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 腊月十五下午,我坐着妻外女夫妇开的车,从苏州吴江回河南老家。妻外女初中毕业,在吴江一个成人学校上班,还办着一些人的出国的事,人都叫她李老师。我家丫头大学毕业,在厂里上班。这又教人想到那个读书无用论。 午夜,汽车进入一个小区,我们一千多里回到了淮
进城
腊月十五下午,我坐着妻外女夫妇开的车,从苏州吴江回河南老家。妻外女初中毕业,在吴江一个成人学校上班,还办着一些人的出国的事,人都叫她李老师。我家丫头大学毕业,在厂里上班。这又教人想到那个读书无用论。
午夜,汽车进入一个小区,我们一千多里回到了淮滨。这是县城,离我们赵庄还有四十里。这里是她哥哥的房子,几年了,我还没有来过。丈母娘那回来过以后,叫着这个外孙的名字对我说:他混带劲了,在城里买着楼,地上一个灰星没有,宽敞的很!现在,房主人两口子打工还没有回来,连襟在这里住,孙子上学,附近的小学,接送方便。今天妻姐也在,明天小叔子家要娶媳妇了,房子也在附近。外女一家就是为着喜事过来的。
真是穷人命,轿车还坐的不得劲。想在沙发上歪着,屋里没有,只有这几个板凳。他们在忙着做饭,我是不想吃了。看到一个房间里还摊着地铺,脱脱睡算了。没有枕头,就把袄子一卷,放在头底下。睡哪都一样。一会儿,身底下就有凉气上来了。这是中原的腊月。
跟外女叔叔家就说没有亲戚,也是一个村上的邻居,也是赶上了。第二天上午,我随他们过去的时候,赵庄的一些人也在了。我们坐了一会,有人在忙了,还要拖动沙发,婚庆的人要在这里举行一下仪式。有人搂着新开的一大卷红地毯,从楼下铺到屋里,屋里铺几路。一个人说,下次谁用,不用买了。有人看了他一眼:现在都是一次性的,新人上来,一会就收垃圾堆了。
他们呢?我也下了楼。在一个车棚里,我找到了几个赵庄人。他们都伸不开腰的样子,可能是天冷。这个城里,赵庄人有好几户了,大都是年轻人,在城里娶媳妇,还是头一次。这里虽是新地方,我却没有了话题。我不是经常想到村庄,想到他们吗?他们也没有什么话,村庄以外的事,好像见的多了。我们就这样站着,却把要紧的事耽误了。新媳妇到家,红地毯上的仪式,我们都没看着。我们是干啥的,不就是看热闹,喝喜酒的吗?现在,要去吃饭了。
这一顿是正席,原来的饭店不去了,有人领着,我们来到不近的天地人和大酒店。听说,这是县城最好的地方。只穷十顿,不穷一顿,乡下人都知道这个。
大厅里有账桌子,有人在记账、收钱,我过去搭了三百。连襟忙得很,酒水、饮料要管,谁坐哪也管。服务员上菜,他说不中不中,还有好几个人没来。一会儿人家等不急,就上了。连襟吆喝:现在都别动筷子,再等一会!
终于可以吃了。吃上我不在行,别忘了放盐、烧熟了就中。鱼上来了,我吃了一筷子,一下子就吃出了冷冻和储藏,还看到了一垛子在那存着。我当年逮的鱼也都是死了才吃,却没有这味。菜真不少,好几十个,一半都没吃,马上就是需要处理的垃圾了。酒店不这样看,只要有人付钱,整鸡也是垃圾。没啥人喝酒,喜酒很快就吃完了。
我们出来了,歪坐在地上,池子上,晒着还不错的日头。跟在村庄不一样的是,我们面前,摆着四十里路。
韩青说他回去没车坐了,得打的。韩青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那一年他到公社机修厂修柴油机,架子车就拉着我,我拿回了一条车床车下来的铁东西,像弹簧,当钢鞭甩了一年。还一回是到外村一个农户家里给生产队买猪娃,那家就一个女人,男人在外头工作。那时我是十来岁吧。后来读书,老说那时不能搞经济,我就对不上号。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知道,就是不许谁有私心。那一年,比我大几岁的小江把队里的几个玉米棒子插到稻草垛里,等没人的时候好拿回家,有人知道了,韩青就开了会,批判这种损公肥私的思想,他说,小孩子都知道往自个怀里扒,长大了还得了!管人家的思想,有啥好处?现在,离这里几步远的大桥一带,外省拉沙的汽车超限严重,事故频发,交管部门加大了处罚力度,罚款一趟一交,对谁都是麻烦,听说现在可以交“月罚”了。
