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仲夏的一个傍晚，我压了一盆井水，冲洗两腿的泥巴。这时，冯无声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冯已经洗好了。他的白衬衫装在裤子里，裤子装在靴子里。一看，你就会想到，这个人曾经当过兵。冯家的墙上有个相框，那里有不少当年穿军装的黑白照片，不看，你不知道这个男人当年有多帅。冯是个孤儿，几岁就没有了爹娘。这样的一个乡下孩子成了一名军人。那些照片上，冯的眼睛都是微眯着，倾泻的阳光照亮他的额头。现在，冯也还不老，比我大了快十岁，也还四十不到。壮年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就是电影《打击侵略者》中的那个李军长。

　　冯说，插上了？我说，插上了！我们说的是麦茬红薯。夜里落了一场大雨，垄子湿透了，这一天这一带的农人都在抢插红薯。红薯这个土包子，在我们黄淮平原却具有一种标志性。出了正月，一池子红薯母子下上，可以看做是春耕的开始。霜降过后，一窖红薯封好，场光地净，一年的农事就完了。现在，麦茬红薯插上了，以割麦开始的三夏大忙宣告结束。

　　我洗吧好，坐下来。冯说：走不？我说，走！

　　我们说的是外出打工。现在，像我们这样的青壮年，村子里没几个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合计过了。这样的话，冯现在又说了一遍说：趴在家里死啃这几亩地，真不中，出去，吃了喝了，一天能落五块钱，都管干。

　　我们俩是跟着村里的一个人出门的，目标是上海的长兴岛。这个人出去两年了，现在是回来收麦子。

　　夏至已过，入伏了。学校也就要放假。一个当家理事的男人，这个时候往外顶，背着个包袱，多少有点逃难的味道。去年冬天的那个事情，现在又浮了出来，烘托着这种情绪。冯的心里可能也是一样。去年年底，当地政府向农民超数额强行征收，我悄悄地写了一份材料，准备上访。一个人出门，路上吃了闷棍谁知道？我找到那几个骂得最凶的人，却都不愿意跟我出去。他们一夜之间想通了。他们说，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哪朝哪代都是这样。后来我还是找到了一个伙伴，这个人就是冯。冯是党员。冯虽然没有任何职务，每年都还要向组织交上一份个人思想总结。冯认不了几个字，他的这些东西都是找我代笔的。我们揣着上访材料一起出门的时候，冯忽然大喊了一声：跟他干！我知道，冯的心里是经过纠缠的。现在，我们俩却一起走掉了。把这个村庄丢在了身后。

　　到了岛上，我们暂时煨着这个老乡。这是野外的一处废弃的房屋。三天过去了。活，还没有找到。

　　吃过晚饭，冯一个人站在外面，像是在等我。我出去了，我们沿着橘子园中间的小路往前。漆黑中，冯低声地说：咱们得走啊！我没有吭声。我知道，那个事儿，冯在意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小孩子撒了一点饭，女主人却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这算个啥事？可是，在我们面前，它却充满着暧昧。沉默中，我们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我们不是打道回府。我们是要转到苏州的地片上。那里也有几个老乡。去他们那里的路径，在家时我们已经摸清了。

　　从岛上的马家港到吴淞口到火车站，再到苏州火车站，已是傍晚了。摸到汽车站的时候，车已经没有了。

　　三伏天里，城市的每一片地面都是热的。按说，这个时候了，我们应该就近找个旅馆住下来，洗一洗，喝点水，吃点饭，然后安心睡上一觉。人生地疏，两眼黢黑，所有的行程都只能等到明天了。可是，这一切，都紧紧地与那个东西联系在一起：钱。我们出来是挣钱的，不是花钱的。自己身上还有多少钱，不用数，都清清楚楚。况且，我们还前程未卜。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到处已经轰轰烈烈了。不少人已经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我们俩却还都没有离开过土地。我们的脚，跟道路还没有完成分离。面对向着远处延伸的道路，我们还会心存不甘，跃跃欲试。

　　我的家是豫南的淮滨。很早的时候，我曾在一张分区地图上，看到一些熟悉的地名：东面的叶集，霍邱，南面的泼陂河、麻城，西面的新蔡、平舆，北面的临泉、界首。这些地点分布在方圆几百里，有的属于外省了。这些地名，书上没见过，都是从大人的嘴里听说的。他们一次次地抵达过那里，凭着两条腿。后来，我也走过一趟这样的路，那是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拉着架子车跟姐夫一起，到潢川东南的双柳集卖猪仔，来回三百多里。

　　现在，车辆退场了。道路还不足以取笑我们。

　　我们沿着苏州城的人民路一直往南。大目标是吴江。鼻子下面是大路，拿不准的路口，我们就张嘴问。从一个高大的铁塔下面过去，就出城了。到了铁塔的跟前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铁塔像一个野蛮的汉子，叉腿跨在马路上。我感觉自己很小，并从它的裆下钻过。

