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一个摘录：

1》是的，对普希金的赞誉和褒奖虽然不可胜数，对他的研究和阐释虽然不可数计，但他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谜。而且，看来，他越是靠近我们，就越是不可捉摸，深不可测。普希金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我们可在其中看到其他颜色的白光；他是俄罗斯人测量一切的尺度，是我们观察一切的独特目光，他就是尚未被揭示的最深层之中的我们自身。正因为如此，理解他和理解我们自身同样困难，也许，解开普希金之谜恰恰意味着我们在他身上找到自己。

2》在俄罗斯文学中，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更为内在地近似、同时又更为对立的作家是没有的。他们二人都源出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一向有知，而托尔斯泰似乎从未想到、也未感知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没有普希金就不一定有托尔斯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既相近又互相对立，像一棵大树的主要的、最强壮的两大支干，树冠伸向对立的方向，基部却在一个主干中聚合。我们如果深入研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抵达他们共同的根基——普希金。他们使普希金的白光折射，分化为虹之七彩。但是不应忘记，在七彩的多样性和对立性背后隐藏着白光的统一性。

3》我为那些十分看重一切存在物之必将死亡、因而一心观照世间一切存在物之毫无价值之处的人惋惜；我们之所以活着，就是要使须臾即逝的一切变得长存，只有我们善于充分评价一方和另一方，亦即必死和不死两者，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歌德

4》托尔斯泰道德观发展和宗教观成长过程中沮丧、病态之最重要原因不在于过度的意识，而是相反，在于意识的不足、不完善。他的意识过于敏锐，或者说，无论如何，过于细腻、紧张，却不是无所不包、洞察一切的。这种意识光辉明亮，但光辉不是出自内部，像被阳光穿透的、透明空气后面的太阳，而是从外部，像灯塔照耀着海洋黑暗的水面。

5》屠格涅夫很清楚，列文是托尔斯泰的孪生兄弟；他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谈到了列文：难道你能作出暂时的假设……认定列文，一般地说，是有能力去爱某一个人的吗？不能。所谓爱，就是那种时时消除我们的‘我’之激情之一……而列文呢，在得知他自己很可爱、很幸运之后，便不停地专注于一己的自‘我’，不停地关照自己……列文是货真价实的利己主义者。

6》屠格涅夫极为熟知列文是什么人，看得极为清楚：他除了自己是永远不能够爱任何人的，而这一点正是他终极的羞耻，终极的恐惧，他没有力量承认。那种一生都在奇妙地摆弄他们的、时而使之亲近、时而使之疏远的、谜一般的力量，很可能就是屠格涅夫不同一般的洞察力。他们二人像是两块对立竖放的镜子，无限地反射出对方、深化着对方；他们二人都害怕这种过于透明和阴暗的无限性。

7》关于列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和屠格涅夫说的“列文是货真价实的利己主义者”几乎一样，不过措辞不同而已。他自问：“列文身上为什么出现了如此阴暗的孤立和如此阴郁的自我封闭？”他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考虑列文和托尔斯泰的所谓“简朴化”，他们“回归人民”的尝试。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他自己比俄国文学界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就这一话题道出自己的见解：“我看到了我们的人民，知道他们，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多年，同吃、同睡，自己也被‘认为属于强盗一伙’，和他们一起干活，的的确确是含辛茹苦的活儿……用不着对我说我不了解人民！我是了解他们的。

8》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把像列文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人士和人民分开的鸿沟，是比他们所设想的更为深阔、更为难以越过的：不能在自己的环境里生活，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从塔干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帕夫洛夫港的农民，在新地方立即就能找到完全一样的俄罗斯农民，立即就能深入谈话，建立起友善关系。但是，‘上等人’就不是这样，他们被一道最深的深渊和普通人民分隔开来，这一点尤其见于这样的时候：由于外界情况的作用，上等人突然之间丧失了以往的权利，不得不求助于普通人民。不是这样的；即使你一辈子和人民交朋友，每天和他们见面，一连四十年……一团和气，以恩人、或者某种意义上父亲的面貌出现，你也永远理解不了事物的本质。这一切不过是错觉而已。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看到我这句话都会说，我在夸张。但是我深信，我的话是可信的……也许大家终归有一天会明白，这话是何等的公正。……应该只做心灵吩咐的事：吩咐散发财产——就散发；吩咐为一切人工作——就去；但是，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像有些幻想家那样做，他们名符其实地推起独轮车来，还说：我不是老爷，我要像农民一样工作。独轮车又是像制服一样。——散财不是必不可少的，穿粗呢外衣也并非必要条件：这不过都是讲究形式罢了；必不可少而又重要的仅仅是你们为了积极的爱而做一切事的决心，做你们能够做、你们真诚地承认自己能做到的一切事的决心。全部那些“简朴化”的努力，不过是更换服装而已，甚至对人民也是不礼貌的，又降低了自己的人格。