绍中说韩青,打的咱一辆车。又两个人说,还有我!歪在地上的杜绍中,当年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我妹妹入学,就在他班上。有一点谁都知道,多年不变:五毛钱。这是小学生一学期要交的钱。接送的事,就像天上掉个星星,谁都没见过。这些年绍中就是在接送孙子,去年在家我掀了一下他三轮电动车的帘子,里头一个男孩,该初中了吧。
赵庄在这里买房子的十来家了。没有谁在这里有生意,也没有人在这里上班,包括今天的主人一家,都是在外省打工。反正房子在涨,放这又不吃亏。有人住的,也是老人和孩子。这里的学校近一些,路好一些,接送方便一些。
韩青和绍中都眯细着眼,也不说话。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自己过去的事。我看是不想了。这就好。想也想不明白,人都老了。
谁在家里
去年夏天,我干活摔了下来,断了左臂,人也死过去了,一个多星期才醒。在医院住了个把月,算是好了。腊月半了,我坐亲戚的车回了老家,过年。
这回受伤,听老家的父亲说,赵庄的人都知道。后来我看到,女儿当天就在微博里发了在医院的照片,并说:你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村庄不微博,他们是从哪家的年轻人嘴里知道了,就在村庄传开了。
临走的时候,我这个不抽烟的人,没有忘记把才开口的一条香烟放在包里。回家了,哪能没有串门的。
回来几天,并没啥串门的。好像没有我受伤这回事,好像今年一年我就在家里。虽然我在村里跟一些人见了面,也说到受伤的事。他们都没有忘掉一点:赔了多少钱?
我等待过两个人。想着他们白天即使有事,晚上推开我的门,我让他们坐下来,给一根烟,再倒上一杯热水。过去的夜晚,有时就这样。他们跟我挨着,或者不远。他们过来,我们叙一些家里的事,外面的事。夜深了,要睡觉了,他们起来说,好啊,人又过来了,咱们还能坐坐,就是好!今年,离这里几里远的一个老陈,也在我打工的吴江干电工,摔了,也在我住的医院,两个月了都没醒,花了二十多万,家里人不治了,弄回来还没下车就断气了。这里人可能也知道。
等的人没有来。虽然我们说过几回话,我觉得跟来我屋里,还是不一样。他们只是邻居,比我大十几岁,也算老人了,这些年没有出去。看到他们,就教人想到善良、朴实,想到村庄。他们在家里,这些年也一直在给人家干活。放树,挖坑,砌墙,支模。现在哪个街上,哪个乡下都有人在建房子买。这回我们千里相见,也只是一个打工的见到一个打工的,一个挣钱的见到一个挣钱的。这样的人,天天都见。我给他们派活吗,定他们一天多少钱吗,给他们结今年的工资吗?这些年这些天,打工的只在乎这个事,这个人了。
谁是归来的客,谁是家里的人?
一个朋友过来,我们说着地方上的事。他说,谁(我们都认识)的儿子回来了,一个庄上走动还开车,还踩油门,灰尘大的很。他庄在道路的两边,人经常在路边上。朋友说,你回家开车,窗户不能关,不能快,遇到熟人要伸头说句话,有时还得停车,人下来。朋友的眼光还在村庄里,已经很老了。人家开车回来,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人家清楚,只要没违反交通规则,没碰着谁,你说什么,都是自言自语。
那天吃过午饭,睡一会儿吧。才趟下,父亲就在屋里跟人说话,我赶紧爬起来了。来人是个老太太,拄着棍子。我叫她老婶子,还没坐下,她用打量的眼光看着我:你哥(你)回来了,听说你摔坏了……
老婶子八十多了,一个庄上的,离我家不近。她男人死的时候,小的还在吃奶,一个人把一窝巴孩子拉扯大,一个个成了家。坐了一顿饭功夫,临走的时候,我拉住了她的手。
虽然也有几个人来跟我坐,我却认为,赵庄人来看我的,就老婶子一个。她知道,赵庄今年有一个人在外面有了灾星,现在他回来了。好些年前,为一个儿子的事,她还跟我吵过。旧社会她才长大,这些年人都打工,她又老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老板啥样。她大儿子一家都在新疆,孙子在煤矿上砸死了,四五年了,还没让她知道。这家人真要本事,一个谎言要多少谎言来掩盖。孙子这么长都不看奶奶,连句话也没有。老人这都认了,她还有经受不住的事吗?
现在,正是春运。千万人正在路上。过年回家,是打工者的港湾还是肩上的责任?村庄就是几间旧房子,几个老人吗?老人死了又有老人,村庄还在吗?
