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见证着老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记载了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况。

　　——题记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每次母亲上街赶集，都少不了我这个小不点儿，母亲都会到街上的饭店里买点好吃的，什么油条，水煎包子，蒸包儿，美美的饱餐一顿。突然有一天，饭店里不再卖给我们包子油馍，看着别人买饭的时候掏出一种花花绿绿的小票，大口地吃着喷喷香的包子，嘴里流着口水，小脸上挂满了委屈的泪珠儿，母亲无奈的叹了口气，从那以后走在饭店门前只能望而却步。

　　那时的农民们没有广播，收音机和报纸，不能及时的了解政策，只听人家说，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票叫粮票，以后没有粮票就吃不到饭了。这让我们很是郁闷，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让人既眼馋又痛恨的粮票，让我们再也不能吃到饭店的饭了。票证开始走上了漫长的岁月，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

　　票证种类很多，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烟票，酒票，糠票，火柴票，肥皂票，就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要凭票去买。就因为我们是农民，除了一尺七寸布票外，其他的票证都与我们无缘。

　　我们农村人生来就是土里刨食儿，靠天吃饭的，在统购统销政策之下，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动，除留下自己的口粮以外，把大量的粮食以低价交给国家，那叫交公粮，国家只给农民每人每年一尺七寸布票，别的什么也没有。

　　那年月，粮票就是通行证，城市人吃的是皇粮，每个月有规定的粮食指标，随时都可以兑换成粮票，还有很多票证。农民可就不一样了，如果实在需要出远门，需要粮票，只能拿着自己的口粮，带上大队部开的介绍信，公社开的证明，到公社粮管所换取粮票，否则就只能饿着肚子。

　　城市人有肥皂票，农民们只能买些白碱面和皂角树的皂荚板儿洗衣服。有门道的人，可以走后门买一些洗衣粉和肥皂。或者城里有亲戚朋友的，也能用上肥皂和洗衣粉。农民们每个人每年一尺七寸布票，两三年也不够做一件衣服，只能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一些棉花，把棉花纺成线织成布，供一家人的穿戴，虽然没有城里人穿的漂亮，洋气，但也能遮风挡寒还耐实。没有肉票，自己养猪，养羊，鸡鸭鹅等，自己有吃的，还能卖给食品站换点钱。没有煤票，烧锅的燃料就地取材，各种庄稼的杆儿和秧子，地里的青草割割晒晒都能烧锅。没有油票自己可以种芝麻换油吃，种些黄豆，可以榨油，还可以磨豆腐。

　　那时候儿，中原地带土地贫瘠，又没有化肥，农村生活本来就贫困，温饱都难以维持，一般的庄户人家很少买得起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那种票证对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即便是有个别条件好的人家，想买自行车缝纫机，只能剜窟窿打洞找门道，或者央亲托友找一张票。

　　农民遇到好的年景，粮食收成较好，除了交公粮以外，农民的生活会相应宽裕一些，只是没有城市人细粮那么多，大多都是杂粮，农民习惯了粗茶淡饭，起码不会饿着，不用掏钱去买，也省了很多的繁杂的手续。

　　遇到灾荒之年，农民挨饿则首当其冲，虽然国家有所照顾，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温饱。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中原农村，农民们普遍过大集体生活，吃着食堂饭，生产队不许农民家里冒烟，大家互相监督，看见谁家烟囱冒烟，干部们立马跑到家里，把小锅子拎出来，当众摔个稀巴烂，还要罚一天不能吃饭，这样每家每户的烟囱就成了摆设，有的干脆扒掉。那些基层当官的为了面子，大搞浮夸风，上级来检查的时候，他们把红薯叶子放在下边，上边堆点粮食，充当粮食屯子，隐瞒了上级，致使老百姓们没有饭吃，饿断了筋骨，吃尽了苦头。一年到头，一日三餐连一个正经的红薯面窝窝都吃不上，都是些红薯叶子菜窝窝儿，饼面儿（花籽油饼面）掺红薯叶子窝窝，群众们吃了都得浮肿病，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们都拄上了拐棍儿。那时候我正在上小学，本来从小身体就不好，爱挑食，特别嘴叼，每天看着那饼面馒头，泪流满面，一口也咽不下去，眼看着一天天饿的黄皮寡瘦，头大脖子细，母亲忧心忡忡，生怕我又象上边的哥哥姐姐一样丢了小命儿。恰在这个时候，伯父送来几斤散碎的粮票，并给母亲说：这是五（我的堂哥）寄回来的，五还特意交代，小妹妹身体不好，千万别把小妹妹饿死了。

