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于种子是阳光，对于树林是溪流，对于稻田是肥料、、、、、、而对于我们儿童，则是走上圣殿的种子。
中国古代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各个朝代都极力推行德治，可是如果有些人真的没有“德”，那德治只能是浮云。假如人犯从小受过法制教育，有着崭新道德，那他们还会成为罪犯吗？不会，所以，。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法”，会怎样呢？我想：我一定会天天泡网，人们肯定，。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说，法律和良心是不能没有的。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逐渐增多，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可思议的是，
众所周知，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园。所以如果要守护我们的家园，就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从而知法、懂法，健康成长。

杨忠民：法官缘何如此恐怖?———读《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1947年，在二战后纽伦堡的废墟上，由美国独家主持的审判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一个问题定然困扰着人们：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槌，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相庄严的前法官们，大约谁也不曾高举火炬行进在“帝国水晶之夜”，亲手残杀犹太人，砸碎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焚烧犹太教堂和“邪恶思想”的书籍；也未必亲自启动“洗浴室”的毒气装置毒杀妇孺，或者扣动扳机，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未必身着军装，脚登马靴，手执佩剑，践踏被侵略的国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脸的神圣和不屑，只会让人生出对司法的敬畏，却实在难以联想到“恐怖”这个可怕的词语。然而，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中〔1〕，却分明记载下如许事实：正是他们，在经过严谨、缜密且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反犹排犹的条顿剑得以从司法的剑鞘中抽出；也正是他们，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槌，将成千上万“玷污种族”的犹太人和“社会蠹虫”、“社会渣滓”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作出惨无人道的判决，对智能低下者强制性绝育，令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乐”中死亡；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到绞刑架下，以鲜血润滑着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是的，从这些司法官员白皙的手上，的确看不到一丝血迹，但谁又能说，在被毁灭的五百多万犹太人的尸骸旁，在被虐杀的二十万“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坟冢前，乃至在被整个战争屠戮的五千五百万生灵的周围，除了游荡着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没有抖动着这些司法官员们恐怖的黑袍？！本应由希特勒占据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们来填补，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可人们依然要追问：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法律法治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法律移植不适应我国现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然而，在法学界强烈主张法律移植，要求引入西方法治文化的情况之下。苏力老师在本书中从社会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主张挖掘本国“民间法”的法治资源，构建本土化的法律体系，探索有本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苏力老师在本书中所举的例子大多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西北等落后地方，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启发，这种从实际出发，关注相对弱势群体的精神大概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法律人应学习的。
本书谈论到法律规避的问题，正是从农民身上得到启发的。在中国农村里，人们一旦发生了法律纠纷，他们通常都会避免利用法律途径而采取“私了”的方式来解决，如此的现象并非少数。苏力用一个私了未成的案例来阐述这个问题：一对处于感情萌芽期的男女青年见面，男青年强奸了女青年。事后，男青年利用法律规避，和受害人达成协议——男青年赔钱并迎娶该受害人。在本案中，受害人选择接受私了，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的名声，也使她承担了较少的风险，另外她还可以拿到一笔赔偿金，再加上她对违法者有感情。因而这事的解决方法无疑是两全其美的——虽然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私了”有时也是理性的。这就牵涉到私了的优点了——避免了法律程序上的繁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双方的利益（试想如果受害者接受法律的保护，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以后的生活会好过吗？或许遭人白眼受人唾弃就是她以后生活的常态了，这样她的利益不就收到更大的伤害吗？）。所以，有时候“私了”是“成本最低而效益最高”的解决纠纷方法。或许我们会为此感到悲哀，但这就是国家制定法的某些不完善。
另外，法律规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们进一步了解国家制定法，因为人们想要更有效的规避制定法，他们就要更了解制定法，换言之，法律规避也是一个了解和学习国家制定法的过程！
在本书第一编变法与法治中，苏力老师还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向我们展示了两个问题：一、秋菊层层告状想讨个说法，到最后却不懂为什么村长被捉警察走了，这反映我国许多边远地区法治依旧落后。二：近现代以来，一味的法律移植与我国现实不相符合——长久以来，我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因此他们并不是如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所假定那样，是分离的、原子化的个体。”这启示我们一要加强法律知识普及——不仅仅是在沿海地区，更应该关注西北等边远地区。二要注重民间法，融合西方法和习惯法，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制定法。而这，如苏力老师所言，是我们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律人，我们该考虑“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我们也该从“市场经济中的犯罪违法现象”中找到一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在本书中，对这几个问题，苏力老师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
在《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一文中，苏力老师引入韦伯的“形式理性的”和“实质非理性的”两个概念。相对于“没有确定的成文法律，法官依据社会上的一半公正观念未准则，依据它个人对世态人情的洞察、他个人化的知识积累断案”的“实质非理性”，韦伯认为“重视原则和形式（法律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关系），不注重个别案件直接实质结果”的“形式理性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而我们社会缺乏的正是这种理性”。作为我们法律人，我们的任务正是使我们的法律制度拥有更多的“形式理性”。
本书中苏力老师论述完大的方面“变法与法治”后，回归到当前我国“司法问题研究”。“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告诉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法律队伍和法律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不但要提高法律人的文化专业知识，也要关注和培养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
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中引入了抗辩制。这无疑引起了法学界的重大反响。抗辩制冲击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更注重“以证据为主“，而不是“以事实为主”，这使得有许多隐含的问题浮现出来：例如收集证据的财力不均，于是财富不均可能会造成对富有诉讼方的有利，而对资财不足的一方不利，辩护律师会有意无意压制对其不利的重要证据，导致“错案”数量不断上升。而且抗辩制的社会成本很高，使得国家承担的费用很大。还有，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民事和经济冲突纠纷不断增加，行政机关处理和解决能力也逐渐下降，国家司法制度也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尽管抗辩制有其不足，但中国也在试点当中，它在中国还是有其意义的！抗辩制，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机关的“私人”成本，使司法机关能够集中财力处理更多重大的案例；另一方面又可以适度阻隔市场对司法程序的干扰，减少司法人员的腐败，增强法院的专业性。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抗辩制变得更有自身的特色！
本书的第三编是关于“法学研究的规范化”。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一文中，苏力老师提出“交叉学科”的问题，认为我们应当“以一个多方面手或者通才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学科之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就启示我们——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的法律人，要在大学中广泛涉猎，读不同学科的书以丰富自我、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用以改造我国现在西方化的知识体系结构、学科划分方法，并“形成中国的学科，提出中国的学术命题、范畴和术语，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
在第三编中，我很惊讶地发现苏力老师有好几个论题都是从读书中得到启示并形成自己的见解的。或许这就是苏力老师要教给我们的：读法学需要读一些大家的著作，汲取其中的营养成分；独立思考、分析中国的法学现状，形成自己的见解，并找出解决的方案。
法治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共识，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奉献出自身的力量。在文章的结尾，苏力老师说道，“本文没有、不可能也不打算勾勒一条中国法治之路”，“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最需要的也许是时间，因为任何制度、规制、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的确，要构建属于我们中国的法制道路，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一代代法律人的不断努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给我的不仅仅是思维的拓展，知识的增长，更多的是责任感的加强！所以，“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未来的法学学习道路上，将以如苏力老师那样优秀的法律人为榜样，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