我是个爱写点东西的人。说好听点是作家,文学作品。家乡是永远的题材。今天,要是还在赞美村庄,那我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最后的月光
对一个爱写两下子的人,标题也是一种资源。有时它就像一个顺手的老物件,找来找去,就是不出来。
最后的月光。这是一个标题。它在我的面前好几年了。这期间,我使用过好多的题目,却没有动过它。不是我不用,是没有用到。就是说,我没有写,写不出来。为此,我埋怨自己还不是写家,还不文学。有人在文字里就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这个题目不是来自书房,来自诗兴大发。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个晚上,九十年代末深秋的一个晚上。农户的麦子差不多都种上了,有的已经出苗。地虽是一户一绺的,却看不到啥界限,都是手扶拖拉机和牲口耙好的麦地,平展展的,无边无沿。这个时候,月亮出来了,一人多高,昏黄的光铺在昏黄的土地上。我们一家人正在乌龙港边这样的麦地里拾红薯片子。父母,妻子,小孩都在。红薯片子拾完了,装了一架子车,我拉着回家。不热不冷的天,哪里都是月光。车袢搭上肩膀,我又扶着车把四下里看了一圈。依依不舍。像是一个扯不清的女人,背对着我,越走越远。
农人在月光下面干活,真不算个啥事。不管是哪个晚上。可是,这晚上的月光有一天就忽然印在了我的心里,不可复制。这是我乡村生活的最后一场月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村庄上的人,出去的也差不多了。我还在家里。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听了好些年,它又在耳边回响——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二十年已经到了。
我不止一次地写过这样的句子:2000年,在世人欢呼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我走出那个沉寂的村庄,成了一名外地人。
这是一种表达需要,是为了突出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实际上,在这一年前我就出去了。就是这个月光的晚上,我把装着红薯片子的车子拉回家以后。其实,好几年前我就出去过一次,也是在现在的吴江,一个叫庞山湖的村庄。那是正月,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趴了二十几天。没有活,不能死啃,我跟一个老乡扛着铁锨,拎着袋子出去了,到周围稻田的水渠里乱挖,看有没有泥鳅、黄鳝。还真有。吃不完,就卖。终于没有找到活,只好回家。卖黄鳝的钱也够了路费。到安徽阜阳下了火车,我跟着别人走了两步火车道,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过来,说我们违反了规定,罚款十元。我给了。现在看,这是有人在想办法跟外地人弄钱。这成了今天的常态。这段经历,几年后连襟跟人说,我那年出去没有找到活,挖黄鳝卖点路费才摸回来。连襟是个文盲,他那话音,我的高中是白上了。回到家,妻子正在本村的姐姐家忙活,大外甥十二岁,二月二剃毛头,有客。看到我妻子一声没吭。晚上跟我睡一个枕头,她说,这二十天咋这么长呢,像几个月了!结婚七八年了,我俩头一回分开。
我回来了,父母、妻子、孩子、一头老牸牛、十几亩地,一样不少。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家里不是少,外面是多。这个多,引诱着庄稼人。一到开春,就有人背着瘪塌塌的包袱下了车,别人一看就是有人打回头了。这人自己也是笑笑,呵呵,没有找到活。
第二天,我就掀掉袄子,和泥搭了一个池子,填了牛粪。街上二月十九逢会前,埋了一池子红薯母子(育苗)。
两年以后,离我们不远的姐夫姐姐也出来了。他们在上海的长兴岛包了橘子园里的活。姐夫还跟人伙买了一条木船和鱼网,抓螃蟹苗和鳗鱼苗。听说,油坊(他们庄)人都找到门子了,混钱的很。那一年夏天姐回来了,看看亲戚和孩子,两个孩子还在家里上学。这一趟,她临时决定,让几个小四轮拉了盖一处房子的红砖,垛在宅盘上,一大片。乡下人知道,钱到手里是留不住的,只能把它变成东西。今年是砖,明年是瓦,后年是木料,再往后是工钱。房子就起来了。四十来岁的姐这一趟回来很有成就感,这说明自己既不穷,又当家。她这回手里也没带钱,是跟人拿的。亲戚邻居也没有谁阻拦。打工不会打一辈子,哪里再好也不是家。兔子跑三坡,跑来跑去归老窝。乡下人驴毛杂姓,各说各的话,在家乡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三年以后我也终于出来了。还有妻子。已经十八年了。和这个农民种地一样长了。跟当年不一样的是,外面不是多,家里是少。一个庄的地都给你种,也是少。钱少。卖力气是肯定的,你不能选择。扫马路也不能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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