　　天黑透了。道路还在一个方向上延伸。身边不断有货车经过，卷起的灰尘扑在我们汗湿的身上。冯走在前面。车还在身后，冯就回头注视，光束刺着他的眼睛。我约莫，他是想扒上一辆车，让它带上一程。这里的道路不像我们家里，坑坑洼洼，这里的车都跑的很快。我们没有轻易下手。我们是两个人，有一个上不去，还是得下来。那个没上去的人，很可能是我，虽然我年轻一些。

　　我们想歇一歇了。

　　路旁的一个施工场地，停着几辆渣土车，后挡板都没有关，车斗里还算干净。我们爬上去，从包袱里拿出被单摊上，就躺下了。先睡一觉，醒了，起来再走。就要睡着的时候，有人说话了，像是司机：睡得这么高，摔下来怎么办？我们只好下来了。这人只是找了一个不错的借口，不知道他怕的是什么。

　　我们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想闭上眼睛，迷瞪一会儿。成群的蚊子围上来，我们只好又上路了。

　　站住！黑暗中，突然一声叫喊。

　　我扭头一看，几个黑影正朝我俩逼过来。那一刻，我本能地撒开了脚步。现在看来，分明是脱逃。

　　我很快就站住了。黑影子们追了上来。他们都带着头盔，一个人推开挎在身上的手电筒，直直地对着我的脸。我低下了头。他们是联防队的。这个时候，冯跟了过来。

　　应该说，这种事，我也干过。还有冯。只是没有他们这么利索。这些年，青壮年一个一个地往外走，村子里空虚了，地方上的盗贼就起来了。一入冬，农户值几个钱的牲畜就不保了。我妻姐家的老牸牛，就被人牵走了。还有那几只羊。半夜听到有女人哭，我起来看，羊就杀在院子里，死羊太重不好拿，杂水都扒下来了，一堆一堆还冒着热气。后来，村子里几个胳膊腿还利索的男人就合计着瞧夜，两个人一班子，轮流着在村子里溜达溜达。我是跟冯搭伙。那天吃过晚饭，外面北风带着哨子，夹着雪花，冯过来了，他披着军大衣，拎着一把大铁锹。我没有他正规。我准备把门后面的那半截锄把拿着，算是个架势。冬天人睡的早，一会儿我们就动身了，娘说，看到有人，咳嗽两声，把他惊走算了。

　　现在，我们的角色忽然间反串了。

　　往哪里跑！一个人一步上前，伸手兜住我的下颌，往上一挑。我的脸被扶正了，暴露在光束里。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男人脸。这种出手方式，很暧昧。我觉得是对一个陌生者的试探。男人脸，女人腰。这都不是外人随便摸的。如果我有足够的自信，可以伸手回他一拳。他摸一下没事，也可以接着再给我一下子。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几年后的某一天，也是在这块地上，我又想到了这一刻。那天，我们的水电老板触怒了土建方，额头被角铁敲开。下班的时候，我和两个伙计也被拦住，他们朝着两个伙计的腹部，一人一拳。伙计立刻蹲在地上，搂着肚子。好一会儿，两人才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了。这一次，他们竟也放过了我。

　　干什么的！我说：出来找活干的。我觉得这样未必能陈述清楚。这里面有几个关联词，深夜、两个黑影、鬼鬼祟祟、外地口音……我想到了身份证，伸手去摸的时候，冯已经不慌不忙地把一个东西亮了出来：这是我的党员证！没想到，一声不响的冯一下子把我超越了。可是，对方并没有接，而是把他的手拨拉到一边，扯下他肩上挎着的包袱，丢到地上，一脚踏上去，反复地踩着，软软的。确信里面只是几件换洗的衣裳，才作罢。看来，我们连一个水杯也没有带。我的包袱，也是这样办理的。

　　他们走了。我们的东西像两条死狗，瘫在地上。

　　第二天，我们在一个叫庞山湖的地方，找到了这几个老乡。

　　后半夜，约莫着走得差不多了，我俩就在乡下的一个打谷场上躺下了，被单紧紧裹住身子。在这后来的行走中，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一直迈着正步，走在前面的冯，却跟不上我了。我有时放慢脚步，回头看着他。冯说，还是你年轻。

　　我找到的活是建筑。一天十二块钱。老板是当地人，这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班子，盖私人家的小楼房。搬砖，和水泥，抬楼板。

　　冯的活也是自己找的，是在一个沙场上，给拖拉机装沙子。一天十块钱。冯说，那里的铁锨大得很，像个簸箕，一下子好几十斤。我们吃住在一起。第一天，冯回来的就晚一些，早上出去的白衬衫，完全变了样，一身衣裳没有脱，冯就往门前的水塘里跳，水浅得很，都是淤泥，呼呼地冒着水泡，根本不是洗澡的地方，冯赶紧又爬了上来，一身的臭泥。

　　吃了晚饭，擦洗过身子，洗好当天的衣裳，躺在地铺上，我的心还是踏实的。冯也是一样。我们找到活了。吃了住了，一天还能落好几块，一个月就是一两百。这是一亩麦子。

　　半个月后的那天，冯回来的比我早。吃好饭躺下来，冯说：我不干了，明天回去。我说：咋了？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没有吭声。我说：工钱呢？冯说，我已经要到手了。

