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40年的事情了。如今想起来，还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1977年，我17岁，但是已经作了近两年的民办老师。我以民师的身份，参与、见证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那年5、6月份，公社的一次教师会议上，传达了国务院的文件精神，教育站长鼓励我们去应考，说对民师有最惠待遇的。碰上这破天荒的好事情，既有“跳龙门”的喜悦、冲动，又有不知所措的忐忑不安。同校的另外两个同事也是我这种感觉，但是他们比我基础好，长我几岁的黄老师，是当时正规高中的毕业生。跟我“嫡岁”就同班同学的方老师，好歹也在我那个学江西农校而新生的叫“天上林业中学”的高中班毕业了，扯到了上课学文化的一点尾巴。只有我，仅在小学阶段见过、学过正规课本。

　　在1977年的时候，是一个书荒的年代，想找一本复习资料都没有。参加复习班吧，班上的学生一时一刻又丢不开。只有等放假的日子，奔走十里大山，又回到母校“天上林中”，去参加听课，求教老师同学们一回。虽然，离开那里快两年了，但是老师同学们一点也没有看外，格外亲和。在备考的小半年里，老师几次跑到我的小学里，为我补课。平时还让路过的同学带些课本和复习资料。对于一个英语不知何物、初中高中数学没有学过一节的我，这两门主打科目，整个是盲区，临时抱佛脚，必然无益。只有天天耳濡目染的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算是学得进、补得受益。开始因为新奇而冲动的激情，在真正接触了备考时，又想打退堂鼓。母校老师和教育站负责人，却鼓励我试试看，说破天荒的第一次高考，不会那么严格的，比你知识底子薄的人，多得是。于是，我硬着头皮，白天上课，晚上熬通宵地学我能学的语文和史地，直把煤油灯的灯罩子烧破几个。山里热天的蚊子特别密集、恶毒，就把学校周围的青蒿、青艾，割来，嗮干，缠成一条条的烟把，到了晚上点燃一条，用以驱蚊。那时候似乎没有点蚊香的概念。那个年头，真的要想读书，就苦不堪言了。

　　正式高考的日子，也是破天荒落在冬季一个很冷的日子。考点是以全区为单位，统一集中在“金家铺高中”。我们三伙伴头天在学校里做好准备，每人一个挑子，一头米，一头柴。他们俩都是百多斤，而我矮小瘦弱，只选了八十来斤。赶考为何还要带上这么个重挑子，原来我们身上的食宿费，都有欠缺。只有顺带柴米，挑到镇上去卖了，才成。因为山外的柴米价格，要比村里高出很多。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三伙伴，带上文具，挑着卖货，踏破浓重的霜露，爬三里“眼泪堡”、走七里“送命沟”、弯五里“象鼻嘴”，趟两里金家铺大河，好不容易赶在太阳出山的时候，来到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金家铺镇，粜了柴米，变来生活费，准时到达考场。

　　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可谓“多乎哉不多矣”。积压了多年的社会知识青年，比应届考生多了几倍，我看见有些拖儿带女的爷们娘们，也走进了考场。对于高考恢复的背景和深远意义，我估计在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了然于心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渴望通过这样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形式，拼命蹒跚这座窄窄的独木桥，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从而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命运。这么多年来，媒体年年都说“今年”是高考人数最多的一年，我就时常纳闷，最多能有1977年参考的人数多么？

　　对于一个“数学盲”，我当时只能选择文科试试。考科是语数外、政史地六门。一个月后，分数公榜上，我竟然硬考了182分。超了大、中专统录——中专分数线的2分。我那个方同学同事，也考了180分。他随后录取了初创的《黄冈财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县委工作，早年就是科局级干部了。而我却没有录取的资格。原因是我的数学，像当年白卷英雄史铁生先生那样，考了“0”分。其实要是幸运挨上一个会数学的考生。或者把我投放在应届考生的考场里，我的数学也能抄到一些分数的，不至于吃“0”蛋。我的那个考场里，跟我一样全部是社会青年，数学那场，面对试卷，真是白茫茫的一片，连反顺都不知道。左顾右盼无人，前瞻后仰亦无人，整个考场，最后只剩下我孤独一个。监考老师其实是象征性的。

　　自此，我知耻了，知道做学问、做事情，凭侥幸是行不通的。后来也有民师考试转为国家教师的机会，但因为数学这个盲区，我放弃了。幸好有爱读书、爱写作的天赋和热情。教学之余，写些通讯报道，还尝试一些文学写作。1980年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发表一些杂七杂八的豆腐块样的文章。1988年，当时的县计生委要招聘能写作能搞宣传的人，我得知信息，应聘上了。人生更高、更严格的考核、追求，也从此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