　　我的堂哥是志愿军，升了军官儿，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的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寄给伯父，伯父怕我把大票弄丢，拿到街上饭馆里，换成零星小票给了母亲，让母亲每天只能给我二两，要细水长流保住性命就行。每天下午上学去的时候，母亲在我兜里装二两粮票，一毛钱，让我放学的时候去饭店买一碗肉丝面条儿吃，并且塞了又塞，再三嘱托，千万不要弄丢了，弄丢了你就得饿肚子回来。

　　那时候集市上就一个国营饭店，在汽车站旁边，饭店只供给来往坐车的人们吃饭，卖饭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一看当地的小孩子有粮票也不给，我就站在路边，急切的看着有下车吃饭的老太太或者中年妇女，赶紧跑到人家跟前，央告说：奶奶或者阿姨，您吃饭的时候带上我好吗？我有粮票和钱，人家同意了，我就把粮票和钱给人家，跟着人家后面排队。有时候遇着好人就能吃到饭，有时候看着人凶巴巴的，就怵悄悄的不敢开口，等了半天，眼看着天黑透了，才饿着肚子回家，有时候肚子饿的实在不想走，就为了吃一碗饭，等到很晚很晚才回家，母亲就揪心揪肝的，着急了就蹒跚着小脚儿，摇摇晃晃走很远的路来接我。

　　灾荒年过去后，大食堂也散伙了，农民的生活普遍有了改善，恢复了往日的自由生活，除了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按各自的意愿，在自家自留地里种些芝麻，棉花什么。六四年的时候，国家为了搞好农业，提高粮食产量，经常派一些农业技术人员下乡给农民传授农业技术，派解放军下乡帮助农村搞生产，还有包队干部，这些都是吃商品粮的人员。派在村民家里吃饭，不管好赖饭，每顿是四两粮票一毛钱，特别是农村青年小伙子们，都争着让这些干部技术员们上自己家吃饭，一来多学点农业知识，二来也能得些粮票。青年们把得的粮票，象宝贝一样揣在怀里，在伙伴中炫耀一番，偶尔去城里办事，逛逛大社会儿，也能坐在大饭店里，炯气炯气，享受一下有粮票被人伺候的滋味儿。

　　母亲最喜欢把她的小毛丫头儿打扮好一点，可每人每年只有一尺七寸布票，小孩子又长得快，一家人的布票也不够给我做两件衣服。伯父家，外婆家，舅妈家，姨家，姑家，他们都主动把自家发的布票都给了母亲，母亲就去到供销合作社，左挑右选的给我撕些洋布或者尼子布，凭着自己的艺术眼光，用精湛的手工，给我做出时髦又漂亮的衣服。

　　上中学的时候，还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农村的孩子，不管路程多远，都要大挑儿小挑儿的粮食，红薯，交给食堂，每天吃着红薯面窝窝和蒸红薯，看着人家吃商品粮的同学，不用受累，轻轻松松的把粮票交给伙食长，顿顿吃着白面馒头，真是羡慕极了，发誓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来个鲤鱼跳龙门，每月由国家发给粮票，吃着白面馍馍，什么票证都有，过上城里人生活！

　　事与愿违，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迫使正在中考的我们不得不搁浅了学业，回到家里，继续过着普普通通的农民生活。下学的第二年，母亲身染重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微弱嘶哑的声音，喃喃地说：“哇呀！我的席子下边有个小布包儿，布包儿里有六尺布票和五块钱，布票是你姨给的，本打算我病好了去给你撕件衣服，看来是办不到了，妈不行了，再也不能亲手给我小闺女儿做衣服了，只能你自己去撕点布，上缝纫铺去做吧！我给你姨和你舅都说了，叫他们以后把他们每年的布票都给你，女孩子大了要穿好点，不要让人家笑话，我死了以后，没有人疼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话还没有说完，我的母亲圆睁混沌的双眼，带着诸多的不舍，缓缓松开了我的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心爱的女儿。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国家经济飞速的发展，市场商品供应逐渐好转，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类商品基本上敞开供应，满足需求。到了一九九三年，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凭票供应商品的历史宣告结束，农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来去自由，买卖自由，逐步走向幸福的小康生活。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人们深刻的记忆，那些记忆中，有诸多的酸甜苦辣，也记载着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真实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