　　就要睡着的时候，身边却有人说话：不拿人当回事……声音轻微而又含混，分明是梦话。

　　第二天早上，冯一个人走了。他对我说，你不要挂念家，好好地干。

　　后来，冯的老婆刘妮向我述说了一段情节：那天下午热的出不来气，她在院子里扇着扇子，一个人进来了，头发长长的，一脸胡子，黑瘦黑瘦，背着一个包袱，她以为是个要饭的，正要起来给他舀碗麦子，谁知道是那个鬼人回来了！

　　冯从出门到回到家，也不过二十几天。

　　半个月以后，我也不干了。

　　几年以后的一个初冬，踏着清早的一地白霜，我又一次往外走了。只是，这一次，冯没有再跟随我。冯像一条冻伤的蛇，蛰伏着，不敢出洞了。

　　我又一次来到吴江。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我领到一把榔头錾子，成了一名水电工。

　　吴江地处江浙交汇地带，属于苏南。那个时候，“苏南”跟另外两个字紧密相接而成为一个大词——苏南模式。现在自己身处其中了。一眼望去，到处都有喷发的打桩机，360°作业的塔吊。这个还能提提笔的男人，于是萌发了一个想法：好好地观察苏南，或者苏南模式，然后形成一篇真实而又宏大的文字，过年回去的时候，带给家乡的政府。

　　很快我就发现，这个事情根本办不到。尽管我还经常购买当地的报纸，这样一个外地的体力打工者，根本看不到“苏南”。我不是一个卧底者。我是生活在“苏南”的背面。我每天能够看到的，只有老板，伙计，混凝土，老乡，出租房，暂住证……

　　可是，在没有活干的时候，文字还是写了一点，但却只有巴掌大一块，标题也有些卑琐：《遥望村庄》《与牛诀别》《推土工》……这些，都发在当地的报纸副刊。这样的文字，后来也不写了。

　　几年以后的一次体检中，本人的一个重要项目显示阳性。医生说，这种情况要跟踪观察，不能过于劳累。一个老乡知道了，对我说：命能换点钱，钱能换来命吗？工地上的这个活，你就丢了吧。

　　这样一查一说的，好好的一个人，还真弄得有点不一样了。我再跟人抬东西，就感觉不是人家的对手了。

　　于是，我离开了干了七年的工地。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清闲一些的活哪里找？扫马路，看大门。说实话，这样的活我有些看不上。这一段不上班的时间里，我弄了一台旧电脑，注册了一个博客，在上面写了一些较长的文字。有几篇还发在外省的文学期刊上。钱是有的，放在一起，却还赶不上以前半个月的工资。它们带给我的快感，就像射精一样短暂。

　　这个时候，我又来到了阿庆的办公室。阿庆是市作协副主席，主持着当地日报的副刊。这次来我没有带稿子。我过去发在这里的文字，都是没活干的时候送过来的。我们很熟悉了。他先后送过我两本自己的书，扉页上写着：新华老弟惠存。他被我看做是吴江人中，唯一的朋友。可是，我也只是把自己眼下的状况说了一下。仅此而已。潜伏在心里像玻璃一样脆弱而又坚硬的自尊，使我丝毫没有透露自己的目的。我这一次来，不是闲坐的。阿庆在当地是资深文人，在好多单位企业做过文学讲座，我是想让他帮我介绍一个文字打工的活干干。就是帮人家写写弄弄。这里的文人有的好像就在干着这个。只是，我没有什么条件了。像工地上，干一天算一天也成。以前我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认为这是被人奸淫着，现在不讲究这个了。得知我的状况，阿庆似乎也有些担忧，他说，重活干不了，怎么办，你可以到医院里找找看，在病房里做个护工，一天也能挣个百把块。从他的空间里我知道，他年迈的父亲正在上海住院。他的话，我没有回应。片刻，我就告辞了。阿庆朝我点了下头，并没有离座。这个时候，我才看清，在一双以文学的名义而结盟的眼睛里，一个外地农民工的形象，也无法轻易动摇。

　　最后，再来说说冯。趴在家里的人爱说：俺是喝凉水，扶墙走。我一直认为，守在村庄上的冯，还是在享福。可是，想不到的是，这个几年里，冯却老的这么快。五十多岁的人，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两个腮帮陷了进去。

　　上次回家，清明前，阳春三月。我在门口，冯推着自行车过来了，后面带着小孙子。我正打算晚上到他家里坐坐的。他来了，我让他到屋里喝杯水，想问问他家里的那几亩地，问问地方上的一些事，问问他这个村庄上唯一的党员（那两个老党员都死了），现在还有没有组织活动。可是，冯没有进我的屋。他说，这小家伙不让你坐。冯推着孙子走了。我望着着他的后背。这个人，腰也弯了。

　　这个时候我才看到，和他一起老去的，还有这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