9》如果想要成为人民之一员，光有自作聪明或意志决断，而且还是如此莫明其妙的决断，是不够的。他自己的信仰，他又要摧毁，亲自摧毁，因为他不能长时期坚守。一旦出现某种新情况，则一切都一起崩溃。——一言以蔽之，这一纯洁的灵魂是最闲荡而混乱的灵魂，不然他就不是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少爷、而且还属于中上层贵族集团了。

10》（托尔斯泰）他没有抵达未来，但又已经没有返回过去的归路。他没有游到彼岸，没有飞到深渊的另一个边缘——他正在灭亡，但是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灭亡之中。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甚至没有斗胆以最终冷静而无畏的情感爱过自己。然而，世上又有谁比他更痛苦地渴望爱呢？他一向什么都不相信。世上又有谁比他更不屈不挠地渴望信仰呢？

11》最后，他是否将会领悟到、所谓高、低是没有分别的，这是导向一个事物的两条对立而同等真实的道路；而且，在本质上，这甚至不是两条，而是一条道路，不过在时候到来之前显得是两条而已，走向非尘世不是要反对尘世或以其为出发点，而是要通过尘世，走向超乎肉体者，不是要反对、或抛弃肉体，而只有通过肉体才行？主说：“我的血真的是酒，我的肉真的是面包。”我们的上帝已“道成肉身”，我们，孩子们，我们还怕主的肉体吗？

12》斯特拉霍夫说：在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是永远也发现不了因为遭受许多苦难而表现出的悲伤或者冷酷的，永远也发现不了他要扮演苦命之人的角色欲望的。——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的样子似乎表明，在他身上过去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表现得既不失望，心里又没有创伤，相反，只要健康允许就显得情绪良好，精神饱满。

13》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需要证明金钱是邪恶，因而应该放弃财产。他自己常受穷困之苦，至少在自己的意识中，对金钱是十分看重的。但是，一旦金钱到了他手里，他对金钱的态度就好像是他认为金钱甚至连邪恶也不是，而完全是一文不值的无聊玩意了。他喜欢、或者想象着自己喜欢金钱，但是金钱不喜欢他。托尔斯泰痛恨、或者自认为自己痛恨金钱，但是金钱喜欢他，向他滚滚而来。一个一生都在梦想着发财，活下来了，而且，很可能，如果不是因为夫人能干，早已像乞丐一样死去。另一个一生都在追求清贫，不仅没有散尽自己的资财，反而大大地发了财。

14》托尔斯泰所向往、所追求的一切，有时候在他的观察中可能是深刻的事物，一旦化为行动，就变得像是娱乐一样——抛弃财产啦，体力劳动啦，和人民打成一片啦等等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得不去亲身体验，而且是在一种极度严酷的条件下去体验。

15》对于具有像托尔斯泰那种教养和经历的人来说，就这一道理最终的生活深刻性而言，事实上并不是容易理解的。正如从来没有遭受过某种肉体疼痛的人，无论怎么设法想象疼痛，也不可能有个概念一样，那种从来没有遭受过贫穷的人，无论怎样设想和高谈阔论，都不能理解贫穷。在这个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托尔斯泰幸运的：命运给了他机会在苦役中体会普通人的劳动和贫困，正如他不是在关于死亡的抽象思索中，而是站在绞刑架上、死亡近在咫尺之时认识到了死亡是恐怖的。

16》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必凭借抽象议论抛弃财产和有教养社会的条件，因为他自己就已被抛弃。托尔斯泰所做的数学计算十分确切和精细，但是在本质上对于他的生活显得毫无裨益。他应该给老乞丐两千卢布，这样，他的施舍才能等于木匠谢苗恩的两个戈比。他心中生出疑问：他到底是否有权利帮助穷人；这个疑问看来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而在苦役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类似的疑问完全不可能存在：生活本身已经为他扫除了这类疑问，因为已经把他置于不是给予、而是接受施舍的境地。

17》无论托尔斯泰生平的描述者们怎样说服我们，声言他虽然没有散发自己的财产，可是也等于散发了，因为他已停止“享用”这份财产，我们也始终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小姑娘施舍时刻所感受到的惭愧和自豪、痛苦和欣慰，是托尔斯泰一生中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

