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充当“写匠”以来，便有人给我推荐了许多的典型人物，说这些人很值得去写。可是，我不敢贸然去辨访和动笔，究其原因，是担心自己的笔拙，怕辱没了一个好的素材，抑或是担心自己的脑笨，怕悟不透他人的内心。

　　今天，我绕道在镇上办了点儿小事，过后便心痛起车子的油钱儿来。我便思忖着，既然来了，何不找点儿写作的素材？这样，油钱儿也算物有所值。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人──李安雄。

　　李安雄，是八旬有余的老党员，与我父亲的年龄相当，我打小就喊他叔叔。由于身体差和房子破烂的原因，他不得不随着带孙儿的婶子，住进了儿女在镇上给他们租下的出租屋。因此，我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

　　当我说明来意后，还是像我记忆中的那样，他呵呵地笑道：“那有么的谈场！”

　　在我的车上，随着安雄叔面部表情的变化，他那淡然、释怀的眼神，似乎穿透到岁月的云烟，走进了记忆的远方。

　　安雄叔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寒冬，他出生于我村雷公溪组邻近的飞雷坡，家是三间不宽的茅草房。后来，又随父母辗转到雷公溪讨吃、成长。在那亩产稻谷三百多斤，到处摇庄（租种别人的庄田）、三七分成的日子，生活简直比苦蒿子还要苦，更何况他们家有兄弟姊妹九个呢？

　　七岁那年，为了让最小的他不至于饿死，他被过继到山垴的大塌给别人做儿。按理说，没有子嗣才抱养别人家的孩子，应该呵护有加。可是，不曾想到的是，他的养父是一位好吃懒做、独断专行、性情粗暴的二愣子。脸上长有麻子的养母，本是一个明白人，因为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被养父绑打是家常便饭的事。虽然他有爷爷奶奶护着，可是，日子也过得战战兢兢。

　　八岁时，养父就要他到五公里外的山脚金龙岗挑石灰，一次四十斤，而养父自己在家喝酒睡觉。安雄叔的兄长们见了弟弟的辛苦，自然是心疼不已，便央求父亲把他接回家，可他们的父母是讲信用的人，终归没有那样去做。他还常常挑着四五十斤的谷物，到几公里外的红星去碾米。就这样，在养父家过完凄惨的童年。

　　不久，新中国诞生了。新政府要求孩子们必须上学，他也读了近三年的书。他告诉我，其实，他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由于养父家地理位置的原因，他便熟悉了一位经常在他家讨喝茶水的邮差。一天邮差告诉他，上面委派下来的区长，托他招一位能多少识点字、长相端正的小孩去协助他的工作，面试两个取一人。由于养父家离红星的区公所不足三里地，加之又有邮差的介绍，本来非他莫属。可是，原定腊月二十四日报到的他，因为忙于家中的各种家务与农活，他腊月二十九日才赶过去。然而机会与他擦肩而过，另一位不识字的小男孩已经上岗了。当区长见到他后，无不感叹和惋惜。据说，那位顶他而上的人，后来退修于某某局长之位。

　　安雄叔说这些时，娓娓道来，丝毫没有喟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只当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

　　在过去，大他许多的二哥，也被过继到八公里外的桑木垭给别人做儿，便介绍自己的父母去那边摇庄。解放后，他父母就土改成桑木垭人了。

　　解放后的不久，心疼他的奶奶也死了，养母也在新政府下离婚而去。祖孙三代，他就成了养父的出气筒，特别是养父喝酒后，总把他往死里打，忍饥挨饿，更是家常便饭。十四岁那年，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他便跑回了桑木垭的父母身边。

