户、乘船外出谋生的山民、渐渐气派的船老大，继而切入张岱《夜航船序》的逸事，再巧妙的将“夜航船文化”切入，最后一一引入丰子恺、周作人、鲁迅等几位上了“吾乡”文化夜航船的文学大师，终篇是由祖母关于笃笃声的争论贯穿，笔锋轻灵老道、于浮光掠影中蕴含着诸多的深邃沉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堪称当代文学的艺术瑰宝，他从史学家和文人的角度出发，深刻探究社会问题，挖掘文人人格、观察文化走向、透析社会现象。这部文学著作，充分的展现了余秋雨深刻的文化感悟力、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渊博的文学知识，他凭借着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寄情于山水风物，深刻的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人生的真谛和文化灵魂孜孜以求的探索。
从以上角度分析，《文化苦旅》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尝试。也许，在中国当代散文中，《文化苦旅》还称不上是问鼎之作，但它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散文领域，开垦了一块崭新的土地，并提供了恢弘壮阔的生存空间
展读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最先进入我们的审美视境的，是余秋雨在心灵与自然的深度亲合过程中，所提到的蒙落着精神光照的山光水色。余秋雨在阐述自己关于艺术创造见解的理论著作中，曾特别强调主体应该避免单向执持，强调主观与客体、心灵与自然的深层遇合和双向互渗,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物我交融通神同情的矛盾统一关系。他的这种不刊之论自然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挥，也是余秋雨自己的审美创造经验的总结。面对自然.余秋雨的审美心境是虔诚的、膜拜的、陶醉的，是毫无阻滞地发自内心的亲合与投入，正因为这样,他方能随物宛转,进人到与自然心照神交的审美发现状态。于是，他在《沙原隐泉》里发现了夕阳下绵绵沙山这一无与伦比的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于是，在《寂寞天柱山》里，山中的奇丽山石及各色林木一下子就将作者的“全部感觉收服了”，让他体味到了“比寂静更静的静”，感觉到了“一种不见风的凉爽”。
不过，面对自然美令人目不暇给的绮丽与斑斓，余秋雨似乎并没有陶醉得驻足不前(如果这样，他便与那些逍遥林泉模山范水的文人墨客没有两样了)，他在本质上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于是，他便常常将自己从对第一自然的感性沉醉中超拔出来，注目于那些窝存于第一自然之中的第二自然——或者说，人文自然、人文景观，——即那些蕴蓄着富厚的文化意义的“人化自然”，试图从文化角度观照和审视曾经行止于这些文化场景中的文化人的精神、人格及命运，并通过对他们身上的文化意义的发掘和寻绎，探讨诸如特定文化的性质、深层结构、未来选择及文化人格的重建与文化精神的重铸这样的重大间题.而按照文化学的理论，所谓人文景观，就是人化了的自然所显示出来的一种文化性，也指人类为了某种需要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所创造的景象.人文景观既能反映一个民族心理的倾向和特点，又能反映它文明进化的程度，因而，人文景观是民族和时代内在精神的外化形式，构成这种景观的要素是物质的，但它展示的效果却是精神氛围性的。这样，从人文景观的角度考察特定时期文化的性质及文化人的心理结构、人格样态，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了。
《西湖梦》是余秋雨进入人文景观作文化之旅的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它既写出了西湖外在的形”，又写出了西湖内在的“神”。它通过对西湖所承载的那些非常稠厚的象征性特象的阐释和文化内涵的开掘，标示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地位。余秋雨从西湖的人文景观中发掘出来的文化理义是极深刻的、很耐人玩味的。他看到了中西宗教在本质上的区别，看到了中国宗教对文化人格的“委和”的消解作用:中国化的宗教“最后都板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没有象西方宗教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最后，“社会理性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截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人游观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语言是诗意的，而作者反思和描述中国文化人的文化人格及精神状态时的情思却是苦涩的、沉郁的。但余秋雨的眼光在巡视西湖时，还是发现了让他欣慰的亮点:毕竟还有不同于众多“游客”的鲁迅笔下的“过客”式的斗士，他们始终坚执着理性精神，清醒地抗拒着西湖的秀丽和暖风对人的“理性使命”的悄无声息的抽绎和消解。
