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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李白，人们总会惊叹于他“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惊世才华。

但就是这样一位惊艳了古今中外无数读者的绝世天才，也同样经历过一段处处碰壁的青年时代。

那么，生活给这位文艺青年上了怎样的一课？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共读。

原生家庭是一个人的根，总是在不动声色中影响人一生的走向，李白也不例外。

他成长于一个殷实富足的商人之家，父亲李客相当有商业头脑。

他牢牢抓住丝绸之路带来的商机，坐享西域碎叶城的交通优势，让一队又一队骆驼满载“中国制造”，走向西方。又将西方的毛皮、草药和干果带回中原。

李白四岁那年，李客决定举家搬迁，从碎叶城迁到了今天的四川江油。来到中原，生意同样风生水起。

除了常规商贸，李客还揽下了当地一处著名佛教圣地——大明寺的放贷生意，很快成了一方富户。

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被按照“士、农、工、商”的标准划分为不同阶层。商人作为地位最低下的“贱民”，再多物质财富也无法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因此，在为儿子们规划人生时，李客遵从了一条朴素的民间智慧——让儿子们从事和自己不一样的行业。

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不同的篮子中，是规避风险，也是分散投资，如此一来，进可四面开花，退可保全根基。

于是，李客安排其他儿子学做生意，而唯独坚持送李白读私塾，希望这个已经初露不凡的孩子走上仕途，掌握权力，改变命运。

李白从小记忆力惊人，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大部分诸子百家典籍。

相比于儒家典籍中那些人伦礼仪、条条框框，李白对飘逸出尘、自由自在的道家精神更感兴趣。

尤其是《庄子》，其中那些超现实的奇异想象简直让他着迷，让他久久沉醉在汪洋肆意的幻想世界中。

他对写诗作赋也兴趣浓厚。在各种诗歌形式中，他最喜欢古风、乐府和楚辞。

古风是古代民间诗歌，格律宽松，可长可短，自由随心。

乐府也是民歌，植根老百姓，植根最直接的人生体验。

而楚辞是屈原创造的诗歌形式，想象瑰丽，独具风骨。

看看一个人喜欢什么，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是道家和《庄子》，还是古风、乐府、楚辞，无一不在彰显着李白与生俱来的桀骜不羁。

那时，他还并不知道，这种天性不仅将成就他，也将限制他，不仅会将他捧上云端，也会把他摔进尘土。

他只是怀揣着一个少年最诚挚的信心，坚定耐心地磨炼自己的学识和文笔。

这些少年时代的练笔中不乏惊鸿一瞥，但李客却敏锐地看到，儿子的潜力绝不止这种小打小闹。

而要想真正成功，理论和实践缺一不可，“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同样重要。于是，在父亲的支持和资助下，十几岁的李白开始在家乡四周的郡县云游。

他首先赶往梓州北部的长平山，在那里拜访了一位博学的隐士，赵蕤（ruí）。

在生活方式上，赵蕤遵循了道家精神。他隐居山林，读书写作，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不老。

但在思想方面，他受战国时代法家和纵横家的影响更深，在治国理政方面，高度强调朝廷的绝对权力和军事力量。

但客观来讲，赵蕤的理论其实已经过时。这些理论主要来源于战国时代，也只适用于那个纷繁混乱的时代，与平和稳健、蒸蒸日上的大唐盛世格格不入。

隐居山林给赵蕤带来了隐士的盛名，却也局限了他的眼界，禁锢了他的思维，让他远远落后于时代。

可只有紧跟时代，才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但年轻的李白没能看清这一点。

他读了赵蕤的著作《长短论》，被其中强势的思想和滔滔的雄辩深深折服，当即决定拜赵蕤为师，并用自己十八岁到二十岁这段黄金人生，潜心学习并全盘接受了师父的理论。

在此基础上，李白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辅助明主，建功立业，经世济国，匡扶社稷，最后功成身退，隐逸山林，成为一段传奇。

怀抱着这份理想，二十岁那年，意气风发的李白辞别老师，正式开始了他的干谒之旅。

所谓“干谒”，就是寻访朝廷高级官员，向他们献上自己的诗歌或文章，展现自己的能力和胸襟，以此获得赏识和举荐。

一旦获得举荐，就可以绕过科举考试，由皇帝直接面试，赐予官职，委以重任。

不用考试就能当官，这看似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但事实上却蕴含着无数寒门子弟的无奈和辛酸。

因为在当时，只有出身贵族、官员或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商贾家庭出身的李白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人生最大的困境从来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是连挤独木桥的资格都没有，连成为千军万马的机会都没有。

此时，要想实现理想，除了四处干谒，李白别无他法。

他首先赶去成都，拜见了新任长史苏颋（tǐng）。苏颋欣赏李白的文学才华，却无法欣赏他的治国才能和为人处世。

在他看来，这个年轻人总和三教九流混迹一处，动辄豪掷千金，又动辄与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是庸俗轻率，只怕难当大任。

离开成都，李白马不停蹄赶往渝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拜见了刺史李邕（yōng）。

而这位刺史甚至连他的文学才华也无法欣赏。在他看来，这些诗歌又肤浅又无聊，难登大雅之堂。

作为朝廷高级官员，他们的选择其实无可厚非。向朝廷举荐贤能固然是他们的职责和权力，可一旦被举荐者犯错获罪，举荐人也难逃牵连，他们当然要慎之又慎。

更何况，苏颋的眼光其实相当老辣。作为诗人，李白当然举世无双，可要想做官员，他却真的不是那块料。

他的治国理论中，浪漫主义的狂想有余，现实主义的规划却不足。况且他的天性中，坦诚和直白实在太多，城府和心机又实在太少。

可李白却偏偏不甘心以诗人的身份流芳百世，而是执拗地渴望站在政治舞台的镁光灯下青史留名。

事实证明，很多时候，达观睿智的旁观者，往往比我们自己更能看清我们是哪块料。

这两次冷遇沉重打击了李白的自尊，他写下那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愤然离开回到家乡。

他在家乡县衙短暂地当了几天差，但顶头上司对百姓疾苦的漠视和对虚名政绩的钻营让他鄙视。

他毅然离去，又一头扎进佛教圣地大明寺，在那个幽静的世界中潜心研读诗歌典籍、治国理论和战略战术。

面对一次次碰壁，与其哀叹世道不公，怀才不遇，倒不如给自己充电，让自己强大。

三年之后，李白再次出山云游，终于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人——道家大师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虽然不在朝堂，但却是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道教师父。

李白自信潇洒的姿态、超凡脱俗的气质立刻让他眼前一亮。

当他问起李白人生的最终目标时，李白坚定地答道：“功成、名遂、身退。”而最后这句“身退”，尤其让司马承祯频频颔首。

因为在道教思想中，凡事都有起伏，万物都有兴衰，顺应这个准则，就要勇于在最辉煌的时候摒弃一切，全身而退。

在险滩重重的人生中，一味求索，最终往往会一无所有，激流勇退，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然而，司马承祯到底不是官员，要向公主或皇帝举荐李白，不仅需要真诚的欣赏，也需要恰当的时机。但这种时机，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李白也明白这种事情急不得，他辞别司马承祯，一路向南继续漫游。那么接下来，他还会去往哪里？又将遇到哪些人、哪些事？

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甲第星罗民宿爸爸和你一起读书见证古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