18》这种经验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权利在以后断言他曾和人民一起生活、并且理解人民。当他和其他苦役犯一起默默地在心里重复“就当我是强盗，请接纳我吧”之时，他不是抽象地观察，而是实实在在地、全身心地感受和测度着把人民和上流社会隔绝开的深渊的；而托尔斯泰呢，一辈子都在这深渊边缘上做艺术的和道德上的观察。

19》我们不由自主地又要和托尔斯泰比较一番：陀思妥耶夫斯基神圣的、恶魔般的疾病也许完全不是生命力量的虚弱、贫乏，而相反，正是过盛的生命力量的聚积，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是灵魂精神被导致极限的精致化、敏锐化和集中；而在托尔斯泰那里，则是肉体性，坚实和健康的同样神圣而又恶魔般地过盛，归根结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同一种预示着暴风雨的和欢宴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的激荡的生命力量之过盛。

20》对于托尔斯泰而言，死亡之光是从外部照耀着生活，分解并且消灭生活的诸种色彩和形象；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则是从内部照耀。对于他来说，死亡之光与生命之光都是同一种火的光芒，这光芒是在现象之“魔灯”内部点燃的。对于托尔斯泰而言，生活的全部宗教涵义在于从生命到死亡的过渡——在另外一个世界上。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则这一过渡似乎完全是没有的，似乎在他活着的全部时间内，他都在死亡。

21》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死亡的秘密在生命的背后；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生命本身就是像死亡一样的奥秘。对他而言，彼得堡平日清晨的寒冷之光同时也是恐怖的“死亡之白光”。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只存在着生命与死亡的永恒的对立；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只存着二者永恒的统一。托尔斯泰从生命之内里，以此岸的目光看待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那对于活着的人显得似乎是死亡之物的内部，以彼岸的目光看待生命。

22》在托尔斯泰那里，是因为肉的重量超过灵，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是灵的重量超过肉。然而，这两个人的生平是同样伟大，具有同样的俄罗斯性格，是彼此完成和补充着的，彼此互相需要的，似乎是有意被创造出来以资拿来作预言性对比和比较的。

23》普希金逝世的时候〔1837年1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他的弟弟安德列·米哈伊洛维奇回忆道：“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关于普希金去世的消息是在母亲葬礼之后才传到我们家〔1837年2月27日去世〕。大概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家庭自己的悲哀和全家深居简出吧。我还记得，在听到这一死讯及其全部细节之后，兄弟们几乎都精神失常。费多尔在和哥哥谈话中重复数次，说要不是因丧母才穿丧服，他就要请求父亲同意他为普希金穿丧服。”因而，母亲的去世未能淹没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普希金横死而感到的悲痛。如果说他在十六岁时还没有像以后——在六十岁时那样意识到，那么，他也是感觉到了自己与他的活生生的、血的联系，他不仅像对伟大导师那样崇拜他，而且把他当作最亲、最近的人来热爱。

24》托尔斯泰在《少年》中承认，在那些年，普希金和俄罗斯其他作家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他在儿童时期读过、念过的封皮发黄的小书而已”。他很惭愧地比较了自己当时平庸的趣味和自己的同伴、莫斯科大学学生们的趣味。

25》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受的艺术教育就是这样的。当然，早在十六岁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理解大仲马和保罗·德·科克的粗俗和平庸。作为一个少年，他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判断力都细腻、成熟和独立得惊人。

26》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保持了对全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全人类的”——文化的敏感，这种能力使他感觉到可以四海为家，可以深入体察一切时代和民族的内心的、精神的生活；他永远认为这种能力——正如他在论普希金的讲演中所说的——是普希金的首要能力，而且一般地说是俄罗斯天才们的能力；和欧洲其他民族相比，这是世界性的天才。

27》《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想要反映历史，其作者也凭智慧承认，或者甚至部分地了解历史，但是他从来没有以心灵去感受历史，从来没有深入或者没有努力、没有屈尊深入探索其他世纪和民族的内在的、精神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探索远方的喜悦这种历史给予我们的激荡心灵的感觉——遑论过往世代带有的活生生的悲哀和活生生的欢愉。

28》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文化意识的这些等级之中。作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工作者，像普希金、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语言的统帅，而且是语言工作者；语言对于他们不仅是精神的、而且也是日常需要的粮食。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切方面都喜欢走到最后的地平线，最后的极限，于是就处在两团火堆的中间，直到生命最后也注定脱离不了的境地。

30》表现在托尔斯泰关于文学、劳动和贫困之如此浅薄的感觉和思想中的，不是不了解挨饿的人的那些饱食终日者特有的粗俗和冷漠，而是对现实生活没有经验、完全无知。从一个方面说，现实生活对于道德判断十分重要。