这样，文化是物景的伸拓，人是文化的伸拓，于是，着落点便只有一个，那就是“人”。而余秋雨也其实是借物景写文化，借文化写人(主要是文化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余秋雨为什么选择从自然及人化自然的角度来审视特定文化格局中的人呢?我想除了人与自然(尤其是人化自然)联系很密切及选择的是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这两个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为了滤尽意识形态的浑杂介质，为了摆脱“正统性”的“元叙述”对当下思虑的搅扰，为了抗拒本位文化的文化下渗和文化蒙蔽;其次.从自然及人化自然的角度进行观照，可以探测到中国文化及中国文人的许多具有恒定意义和普遍性的文化积淀和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如在《西湖梦》中，作者便从与西湖有关的文化人的行状上，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和“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小天地自娱自耗”，“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人格日趋醋淡。春去春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余秋雨在这里反思和批判的这种萎缩了的文化人格，不也在现时的文化人的人格结构中留存着吗?又如在《柳侯祠》中，作者发现在那排排石碑间，“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捏”:在封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场景里，“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栋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并意味深长地归结说：“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作者在这里发出的文化人应强化自己的文人意识、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呼吁，怕不是为了惊起那位客死南荒的文豪和那些长眠地下的迁客逐臣。他恐怕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当下焦虑和忧虞.才如此谆谆言之的。其实，如果你把《西湖梦》和《柳侯祠》组合起来，往深处追究，你便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和更大的文化发现.你会觉得本尼迪克特将文化划分为两种模式是不够缜密的，至少她不能够说明中国文化的特质.事实上。中国文化既不属于谦和克制的太阳神型，亦与狂猛放纵的酒神文化迥然有别，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类型。似乎很难用一个比喻性的意象来象征它，更不能用本尼迪克特式的心理描述来阐释它，但它至少非常突出地秉有以下特征:长时期的抽象理性压抑和短暂的非理性释放；表层行为的无机有序状态和探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绝对无序和严重残缺;文化进化和文化变迁的迟滞;文化复原和文化抗拒力量的超常强大；长期缺乏纯粹的理性信仰，等等。
从内容方面来看，这本《文化苦旅》除了借自然物景写人的游观散文，还有一些记人叙事的篇什(计有《信客》、《腊梅》、《家住龙华》、《三十年的重量》、《漂泊者们》、《牌坊》、《庙宇》、《贵池傩》等)和比较纯粹的分析文化走向的文章(如《上海人》、《笔墨祭》等)。在写人叙事的散文中，《家住龙华》是一篇在读者中影响比较大、也获过奖的佳作.这篇散文写得很平实.虽然叙述的是令人椎心泣血的大悲痛，但作者却能压抑住强烈的伤逝之情，平静地将深情的追怀与沉重的悲悼，写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使人们由他的掩抑的文化悲慨，引发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命运的深长思索。《信客》、《庙宇》、《牌坊》、《三十年的重量》记写的多是作者早年记忆中的人和事。《牌坊》叙写的是他童年的记忆。这篇散文的“意思”是很深永的，其中郁积着作者对中国女性命运长长的悲叹和深深的同情，温馨的回忆中拌杂着苦涩，不断的追问中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压抑生命的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
比较而言，余秋雨的这些记人叙事的散文虽然也很有特色，也很注重将事件和人的命运提升到文化的层面来考察，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比作者的文化游观散文和文化走向分析的散文要稍稍逊色一些，只有后面两类散文，才能代表余秋雨散文审美创造的独特性。
《文化苦旅》中分析文化走向的散文虽然篇幅不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在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整体构成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些既不从“自然”也不从“人文景观”。而是从比较纯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人手进行文化分析的散文。《笔墨祭》是一篇立意奇苦、角度新异的华章。作者由宏大归于细徽，由精细归于朴拙，在中国文人共同的文化质点——笔和墨上，探究中国文化的本性及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承续、嬗变和重建。作者以自己敏感的诗心和睿智的哲思体悟到，在“白话”和“文言”这一精神文化物化载体的背后，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作者通过对中国文化这一特定现象的独到的分析和阐释，发现“一枝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还从鲁迅和周作人对“毛笔”这一书写工具的不同态度上，发现了两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及“肯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这些很重大的问题，最后，在“酸楚的祭莫”中，敞亮了这样的文化识见:“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我们完全可以扩而大之，对中国文化本身作如是观。