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伯还活着，今年该六十七了，这个年龄不算大，在现今的中国，一抓一大把，可大伯已去世足足十三个年头。

　　在大伯短短的一生中，教书共占去他三十几年的漫长岁月。我说不清庄上的小学成立于哪一年，爸说大伯一下学就在那里教书，一直到退休，退休没二年，大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如果大伯还活着，看到现今庄上，整座小学，不足三个学生的现状，不知会做何感想？我想他一定会难过。

　　因为大伯最最喜欢的，是学生。

　　他几乎是个超人，学校里的每一件事，都少不了他。校长是他，五年级的班主任是他，四、五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他，哪个老师请假了，代课老师还是他。

　　很多繁杂的事，大伯也亲自出马。他敲铃敲得最熟练，一年四季，不分冬夏，比机器都准时。

　　预备铃，铛——铛——铛——

　　集合铃，铛铛铛……铛铛铛……

　　似乎又响彻耳畔。

　　我是八九年入学，那时学校还没拉院墙，光秃秃的四间教室。可能你要问：“小学不是一至五年级吗？怎么只有四间教室呢？”

　　当时条件艰苦嘛，所以不是每一年都有一年级，也不是每一年都有二年级，依此类推，三、四、五年级也不是每一年都有，轮到谁是谁。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大伯号召庄上凡有学生的人家，每家每户对几十块砖，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校园。

　　教室请庄上的能干巧匠盖，院墙就免了，大伯带领全校师生自己动手。我们站成一排排，砖头从一个学生手里，传到另一个学生手里，再从一个老师手里，传到另一个老师手里，最后传到大伯手里，他拿着瓦刀，像模像样地砌，脖里的毛巾被汗水浸透，啪啪的往下滴。

　　墙砌好，大伯又变魔法了，他本事可真大！这回变了个伟大的书法家。只见他手提毛笔，双腿弓着，工工整整地写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

　　学生中午不在学校吃，回家吃，可大小便总不能来回跑，学校的茅厕，通常不到一周就满了。挖茅厕的人，你猜到谁了吗？

　　没错，是大伯。

　　周末我们休息时，有时也会去学校逛逛，或者无意间从校门口经过，一定能看到大伯卷着裤腿，拿着铁锨，为我们挖茅厕。

　　有次，大伯脱不开身，将挖茅厕的任务委托给另一位老师，那位老师一见到大伯，就向他诉苦道：“恶心得我三天吃不下饭。”

　　大伯几十年如一日地挖，他没说过恶心，倘若学生没地方上厕所，才让他最焦心！

　　大伯为一天到晚地守着学生，很少请假，可身为一家之主，地里的活总要干吧？身为一个家族的长子，红白喜事总要跑吧？

　　他有的是办法，太阳下山了，人家抗着锄头回家，大伯抗着锄头下地。家族里的事，能不去就不去，反正下面有弟弟，为此，妈经常抱怨爸是“二老冤”。

　　大伯一年四季，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因为他要陪我们上早、晚自习，校园大门钥匙，他拿着，他不来，谁开呢？

　　数九寒冬，妈说：“你俩今天别去啦，在被窝里看书。”

　　大伯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查岗，发现我们班，缺我和大弟。早自习铃响过不久，他就来了。

　　“他俩咋没去上学，家里有事？”

　　妈说：“没有。我怕他们冷，让他们在家看。”

　　大伯说：“这不行，明天不能这样。”

　　然后他一路走到我们床边，严肃地看着我们，虽然一句话没说，我的头却抬不起来，知道错了。

　　我最喜欢听大伯上课了，他教数学是教数学，讲起语文来，一点不比正宗语文老师差，且比他们生动很多。

　　讲《十里长街送总理》，他眼泪说来就来，就像在哪预备着一样，流得满脸都是；讲《晏子使楚》，他挥舞拳头，活像已变成了晏子；讲《廉颇蔺相如列传》，他大义凛然，呼唤起我们强烈的爱国主义。

　　我问爸：“俺大语文教那么好，怎么不教语文？”

　　爸说：“除了他，其他老师，谁还能教四、五年级的数学？”

　　大伯教数学真是卖力啊！一堂课下来，不写它个几黑板，不罢休。写了擦，擦了写，手上、头上、身上全沾满粉笔沫。

　　带毕业班最不好，麦忙假，没毕业班的份，可收麦子谁不急？大伯给毕业班上完课，中午，饭都来不及吃一口，骑上车子箭一样地下地了。

　　人家休息时，他不休息，人家干活时，他教书。这就是我的大伯，一名普普通通的民办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几十年如一日地奉献着。

　　如果大伯还活着，我一定要带他到上海看一看，看看这儿小学的硬件条件有多好！他看后，一定又要挂念家乡的孩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