31》托尔斯泰一生都忠诚于看待俄罗斯文学像看待疯人院这一观点。他一生都在弃绝文化社会，在奔向人民、在摧毁肉体、在体力劳动——似乎除了在上帝对他的召唤之中——在一切方面寻求对自己和自己神圣性的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的一生表明，正如过往世代皇帝、立法者、战士、先知、苦行僧能够成为英雄那样，在现代文化中，近期英雄之一是文学英雄——文学家。

32》如果说托尔斯泰的生活宛如地下涌泉般纯洁的清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就像火一样——这一股火焰从原始地下深处喷射出来，却混合着岩浆、灰烬、令人窒息的恶臭和浓烟。

33》托尔斯泰惯常的艺术手段就是如此：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外在到内在，从肉体到灵魂，或者，至少，到“精神”。有时候，出场人物外貌中这些重复描写的特征，仅仅是和整个作品最深刻的基本思想、和其活动主轴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库图佐夫虚胖身体的沉重、老年的懒散的福态和动作缺乏灵活等特征，表现出了他智慧的冷静的、观察入微的稳定性。他的基督徒式，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佛教徒式排除一己意志的态度，是对命运或上帝意志的忠诚。

34》托尔斯泰是“紧紧抓住读者”的，不怕令读者生厌，定要加深描写，反反复复、坚持不懈、层层着色、涂了又涂，把色彩弄得浓重又浓重。而普希金，则轻轻触及，用笔一带，看似不经意，不够小心，而事实上，那笔触是有无限信心的、忠诚的。我们总觉得，特别是在散文中，普希金是吝啬的，甚至是枯燥的，给得太少，让人想得到更多。而托尔斯泰给得多上加多，我们再也不想多要——我们即使没有撑坏，也已经饱上加饱了。

35》普希金的描写技法像是古代佛罗伦萨大师的薄层水色颜料，或者庞贝城的壁画及其均匀的、暗淡的、透明有如空气的色彩，这色彩宛如清晨雾霭一样，连画稿线条也压不住。而托尔斯泰具有伟大的北方大师们那种更浓重、粗厚，但也同样更为强力的油画色彩：与深厚、不可穿越的种种黑暗却依然生气勃勃的阴影并列的是——突如其来、令人目眩、似乎穿透一切的光线的条条光芒，这光线突然从黑暗中搬出并照亮某一个别形体——赤裸的躯体，运动极其迅速中多样的衣褶，或者被热情或痛苦扭曲的面容之一部分。这光线还赋予这一切惊人的、几乎是排斥性和令人惊骇的生命力，似乎艺术家在被引导向最后界限的自然中寻找超自然物，在被引导向最后界限的肉体中寻找超肉体之物。

36》在世界文学中，在用语言描绘人体方面，没有可以与托尔斯泰相比的作家。他虽然滥用重复手法，但并不多见，因为他用这个方法时大部分是要满足他的需要。他从来没有滥用其他甚至是强而有力又经验丰富的大师那里常见的，在描写出场人物时关于各种复杂躯体特征的冗长堆积。他追求准确、朴实和简明，只选择为数不多的细小的、难以为人所发现的个人的特殊之处，却又不是一下子，而是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对待，分布在叙事全过程中，将其纳入事件的展开、场景的有机组织之中。

37》这种托尔斯泰特有的高度才能，可以称作对肉体的洞察力吧，这一才能有时却要把托尔斯泰推上滥用无度之途。

38》有的时候，人体某一部分的一个动作、一个状态，在他笔下都获得了无限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意味。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后，在伤病员帐篷中，医生围裙沾满鲜血，双手沾满鲜血，“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捏着雪茄，这样可以避免让它也沾上血”。手指的这一状态表明：可怕的工作没有中断，没有厌恶感，对创伤和鲜血无动于衷——这都是长年习惯的结果，还有疲倦，还有忘记一切——愿望。全部这些复杂的内心状态都集中在一个细小的躯体的细节：两个手指的状态——描写才用了半行文字。

39》“这就像在梦中一样，人梦见了坏人向自己扑来，便扑腾起来，并且极度奋力打击那坏人；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可以消灭他，但又觉得他的手软弱无力，打下去时像一块破布一样掉下来。”同样地听从他的，既有原初创造的自然庞然大物，也有散布在我们内在空气中的、像尘埃一样的，感觉最为轻细的分子、原子。那移动大山的手，也控制着这些分子。而且，也许后者比前者更为引人入胜。他把全部总体的、文学特有的、艺术的东西都搁置一旁，而在全部感觉之中寻找最特殊、最具个人性、最具体的东西，似乎在寻找这些东西最微细的刺针，并且把这些刺针磨得锋利，尖细得几近病态，所以这些刺针就像锥尖一样潜入、沉入我们肌肤，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从中解脱：他的感觉之特征会永远地变成我们的特征，我们的感觉将会和他一样，不仅在我们阅读他作品之时，而且也在阅读之后返回现实生活之时。

