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明线：一个秋天的后半夜，华老栓到刑场买“药”－→当天早上，小栓在茶馆吃“药”－→当天上午，茶客在华家茶馆谈“药”－→第二年清明，华大妈为小栓上坟。暗线：夏瑜在刑场就义－→夏瑜的血在茶馆被吃－→茶客在茶馆谈夏瑜－→夏四奶奶上坟。 　　明线是主线，突出群众的愚昧麻木；暗线是次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两条线从并行到融合，突出因群众的冷漠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 　　对《药》的线索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暗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药》的主线，夏瑜的主人公的地位是“摆好了的，确定了的”。也有人说，《药》描写了“两个主人公”，又有人说《药》“是一篇没有主人公的小说”，明暗两条线也就没有主次之分了。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可见他是多么寂寞，多么悲哀。 　　鲁迅与友人谈到《药》时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鲁迅先生自己的说法，既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又符合当时他的思想，是对《药》的主题的精当的概括
《药》的题目含义深刻。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1.全文以华老栓买药为儿子治病为故事的开头，题中的“药”即蘸着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 　　2.这篇文章是鲁迅写给麻木不仁的人民群众的一帖药，意在拯救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精神。 　　3.文章同样也是提醒革命者的药，指出革命不能脱离群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药”的表层意思是人血馒头。 　　贫民华老栓夫妇拿出长期辛勤积攒而舍不得花的钱，为小栓治病买“药”——人血；在茶馆里，茶客都对“人血馒头”津津乐道。广大的下层老百姓都相信人血馒头是治肺痨病的“包好”的良“药”，但是小栓服了人血馒头却还是死了，可见，这所谓的“良药”其实是使人早日丧生的迷信之药。从这点来看，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对人民群众思想的毒害，反映了广大民众迷信、愚昧和落后的社会现实。这样的主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小栓治病的馒头上，蘸的是为推翻封建制度而英勇就义的革命者身上流出来的鲜血，这样，这味“药”，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2、“药”第二层次的意思是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 　　夏瑜是为民众奋斗的革命者，革命者以不畏强权争取民主，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为“药”，去救治病入膏肓的旧社会，建设民主社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然而，就义之时，夏瑜却成为民众围观、取乐的对象；被害之后，本应“治国”的血却又成了拿来治痨病的“药”。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华老栓们并不知道夏瑜的血是为他们而流的，所以才“潮一般向前赶”看杀人找乐子，所以才对夏瑜的死无动于衷而羡慕夏三爷赚了一笔，所以才为小栓能吃上夏瑜的血而庆幸不已。尤其可悲的是茶客中有个“二十多岁的人”，年纪与夏瑜相仿，按说青年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但当康大叔说到夏瑜劝牢头造反，他第一个“现出气愤模样”，还附和众人说夏瑜骂阿义可怜是“发了疯了。”茶客从老到少，没有一个是夏瑜的知音，“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秋瑾《宝刀歌》）真是可悲！ 　　“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劳流血叹无功。”（秋瑾《吊吴烈士樾》）革命行动失败了，不能救国；夏瑜的死也不能唤醒民众的愚昧和麻木，而且华小栓服错了药，还贻误了治病。国家疾未治，民众病未医，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可说是一剂无效的“药”。 　　3、“药”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探讨“病态”的社会要什么“药”才有“疗救”的希望。 　　鲁迅曾远赴日本学医，他写这篇小说是不是为了宣传西医西药？当然不是。老百姓拿人血馒头治病，方法固然错误，更可怕的是，“人血馒头”事件所反映的集体的思想的愚昧。,鲁迅清醒的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因此，即使使用先进的西药治好了肺病，但空有健壮的身驱，精神依然落后愚昧，也无助于国家民族的复兴。 　　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鲁迅赞赏其精神，但不认同其方法。夏瑜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不被民众所理解，夏瑜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但是，“大清”是谁的，国家什么概念、政体如何变迁，是华老栓这样的小老百姓所不关心的，他们只关注实际地影响到他个人、家庭的具体的事件。所以，他在监狱里劝牢头造反，招来的是毒打；甚至，夏瑜自己的母亲都不理解儿子的革命壮举，她上坟时，“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通过夏瑜的悲剧，鲁迅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轻视群众，脱离群众。至于如何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鲁迅先生作这篇小说时，还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战土，他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济世良“药”。鲁迅先生自己也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写华夏两家的悲剧，为的就是启发人们尤其是革命者，去探究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切实有效的良药。 　　此外，“药”本身又是联结情节的线索。 　　小说第一部分是买“药”，第二部分是吃“药”，第三部分是谈“药”，最后“药”无效而终结。“药”，不仅仅概括了小说的主要情节，而且在华家的求药治病与夏家的流血牺牲之间巧妙地搭建起一座桥梁，形成明暗线的双线结构，从愚昧落后的群众和无谓牺牲的革命者两个侧面来表现主题，线索分明，寓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