《上海人》是一篇视野开阔、内含厚重的力作。由于种种原因，分析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性格、结构、历史、现实、走向，竟成为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余秋雨却能举重若轻。他通过动态的描述、静态的分析、纵向的考察、横向的对比，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为“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定位，又通过对特定文化质点的搜集和考察，从细小的地方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由微见著切实可靠的依据。作者把诗情的抒发和理性的抽绎结合起来，其中既有热情的赞美和肯定，又有无情的批判和剖析，既有殷切的期许和祈向，又有谆谆的告诫和叮咛。其实，余秋雨在考察“上海人”的同时也考察着广义的“中国人”，在分析“上海人”人格结构合理走向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人格结构台理发展的认识，在批判“上海人”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这两大生命基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对中国进行着理性的批判，而作者之对已臻达现代层面的上海文明的“孤独”状态叹惋不止，不正是他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在现代文明上极度匮乏的深哀和忧思吗?——“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了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这里所伸发出来的文化悲叹和醒世之意不是很耐人深思细味么?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和现代化的中国，对于我们建构健全的中华民族心理人格，不是很有启发意义么?
从散文创作的个性特征方面来看，余秋雨的散文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文化分析性特征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理性。现代著名画家克尔希奈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有限的物质条件来揭示世界一切过程背后的伟大的秘密.这就是一种荡漾于世界整体的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理。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理性意识和哲理追求.当然，余秋雨的理性思悟是以感性游观和对特定文化质点的考察为起点和终点的。理性之思生成于感性过程。这样，他的散文中的哲理，就是附丽于形象之上的诗化哲理。比如在《五城记》这样的写形图貌记游之作里，也有作者理性之光的照临。但作者的哲理伸发往往是水到渠成顺势而发的.如他在写到开封时.便由朋友的一句话，而有这样的理性归结:“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最后，当他爬到开封古塔的最后一层.又从心里流出这样一行字:“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建构.才有能力召唤后代。”至于《夜航船》里关于“夜航船文化”的颇有哲理意味的沉思.则肯定与作者于萧杀的晚秋在冷丽的千古吴江上的不知道去干什么的夜航船体验有关.倘若没有那个“枫落吴江冷”的夜晚，他便不会对中国那艘封闭而破旧的“夜航船”和中国文人有如下认识了:“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船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天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槽托付给老大，士子们的天下只在船舱。”这些形象的语言所包蕴的理性内含是既深且广的，它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文人不仅具有历史的说明意义、现实的描述意义，也许毛有未来的预言意义也未可知。而最妙的，还是作者曲终奏雅时，关于夜航船的笃笃声究竟是航船还是木鱼的“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的追问，这追问里所包含的哲理已很有禅宗的味道了.引人与作者一起“索解这个谜”。至于作者在《文化苦旅》中关于艺术创造、人生意义、社会历史、宇宙客体的探刻独到的理性判断就所在多有，难以尽述了。