40》屠格涅夫就《战争与和平》写道：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令人惊异的，但是其最弱的方面恰恰在于读者大加欣赏的一点：历史层面和心理描写。它的历史是以纤巧的细节引人注目……时代的特征在哪里？历史的色彩在哪里？杰尼索夫的形象描绘得很好，但恐怕只好在可以当做背景上的阿拉伯式图案装饰，然而，这样的背景却不存在。

41》托尔斯泰现实的、从来没有背叛过他的艺术阐明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全部是集中于肉体面貌、外在活动和内部状态，出场人物的感觉——集中在他们的“精神的人”。随着离开这种聚光，光线即减弱，因而，我们越来越不能够分辨他们的服装、家庭生活的细节、房舍内部的陈设、所居住的城市的街道面貌，最不能够分辨出那种精神的和道德的气氛，那种文化——历史的空气，这种气氛和空气不仅靠一切真实的、永恒的东西，也靠每个时代特有的偏见的、有条件的、人工的一切来形成。

42》而在实际上，现代人的精神，不仅仅在抽象的思想方面，而且在与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感觉方面，也都是由过往世代和文化的无数影响、积淀和诱惑造成。我们之中，有谁不是过着二重的——现实的和被反映出来的——生活呢？研究现代人精神的人，不可能不因为忽视这两种生活间的联系而不受惩罚。托尔斯泰忽视了这一联系；任何人也没有像他那样把人内在的、自然动物性的“精神核心”从外在的文化——历史皮壳中剥离出来、裸露出来。人在自然之上构建的一切，一切文化的东西对于他，都不过是有条件的，不过是人工的，因而是虚假的、没有意思的、无足轻重的。他以轻快的心情走过、并赶快摆脱在他看来被人的呼吸污染和破坏的这种空气，进入作为惟一配得上艺术想象之物，作为永恒真理和自然的、全部自发性肉体性的、自然事物的新鲜空气。

43》托尔斯泰对自然的态度是双重的：对于他要做基督徒的意识来说，大自然是某种黑暗、凶恶、野兽般的、或者甚至魔鬼般的东西，是“基督徒在上帝之国中应该在自身中战胜和改造的东西”。对于他无意识的异教自发性来说，人与自然融合，在自然中消失，像一滴水在大海中一样。

44》他是否爱大自然呢？也许，他对大自然的感情比一般人所谓的“对大自然的爱”更强烈、更深刻。如果说他爱大自然，那也不是把大自然当做独立的、人所陌生却依然与人相似的、充满了神与魔鬼力量的、全宇宙的存在物，而是将其当做作为“精神的人”的、自我自身存在的动物性自发性之延续。他爱大自然中的自身和自身中的大自然，没有狂热欣喜的颤抖，没有陶醉，而是凭着那种伟大而清醒的爱：古代人是这样爱的，当今世人中已经没有人这样爱大自然了。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恰恰在于他从来没能够彻底地、完全清晰地把文化与自然自发分开，把人从自然中提取出来。

45》福楼拜曾就《战争与和平》前几卷信告屠格涅夫：谢谢您恳请我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这真是一流的杰作！他多么擅长描写，是何等高超的心理专家！前两卷精妙绝伦，但第三卷则一落千丈。他说话重复，哲学议论太多！最后，这位先生——作者和俄罗斯人才露出真面目，而在此以前，满目所见只是大自然和人类一般特征而已。

46》凡是在他描写现实、尤其是肉体的——自发性的、“精神的”——人之处，语言就表现出高度的朴实、力度和精确性。但是，只要非“精神的”，而是灵魂的人之抽象心理活动、思索——福楼拜所说的“哲理议论”，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的“推论”一开始，只要话题涉及别祖霍夫、聂赫留道夫、波兹得内舍夫、列文等的道德转变，就差不多要出现怪事：“他一落千丈”；他的语言似乎立即枯竭、干涸、败落、苍白、乏力，欲为而不能，痉挛着去抓被描写的对象，却依然把它放走，就像瘫痪者的双手一样。

47》托尔斯泰越是接近肉体——或者把肉体与精神联系起来的因素——动物性——自发性的“精神的人”，则他的心理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心理生理学，也越确实和深刻。但是，随着他逐渐抛弃他脚下这坚实而丰饶的土壤，把自己的研究引入独立的、从肉体中抽象出来的精神、意识性——并非心之激情，而是智慧的激荡（因为人的智慧，也像人的心一样，是有其激情的，而且复杂与深刻程度绝不低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即这些智慧的激荡的伟大描写者）——托尔斯泰的“心理学”变得可疑。