　　安雄叔说，那段时间他患有一种怪病，俗称“红痧疹”，全身生红色斑点，上吐下泄，而且泄物呈血色。眼见着他就要“随痧而去”，幸得区医院的一位老军医李医生的搭救。不过，让他始终不明白的是，李医生（长沙人）咋是特务呢？他是什么时候混进革命队伍的？传言说，他利用针当武器杀死了很多患者，为什么偏又放过了自己？他在逮捕的前一天，于马头溪穿岩壳边跳崖自尽了，又是谁走漏了风声？

　　由于他勤奋好学，慢慢地能识文断字、拔打珠算了。未成年就在互助组里开始任记工员、保管员。他说，五七年进入初级农业合作社时（简称“初级社”），区委把他们招集到农会培训，从上面派来的郑区长发言好有水平。

　　“各位先生们，人民当家作主了，你们就是人民的管家，得有过硬的本领。以后的管理要加强，工分等、牛分级、田分类……”安雄叔在模仿郑区长讲话时，气定神凝，声若洪钟。

　　安雄叔还告诉我，做记工员是他工作最辛苦的时候，必竟自己读书不多，水平有限。特别是，有的人家里养了几头牛，他在每天整田时，田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工序，还用不同的牛。那么你就要记清楚，该工是几等工，整了几类田，哪等工序用了哪级的牛……他摸摸自己的太阳穴说，至今头痛，都是那时用脑过度造成的。

　　由于他的工作出色，年底清账分厘不错，加之平时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还在集体珠算比赛中脱颖而出，二十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七年的下半年，开始集体生产、兴食堂了。安雄叔提起这段“运动”时，脸上写满迷惘：刚开始，杀猪宰羊，一式多样化，一日三餐，饭管吃饱。中途就只能按人分配了，每餐四两米饭。再后来就是无能杂粮什么的，每餐只有四两裹腹。在兴修高家溪水库时，还饿死、累死了很多人……一九六一年食堂不得不下放，允许各家各户开小灶了。粮食按人分配，人均二十二斤半的谷子。

　　安雄叔反复强调，毛主席是真正替人民着想的好主席：“他一颗忠心，只忠于人民。”他还说，刚下放食堂那阵子，就地屯粮，为了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上面就号召送“死角粮”，把各地交通不便（死角）的粮食，一级一级的向上交，每百斤可得十四斤的返酬。这样，即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又弥补了当时交通不便的困难。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有保障，后来还允许“发洪财”──就是各家各户分得相应的自留地，允许你自产自销。

　　在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运动中，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安雄叔说到这里时，脸上漾起久违的笑容，还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

　　“工作队员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

　　时任支部委员的他，白天办墙报宣传“二十三条”，晚上到各家各户从事上门教育。一次，一姓欧的领导考验他，先在农民家二房的床上躺着，听他是怎样做宣传教育工作的……回来后，欧领导要他把白天的宣传内容写成材料，他傻眼了。因为能力有限，他又强迫自己努力学习，最终，他成了能写会算的能手。

　　安雄叔自一九六三年结婚于桑木垭后，一九六八年，他又一次回到雷公溪组。为了改变雷公溪一穷二白的面貌，他培养了许多大队干部、村民组长。为了做通龚德生的思想工作，让他挑起生产队长的重任，他几次做工作至通宵。他告诉龚德生，在人民面前只能当队长，不能当家长。他从三史（社会史，村史，家史）教育着手，如躲壮丁、躲土匪、受压迫、受剥削等开始讲起，直到龚德生嚎啕大哭。最后，龚德生临危受命，他成了“农业学大寨”时期一个无人能及的好队长。

　　然而，自一九七六年后，安雄叔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可是，他从来不拈轻怕重。在组上排工分时，最好的男工十分，他只接受九分五的工值，与组上最好的女工等同。在组上担任记工员、保管员的工作，都是晚上做义务工完成。他说，“我为什么每次都走在群众的前面？因为党章上有规定：党员干部要起积极带头作用，没得二话可说。”后来，公社书记为照顾他的身体，让他担任大队治安主任。

