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村，地处渭北高原，叫米家村。村里的人都姓米，除了娶回的媳妇们。

　　村子不大，文人不少，多是些教书先生，村里人称他们“米先生”。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陕西农村，乡里人所说的“先生”特指教师。这或许与陕西的古老有关，比如：学校在这里被说成“书房”，“你娃呢？”“去书房了！”这样的对话常萦耳畔，且嗓门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的娃娃上学了。算得上是一种炫耀吧，炫耀自家出了读书人。

　　那时候，乡里人的文化水平低，其中大字不识的文盲也不乏少数。平日里，写个书信、电报或诉状什么的，常有赖于这些教书的先生们，就连乡里、县里有什么农业科技培训，都首先选派这些有文化的先生们去学习，然后，再回来向乡大伙儿传授，故而“米先生”这一称谓，在那个年月是有尊称意味的！

　　这些先生们多是民办教师，早年从干县师范毕业或在那里受过培训，之后才回农村教书的。旧年月，农村学校条件差、设施落后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在乡下教书需要一种能吃苦的精神。七零八落的学校散落在黄土高原上，近的三五里，远的七八里，能留在自己村里教书自然好，可村里的学校小，上学的娃娃少，这样的机会也就极少。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村里的小学总共只有35个娃，还分四个年级，仅有两位先生，其中一位还兼着校长。上课时，教我的这位先生一会儿教语文，一会儿教数学，一会儿教历史，一会儿又教地理，至今令我敬佩不已。

　　若是在外乡教书，又没有条件住校，就只得凌晨裤管扫着露水去，临夜再披星戴月地赶回来。那个年代的乡村学校基本没有灶，先生们在哪个村教书，就在哪个村挨家挨户地吃派饭。饭的口味合不合口，都得往下咽，否则只有饿肚子了。在穷乡僻壤教书的他们比起普通农民来，其优越感除了有文化以外，还多出一份长期拖欠的微薄工资。一年里，从年头盼到年尾，好容易熬到了发工资的时日，兴冲冲地赶七八里山路去领，末了，却常常垂头丧气地捏着一纸白条蔫回来，如同被霜杀了一般。

　　这些先生们有共同的家训——耕读传家。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农民，也是教师，更为确切地说，是有文化的农民，是一群平凡的劳动者!放下锄把子，捡起笔杆子，穷尽一生在乡里教书育人，像静寂的土地一样默默地奉献着。

　　提起村里的这些先生，我倍感亲切！因为我也是他们教出来的。他们既是我的长辈乡党，也是我的恩师，我感恩这些村里的先生们！

　　追忆中，他们喜欢坐在一起评点村里的娃娃们，旨在物色那些将来能够成才成器的“好苗子”。因为家里穷，父辈们就时常前去找先生们拜问，想知道自家的娃娃到底能不能成才？如若答话是否定的，就早早地让娃娃辍学回家，好节下钱来度日子。当扫盲的标语写满大街小巷时，先生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感任重而道远，故而先生们的答话通常都是肯定的。记得我的父亲就曾前去拜问过，这位米先生如是说：喜望这娃没嘛嗒！（陕西方言，一定行。）父亲回家后满脸喜色，砸锅卖铁的决心都有了。

　　梦牵魂绕，我又回到了童年时读书的景象：入学的第一课都念“a、o、e”，白生生的三个拼音字母清晰地书写在黑板上，教我的米先生用一根木棍指着黑板领读，我们一群小脑袋左摇右晃地跟着念，幼小的心思早已钻出屋顶的缝隙，飞上了蔚蓝的天空。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教，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个个口干舌燥。年龄大一些的会偷懒，只将嘴巴张得浑圆，却不出声。但这一切都逃不出先生的法眼，他能将粉笔头不偏不斜的掷在我们的鼻尖上。记得那粉笔头也曾光顾我的鼻尖，只见先生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走过来，惊慌中，我连忙扯开嗓子读……也许是我知错后的认真劲儿打动了先生，他并没有揪我的耳朵，只在我身旁停留了片刻，便从教室后面绕回讲台。之后，先生再看我时，我的目光就会迅疾地逃离到黑板上，一声高过一声地读……简陋而狭小的教室里读声朗朗。

　　不多久，下课时间到了。校园里，柳树上的那块锈迹斑斑的生铁被敲得“当…当…”作响。他在前面走，我畏畏缩缩地在后面跟着。到了办公室，他的眼睛隐在茶色镜片后面，我看不出他有多么恨铁不成钢，只是感到了几倍于父亲的威严。他将一根没有抽完的“工”字牌雪茄在桌腿上熄灭，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近前一步。我紧张得几乎要尿裤子了。

　　始料未及的是他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训斥我，只是用他硕大的手轻抚着我的脑壳，然后，从口一本泛黄的旧书里取出一个纸片，用温和的口吻教我：

　　人生在世要有志气，念！

　　读书识字多长见识，念！

　　能写会算是件好事，念！

　　大事小情提笔就记，念！

　　知今知古知天知地，念！

　　先生教我时，口齿间飘来淡淡的烟草的芬芳，与父亲身上的一样亲切。按先生的要求，我将这段文字背口诀似的烂熟于心，虽并未彻底领悟，却不敢背错半个字。

　　十多年后，正如先生所言，我真就考上了大学。因为家里穷，先生建议我报考师范专业。

　　而今，我也成了一位教师，在省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当踏上讲台时，总会忆起曾经教我的先生们，心里满是深深的感念！

　　（陕西米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