48》托尔斯泰对人的个性的描写很像高浮雕的半凸出人体，这些人体有时候似乎马上就要脱离塑造出、把握着它们的平面，最后跳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像可从四周观看、可及可感的圆雕一样；然而，这是视觉的欺瞒：它们永远也不会分离出来，永远不会从半圆变为全圆；我们永远也不会从另一面看到它们。

49》从总体上说，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艺术的中心和重心，描写的力量，并不在于戏剧性的部分，而在于叙述性的部分，不在于出场人物的对话之中，不在于他们所说的话，而仅仅在于关于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人物的言语是混乱或者没有思想内容的——但是他们的沉默却是无比深刻和充满智慧的。

50》屠格涅夫早就感觉到，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包含有这种窘迫性，缺乏某种高度的自由，缺乏某种山间的空气、令人舒畅的呼吸、精神和灵魂性，而且试图将这种缺点解释为知识不足。但是，是否把屠格涅夫的理解的“知识”称作为意识，才更准确些呢？有一次他信告托尔斯泰，“希望您享有自由——精神上的自由”。屠格涅夫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世界诗歌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同时也是“因为缺乏真正知识造成的缺乏自由之最悲哀事例”。他提示说：“不行啊！没有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真正的艺术家就是不可设想的；没有这种空气，就无法呼吸。

51》对于人的肉体——人肉的恐惧时时飘荡在托尔斯泰全部作品之中。有时候令人觉得，对于他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一个浑浊水池，里面是无数扑腾打闹的赤裸肉体，上面是低垂的天空和热不可挡的太阳，灰尘后面的红火球——或者都是这低矮的伤员帐篷，里面躺着同样一些受尽折磨、鲜血淋淋的肉体。正因为如此，才憋闷；正因为如此，才令人觉得在托尔斯泰作品里“没有空气，无法呼吸”，这是屠格涅夫的话：憋闷——是由于肉与血，由于“人肉”。一切都显得过度地肉感、肉体感、血液感、肉质感。

52》在我们这个普遍崇拜无肉之灵或者无灵之肉的世纪，他虽然是模糊地、却依然是预感到了宗教观照的深刻性；在这种观照中，在宗教里，正如对于古代人来说在艺术中那样，展现出了一切肉体的神圣性，一切肉体的灵性。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在表面上显得如此玩世不恭的残酷性、事实上是如此不体面的怜悯态度，把人身上一切的人的东西都剥去：他寻找人身上的兽性，目的是要把兽性变为神性。

53》他脱离了他眼里的“异教”，奔赴他眼里的“基督教”，脱离了“有灵的肉体”，奔赴无肉体的灵性，脱离了神圣的肉体，奔赴无肉体的神圣，脱离了肉体的复活，奔赴对肉体的损伤。以他创作精神的洞察力写作的一切，他都想要用自己的意识销毁。但是，如果说他自己看不见，那么，我们会替他看见，而在我们之后的人，会看得更清楚：他真正接近基督奥秘，不是在他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时候，而是在他最少考虑到基督教的时候。只有通过兽性中的神性，他才接触到了人性中的神性——通过神兽接触了神人。

54》托尔斯泰说：“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会遇到巴兰的经历：他想赞颂，却诅咒起应该诅咒的东西；他想诅咒，却开始赞颂应该赞颂的东西；他无意中做的不是想做的，而是应该做的事。”托尔斯泰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作为艺术家，他一生都在诅咒，同时却想要赞颂；一生都在赞颂，同时却想要诅咒——他所做的，不是想要做的，却是应该做的。在他看到了自己耻辱与罪恶的地方，正存在着他永恒的荣耀和对他的辩护。

55》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尔斯泰的“人物”，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牺牲品：在他们身上，人的个性还没有完全形成，就已被自发力量吞没。而且，因为这里没有统一的、统率一切的英雄式意志，所以也就没有统一的、整合性的悲剧情节——有的只是个别的悲剧剧情，伏笔，个别的激情；而这一切都是在无边无岸的运动中沉浮，不是由内在潜流、而是由外在自然力量主导。作品的肌质，似乎也是像生活本身的肌质一样，既无开端，也无终结。