余秋雨散文的第二个特征是崭新的文人品格。语言的清丽典雅，结构的工巧精致，这些易于感受到的东西固然也属于文人品格的一个方面，但却是浅表性的一般的文人只要精雕细磨的惨淡经营着意追求，是不难达到这个境界的，但他们也往往止于这个境界。真正的具有文人品格的作品与一般的低品位作品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此，而在于深蕴于作品之中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真正的文人作品总是蕴含着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贯通古今的洞观，超越各种浅薄的倾向阻碍和狭隘的政治偏见的沧桑感、悲悯心和人道主义情怀，筑基于对个体的人格与自由的守护之上的永不竭止的对于永恒真理的追问。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才超越了对一己一事一物一景的欢愉、哀戚和沉浸，而关怀着表现着一种整体的情感，一种“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苏珊·朗格《艺术间题》);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域限，而与过去的及别处世界中的人生世相紧紧地勾连在一起了。他的“夜航船”上既挂有鲁迅的灯盏，以此照亮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及文化人的历史相况和当前样态，并对之作了极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极清醒的理性批判;又挂着欧洲近代及现代文化航船.上的理性灯盏，以文化“启蒙和挺进”，作为使中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摆脱漫漫长夜，进人新的河道的先导。这里映照出的是余秋雨很纯粹的文人的心灵世界:强烈的使命感，清醒的理性意识，对个体人格和自由的高度自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对人道主义的坚执，对世界文化成就的大度涵纳，而这一切全都生长于这样一个精神亮点，即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风雨天一阁》）。正因为这样，余秋雨才能既在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场景中仰观俯察怡然进入忘我之境，又能超拔出来，把一切纳人理性的文化分析和文化追问之中。于是，沈万山的命运就成了作者分析经济人格与官场人格处处抵牾的典型例证，并引发出对他商业心态之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愤愤然的感慨，对社会抑压和扼杀活跃生命和自由个体的极度愤怒（《江南小镇》）；于是，他便有了“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泼泼的中国文化”的妙论（《白发苏州》）;于是，他便有了“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经触及到这个哲学人类学的本原性间题”的沉思，而且正如作者所说.这里显然追寻的是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的命题:家(《寂寞的天柱山》)。这便契合着现代哲学及现代艺术对人类的命运及终极归宿不断追问深切关怀的精神。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文人品格的作家，余秋用的游观空间是广阔的，他不再拘滞于一方田园风光和一处山水景点，往往随足迹的伸拓，进入那些远在异域的潜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含的文化场景。《漂泊者们》、《华语情结》叙写的是漂泊异国的华人的心态意绪。《这里真安静》则是作者在游观新加坡的一座日本军人的陵墓时，对那场战争、对疯狂地投入那场战争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剖析。文章写得极精彩，把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强暴者的批判。寄寓于冷静的叙述和精辟的分析之中，由军人而女人而文人，一层一层，慢慢道出，将这个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的“三相寓言”，用诗意的语言表述出来，包蕴着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冷峻的批判理性精神。
　　余秋雨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文体探索和文体创新意识。作者有诗人的激情、哲学家的睿智、小说家的神思、学者的渊博、艺术家的深致，于是，他便调动自己的这些主体修养和创造能力，随宜而用地将它们用于自己的散文创作之中。这些努力，我们从余秋雨的有诗意、有情节、有画境、有哲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道士塔》用小说家的笔法给我们刻画出了王圆箓这么一个愚昧、麻木、呆钝、卑微的中国文化的罪人，作者在一些地方借助小说家的推想，用细致的描写、具体的情节、生动的场面及心理分析方法，把这场文化悲剧的过程写得具体可感，扣人心弦。《牌坊》、《庙宇》、《信客》某种程度上，可以当笔记小说来读;即便是文化分析特征最为突出的《上海人》，我们也不能看出作者将上海和上海人结合起来.注意细致而绵密地展示上海及上海人的生命历程的用心，我们也确实可以从这篇散文中读到类似小说和精神史的一些东西。而在《这里真安静》、《老屋窗口》，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以画家的匠心来写散文的审美追求.《这里真安静》在叙述上和意境的营造上有画艺的景深感。而《老屋窗口》则以“窗口’作为具有画意的观照外面世界的“视点”了。总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打破了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乃至艺术样式之间的界限，成功地调动和发挥了其他文学样式和艺术样式的优长。使他的散文显得灵活多变摇曳多姿，具有别具一格的文体方面的创新性特征.并最终使他的这些散文成为中国当代散文整体格局中无可替代的高品位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