　　一九七七年，安雄叔服从公社党委的分配，在我家一里外的大队林场上马，原任职不变，兼任林场主任。当时，他家被安置在文公垴一个叫二湾的山坳里。那地方良田数亩，呈筛箕状。因他家地处公路外，常年被树木翠竹掩映，行人只能略见房屋一角。而我家住在原乡的中心地区，所以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或购物，或打米，或开会，来去走路，从不顺道坐车。他的说辞是：一晕车，二健体，三没钱给不欠人情。

　　后来，安雄叔的年纪大了，稻田做不完了，我曾到他家承包过四亩稻田。当初，我问他怎么个租法，他说大行大市，有每亩两百的，也有一百五的。我就告诉他，干农民的莫想比别人轻松、快活、贵气，算了，就每亩一百斤吧。他哈哈一笑便答应了我的请求，爽直得让我有些意外。

　　因了承包稻田的缘故，我对安雄叔的了解便多了起来。一次见他吃饭没有任何菜，就点猪油和盐沫就吃了一碗。我问其原因，他说邻里与自家的牲畜厉害，没办法种菜。又说，婶子常年在外带孙子，一个人种田种地忙不过来，没有时间种菜。还说，对过去吃过的苦一想，这是好日子。还有一次，我见他满身是泥的坐在田埂上，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犁田时，被牛拉摔跟斗了。他告诉我，有时一天他会摔倒好几次。原来，他真的老了，他的腿疾也日趋严重了。

　　那些年，每当我散步于安雄叔家的屋后时，常常能听到二湾里似有很多人喧哗。我与他见面后问其故，他告诉我：“社会治安不好，常遭贼的惦记，我有意制造点动静，是让坏人摸不清我的底细……”当然，也经常听到他唱旧时的民歌：

　　正月采茶是新年，

　　姊妹双双点茶园，

　　点来茶园十二亩，

　　当面写书两交钱。

　　有时，他也唱一些过去闺怨的小曲儿：

　　一想奴的娘，不该把奴养，十七十八守空房，越想越心慌，

　　二想奴的妹，比奴小几岁，男成双来女成对，越想越流泪；

　　三想奴的嫂，嫂嫂命又好，怀中有娃儿抱，欢喜不得了。

　　那段时间，安雄叔还弄出了一个笑话。一天，他在房前屋后寻寻觅觅，失魂落魄样子。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用小洗衣粉袋做的旱烟包遗失了，里面还有少半袋烟丝。最后在别人的嬉笑中，他说：“算哒，好送带（这）一方人！”。于是，就有了有关安雄叔的家乡谚语：“安雄掉烟盒包密（没有）好送美国佬──好送带（这）一方人。”

　　后来，儿女常年在外打工，他家的房子烂了，他捡瓦也无能为力了。2019年秋天，他听从儿女们的安排，也到镇上享福去了。平时，安雄叔会约上三、四个老人，在镇上及附近走走，以强体和解闷。由于他个子高而瘦，且患有腿疾，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晃晃的。累了，他们就随意找个地方坐下来，卷根喇叭筒子吧嗒着，天南海北地侃，闲云野鹤似的，悠哉悠哉。

　　在我辨访接近尾声时，高峰村的八旬老党员全世鳌老人，与另外两位老者约他去打牌，说：“昨天的玉米粒儿，不小心撒落地上，被邻家的鸡吃了。”

　　“你们要玉米干嘛呀？！”我好奇地问。

　　“打三光经（一种木制牌）时，分赢输呀！”世鳌老人回答。

　　“十元以下不为赌，你们不知道吗？”我问道。

　　“知道，但我们不能这样做，李主任说过，‘我们的身份不同！’”世鳌老人认真地说。

　　“是的，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不能赌博！”安雄叔走出车外，眼晴凝视着远方，声音铿锵有力。

　　他们走了，渐渐地在我的视线里走远，而“我们的身份不同”的声音，却在我心里膨胀，让我久违、感动、崇敬……