5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到处都是人的个性，这种个性被引向其最后的极限，从阴暗中的、自发性的、动物性的根中成长，发展到灵魂性的终极光辉顶峰，到处都是英雄般意志的斗争。是和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奥秘之自发力斗。经过这种斗争的熔炉，经过炽热激情和更为炽热意识的烈火，人之个性的核心、内在的“我”依然是牢不可破的，而且全然赤裸出来。“自我意志”的极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全部人物都是可能说出同样的话来的：他们最后一次和要吞噬他们的自发势力对抗，要肯定自己这个“我”、自己的个性，要“宣告自我意志”——在自己的死亡中宣告。

5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本质上完全不是小说，不是史诗，而是悲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确是小说，是真正的“史诗”。在这里，我们看到，艺术重心不在出场人物的对话之中，而在叙事之中；不在于人物说什么，而在于关于人物有何言说；不在于我们的耳闻，而在于我们的目睹。

58》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却相反：叙事部分在整部作品的建筑结构中是第二等的、服务性的。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凡是叙述部分，永远用同一种急切的、有时候显然不够在意的语言写成，有时候被许多细节拉长、弄乱、堆积起来，有时候又过度压缩、折褶。叙述还不是正文，好像是括号中的小号字母，是戏剧的解说，述明剧情地点、时间、剧前概况，出场人物的状态和外貌；这是场景，必不可少的舞台建造；只有在人物出场和开始说话之时，戏才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集中了他描述的全部艺术力量。在对话中形成矛盾，并得到解决。

59》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谁在谈什么事，那么，比如说，我们闭起眼睛，光凭言语、凭话声就也许分辨不清楚是谁在说话。的确，老百姓和贵族的语言是有区别的，但这不是内在的、个性的，而只是外在的、等级的差别。实际上，托尔斯泰笔下全部人物的言语，都是一种，或者几乎是一种：这就是或者穿贵族服装、或者穿农夫服装的托尔斯泰本人的谈话言语，甚至是他的声音。这一点之所以较不明显，仅仅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重要的不是人物说什么，而是他们如何因为疼痛、激情而保持沉默，或者呐喊、呻吟、咆哮、狂吼、尖叫、“哼哼”；重要的不是人的词语，而是半动物性的、不分成分的声响、声音模仿。

60》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从第一、二个词，不凭言语意思，只凭声音，便可知道这是谁在说话。这只是词语而已，但是其中包含着——肉与血。这——当然是“设想”，但是几乎不可相信的是这仅仅是设想。这正是那种最后的一点，由于这样的一点，一幅肖像会变得过于生动，似乎艺术家超越了艺术的界限，在画布和色彩中添加了某被画者的灵魂，因而，凝望这肖像几乎是可怕的：似乎它已跃跃欲试，像幽灵一样从画框中跳下来。

61》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必描写人物的外貌；他们自己就用语言的特点、自己的说话声音，不仅描绘自己的思想和感觉，还描写自己的面容和躯体。在托尔斯泰那里，躯体外貌的运动和表情，在传达灵魂的内在状态的同时，常常使人物最为微不足道的言语，甚至不分成分的叫声，还有沉默，都变得深刻和含有多重意义：托尔斯泰从肉体走向灵魂，从外部走向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相反的途径所取得的躯体外貌的明晰性也同样显然：他从内心走向外貌，从意识和人性走向自发的动物性。在托尔斯泰那里，因为我们看得见，我们才听得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因为我们听得到，我们才看得见。

62》不仅对话技巧，而且创作的其他特征，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伟大悲剧艺术的体系。有时令人感到，他之所以没有写悲剧，是因为史诗叙事——小说的外在形式是他所在时代文学的主导形式，还因为，对他来说，没有威严的悲剧场面，而主要是没有适当的观众，因为一切悲剧都是艺术家与观众共同的创造性努力创作的：要使悲剧确实诞生，则人民心里应该具有感受悲剧的能力。

63》拉斯科利尼科夫杀死老太婆，要向自己证明，自己已经“超越善与恶”，自己不是“颤抖的造物”，而是“君主”。但是，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设想，拉斯科利尼科夫应该明白，他错了，他杀死的不是“原则”，而只是一个老太婆，他没有“犯规”，而只不过想要超越而已。等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时，他必定颓唐下来，惊骇万状，跑到广场上，双腿下跪，向人群忏悔起来。正是向着这一极点，小说情节的这最后一刻，一切都奔赴、聚积、集结而来，为了这最后的一击，一切都像长剑剑刃一样变薄、变利、变快起来；朝着这悲剧的“坠落”——崩溃，一切都在奔驰，就像有巨石从两侧压挤的河水，直奔最后的一个悬崖，从那上面飞流而下，形成万丈瀑布。

64》“我一回忆起这不幸的一天”，“少年”感叹道：就总是觉得，这些奇事、意外的事都好像就在当时共同商定，一起撒在我头上，好像从某一个可诅咒的丰收之角倒出来一样。“这是挤满了意外事件的一天，”《群魔》的叙事人提醒道，“是解开以往之谜、却提出新谜、锐利的解释和把事情搅得更乱的一天……总之，这是许多偶然事务奇异巧合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小说都是这样：这个“可诅咒的丰收之角”无处不在，悲剧的不期而至事件频频坠落到人物头上。

65》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展现的无限的、世界史的画面，如果不计行动中间的间隔的话，是集中在几天之内的。但是，在一天、一小时之内，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在极端的程度上，在帕夫洛夫公园那么一个椅子和火车站之间，在花园街和门厅广场之间的一块又窄又小的空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经历了的事物，是一般人许多年甚至一辈子，从地球一端游览到另一端也经历不完的。

66》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人物来说，他们不再“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自己的肉体”的时刻是要来临的。他们不是没有肉和血的、透明的存在物。我们都很清楚，在他们还在自己身上感受到自己肉体之时，他们曾有什么样的肉体。但是，精神生活的极度上扬，极度紧张，不是感情和感觉，而是智慧、意识、良知的最为炽热的激荡，使他们脱离了肉体，似乎感受到了肉体的超自然轻盈、轻快和精神性质。他们所具有的正是使徒保罗所谈到的有精神的肉体。正是他，并不因为肉和血，因为“人肉”而感到喘不上气来。他们的肉体变得十分透明，所以，似乎有时候完全看不见了，只看到了灵魂；这正和托尔斯泰的人物相反，在他们身上只见“肉体”而“完全不见灵魂”。

67》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总体的“精神的肉体”、活的灵魂，和托尔斯泰笔下活的、有时甚至太活的、充血的、多肉的躯体——这些躯体如果不是死的，那么有时也像是僵凝、萎缩、挂上了肌肉，“肉”一样；这样比较一下，很有意思。由于有了高度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人物都过着一种不可置信地加速了的、内容增加了十倍的生活；他们都像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心跳得更厉害、更厉害、更厉害了”，而且，看来，他们都不是像普通人那样行走，而是飞翔，并且在死亡本身中感受这一可怕飞翔的欣喜，因为他们终究是要飞入深渊的。

68》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时也有让人透不过气的地方，但这已经是由于运动的快速、旋风般的成串事件、向深渊中的飞翔。在暴风雨的这样的呼吸中，包含着何等舒解的清新感，何等的解放！只有人类生活中才有的那些猥琐、丑陋、平庸，在这里都变得欢快、可怕和令人振奋，像在闪电的光亮中一样！

69》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生命、对上帝的否定和肯定，才是人类一切激情与痛苦的永远沸腾的源泉。最活跃的、最“生动的生活”的激流，只有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这些最高冰峰上奔下之时，才为人获得那种激情的力量、行动的力量、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把人引向悲剧般的毁灭或者赦罪，坠入深渊或者腾空飞翔。

70》“有人称我为心理学家，”他自己说，“不对的，我不过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者，也就是说，我描写人类灵魂全部的深层。”

71》“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对人之灵魂所做的种种实验中，不是也做了某种类似的事吗？他也把他们放在罕见、奇异、特殊、人造的环境之中，自己也不知道，也要等着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了使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层”中尚未显现出的方面、力量显露出来，他需要对道德的大气加以某种程度的压力，这种压力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或者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他或者需要抽象辩证法的稀释的、冰冷的空气，或者自发的动物性的激情烈火，白热的烈火。

72》这是一位多么奇特的作家：他以永不枯竭的兴趣只去绵密分析疾病——人类灵魂的最可怕和最可耻的溃疡，不断地揭开这些疮口，好像除此之外不能、也不想去论说其他。

73》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极为热爱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即一般人说的达到奇幻程度的现实主义。”——“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比现实更为奇幻，更为不可预期？有什么可能有时候比现实甚至更不可置信？”——“多数人称为几乎奇幻和例外的事，对于我来说，永远构成现实存在的本质本身。”

74》“伟大而智慧的沙漠之灵”，光明传播者，也许能够告诉伊万比这些关于两种现存、被永恒联系在一起、又不可联系的真理的话更加可怕、更加突如其来的事情——正如魔鬼接着所做的解释，以此来结束自己的谈话：关于神人与人神、基督与反基督之权利的谈话。

75》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欧洲，好像一切的下面都被挖开，塞进了炸药，就等着第一颗火花了。”托尔斯泰说：“火始于火花，不到把一切都烧光之时，火不会熄灭。”在关于火花的这些话上，肉之洞见者和灵之洞见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解异常相似，这难道首先不是我们俄罗斯的忠告，我们俄罗斯的手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